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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無意識與反思社會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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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擎
近年來，對知識界狀況的各種不滿與批評已經不絕於耳（在文學界，甚至有人爲中國文學獻上了一份"悼詞"）。賀照田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心懷憂慮的學人。但與時下許多"學術批評"不同，《制約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的幾個問題》沒有發出聳人聽聞的呐喊，沒有提出可資起事的指控。相反，作者沈靜的思考抵達了一些難以言說的問題關鍵，並指向一種開放性的邀請，使我們得以從多樣的視角省察知識生産中複雜而隱蔽的制約因素。在國際學術界，將知識生産本身作爲物件的研究在近十多年來備受關注，這也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倡導的"反思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1】的中心議題。而賀照田從中國大陸的語境中提出類似的問題，對於反省與改善我們的學術狀況提供了一個新的討論契機，這在我看來是賀文的主要意義所在。作者主要涉及三個論題（大體可以歸結爲What,
Why and How）：思想學術界的狀況出現了什麽令人擔憂的問題（What）？其癥結何在（Why）？應當如何改善和解決（How）？我將首先對作者的主要觀點做出初步的評論，隨後嘗試對個別相關問題展開進一步的分析，在此求教于賀照田先生及其他評論者，希望能爲推進這一討論盡微薄之力。 一．
什麽是"令人憂心的現實"？ 首先，在對20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界狀況的回顧分析中，作者的評論或許有失之武斷之處，但對當下面臨的問題提出了敏銳的洞見。在過於20年內，中國學術界引進（或重新引進）了西方400年來幾乎所有重要的理論思潮，這的確是令人暈眩的速度。在賀照田看來，一次次"主義"的狂歡節之中，我們飽餐了理論和概念的盛宴，卻很少增進我們"把握、思考歷史和現實"的能力。在輪番更叠的新思潮所激起的興奮冷卻之後，"緣它而起的大量僞科學"如過眼煙雲，難以留下"真正的印痕"。於是，我們似乎體驗到一種酒醉初醒般的空虛感：要麽期待下一輪送舊迎新的理論興奮，要麽對一切理論徹底厭倦。對作者所描繪的這樣一幅歷史圖景，我持有一定的保留。 我以爲，中國學術界需要這20年的時間來開闊視野，以獲得一張學術景觀的"世界地圖"（哪怕是一張粗略有誤的地圖）。這比理論上的坐井觀天、茫然無措是一個不小的進展，也絕非對提升我們思考和把握問題的能力無所助益。只要翻開任何一本20年前的學術刊物，就會在對比中發現，今天我們提問的角度和進入研究的路徑已經取得了難以估量的拓展。例如，過去對我們全然陌生的"弱勢族群"這個概念，它的引入和確立爲學術界探討社會公正問題提出了新的思考基點，甚至已經進入傳媒與公共話語，成爲社會輿論新的言說論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公衆的某些（如對同性戀的）慣常態度。如果沒有諸如"理論與其生成語境的關係"等等觀念的引進，沒有如吉爾茲的《文化的解釋》等著作的翻譯介紹，賀照田本人的這篇文章即便可能出手，也完全會是另一種格局。理論當然也可能産生誤導，我們時而迷失於歧途，但至少這是在犯新的錯誤，何況人文和社會科學也如自然科學一樣，從來就是在錯誤中成長的"曆險的事業"。 當初的中國學術界處在嚴重的理論饑餓狀態，也許不得不經歷一個"饑不擇食"的階段，才有可能論及"健康消化"的問題。當然，賀照田的主旨或許並不在於對過去20年的知識生産做出全面公允的"歷史決議"，而在於揭示當下的緊迫問題。在這一點上，我與作者有深切的同感。只是我認爲，不是因爲學術界過去20年的誤入歧途或失敗，而恰恰是由於它的成長與準備達到了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才使賀照田提出的問題得以成爲一個值得討論的"真問題"。 確實，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捩點上。