「假台灣人」專輯說明及書目
葉富國（專輯編輯）
（原載於1993年《島嶼邊緣》第8期）
正如＜編輯報告＞所言，「假台灣人」一詞並非指外省人。以下我們將補充說明「假台灣人」的含意。
「假台灣人」這詞語中的「台灣人」乃是指「台灣國族」。而「假台灣人」則是後殖民論述下，從「台灣國家機器的內部殖民」這一角度來看「台灣國族營造（nation-making）」的產物。
當然，「假台灣人」有時也被用來戲稱那些認同想像中的祖國（中國）的外省人；不過在目前，外省統治階級與外省精英階級已經放棄以「（表面上）中國——（實際上）反中共」的意識形態來營造台灣國族，而（夥同本省統治者及精英）代之以「（表面上）台灣優先或獨立——（實際上）反中共」的意識形態來營造台灣國族。（換句話說，台灣的國族營造絕非始自今日，而已經四十年了）。但是一些下層的外省人卻仍然認同想像的祖國，這其實正如Ien
Ang所言，是她／他們被邊緣化的一種徵兆 。在這方面，趙剛先生作了一些分析。
除了趙剛的文章外，還有多篇精采的文章也觸及認同與身份的問題或是邊緣族群的問題。例如，Stuart
Hall的“Minimal
Selves”
及“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其中前者＜最少的自我＞，在本期刊出。另外，尚有王浩威、、吳永毅、、傅大為、、廖咸浩、、李有成、、陳光興等人在其他地方已刊出的大作，都和本期專題直接相關，但限於篇幅無法轉載，只有請讀者自行參考註腳中的書目了。
正如前述，假台灣人乃針對著「台灣國家機器的內部殖民下的國族營造」。所以假台灣人或假台灣國族因為「假」的可能意義而有不同的含意。簡單來說，「假」至少有1、虛幻，2、想像，3、模仿，4、摻假（摻雜或雜種）四種意義。以下略述之，以解釋本專題名稱「假台灣人」的意思。
第一、
台灣國族是「虛幻的」（illusory）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說：「在國家中，人是一個虛幻主權的想像份子，被剝奪了他的真實個體生命，而賦予了一個不真實的共通性。」這是一種表達「國族是虛幻的」之方式。
第二、台灣國族是「想像的」（imagined）
一些反對「國族是虛幻的」之學者，提出了「國族是想像出來的社群」。這中的代表即是Benedict
Anderson
，他說：「國族是想像的，乃是因為即使是非常小的國家的國民，永遠也不會認識他大部份的同胞，或遇見他們，聽過他們，但是在每個人的心中卻有著共同體的鮮活意象。……事實上，只要比原初面對面接觸之社群還大的社群（或許連這種原初社群也算在內）都是想像出來的。社群不是由其虛假或真實與否來區分的，而是由它們被想像出來的方式所區分的。」
國族因此無所謂真實／虛幻，而是透過教育文化產品等想像出來的。雖然國族是「人造的」是歷史的產物、不是自然天生或必然的，但是國族之所以為人所信仰並發揮力量，卻需要人們認為國族是自然永恒的而非人造的。國族和宗教因此十分相像：宗教是人所創造的，但是如果人知道宗教是人所創造的，就不那麼容易相信宗教了。換句話說，如果在營造國族時，也同時昭示國族是想像的社群，那麼這樣的營造效果會大打折扣。
根據Ernest
Gellner
及許多其他學者，國家(機器)（State）的存在被視作理所當然，是國族營造或國族主義的必要條件。而國家機器的打造、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和國族營造的關係值得我們日後作更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因為我們明白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需要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有「權威」的公權力機構制度，但是問題就出在這些機構制度的權威原來依靠的是一些傳統的習慣、意識形態和社會關係，而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則動搖了這些傳統的習慣、意識形態及社會關係。例如，傳統的統治公權力所依賴的君臣、親子、上下層級（階序）關係，已經被資本主義的契約關係、商品金錢交下人人平等的關係所腐蝕了，所以現代國家必須建構自己的正當性或合法性形式，這即是國族營造或國族主義的內容。台灣四十年來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和這樣的「營造台灣國族以打造台灣國家機器」之共犯操作脫不了關係。
