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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行嚴密的新聞管制的起因及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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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新聞自由是不可能的？
一、美國政府控制新聞媒體的起因 如果由近代美國媒體史的發展以觀，60年代及70年代初之前是個階段，當時的媒體可以說乃是一個單獨的公正勢力，它和“軍—產複合體”的統治階級並無太大的利益掛勾，因而遂能以中立的態度看待不正義的越戰，並對越戰進行批評。 到了越戰尾聲，對於越南戰爭的失敗，美國的一些軍政要人不是認真戰爭本身的問題，而是怪罪於新聞媒介，普遍對侵越戰爭期間的“新聞失控”痛心疾首。尼克森曾經宣稱：“我們的最糟糕的敵人看來是新聞界！”於是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開始制定“兼顧新聞界與政府利益的政策”。 代表了美國精英階層的“三邊委員會”曾特別就越戰引起的統治危機進行研究，研究題目乃是《民主體制的可統治性》報告結論中指出，“媒體已成為國家權力的明顯資源”，政府如果無法掌握媒體，“內則使得民主過度，使政府威信掃地；外則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衰退”。 或許正基於這樣的覺悟，美國於是在1970年代中後期通過大規模的媒體股權交換，建立起“軍－產－媒體”聯合的新結構來完成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從此以後，美國“自由媒體”的時代宣告結束，媒體與利益集團掛勾，並成為美國政府的御用宣傳機器的新時代開始來到。原先媒體敢於揭露軍特部門秘件，敢於抨擊侵略活動之勇氣，最終在1960年到70年代初，被一種新的“共識”及“政治正確”所收編。 普里茲獎得主巴迪薑在《媒體壟斷》這部著作裏，即對美國當前這種“軍－產－媒體”聯合的新結構做了詳盡的分析。 二、美國政府各大御用媒體的報導模式 關於美國媒體被政府控制之後對新聞事件的“論述模式”，當代美國語言學大師杭士基曾先後以《加工製造同意》、《必要的幻象：民主社會的思想控制》、《改變潮流》、《恐怖主義文化》等四本討論美國媒體之著作，闡釋美國媒體早已成為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 杭士基教授介紹，美國媒體對事件的報導模式及其使用的語言最常見的有兩種： 其一是“排除模式”——不去問該問的問題，一則在國際上逃避責任，另外則是在國內誤導美國人民的思考模式。美國媒體的這種“排除模式”，早已發展成一種不必媒體老闆交代即會自動出現的新“政治正確”。 其二則是“選擇性的包含”及“誤訊”。 杭士基教授在這四本討論到媒體控制的著作中，曾對80年代後，美國的媒體宣傳及控制有過詳細的討論及分析。 例如，媒體會自動地設定出誰是“有價值的受害人”，或誰是“無價值的受害人”。當它要醜化某個國家時，就會從該國找出“有價值的受害人”。但若是美國的朋友，或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庸屬國，縱使再多人受害，媒體也將無動於衷，因為他們是“無價值的受害人”。 就以眼前的事情為例，庫爾德人分佈於中東各國，在伊拉克所受待遇最佳，在土耳其則所受待遇最慘，但因土耳其為美國之庸屬國，縱使再多庫爾德人被殺，也都只是“無價值的受害人”；伊拉克對庫爾德人最好，但因伊拉克的反美，遂使得美國不斷慫恿庫爾德人反叛並使之成為“有價值的受害人”，美國甚至協助土耳其至外國綁架庫爾德人領袖，但美國媒體卻對這樣的行為無所置評。 美國政府對媒體的管制由此可見。易言之，這等於他們在決定什麼人的死亡與受害是有價值的或無價值的。塞爾維亞人及伊拉克人的死亡當然沒有價值。 例如，美國媒體已愈來愈習慣于報導新聞時，將什麼話題“排除在外”及“包括進來”。 就以波灣戰爭為例，美軍有一個工兵旅即用挖土機挖出壕溝，而後將伊拉克傷兵用推土機推進壕溝，主流媒體居然視為理所當然地不予報導；對美軍轟炸造成伊拉克平民至少25萬人死亡則輕描淡寫。 有關近年來的南斯拉夫動亂，美國為了分解南斯拉夫，媒體也一面倒地醜化塞爾維亞人，對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以及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對塞爾維亞人的屠殺不予報導。 前些年美國媒體配合政府，將“科索沃解放軍”定位為“恐怖分子”，到了後來，則又被視為“正義鬥士”，標籤的任意變換，原因在於以前美國主要以分解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為目標，設若當時也將南斯拉夫固有領土科索沃包括進來，勢必造成南斯拉夫嚴厲反對，而使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問題亦無法解決。 