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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禍論：一段歷史，一種言說(升級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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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
思想格式化 |
程亞文 發表日期：2001-4-30
22:19:25 發表于：思想格式化 從舊書攤上無意得到這本出版于二十年前的《“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閱讀起那些已經發黃的文字和紙張，當一些近百年前的人物和故事，曲曲折折穿越時間給人類設置的隧道，以其言語又栩栩現在眼前時，我情不自禁感覺到了不小的震動。 版本之一：黃種人與白種人相混雜將使白種人退化。這種版本的“黃禍論”實際上又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血緣主義的，一種是文化主義的。血緣主義的“黃禍論”持著典型的達爾文進化論的觀念，頑固地認爲地球上只有高加索人種爲優，其他人種皆爲劣等，而黃色人種尤其爲劣。因此，持此論者激烈反對白種人與黃種人的混雜，反對白種人與黃種人通婚，反對允許黃種人移民白人世界，認爲這樣將會“污染”白種人高貴的血統。對移民反應特別敏感的是美國人，一名叫斯特陶的美國人就毫不猶豫地說：“中國人可能會高高興興地請求美國人移居他們的國家裏去，因爲每一個結合都可以改進和提高他們那衰竭了的種族；而相反，每有一個中國佬在我們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來，都會使我們自己的血統降低。”而一名叫皮克斯利的美國人則認爲，中國人“幷不比非洲種族優秀，在我看來，他們比上帝所創造的任何種族都要低劣”，“我簡直認爲，如果他們象非洲人一樣沒有文明，那還要好些”（《黃》，P13，25）。更爲荒謬的是，有位叫德梅隆的博物學家和人種學家還在腦容量上做文章，認爲中國人比白人腦容量低，只有82立方英寸，因此無法建立自由政體，因爲建立自由政體至少需要85立方英寸的腦容量，而這也成爲不能讓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根據之一，如果讓中國人進入美國，將會危及自由政體，破壞選舉。文化主義的“黃禍論”同樣認爲白種人與黃種人混雜將降低白種人的文明水平。其典型言論如：“我的確認爲具有我們的文明的四千萬人同具有中國的文明的四億人接觸，會使他們進步。我認爲，這會把我們的降低到他們的水平，幷不是提高我們的文明，而是提高他們的文明，這是危險所在”（《黃》，P40）。在這種言論底下的是鮮明的白種人的文明優越感，而白種人進人黃種人的領土，則是給黃種人傳播更高級的文明，是“衰竭不堪的亞洲種族獲得新生”的唯一途徑。 版本之二：黃種人的聯合將對白人的統治構成威脅。此一版本的“黃禍論”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黃禍圖”爲最佳代表。1895年9月，德國首相何亨洛熙公爵奉德皇威廉二世之命，前往沙皇俄國彼德格勒訪問，訪問期間，爲表德國對俄國的信任和支援，首相鄭重向沙皇尼古拉二世進獻版畫一幅，這幅畫正是後來大名遠揚的“黃禍圖”。圖中所畫是些什麽內容呢？威廉二世于1895年9月26日給沙皇的信中寫道：“這幅畫（注：指‘黃禍圖’）顯示出，歐洲列强以它們各自的護守天神爲代表，被天上派下來的天使長米迦勒召集在一起，聯合起來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蠻人的侵犯，以捍衛十字架。重點特別是放在所有歐洲列强的聯合抵抗上......”（《黃》，P114）。從表面上看，威廉二世的“黃禍圖”所舉起的是文明的基督教對异教的黃種人的“聖戰”大旗，但這其實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考慮，大旗之下所掩蓋著的，仍是現實的利益盤算，所擔心著的事物，是作爲黃種人的日本人的强大，認爲强大的日本將會武裝起中國、喚醒和聯合起印度，幷以日本爲中心建立黃種人的亞洲，排擠白種人在亞洲的力量和利益存在。