在經過了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暴飲暴食"的階段之後，現在是我們不能不面對它負面後果的時候了。在一些學科中，特別是以"中國問題"作爲物件的研究領域中，一面是嚴重的理論"消化不良症"――許多天馬行空的術語、輕舞飛揚的概念以"華麗"的樣子間離了現實和歷史的具體問題；或者，刻意剪裁經驗材料，以削足適履方式迎合理論命題，使其"證成"。而另一面是悲觀或傲慢的理論厭食症――拒絕理論的啓示與引導，結果卻受制於未經反省的預設前提之中，而陷入盲人摸象式的"實證研究"。布迪厄曾指出，"沒有理論的具體研究是盲目的，而沒有具體研究的理論是空洞的。但十分遺憾的是，今天，在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學模式，其基礎恰恰就是具體研究和純理論家的'無物件理論'之間壁壘森嚴的區別和實踐中的相互脫節。"【2】當下中國學界的"主流研究"模式也處於同樣的（或許是更爲嚴重的）"十分遺憾"的狀況。這種狀況下的知識生産沒有能使時代面臨的許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得到我們所期許的澄清與開掘。我想，這就是賀照田所說的"令人憂心的現實"。 二．
出路何在？ 作者問道："怎樣才可能有效地克服這種令人憂心的現實"？ 我們得到了一個明確的回答："解決的途徑之一，就是提出內在於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他認爲，這樣的真問題的提出會形成一個重要的仲介，由此使理論與我們自身的歷史和現實之間"發生一種深刻的扭結"，産生真實的、富有張力的互動。通過這種扭結互動，外來的理論和觀念將"深切地嵌進我們的歷史和現實"，有機地融入我們的知識和思想，使具體研究獲得有效的理論啓發和指導，從而形成良性的知識生産機制。如果我沒有誤解作者獨特而多少有些費力的措辭，他的要點可以概括如下：真問題的提出是外來理論與本土歷史和現實發生有效關聯的仲介，而這個仲介（真問題）的闕失正是目前知識生産種種弊端的要害。在這一點上，我完全認同作者的觀點，並且相信，這也是走出"西方中心主義"等困境，獲得學術自主性的關鍵。我還願意補充的是，一旦能夠以真問題爲仲介形成理論與歷史和現實的深刻互動，中國的知識生産也完全有希望反過來挑戰、補充、修正和改寫許多宏觀層面的理論和觀念，從而以本土經驗的研究對世界學術理論做出貢獻。 但是，什麽才是內在於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其標準何在）？研究者何以知道提出的問題是否內在於我們的歷史和現實（其判據何在）？如何才能夠提出這樣的真問題（其途徑爲何）？恰恰是在這些關節點上，作者似乎語焉不詳。 的確，對於如何提出真問題，賀照田還是給出了一些提示――應當避免將問題急於封閉在某一既成的觀念或理論框架中，而要不斷地將它"置回原歷史脈絡和情境中去體會和理解"。但隨後立即令人遺憾地推辭止步，"如何進入現實和歷史又是一個非此處所能討論的複雜問題。"這使他所建議的"解決途徑"失之抽象和籠統。 在這裏，我們明顯地感到作者自身的思維緊張。在一方面，他提出"理論－真問題（仲介）－自身的歷史和現實"的互動框架，指向解析性的訴求，試圖將複雜混沌的過程清晰化；而另一方面，由於缺乏明確的標準、判據和途徑的分析，使這一解析性框架在操作層面上流於空泛，我們似乎必須依賴研究者獨特的"體會和理解"，憑藉感悟、洞察甚至靈感等難以言傳的因素才能抵達真問題，隱含著返回神秘主義的傾向。【3】這種"解析性"與"感悟性"思維的內在緊張本身有其優勢，能夠開放出更多的可能性空間。但如果徘徊於這種緊張，也可能會阻礙（本來有希望獲得的）進一步的穿透打通。清澈的分析如何才能不流於簡單武斷，豐富的闡釋如何才能不失之含混晦澀，這是每個學者都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如果說，我們知識生産的主要失誤是沒有能提出真問題，那麽解決的關鍵就是提出真問題。但是，除非對於提出真問題的途徑、策略或方法做出具體的分析和建議，否則這一陳述只是形式邏輯的正確推論，而不是發現性的論述，所謂的"解決"就更像是"原則"而很難算作是"途徑"。就原則而言，學界幾乎都會同意，外來理論只所以"外在於"本土的歷史和現實是由於缺乏（內在於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作者除了對其重要性予以強調之外，究竟還告訴了我們什麽新的東西？ 如果賀照田的文章僅止於此，那可能沒有更多的討論價值。但重要的是，作者雖然沒有給出"處方"，但提供了九個具體問題，以此爲範例對診斷我們的"癥結何在"提供了意義豐富的反思啓示。如果我們能夠深入瞭解"爲什麽我們沒有能夠提出真正的問題"（why），那將對"如何才能提出真問題"（how）的回答具有實質性的促進。本文以下的討論是在賀照田提供的啓示下，針對制約知識生産因素中的一個環節――學術研究中的"理論無意識"問題――做出進一步的清理和分析。 三．