近年來，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於更進一步地國際化及資本密集化（工業升級），由此所製造出來的新社會問題，以及政經制度的理性化要求，使得以裙帶壟斷的外省僵化官僚為主導的國民黨無法進行有效的統治。很明顯的，國家機器若要理性化或現代化地運作，並且有效瓦解或對付由於資本主義惡質發展所引起的民間抗爭（這個民間抗爭還包括了蔣家統治期間為了打造國家機器、發展台灣資本主義，而進行的台灣國族營造，即，營造出同質化了的中華民國國民，因而引起的爭取族群平等之抗爭，以及傳統鄉土文化追求自我認同的抗爭），就必須進行國家機器的改造；因此，近年來的國族營造工程之所以產生改變，正是因為台灣向世界資本主義系統的中心靠攏發展以及國家機器試圖挽救自己的合法性。在台灣加入GATT的例子上，我們看到農民受害在即，但是國家機器這種政策卻被「為了提昇台灣國際人格——亦即，為了台灣國族」的國族營造所正當化。
凡此總總，仍然有待我們更進一步的分析，特別是國族營造之語言經常使用到家庭及親屬的修辭，這似乎暗示了國家認同或國族身分是透過家庭來建構的。同時，家庭私領域中的情感與心理需要既然不見容於資本主義的市場（因為市場的商品交換是不涉人情的公事公辦），也似乎在國族中找到出口。從這個角度來看，性別、親子、性偏好等都是了解國族政治的重要因素：我們有理由相信，國族營造鞏固了婦女、子女、同性戀的弱勢地位。同樣的，弱勢與邊緣的族群也會是國族營造的犧牲者。
限於篇幅，我們對「國族是想像出來的」這一命題的討論到此為止，霍布斯邦
對國族的討論非常重要，本期特別刊出一篇他的文章，值得讀者細讀。曾雁嗚流暢的譯文也使此文生色不少。
第三、
台灣國族是模仿的（mimic）
在國家機器的內部殖民下的國族營造中，某些社會集團成為國族的「模範代表」，而成為其他人的模仿對象。這種「國族模仿」則主要是透過近年來台灣許多湧現的文化產品來達成的。這些文化產品「是要塑造新型的人、具有新的飲食習慣、審美觀、閱讀及觀影習慣、文化行為模式、甚至新的飲食習慣。這些『新台灣人』……基本上他們是在台灣工業升級後（即，體制改良成功後），將湧現的高級技術人員中高級管理人、員、服務業中的專業工作者、、食利寄生階級。他們及他們家庭的一切，都會成為『模範』，是某地種地位的象徵，是其他人認同模仿的對象」（卡維波＜一切為誰的明天？＞《新電影之死》迷走、梁新華編，唐山出版社，頁64）
換句話說，「認同台灣」或「認同台灣國族」的意義之一即是「認同模仿某些台灣人」。（這種「被模仿－模仿者」和「殖民者－被殖民者」有許多相似處）。
配合著這種「國族模仿」，同時還有一些關於文化的論述來促使人們模仿。朱元鴻曾指出如下的現象：
台灣以一場大規模的《全國文化會議》進入九十年代，數百位朝野文化精英之士殫精竭慮，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大國規劃藍圖。文建會每年委託學者專家評估文化發展，立法院通過文化藝術發展條例草案……。比起時而受到質疑的「經濟發展」，「文化發展」顯然享有更高的正當性。少有人敢於宣稱自己漠視文化，更沒有人敢於露出拒絕文化的敵意。於是舉國上下充滿著一種對文化的尊敬愛慕，一種法國社會學家P.
Bourdieu稱之為「文化善意（Cultural Goodwill）的宣示。而在台灣，幾乎每一篇表達文化善意的文獻或講話又都伴隨著另一個同樣普遍的聲明，那就是台灣的文化素養、品味或知識是如此貧乏低落。這種鑑賞或參與「精緻」文化所必須，卻又是台灣所欠缺的素養、品味與知識，正是Bourdieu所謂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這段引文透露出「國族模仿」中文化方面的兩個面相，一個是國家機器及媒體對「文化建設」的大力推動以營造出一個有「自己」文化的國族。近年來在文化建設的大旗下，連各縣市均分到不少經費來作文化的出版、演講、表演及展出活動，而媒體也對參與人口甚少的文化活動大幅報導，似乎在表示台灣「很有文化」。而許多代表國族文化的（特別是鄉土的、俗民的、傳統的）產品也被精緻化、高等化了。這之中的意義並非：台灣若沒有文化，就不是個像樣的國族﹔而是：唯有透過那些文化產品及活動（特別是那些精緻化、高等化、都會化的國族文化代表物，或者將某些代表物——通常是鄉土、傳統或俗民的文化代表物——放置在都會資產階級的感覺想像空間中），才能想像出一個台灣國族。
另一個「國族模仿」在文化上的面相則是：國族模仿主要並非透過一切代表國族文化的產品，而主要是透過「精緻高等文化」。所以在「文化建設」（國族模仿工程）時，必須製造那些沒有「精緻高等文化」的社會集團之羞恥感，而因為這種文化羞恥感去渴求模仿高等文化。
國族文化因此和精緻高等文化是不同的（因為後者尚有許多「國際」或「外國」的成份），兩者雖有重疊，但並非同一，而且社會功用也不盡相同。精緻高等文化，偏重階層支配的功用，國族文化則偏重國族同質化及愛國精神或正當化國家機器的功用。