威廉因此一直對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時期英國與日本的交好深懷不滿，說這背弃了“白種人合在一起反對有色人種”的信條，而“一旦日本實現了它那個‘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使中國和日本處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英國將環顧四周，到處尋找德國和德國艦隊”（《黃》，P126）。 版本之三：中國人的移民和在民族意識上的覺醒將危害白人世界的利益。這一版本與版本二有相似之處，只不過矛頭所向，已由以日本爲主轉向以中國爲主。對中國人向外移民的擔憂，不僅僅有血緣和文明上的考慮，而且有搶占生存空間上的利益計量，中國人極强的生存能力，也成爲“黃禍論”的口實。美國人麥克考賓和英國人濮蘭德就認爲，中國人吃、住等都异常節儉，這使“在爲麵包而進行的鬥爭（事實上是爲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中，這種人是比美國人或歐洲人有利的”（《黃》，P24）。另一位美國人羅杰斯則說：““中國人在經過短暫的學習以後，就能够很好地和廉價地製造我們的一切商品，管理我們的一切機器，播種和收穫我們的全部田地，補我們全部的家庭僕人的缺。我們能够用自己廉價的勞動把比較昂貴的美國工人或歐洲工人從每一個工業部門中都給排擠出去，其結果將是造成象南部諸州在叛亂以前所存在過的那樣一種社會狀態”，“在工人和資本家不屬于同一種族的地方，是不能有牢靠的繁榮的。”他幷以加利福利亞和麻塞諸塞州爲例，認爲如果任由亞洲工人進來，這兩個洲將成爲美國的製造業中心，將使大批美國人失業（《黃》，P39-46）。而英國人戴奧西則借日本畫家久保田米仙之口，道出“真正的黃禍”乃是中國人的覺醒，這將使西方人無法繼續控制中國人幷與中國人競爭。他說：“......我們就應該熱烈地祈求讓天朝永遠繼續保持昏睡狀態。一旦千百萬中國人請來迄今一直被鄙視的西方科學的幫助，他們很快就會不滿足于主要是爲西方的利益而來利用它”（《黃》，P142）。此話意味深長，暴露出西方人的不良用心，也暴露出民族、國家交往時利益衝突的决定性意義。“真正的黃禍”問題，也暴露出部分日本人“禍水他引”的心態，德皇的“黃禍圖”主要是針對日本人的，而久保田提出“真正的黃禍”，則是意圖把禍水引向中國。作爲害怕中國覺醒和清醒地知道西方作爲有背正義的個案，英國人懷特海德說：“如果由于外國的不義行爲的結果，中國人發生了愛國心，幷且聯合起來保護他們的領土和共同利益，那麽歐洲將再度面臨‘黃禍’。自‘黃禍’蹂躪東歐，到現在不過幾百年，有誰能擔保千百萬的中國人不會被日本的榜樣所激發，開辦軍事學校，采用現代的戰爭方法呢”（《黃》，P162）？ 除了上述幾個版本之外，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中國人移民西伯利亞將威脅俄國領土安全論，在當時也有不小影響，沙皇俄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對中國的侵略圖謀和侵略事實，與此種版本的“黃禍論”大有聯繫。當然，歐美列强談論“黃禍論”，也幷不是在所有的時候都實有所指，一位叫布賴爾的美國牧師在一次關于中國移民問題的聽證會上就指出，“黃禍”幷不存在，但各黨派之所以大講“黃禍”，乃黨派競爭吸引注意力使然，“民主黨于去年冬季通過了一項關于建立一個調查中國移民問題的委員會的决議，以便在這個州撈取政治資本；共和黨雖然大部分人都贊成中國人到這裏（指美國阿拉梅達郡----作者注）來，却沒有勇氣采取相反的立場，因爲他們害怕這樣就會被擊敗；因此他們全都叫嚷著要對中國佬問題進行調查”（《黃》，P67）。“黃禍論”作爲了美國國內政治“曲學阿世”的産物、中國移民作爲了美國黨派競爭的犧牲品，這部分反映了美國式政治的獨特風味，其實這一現象在今天仍無多改變，近些年來只要是美國總統或議員競選，中國問題便馬上凸顯出來，令人油然便感到歷史與現實是如此之不可割裂。在這一背景下所謂“黃禍論”、所謂“中國問題”也便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虛虛實實、亦明亦暗，面目有時不免暖昧不清。 以上對“黃禍論”的歸納，只是爲叙述問題的方便選取了其中的一種方式，實際上歸納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如可以從國別上來歸納，美國的、英國的、俄國的、法國的“黃禍論”，可能表現形態都不相同；也可以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類種族競爭角度，則有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等等形態的“黃禍論”。