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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海兵（中國人民大學教授）／2002-06-21／世紀沙龍
學術評定機構的錯位
中國的事業性機構,比如高校、研究所、研究中心、醫院等都設有學術委員會,以及由此派生的學位評定委員會、職稱評審委員會、成果評審委員會等。學術委員會擁有學術方面的最高審批權力。一般,事業單位的一把手兼任學術委員會主任,學術委員會的成員相當一部分是單位的中層領導,如高校中的院長、系主任、所長,也有一部分是老教授。筆者以爲,在學術管理上實行學術委員會制度是計劃經濟與審批經濟的産物,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是少數教授對多數教授權力的剝奪,應該儘快取消。
1、任何一個事業單位,教授與教授之間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權力應該是等同的。現在的學術委員會人爲地把教授分爲兩類,一類(多數人)的命運掌握在另一類(少數人)手中,多數教授中的每一位教授的權力利益都要受制于少數教授,晉升教授的人的命運則完全被少數教授所壟斷。顯然這違反了學術民主原則,簡單地搬用了行政管理體制。權力,特別是學術權力是不能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學術權力越分散,越能夠制約少數人的不公正行爲。
2、即使假定學術委員會的成員均能做到公正,它也缺乏行使權力的能力。就一個高校來說,往往包括衆多學科。假定一個學術委員會由30人組成,則具體到某一級學科的委員也就3至5個,而由於隔行如隔山,這樣學術委員會在做具體決策時,多數人往往是門外漢,易於被少數人所控制,只能進行形式審查(這是不必要的）,根本不可能進行實審查。在學術委員會下面設立分學科的分委會,也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分委會沒有最終決策權,並且分委會的決議也時常被學術委員會所否定。反過來說,如果院系的分委會起決定作用,則學校的學術委員會沒有存在價值。筆者曾經記得,1999年北大1992級博士生劉燕文訴北大未授予其博士學位,其結果是北大敗訴。此案中,劉的博士學位論文1996年全票通過論文答辯委員會答辯,以12比1通過了系學位委員會審查,但最後卻沒有通過學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查。其中原因就是在由16人出席的校學位評定委員會中,15人（大概是）是門外漢,(大概是）僅有的一個門內漢又與劉的指導教師有矛盾（因爲劉的指導教師作爲系學位委員否決了其指導的學生論文）,這樣大多數非專業的專家,只能順從於個別專業的專家,結果,有一人反對則全體反對。
3、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筆者沒聽說有哪個名牌大學設立這種大雜燴式的委員會,即使設立各種專門委員會,也是任何教授均有參加權,或由全體教授民主選舉産生,各種委員會的委員不是一種頭銜,不是一種權力,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教授之間可以有報酬的區別,可以有分級的不同,可以有一流教授、二流教授,但絕不應有等級制,不應有一等教授、二等教授。在學術領域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的環境。筆者任教授8年,不知道本單位的學術委員會是如何産生的,甚至不知道誰是委員。本來,教授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在權力上,而是在非權力方面。比如爭取專案的多少,知名度的高低,這些由市場決定。教授是一個充滿個性的群體,如果採用類似于公務員系列中的科長、處長、司長、部長頭銜,將其分等,則必然扼殺其自由創造的空間。說到底,頭銜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沒有高質量的産出。
教育行政部門的越位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教育行政部門與高校的關係是上級與下級縱向隸屬關係,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行政部門與各高校的關係就不再是上下級關係,高校(應該）成爲獨立的法人。此時,教育行政部門對高校的管理逐步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由集領隊、裁判員、督察于一身轉向只做裁判員與督察。然而筆者認爲,在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一方面應該下放的權力沒有充分下放,另一方面又以改革的形式過多地干預高校。總之,教育行政部門管了許多不該管的、管了也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這裏略舉幾例說明。
1、重點學科評審
不久前筆者看過一份材料,大意是說:教育部對全國高校進行重點學科評審,有一千餘個重點學科當選。筆者以爲這種評審重點學科的做法本質上仍是計劃經濟的做法。首先,評審重點學科就像評審企業500強一樣,不屬於政府職權,是不是重點不是政府評審出來的,而是由市場、社會認定的。市場經濟優勝劣汰,根本不需要政府去評定誰優誰劣。其次,即使搞這種類似於企業評選的重點學科評選,也只能由社會仲介機構去做,政府不必介入。再次,政府介入重點學科評審,易於産生腐敗。多一種政府評審,多一點腐敗的機會。據筆者瞭解,重點學科評審中的不正之風、形式主義、虛報浮誇、互相擡轎是存在的,這也是必然的。
