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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五千年的歷史，其光輝燦爛的地方很多，這是我們不用多說的。只是發展到近代，歐洲和北美的相繼崛起，中國至今都還處于落後的狀况。從戊戌維新運動以來的許多知識份子都在尋找這種落後的原因，一般都歸究于中國封建社會過于漫長。五四運動提出了兩個著名的口號：民主與科學，應該說是認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是，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及政權沒能很好地處理國家統一、主權等等一系列關鍵問題，辛亥革命也就成了一次非常不徹底的革命，新生的資產階級反而成了帝國主義列强瓜分中國的“引狼入室”者，最後被廣大人民所唾弃。這是十分顯然的，自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爲西方掠奪的重要地區，到蔣介石統治結束的四九年止，香港、澳門被清政府租了出去，黑龍江流域的北方領土丟失了，在蔣介石政權下外蒙一九四六年竟獨立了，甚至可以說，要不是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和美國的戰爭話，臺灣、東三省現在可能已是日本的版圖或至少是日本的附屬國。
這是問題的一方面，而問題的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那就是中國始終不能擺脫大動蕩的陰影。這一點和美國不同。美國建國兩三百年來，無論是什麽樣的人執政，無論在他執政期間發生了什麽樣的重大偏差，而美國社會依然是那樣的平靜。中國所不同，我們在對未來進行某種探討時，總是憂慮未來社會難免出現政權更叠的流血衝突，無論從近一百多年的歷史看，或是從五千年的歷史看，這種憂慮不能說是杞人憂天。不必諱言的是，一個民族的野蠻性，往往表現爲本民族內部之間和與外部民族利益發生矛盾時十分激烈的對抗，這個對抗的結果就是從所有的方面消滅對方。歷史上有過的秦代的焚書坑儒、漢代的火燒阿房宮、清代的文字獄，更不要說朝代的更替了，就是在當代的文革，以消滅對方的思想甚至是肉體的革命也十足表現出驚人的野蠻。基于民族本質深處的這樣一種野蠻性，不能簡單地說它是民族主義，應該被看成是一個民族沒有發展到成熟時的自然表露。
有人可能會說，美國是民主政體，和我們不同。這話對也不對。說對，是因爲確實如此，民主政體下的社會有自我調解的功能，也就是平衡、穩定的功能。說不對，俄羅斯就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自從蘇聯過後，俄羅斯至今都還在動蕩中，而且可以看出來，這種對國家的發展、人民的幸福沒有任何好處的動蕩將會持續下去。我們不能說俄羅斯選擇民主的政體是錯誤的選擇，從道理上來說，俄羅斯人民的選擇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但是，既然是正確的道路，那麽爲什麽俄羅斯會到今天這樣衰落的境地呢？還有印度，雖然也是民主政體，但是印度的發展也有許多不盡人意處，而且其社會問題也較多，有的達到無法調解的程度。
印度曾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也依然還是英聯邦的成員。同中國相似，印度在西元前兩千年就創造了燦爛的文明，西元前３２５年建立了孔雀王朝，形成了統一的國家。距今一千二百年時，阿拉伯人入侵印度，引進了伊斯蘭文化，十六世紀初，建立了莫臥兒帝國。中國的元代和清代，漢人被北方游牧民族打敗，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基本上沒有什麽文明成果，所以金人和滿人後來被漢化了。印度在一七五七年爆發了和英國的普拉西大戰，印度戰敗，淪爲英殖民地。一九四七年印度才實現獨立。中國雖然也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但中國沒有象印度那樣成爲外國的完全殖民地。印度獨立後，基本上是按照西式民主政體設置了聯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
在中國，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月在北平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的建國大綱。從建國後到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制定實施前，它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由此可見，政協和人民代表大會的設立，中國也大致按照民主形式建立了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模式。
讓我們來看看明清時中國發生了什麽。明朝後期，統治集團腐朽。宦官魏忠賢專攬朝政，殘酷地迫害异己、鎮壓人民。統治者不斷加重對人民的賦稅剝削，加上灾荒連年，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在旱灾頻繁大面積發生的背景下，崇禎末年，華北、西北、山東、長江中下游地區又發生大範圍的蝗灾，僅在北方就形成一條長達上千公里、寬達數百公里的蝗灾分布帶，飛蝗所經之處千里赤野草葉不存。旱灾和蝗灾，對明王朝統治地區的生産力造成了嚴重破壞，崇禎實際已經失去調控全國經濟的能力。明末農民戰爭在陝北爆發，李自成農民軍提出“均田免糧”口號，得到了農民擁護。一六四四年，農民軍攻占北京，推翻了明朝統治。隨後清兵入關。清朝統治者入關以後，進一步加强了君主專制。設立軍機處，加强了皇權。
大興文字獄，在思想文化上對知識份子和人民進行迫害和壓制。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中後期，在江南地區，絲織行業等手工業生産部門裏，産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蘇州等地，有許多以絲織爲業的“機戶”，他們擁有大量資金和幾台到幾十台織機，開設機房，雇傭機工進行生産。機戶就是早期的資本家，機工是早期的雇傭工人。機工靠出賣勞動力爲生，計日領取工資。蘇州城裏有機工幾千人。雖然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只出現在個別地區和生産部門，但應該可以看作是中國文明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