但無論是哪一版本的“黃禍論”，其中對于黃色人種尤其是中國人的蔑視和不信任，是隨處可見的，而正是因爲持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優越感和西方文明中心主義，歐美列强把種族等級及在種族等級下的白種人對黃種人的統治視作了當然，黃種人在白種人眼裏，便成爲可以隨意奴役、理應爲白種人提供服務的物件。 從西方-非西方的“相互糾纏的歷史”和“層層累積的歷史”來看，“黃禍論”是西方白人世界“擔憂”作爲非西方組成之一的黃種人崛起的産物，在歐美列强看來，黃種人的崛起將改變國際政治的權力格局，而這將對西方的統治利益構成威脅。種族論的背後是利益論，如果說早期的“黃禍論”（主要體現在版本一中）還帶有明顯的文明意識的話，那麽後期的“黃禍論”（主要體現在版本二和三中）則越來越出自于權力政治的現實考量，而“文明”也作爲了權力和利益競爭的一面旗幟。 “黃禍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對中國可能“覺醒”過來幷取得國家發展的擔憂，害怕中國發展是“黃禍論”的基本情結。版本三的“黃禍論”正是說明了當時歐美列强的這一心理。但也幷非所有的西方人都犯有這種政治恐慌症，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在未來較長時期都不可能對西方造成威脅的也大有人在。一位英國人就指出：中國軍隊缺乏組織和紀律上的道德品質，而這種品質必須由受到教育的階層中産生，但“根據歷史的一切先例和原則，要在中國人民中間發展軍事和行政效率所需要的那些品質，必須要有好幾代耐心教育的過程”，“要使一個民族武裝起來，除了身强力壯、能適應環境的人以外，也還需要另外一些東西。中國的行政官員和軍人都同樣缺乏的品質主要是道德品質......這個種族整個說來（特別是它的領袖們）缺乏一個戰鬥的種族所特有的那些道德品質和狂戰本能......他（指戈登----作者注）幷沒有在中國巨龍身上看到以後被人喚來擾亂西方和平的這個凶惡可怕的猛獸的任何朕兆。他知道，大量購買軍器和制訂紙上的改編計劃幷不能建成一支國家軍隊，而是必須先進行財政改革（在當時，同現在一樣，這是中國統治者的獨力資源所無法擔負的任務），然後才能有軍事效率”，“中國人作爲一個種族來說，對于戰鬥仍抱有本能的厭惡......必須經過多年的教育過程，然後中國才能産生出領導人和紀律精神來把中國軍隊造成爲黃禍預言家們所說的可怕大軍”（《黃》，P169，P171，P182）。如果說真有“黃禍”的話，那也只會存在于中國人移民這一點上，而這種情况只可能因爲中國本身出現動蕩才發生，却不是西方人所害怕的中國强大。但中國畢竟是一個人口大國，一個土地大國，一個資源大國，在列强的精兵利器面前，中國人也有著强烈的改變自身受壓迫命運的自尊心。一個不願意受列强擺布、不甘于唯西方權力和利益是瞻的中國是西方列强所不樂意接受的，西方對中國的可能發展因此心情是複雜的，或者乾脆說西方世界幷不願意中國取得大的發展，這是一種現實的政治考慮，因爲中國的發展不管是有心還是無心，都將可能改變國際政治生態結構。體現這種複雜心情最明顯的是英國人赫德的表述，赫德認爲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將使中國人即使在“最仁慈的統治之下”也會“表現出自己的威力幷達到自己的目標”，這將可能誘發“黃禍”問題。而遏制“黃禍”，有三種方法：瓜分、改朝換代，或者補綴滿洲人的統治。但他認爲這三種方法皆不可行，因爲這將傷害中國人的自尊，觸動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可行的辦法只能是“無爲而治”，聽任中國自行發展，而對中國的條約也應當保持公平、正當且實際可行，以使“這個民族的精力轉到另一條渠道上去”（《黃》，P155，P147）。 如果說“黃禍論”是歐美列强害怕中國人覺醒幷取得發展的話，那麽對中國的這種複雜心情則不限于一時一地。如何將中國納入到由西方强國主導和控制的國際體系中、使中國馴服地走上與西方的利益不相違背的道路，這便構成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觸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基本考慮。事實上經過近百年的磨合，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正在走進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再也不可能游離于世界之外，而且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相對于以往欺淩中國的那些國家，中國依然是弱勢者，依然不能與其亨有對等的行動自由權，雖然其間中國已經獲得了民族獨立，但在經濟、文化等領域，中國仍明顯處于守勢。 