理論自覺與真問題【4】 在我看來，目前阻礙學術研究進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理論無意識，或者，缺乏反思性的理論自覺。 不久前聆聽一位學者的演講，介紹他的一項實地考察研究。他在演講開始就首先聲明了對理論的警覺態度：因爲理論預設會導致先入爲主的偏見，妨礙了客觀理解研究的物件，於是他決定抛開所有現成的理論，進入實地開展深入的經驗考察，去發現真實的問題。這是我們經常會聽到的一種似乎很有說服力的見解。 但抛開所有理論可以發現真問題嗎？人類現有的認識論研究告訴我們，沒有理論和觀念的預設不可能提出任何問題。卡爾·波普曾指出，離開理論的"客觀"觀察在自然科學研究中都不可能。實際上，"抛棄理論、客觀地發現真相"這一觀點本身包含了重要的理論預設――認識論客觀主義（epistemological objectivism）。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不僅已經在研究方法上"默用"了"認識論客觀主義"這一（天真可疑的）理論預設，而且對自己的這一"默用"無所察覺，因此陷入了雙重誤區。這不是對理論的警覺而是盲目。 既有理論可能會導致認識的偏見，但只有通過對理論預設的自覺反思才可能避免和克服，對真實性的追求也需要以"理論自覺"而不是抛開理論才能獲得。例如，如果觀察者希望"讓物件本身向我們湧現"，就應當明確意識到，他是在以接近現象學的方法爲預設前提。這絕不是一個表達方式的差別，因爲如果自覺意識到這一預設，那麽觀察者將會遵循現象學方法的要求――有意識地"懸置"種種既有的觀念，在進入經驗物件時，不斷警覺自身所有可能的先入之見。同時，研究者也將受益於哲學理論對現象學方法本身的批判性研究，把握其優越與局限，爲整個研究方案的利弊分析提供反思的依據。 回避一切理論的後果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之中"默用"了最糟糕的理論；而對理論的濫用常常是由於對其適用性和有效邊界未做充分的反省。理論的"厭食症"和"消化不良症"可能有各自的徵兆，但有一個癥結卻是共同的，那就是研究者對自身的"理論無意識"所造成的遮蔽效應缺乏充分的反思自覺。在賀照田列舉的九個問題中，一些本來非常有潛力的問題設置卻蛻變爲脫離了歷史和現實緊張性的乾枯"題目"，最終大大削弱了其"研究成果"的現實相關性和有效解釋力，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自身的理論無意識。 例如，在論及"政治視域"問題時，賀照田指出一種偏狹的國際政治觀,"習慣於把其他國家的舉動毫無猶疑地解釋爲眼下直接的經濟欲望和權力欲望"。這主要是因爲主流的國際問題研究被"實力政治"（realpolitik）的理論框架所制約。在中美關係問題上，每當局勢發生出人意料的變化時，我們的專家很少從互爲衝突的闡釋中重新反省實力政治的理論構架問題，而常常以輕率圓說的"慣習"維持其解釋的有效性。1980年代末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出現了具有重要影響的建構學派理論，但至今對許多中國學者還相當陌生。【5】"只有永遠的利益"固然不錯，但如果將利益主體指向單一終極的"國家"，而沒有將"國家利益"本身看作一個動態的建構過程，就很難把握多元的文化與利益主體（人權主義者，工會集團，跨國公司等等）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建構機制，也難以解釋美國的對華政策在"戰略夥伴"與"競爭對手"之間反復搖擺的徵兆。同樣，在精英與民衆的脫離問題上，除卻研究者的價值取向需要反省之外，正是由於將"民衆"安置在（未經充分反省的）"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框架中，才使民衆蛻變爲可資統計的"指標"或"變數"（"納稅人"，"購買力"，"不安定因素"等等）。這種分析框架已經事先遮蔽了民衆作爲"實踐主體"的可能，因此，他們的"價值觀念、生活邏輯、主體感覺、精神欲求"等等也就不可能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成爲值得對待的問題。 讓我們來看一個相反的例子。1954年，年輕的布迪厄從（法國最爲"精英"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他在通過大學教職的資格考試之後，沒有遵循他的老師康奎荷姆（Georges