一五六七年，明穆宗廢除了“祖宗之制”的海禁政策，宣布“除販夷之律”，開始了海上貿易活動，允許當時船商巨賈“准販東西二洋”貨物。幾千年的封建中國，出現了反映商品經濟要求的新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使傳統的“重本抑末，貴農賤商”的經濟思想發生了變化。以明代湄洲的海上貿易爲例，《閩部疏》說：“開禁以來，海上槎舟鱗次，桅檣彌天”。地處東南亞地區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民衆，本來喜愛物美價廉的他們稱之謂“東方織品”的布匹和中國的土特産品。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在商品經濟誘導下的興化府地區，出現了“四郊無不耕之土，而機抒之聲不絕”的生産場面。到明末崇禎時期的七、八十年間裏，轉自東西洋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白銀，不下四千萬兩，相當于當時中國原有銀量的六分之一。
隨著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及發展，反映這一現實的早期啓蒙思潮也應運而起，在哲學、科學、文學等領域都有所表現。出現了反對封建教條和假道學的思想家李贄，寫有《藏書》、《焚書》。李時珍、徐霞客、徐光啓、宋應星分別寫出《本草綱目》、《徐霞客游記》、《農政全書》、《天工開物》等重要的科學著作。掐絲珐琅（即景泰藍）是中國歷史上的工藝品的精華。明朝政府組織了以解縉爲首的三千學者，歷時五年，編纂成百科全書式的《永樂大典》。
但是清朝建立後，一方面滿人自身生産方式在觀念方面的落後，另一方面滿人對漢人的防犯和漢人的反抗，中國歷史在清朝初期的幾十年裏發生了倒退和停頓。雖然比起明朝末年，自然灾害如旱灾蝗灾得到了緩解，但是清朝入關時，采取了野蠻的大規模的圈占土地，把掠奪來的土地分配給滿族的王公、官僚和將士。而這些被滿人圈去的土地，當初只是爲了建立一種游牧的原始的農業生産方式。爲了防止被漢族同化，不許滿漢通婚，在滿人中保持騎射、滿語及其他習俗，而對漢人嚴加控制和防範，幷利用一切機會打擊各地士紳。爲了防止內陸人民和鄭成功在海上可能取得聯繫，還頒布了遷海令，不准商船漁船出海，從江蘇到廣東的漫長海岸綫上，距海五十裏內居民均被迫往內地遷移。明代時的海上貿易活動因此中斷，直到康熙年間統一臺灣後，才重新開放海禁，對外貿易才有所恢復和發展。
即使這樣，清政府也依然擔心，開放貿易後人民接觸了外部世界，將會增强反政府的傾向和力量，所以對中外交往嚴密控制。一方面限制中國人出洋貿易和居住，嚴格規定出洋船隻的大小、型制與裝載貨物的品種、數量，水手客商人數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來華外國人的活動，指定在廣州一口通商，規定進出口貨物的種類，對外國商人在中國的行動、起居制訂條規，稽查防範。特別是設立行商制度，使來華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准和其他人往來。這種閉關政策，力圖與外部世界隔離，以保存、維護滿人的集權統治，窒息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妨礙了中國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
我國的近鄰日本在十七世紀後的一二百年裏，一直處在非常安定的時期，到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運動，迅速發展資本主義，成爲一個軍事上經濟上的强國。日本列島古代與亞西亞大陸聯在一起，由于地核運動以及火山活動，後來與大陸脫離，大約在一萬年前形成了現在的地形。三世紀時，水稻栽培傳入日本，日本民族開始過定居的生活，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古代日本同中國交往很多。十二世紀末葉，絲綢、陶瓷等手工業以及水陸交通運輸發展迅速，幷開展了對東南亞各地的海上貿易。
明治維新運動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國家的穩定，關鍵的發展時期江戶時代商人活動頻繁，商業開始發達，幷在日本國內形成全國性的市場，中間階層成爲主要的經濟及政治力量，由此形成了近代比較完整統一的國家，其國內沒有語言、宗教、人種等對立。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人民需要到居住地以外的地區從事活動，教育也因此發達起來，民衆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從男子的讀寫能力方面看，明治維新時日本是43%，法國大革命時法國是30%，而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中國是15%，印度獨立時印度是10%。江戶時代，學校（即寺子屋）在全國設有約一萬六千多所，這些學校大部分由國家開辦，幷獎勵農工商人及婦女上學，婦女的讀寫能力當時就達到了10%，這在世界各國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難怪明治初年德國人說：“我們歐洲經過五百年才達到的文化發展水平，而日本國民只需十年就達到了。”雖然誇張了一點，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穩定發展，不但促進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同時也促進了日本人民的文化發展。
二戰結束時，日本因戰敗而山河破碎，有些人憑此認爲中國和日本處在相同的起跑綫上，從表面的經濟和軍事上來說這些話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從國民素質等等方面來看，却幷非如此。首先，國民的文化素質沒法和日本比，其次，中國人的民主訴求也不能比。當然，我們應該看到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開始了各級政府的民主普選，可是後來就漸漸地流于形式，人民將能參與民主選舉當成是一種榮譽，而被選舉出來的人民代表也認爲是一種榮耀，至少更多的不被看作是一種責任。究其原因，文化普遍偏低導致了一般的廣大民衆缺乏對未來的遠見，和絕大部分國民爲農民，因而靠天吃飯的自然經濟狀况就沒有了工業社會中國民對民主的理解和理解的深入。簡單地說，天不是民主選舉得了的，天要發大水和天要大旱都不是人能够控制得了的。