時易勢移，今天的世界强勢者的“擔憂”，未必是以“黃禍論”作爲直接的載體了，但“擔憂”作爲國際政治經久不息的主題，仍將會存在，只要國際政治沒有充分實現民主化，强勢者仍將保守既得政治權力，而對在國際政治層次推廣民主無甚熱情。但實際上，人類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不僅是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而且是國際政治的民主化，這種趨勢同樣激烈而澎湃。只是後一種趨勢很少有人去說，有人有意對此蒙混過關，有人因爲受到特意安排的“軟權力”的片面引導而一時頭腦懵懂，但國際正義這一問題却實實在在也存在著，不容置疑，它也需要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弱勢者對此樹立起自覺。 對于一個“相互糾纏”的世界來說，一個國家特別是人口和地理大國的發展，已經不再只對一國本身有影響，它同時具有了世界意義。自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正日益面臨一個前所未曾明顯顯現的現實問題，那就是中國的發展不可避免將推動全球政治民主化，而這可能給既存國際政治生態造成壓力。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從國內層面而論有社會結構如何實現“翻轉”，從國際層面而論則可能有世界對其迅速發展而表現的不適。事實上這種“不適“已清楚地體現在了近年來中美關係的變化上，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在大洋彼岸的潮起潮落，美國在東亞西太平洋所進行的一系列地緣政治安排，以及中美之間在“戰略夥伴關係”外衣下齪語的增多，都令人感受到一個世紀前的歷史與一個世紀後的歷史存在著“相互關聯”。1997年美國出版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對中國基于人口、幅員、歷史意識而必將凸顯的大國雄心的極力渲染，則與百年前“黃禍論”的某些論調如出一轍，十九世紀末的美國海權論者馬漢曾經寫道：“想到象中國的四億人口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集中于一個有效的政治組織之中，以現代設備裝備起來、但被局限在一塊對它來說已嫌窄小的領土以內等情景，是很難心情安然的，雖然這樣一種結果還遠在我們現在的視野之外”（《黃》，P193）。而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認爲西方與非西方的“文明分界綫”難以彌合，在文明分裂的世界西方文明應該實現聯合，此種主張則令人不由便想到一個世界前德皇威廉二世的“黃禍圖”。李慎之先生則指出亨廷頓因爲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性”問題所沒有說出來的真實關切其實是：西方人在二十世紀末以來人口在世界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這對維持西方的權力正造成威脅，種族問題與政治權力問題，又這樣難分難解合在了一起。而在幾年前，美國兩位元生物學家曾畫出一條“鍾形曲綫”，從生物學、遺傳學層面認爲黑種人天生爲劣，智商低，這也是頗有意味的。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發展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的發展必然會引發現存國際秩序的某種反應，而這種反應又將轉化爲某種挑戰，如何應戰挑戰、在取得國家發展的同時又不至于引發因猜疑而造就的國際政治生態惡化，實現本民族利益與人類整體利益的有機同一，這一因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所鑄成的問題不是想回避就能回避的，而無法回避的現實態度就是勇于正視幷著手解决。從國家-國際體系的“相互糾纏”的結構層次進行發展政治學的研究，這對中國來說已必不可少，研究的問題主要是三個：一要研究發展可能對一國國內政治産生的影響，如亨廷頓即認爲，非西方的經濟發展將激發本土文化認同，幷進一步激發對國際政治權力分散化的要求；二要研究發展可能對國際體系造成的影響，且國際體系將如何對待這種影響；三是研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如何應對國內和國際政治生態的挑戰，尋求國際關係的動態平衡。