不過國族文化代表物在「國族想像」過程中，若非再現於高等精緻文化中，就是再現於優勢階級的感覺想像空間中，例如，脫離生活脈絡的、想像的鄉土空間（在媒體、都市中建構的鄉土）。
那麼，為什麼在「國族想像」時，主要依靠國族文化代表物，而「國族模仿」卻主要依靠精緻高等文化？
在國族想像的國族營造中，國民是同質化的，這個同質化也暗喻著市場（商品交換）上的形式平等。但是另方面，人們也必須同時不自覺地，接受實際生活中不平等的階層位置，這也必須是國族營造的一部份，否則國族將因而分裂解體（國族可以接受的分化原則是有差異但卻平等的，這樣才能「異中求同」）。所以，在國族模仿的國族營造中，人們在模仿並成為同質的國族時，會由於精緻高等文化這種國族模仿配置，而產生文化羞恥感，自覺本身文化（資本）的缺乏，但卻由於國族同質的想像，而不覺得「自己本身文化並非精緻高等文化」乃是一種不平等；結果便是在國族模仿的同時，也接受了階層支配。
第四、
台灣國族是「摻假的（摻雜的）」（hybrid）
那些去模仿正典台灣國族的人群，總不可能模仿得完全一樣，而且有可能在模仿過程中「摻假」，亦即，摻雜著邊緣的、非主流的、異質的成份。在這種摻雜的（雜交的或雜種化）台灣國族中，還有抵抗國族營造的可能性。本期中的＜假台灣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一文後半部便有摻雜台灣國族之企圖。
總之，「假台灣人」可指著：台灣國族是虛幻的，想像的，模仿的，摻假的（摻雜的）四種可能意義。
Ien Ang <不會說中國話——論散居族裔之身份認同與後現代種族性＞，施以明譯，《中外文學》1992年12月，21卷，第七期，頁62。
趙剛＜族群政治與人的解放＞，《自立早報》1993年3月18日，第十一版。另外，同一作者還寫了一篇相關文章，＜土地、槍桿與資本：關於族群、階級與歷史的初步思考＞，《當代》，1993年5月，第85期，頁72－89。
王浩威＜地方文學與地方認同＞，《東海岸評論》1993年6月，第59期，頁56－68。此文亦被《文訊》八月號所節錄轉載。本期因為稿擠無法轉載這篇極為重要的力作。
吳永毅＜香港．豬公．國：「返鄉」電影中的外省人國家認同＞，《中外文學》，1993年6月，22卷第一期，頁32－44。本文曾在《中外文學》上預告將在《島嶼邊緣》刊出，現因稿擠無法刊，出亦謹向《中外文學》致歉。
5. 傅大為＜百朗森林裡的文字獵人：試讀台灣原住民的漢文書寫＞，《當代》，1993年，3月，83期，頁28－49。
廖咸浩＜解構台灣＞，《中國時報》副刊，1993年5月13日。作者發表此文後，又為此文寫了前言，現刊於本期。原文因本期稿擠無法全文轉載。又：作者另一篇評論也可供參考，請見《中外文學》1993年8月22卷第3期11－115頁。
李有成＜漂泊離散的美學：論「密西西比的馬薩拉」＞，《中外文學》，1992年12月，21卷第七期，頁71－87。
陳光興＜流動的認同＞，《當代》，1991年10月，第66期，頁134－13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1983。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91。
朱元鴻＜文化善意與羞恥感：我們不要上他們的當！＞《自立早報》1993年4月12日。此外，鄭明椿＜從「品味文化」到「文化霸權」＞一文（《電視：文化與批判的探討：第三屆電影電視錄影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發行，1993年，頁51－62）也和朱文有相似論點。
蔣慧仙曾分析「台灣新電影」為何轉變為「台灣電影」，在國家機器的協助下成為國族營造或國族想像之文化產品。她針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文本而分析其中之「國族，性別」政治。參見：蔣慧仙＜台灣電影．國族敘事與性別政治——＜牯嶺街少年殺中事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參考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October 28 (1984): 125-33。很明顥的，這些模仿「標準典範台灣國族」的假台灣人，多少讓國族營造者感到不安，因為這些假台灣人也號稱是「台灣人」，但卻又不夠「標準典範」。
參考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mders,”
Critical Inquiry 12:1, 1985, 14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