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覺醒運動。鴉片戰爭的失敗，讓全中國人看到了科學技術也就是工業革命的力量，同時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又使得中國的封建官僚和資本的結合而派生出官僚資本主義。上世紀六十年代，清朝政府依靠西方的洋槍洋炮和交通運輸工具，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由此清朝政府對工業文明發生了興趣，不惜花重金赴美購買機器創辦了清王朝統治集團的軍需工業。一八六五年，由官方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成立，隨後西方國家的蒸汽動力車床、鏜床、刨床和銑床等先進技術設備逐步進入中國。蒸汽動力設備在軍需工業中使用，客觀地推動了民用工業如采煤業、交通運輸業等的産生和發展，一八七三年成立的輪船招商局和一八七六年成立的臺灣基隆煤礦、一八七八年成立的開平煤礦等都是爲滿足軍需工業而發展起來的民用工業。同時，冶金業、紡織業、食品業及火柴、造紙、玻璃等行業也開始了發展和起步階段。
但是，清朝政府引進和發展機器生産的目的，不是要走向工業文明，而是完全出于維護滿人統治的需要，在政策上自然就會頑固執行“官辦”、“官督商辦”的體制，在利益分配上就自然照顧官僚階層而發展成爲一種不倫不類的官僚資本主義。民間的以漢人爲主體的民族工業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在官僚資本主義的夾擠下一直無大的作爲。即使到了中華民國時期，民間的民族工業受官僚資本主義的打壓也是一刻都沒有停止過。但就是那些清政府洋務派集團掌握的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漢陽鐵廠和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和黑龍江漠河金礦等企業，也缺乏活力，只能進行簡單的再生産，甚至只能在生産上進行修修打打，在落後的工藝技術上使得企業走向衰亡。
甲午戰爭後，清朝政府向全世界充分暴露出了自己的衰弱和無能，由此演變成西方列强掠奪中國礦藏資源和瓜分中國的危機。以康有爲、嚴複、梁啓超、譚嗣同等爲代表的戊戌維新運動志士在民族危機關頭，爲了反映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勇敢地批判清政府錯誤的經濟政策。康有爲提出效法日本、俄國，要求實行改革，撰寫了《日本明治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等，主張現代企業“宜縱民爲之，幷加保護”，幷例舉說世界上著名的兵工廠如“德之克虜伯（德國最大的軍火工業），英之黎姆斯（英國最大的造船企業之一），著于海內，爲國大用，皆民廠也。”但是，戊戌變革只持續了一百零三天，便在清王朝的落後勢力打擊下宣告失敗，從而使中國與世界範圍內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以武裝起義的方式，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以此回頭看一看戊戌維新運動的不可能成功便一目了然。就是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及北洋軍閥統治，也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幷沒有從根本意識形態上消除全民族的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這種政權的更叠，只是軍事革命的結果，幾乎沒有全民族的思想覺醒，就是說廣大的民衆還沒有從封建主義的意識中解脫出來，自然地過渡到高一級的世界觀中。那麽資產階級提出的平等、博愛、自由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沒有了生存的活力，資本主義的民主方式在中國的封建意識的土地上也就變得不倫不類，多少象阿Q理解的國民革命那樣了。
《馬關條約》後，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了日本。臺灣在日本人的統治期間，雖然道路交通得到了大的發展，人民經濟生活和受教育要比大陸强，但是日本人的統治依然是極權方式，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和參政自由。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去了臺灣後，臺灣本土人和大陸去的人也一度水火不融，因此也大大延緩了臺灣的發展。臺灣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經濟程度，首先是民衆的識字水平有一定基礎，其次是國民黨從大陸卷帶去的財富，另外是冷戰時期尤其是越南戰爭時期其特殊地理位置上所獲得的機遇，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大陸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香港和臺灣也有相似之處。從近幾年香港媒介所暴露出的某種輕狂，就大致能看出那種從异族極權統治下突然脫離出來後，對民主、自由認識上的不成熟，至少存在著相當多的認識上的誤區。
從世界範圍來看，外族入侵對本民族文明的破壞造成的後果，在消極方面遠遠大于其積極方面。印度、埃及等等的歷史都佐證了這一點。當歐洲人到達美洲時，美洲大陸還是一塊蠻荒之地，同樣澳洲也是如此，所以美洲和澳洲的歷史不能反駁本文的觀點。外族入侵表現在語言、宗教、人種等方面的對立，嚴重地破壞了古老民族的現代文明發展方向，其摧殘的狀况是血腥的野蠻的，從而也就不是什麽文明的，因爲這種入侵不可能以改變人的素質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