但也顯而易見，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基本上還處于初始階段，從研究者來說仍局限于國際政治方面的學者，但要把這一問題深入下去，則需要多學科、多角度的共同參與。 對中國的發展進行生態政治的研究，需要樹立兩種視角：一是站在世界看中國，明確中國在世界政治系統中所處的現實位置、在這一位置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應負擔的責任，以及爲達成國際正義所可能獲取的生態變遷；另一是站在中國看世界，所著眼的是中國國家利益的需要，爲維護和擴展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所可以利用的最大國際性資源。應該超越單純的正-反、敵-友的對立二分式思維方式和行爲抉擇，要將合作與競爭交相爲用，協調與鬥爭同步幷施，在胸懷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情愫的同時，又不對現實世界進行浪漫化、理想化，溫和而適度地保有民族情感，將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合而爲一。 二十一世紀是二十世紀歷史結構的延伸，從傳統的西方與非西方的競爭衝突“理想類型”中理解認識世界及把握中國的發展仍具有重要意義。從這一角度理解中國的發展，應當避免的是非政治的思維傾向。近些年來，隨著世界範圍內經濟競爭的顯露，中國學術界也興起一種聲音，那就是認爲當今世界國家間的競爭主要是經濟競爭，而其他方面皆可以忽略不計。這一認識無疑是片面的，經濟競爭的背後，仍然會有顯著的政治權力角逐。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經濟全球化相伴的，也正是政治全球化，國際關係中很少會有單純的經濟問題，經濟、文化的發展變遷一般都會引發政治上的反應。當代世界國際關係的現實正是：政治經濟化、經濟政治化，兩者互爲因果，不可分割。 認識競爭和衝突不僅應該作爲一種事實判斷，而且可以作爲一種因應策略，即，這是解决問題的一種手段。國際秩序往往是在競爭和衝突中形成，競爭和衝突的暴烈性促進人類進行思考幷進行相互間的妥協進而建立秩序。當代中國一方面要融入現實世界，另一方面又要正視衝突，正視國家間特別是與西方國家間在政治、軍事、文化等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和看法上的分歧，在衝突中達成合作。要認識到現行世界基本上仍是一個權力的世界，一個利益的世界，中國的發展不僅是中國的事情，也是一件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事情，它將會對中國造成什麽樣的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中國對自身在世界生態系統中的定位等），將會給世界帶來什麽樣的改變，對其他一些國家的利益和要求構成什麽樣的影響，其他的國家特別是大國又有什麽樣的反應，這些都需要有冷靜客觀的分析。中國的發展和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等對中國的警惕，將是中國在發展中面臨的基本問題，這是必須面對的，幷尋求解决之道。就以中美關係而論，應該說，美國人基于羅斯福式的現實主義，其認識和决策都是非常實際的，冷戰後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就是對此作出的一個說明。在此情况下中國如何實現戰略突圍、如果處理好與其他國家間的合作或衝突，顯然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正視這些問題將會給中國帶來灾難。 合作和協調是人類間關係的常態，競爭和衝突同樣是人類間關係的常態。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傳統的歐美强國要比其他國家現實得多、理性得多，就以美國爲例，美國的政治思想者和决策者似乎都是一些悲觀主義者，講利益多，講競爭多，講衝突多，是他們的基本特徵。在這方面特別典型的是尼克松，尼氏所主張的“現實的理想主義”，在帶有强烈的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色彩的同時，又絲毫不缺基于勢力均衡原則的羅斯福式的現實主義。