Canguilhem，也是福柯的老師）的勸告留在法國繼續哲學研究，而是轉向阿爾及利亞開始人類學的工作。他在對卡拜爾（Kabyle）社區"家庭"概念的研究中，試圖應用當時流行的結構主義人類學的理論（布迪厄曾選讀列維-斯特勞斯的課）。但他在研究考察中，反復搖擺於兩種互爲緊張的觀點之中：是將卡拜爾農民看作傳統鄉村結構的一部分，還是看作再生産危機中的犧牲者？這種緊張使他意識到，結構主義的理論無法簡單地運用於這樣的個案，而必須予以重新評估。但布迪厄並沒有輕易地放棄這一理論資源，而是以"近似"的方式，將結構主義的概念從其原初的理論領域"轉移調用"到自己的經驗研究中。他以自己創生的"策略"概念來置換結構主義理論中的"規則"概念。在策略的概念框架中，社會行動者以不斷的"計算平衡"過程來學習適應自身所處的境遇。這一"轉移調用"後的策略概念復活了行動者的實踐自主性，而實踐又不是任意的，因爲策略與境遇受到結構因素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不再是決定性的（像結構主義理論中"規則"概念所闡述的那樣），而是條件性的、限制性的。【6】這雖然是布迪厄早期的工作，但已經體現出他在理論與經驗的遭遇緊張中如何堅持反思性的理論自覺。 如果理論和觀念是我們無法超越的地平線，要提出"內在於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既不可能"先在於"理論，也不可能"外在於"理論。那麽，真問題的發現究竟何以可能？ 在此，我試圖進一步梳理賀照田提出的仲介議題：真問題來自反思指導下的理論與（歷史和現實的）經驗物件的反復遭遇。這種遭遇往往形成一種困境，一種"難題局面"，一種多重闡釋之間的緊張衝突狀態。反思性的理論自覺摒棄了那種以"輕率圓說"方式所達成的遭遇"和解"或對難題局面的逃避，而要求我們深入地、反復地進入這種緊張遭遇。正是在這種遭遇中，被各種既有理論預設鎖定的現成"答案"暴露了其曖昧不清或者解釋失效的盲區和誤區，種種"定論"的自洽性被置於新的質疑之中，其理論預設所掩蓋、遮蔽或扭曲的（歷史和現實境遇）"暗面"向我們重新敞開。這種緊張與衝突的遭遇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正是真問題誕生的母體。扣緊這樣的時刻，反復深究其中，常常是艱苦的充滿挫折感的過程，但將爲真問題的發現提供巨大的可能。當然，真問題並不是唯一的。對同一研究物件，存在著不同的已經被回答的和尚未解決的真問題。但真問題的一個判據標準就是在理論與經驗遭遇中、在闡釋衝突中，發現了"被埋沒的重要關係"。 反思性的理論自覺要求研究者不僅對理論具有開闊的視野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對理論的起源語境和演變歷史的"譜系學"具有批判性的把握。這樣才可能在理論與經驗的遭遇中保持敏感和警覺，才可能針對不同語境中的具體問題批判性地反觀理論、創造性地運用理論。在尋求問題的解決中，並不是在各種既有理論的比較中"選取"一種更新的或更有優勢的理論框架，而是在不斷遭遇和嘗試之中，以創造性的"轉移調用"等方式形成新的概念和路徑，從中尋求新的闡釋。反思性的理論自覺是研究者在不斷面對"難題局面"的研究實踐中獲得的一種思維品格，一種對輕率圓說、和解和逃避等"慣習"的克服。缺失了這種思維品格，我們很難抵達真問題的發現與解決。 四．
結語 遺憾的是，經過了二十年的"理論狂歡"，中國學術思想界仍然缺乏真正的――作爲優秀思維品格和有效研究方式的――理論素養。理論無意識的慣習不是個別學者的問題，而是存在於我們"學術場域"的共同盲區。當然，這還僅僅是我們需要面對的衆多問題之一。知識生産具有複雜的機制，許多制約因素是體制性的，這包含學術場域本身的機構、評級制度、發表制度、出國訪問的選拔機制等等。布迪厄提出學術場域的概念，正是試圖將知識生産中的"集體無意識"作爲反思與批判的物件。克服那些阻礙有效知識生産的種種因素，無法依靠個別學者的努力來完成，而必須是一項集體性的事業。但願由賀照田的憂慮和質疑所引起的討論，能夠促成中國的反思社會學的興起。 【1】關於反思社會學的理論與相關討論，可參看一部較爲通俗而準確的闡釋讀本：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這本著作已經有一個相當好的中譯本：《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 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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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學界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