2、重點研究基地評審
據《光明日報》2001年4月19日B3版介紹,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有103個,這裏的重點研究基地(以下皆指人文社科領域）是指經過教育部社政司主持、由專家委員會評審通過的高校××中心（少數是研究所）。這種研究中心一般是以高校中的某一個學院或系爲依託,再聘請校內其他相關院系的教授及外校一些同行專家(理論上要求所聘請的專家每年應該在這一中心或基地工作1-2個月以上。筆者就兼任某某大學某某經濟研究中心的教授)。筆者以爲,像評審重點學科一樣,評審重點研究基地也是計劃經濟的做法,是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管了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首先,一個研究基地是不是重點不是由行政機構評審出來的,一個研究基地的生存與發展是靠自己的實力、知名度,不是靠一個封號、頭銜。這種行政式的評比背離了市場經濟的要求。作爲教育行政部門,其任務是制定遊戲規則,監督規則執行,不要既做裁判員、又做指揮員。如果教育部門認爲某一類研究從國家、公益角度需要加強,則根本不必採取評審重點研究基地的方法,可以採取以課題招標的方式資助。由這種方式確定重點研究基地是動態的,是開放式競爭。其次,教育部門評審重點研究基地是做了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每一個重點研究基地教育部社政司均要派人參加評審,一般是2-3人,一個司級官員、一個處級官員、一個科級官員,還要組織一個專家評審委員會。一次評審至少1-2天,其中要開一天的評審會(彙報、答辯）,還要有半天對有關設施進行實地檢查(有些高校爲了爭取評審通過,爲研究基地突擊配備辦公室、資料室,評審通過後則無影無蹤)。再次,誰來監管教育行政部門？教育部社政司直接掌握上百個重點研究基地、幾千萬元的專案經費審批,它能夠公正操作嗎？筆者不知道有沒有審計,結果如何？還是一句老話,行政審批越少,尋租的機會才能越少；權力越能相互制約,腐敗及不正行爲才可能越少。順便說一句,按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方案,教育部只有規劃社科研究之職而並無審定重點研究基地及其重大專案之職。
人才評審制度的缺位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人才是培養出來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才是競爭出來的。人才培養關鍵是一個"養"字,是一種行政性行爲,而人才競爭核心是一個\"爭\"字,是一種市場性行爲。發達國家的人才可以有測評機構(企業性),但絕沒有什麽評審機構,他們的人才戰略是對事不對人,能幹的人不需要貼標簽,不能幹的人貼了標簽也沒什麽用處。
觀察我國的學術隊伍成長,我們的高校、研究院所,甚至國家教育部,似乎不知道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抓什麽,只是沿用計劃經濟下的評勞模、評典型的做法,試圖利用各種名分、身份、座次、頭銜來培養人才,搞出了評審學科帶頭人，評審跨世紀人才,什麽百人工程、什麽萬千百十工程(一萬個科研骨幹、一千個國內優秀骨幹、一百個國際優秀人才、十個國際頂級骨幹),所有這些無不充滿計劃經濟的味道。筆者不解,什麽叫學科帶頭人，這裏的學科是什麽含義？是一級學科還是哪一級學科？學術的發展是百家爭鳴,需要什麽帶頭人？爲什麽要對學者分爲帶頭與被帶頭、頭與尾？今日之帶頭人,明日一定是帶頭人嗎？昨日不是帶頭人,今日就不可能成爲帶頭人嗎？學術界不是經常有黑馬現象嗎？至於跨世紀人才,更是莫名其妙。難道我們要把人才分爲不跨世紀的與跨世紀的人才？長壽的就是人才？誰是人才難道是評審出來的？誰是人才難道是單位或行政部門評審出來的？本來評定和聘任教授就己經對人才作了基本的界定,現在又要在此基礎上把教授分成跨世紀人才,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嗎？我們爲什麽不能少一點人爲的評審,多一點社會的評價呢？在學科前沿、在學術領域,對人的分級宜粗不宜細,對事的分級宜細不宜粗。筆者甚至想,也許今後連職稱制度都會消亡,只有教師等職業資格制度存在。
還需要指出的是,産生於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的院士制度也是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這種院士制度是封建的爵位制度的翻版(幾乎已公認,院士相當於副部級),是行政幹部終身制在學術領域中的克隆,是創新的障礙。現在,院士商品化、院士的貶值、評選院士中的種種不正之風已是不爭的事實。事實已經表明這種制度是利小於弊,使得我們的學者不再追求學術、而追求學帽、學銜。每當筆者看到近十多年來中國自然科學特等獎一直空缺,一等獎也少見,而我們的院士數量不斷增加的時候,我的心中只有苦笑。這種計劃經濟式的計劃是可怕的,是反科學的。有了科技評獎制度,甚至國家科技大獎制度,還有必要設立院士制度嗎？終身制的院士還能給人以創新的動力嗎？北京大學王選教授作爲至今爲止僅有的四名國家科技大獎的獲得者,曾經說過,我能創造成果的時候沒有院士頭銜,現在我不能創造成果的時候卻獲得了院士頭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