比如他認爲：“在國家相互競爭的世界上，利益衝突和民族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冷戰的結束幷不意味著國際衝突結束”，尤其是對于國家間的政治鬥爭，尼克松向來不抱樂觀，冷戰結束後，他多次撰文，對美國國際政治學界一些人的“唯經濟主義”提出批評，指出“雖然經濟上的相互依靠限制了每個國家的行動自由，但是這幷沒有使軍事力量變得沒有意義”，“如果一個問題涉及生命悠關的國家利益，爲了取得勝利，一個大國甚至會抛弃最牢固的經濟聯繫”，“隨著冷戰趨于消失，軍事安全威脅减少，經濟問題的相對重要性相應增加。然而國家安全問題在絕對數量方面仍然保持較高的優先地位。經濟力量只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而創造財富，從而對國家的安全作了間接的貢獻。經濟力量雖然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先决條件，然而仍然只是國家力量的方程式聽幾個必要的變數之一”（尼克松，1992，P3-8）。美國人對國際政治所采用的這種悲觀態度，是不是應該能給我們某些啓示呢？ 今天，當我們重溫“黃禍論”及産生“黃禍論”的那一歷史、那一種言時，我們雖然可以肯定，諸如“黃禍論”等的種族主義思想，已經沒有多少市場了，但我們仍然應該有所警惕，因爲，“我們决不應當低估歷史的不可預測的性質”（尼克松，1992，P8）。要從不確定中獲得確定，那也只能謙虛以待，對一切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灾難和非正義都保持戒備，對一切我們不再引以爲意的過去的言說都保持疑問。中國與美國乃至西方存在著差异，這些差异曾經造就了“黃禍論”、“中國威脅論”等思潮和觀念，雖然近百年來它已一步步縮小，但差异畢竟仍然存在，特別是文化、政權組織形式、對國家統一的認識等，中國皆與西方的認知有別。而差异的存在無疑又蘊含了衝突的可能。八十年代美國人之所以對中國异乎尋常地友善，原因乃是美國人認爲中國人正在向西方的文化和價值理念靠擾，在向著消除與西方差异的方向作著努力，而九十年代末以來的美國人之所以逐漸對中國不信任，乃是中國人的文化自覺蘇醒、美國人忽然又感受到與中國人的差异、幷且中國人沒有改變這種差异的打算。 政治是一個充滿猜疑的領域，對于當今世界各地的政治領導者乃至不膚色的民衆，怎樣走出政治猜疑的暗影已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實踐問題。上百年前，正當“黃禍率”來勢汹汹、污言穢水不斷潑向中日等國時，大智者托爾斯泰挺身而出，批評了“黃禍論”的無聊，認爲歐洲白人製造“黃禍論”雖是以捍衛基督教的名義，但其實這正是忘記了基督的結果，幷且，“如果日本和中國像我們忘記了的基督的教導那樣，把釋迦和孔子的教導忘得一乾二淨，那未它們很快就能學會殺人的藝術（它們學這些事是學得很快的，日本就是一個證明）。它們都無所畏懼、敏捷靈巧、健壯有力、人口衆多，不可避免地很快即將象歐洲各國改變非洲那樣來改變歐洲各國，如果歐洲不發明某些比槍炮和愛迪生的發明更强有力的東西的話”（《黃》，P128）。托爾斯泰的預言不幸成真，在西方强大的軍事機器壓力面前，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一次次將孔子打翻了在地，幷激發起强烈的反西方情緒，不過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沒有“不可避免很快象歐洲各國改變非洲那樣來改變歐洲”，在“攘外”和“安內”之間，歐美傳統强國還是有著它的分寸。本無國家概念的中國人在短短時間內忽然愛起了國家愛起了民族，這對世界來說，究竟是幸，還是不幸？二十世紀未的中國學者在總結中國人一個世紀的痛苦歷程時，有人已經指出：民族主義是中華民族在百年時光裏建立起來的一個沈重的“精神病竈”。但我們是否應該斥責中國人“不負責任”也學起西方人的民族主義？顯然，簡單地指責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事實上是對歷史無情，當强勢者沒有努力去“發明某些比槍炮和愛迪生的發明更强有力的東西”的時候，又有什麽理由去要求弱勢者實施不抵抗、無原則的“世界主義”呢？難道弱勢者的職責，就是任由强勢者的宰割和强奸？當然從另一方面，現時的中國人在反駁來自强勢者的猜疑和擔憂的同時，又確實也要防止對他者意圖的妄加猜測，國際關係陷入相互“妖魔化”的境地，這不是一兩個國家的不幸，而是整個人類的不幸。 2000/6/28初稿，2001/3/12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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