而今前面的問題業已解決，已可進一步分解南斯拉夫，為了合理化自己，於是昔日的“恐怖主義”立即翻轉成了“正義鬥士”。 完全根據自己的策略而決定將別人貼上什麼標籤，媒體都能充分配合地採取必須的畫面和報導視角。這些乃是選擇性的“誤訊”，在這個媒體發達而人民健忘的時代，借著媒體來加工製造同意，已的確愈來愈容易了。 二、管制新聞報導的終極用意 管制新聞報導的終極目的，則在於“說服公眾，使人民瞭解敵人的邪惡，支持美國政府政策的舞臺，進而達到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和武力衝突之目的，並使這一切都有高貴的理由。” 杭士基在《恐怖主義文化》裏特別指出，當年的“伊朗－－尼遊醜聞案”可以說乃是一個最特殊且成功，甚至“希特勒的助手戈培爾及史達林都會為之大笑”的案例。 當時國務院為了替顛覆及侵略製造民意基礎，特地在國務院下秘密設置“公關室”，展開一個代號“真理作業”的“心理戰計畫”，由“國安會”主控，“將宣傳當作機密消息”發給媒體，為了如何掌控媒體，他們於85年3月，甚至草擬了一份厚達15頁的備忘錄。 那是近代美國借著掌控媒體而製造民意的最成功的經驗，此後更是無往不利。 媒體時代，媒體的結構性掌控，以及借著媒體而塑造出固定的論述及修辭模式，也就等於塑造出了政治的議程及民意。掌控媒體也就掌控了概念、語言、人們談論某個問題的方式。 美國華裔核武器科學家李文和近日再度成為新聞人物，美國兩個政府部門司法部和能源部及5家主流新聞媒體於6月2日與李文和達成和解，同意為侵犯其個人隱私權而向其賠償164.5萬美元，其中《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美國廣播公司和美聯社等5家媒體賠償了75萬美元。然而，這幾家美國媒體對這一賠償並不心甘情願，它們聲稱，之所以同意做出賠償，是為了避免自己的記者為保護消息來源而被判入獄。據《人民日報》今天載文稱，這些美國主流媒體看來並未想要認真地從這一事件中汲取應有教訓。 7年前，所謂的“李文和間諜案”曾被美國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李文和被誣稱在美國拉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實驗室工作期間，為中國盜取核武情報，並因此被單獨監禁9個月之久。而調查審理的最終結果是，李文和僅僅是對電腦資料處理不當，並未從事間諜活動。 文章指出，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年此案尚處在調查階段，美國能源部和司法部就迫不及待地將此案洩露給媒體，從而讓李文和的隱私權和名譽權遭受了嚴重侵害。 文章說，這件事再次讓人們看到了美國政府對媒體的巧妙利用與操控。于理於法，政府部門都不應也無權將案情洩露給外界。但不應該發生的事恰恰就發生了，顯然是當年有些人欲利用媒體為其煽動“中國威脅論”這一政治目的服務。 這件事也再一次讓人們看清了美國媒體所謂“獨立”、“客觀”和“公正”的虛偽面目。的確，在國內問題上，美國媒體對政府起著一定的監督與制約作用。但在國際問題上，美國媒體常常棄自己的“原則”於不顧。每當美國政府將矛頭指向一個認為是敵對國家或其領導人時，美國的媒體便蜂擁而上，口誅筆伐，必欲將這個國家塗黑成“萬惡之源”，並將其領導人妖魔化為“十惡不赦”。 文章指出，近些年來，美國的媒體更是一直和著五角大樓“中國威脅論”的調子合唱：從“軍事威脅”，唱到“經濟威脅”，再唱到“科技威脅”。罵中國已成為美國某些政客和媒體的家常便飯，所以一旦哪一次沒有聽到這種的叫駡，倒成新聞了。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日前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年會上講話，破例沒有像往年那樣大肆鼓吹與兜售“中國威脅論”，這位“美國之鷹”罕見的表現，大大出乎各國媒體的預料，被當成新聞來報。當記者問及個中緣由，拉姆斯菲爾德答道，這並不意味著他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與政策。事實上，拉姆斯菲爾德之所以沒有老調重彈，完全是因為他所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在東南亞沒有多少市場。面對中國因奉行睦鄰友好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所創造出的良好氛圍，他終於無奈地閉上了嘴。但願美國防部長的這一次明智，能讓美國媒體今後在對待中國問題上多幾分理性。 文章最後說，出於意識形態偏見而有意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背離了新聞媒體應有的職業操守。李文和案中美國媒體輸掉的不僅僅是美元，更有新聞媒體視之為生命的信譽。這難道不值得美國媒體反思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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