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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精英意識”與30年代的“新專制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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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國強／2002年01月25日／世紀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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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10-20年代，大批接受西方現代教育、具有"民主"、"自由"等現代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學成歸國，對中國的思想啓蒙發揮過重要的影響。從10年代中後期的"新文化運動"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憲政運動"，是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最輝煌的時代。但是此後不久，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陣營發生了一次裂變。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以蔣廷黻、丁文江、錢端升等人爲代表，轉而成爲"新專制主義"的熱心鼓吹者。 對於他們思想轉變的原因，學界已有一些論述。如許紀霖認爲：新式獨裁的鼓吹者"絕非滿腦忠君念頭的舊派人物，而是堂堂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前不久他們還在熱情地要求民主憲政，而今一旦發現民主與統一的現實悖論，就以國家統一爲軸心由民主轉向了獨裁。"(1)
陳先初在論述張君勱的轉變時指出："近代中國許多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其最初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追求都是英美式的自由主義。30年代，由於特殊的社會環境，他們暫時降低了自由主義的要求而遷就權力主義，企圖以支援現存政權的方式統一全國，抵禦外辱，同時換得自己入朝參政的機會。"(2)
筆者認爲，上述觀點以現實政治壓迫、民族主義情緒和統一穩定訴求等客觀原因解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轉變，有充分的事實依據。我非常贊同。但同時認爲，還有兩個因素不容忽視：即中國傳統的"精英政治"觀念的影響和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特別是後者）的隔膜。本文試就這兩個方面談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 當我們討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知識構成和思想傾向時，往往會注重其留學英美的教育背景和經歷，而忽略了傳統觀念和意識對他們潛在的影響。 正規、系統的學校教育，對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社會實在是一所大學校。社會環境、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對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的養成，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在考察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思想觀念之形成的時候，我們既要看到他們特殊的西方學校教育背景對其政治理念的影響作用，同時也要看到他長期所處的中國社會環境對他的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式的影響。畢竟，他們在出國前和歸國後，是長期處於傳統文化氛圍濃烈的中國社會之中。傳統價值理念的附載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語言、文字、文學作品、傳統典籍、生活習慣、社會風俗、道德觀念等等，都是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有形的或無形的載體。 格裏德在論述胡適思想時曾經指出："在美國作學生的時候，胡適滿懷熱情欣然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育已爲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與他到美國之前雖未堅定於心，卻也顯露端倪的觀點最爲合拍的那些當代西方思想。"(3)
我想，格氏的這種判斷，幾乎適用於每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活躍於20--30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多有"舊學"的知識背景。在傳統文化氛圍中接受啓蒙教育的時候，一些傳統的政治觀念，如"國家"觀念、"政治精英"意識、封建士大夫的政治道德觀等等，也被深深地植入他們的思想深處。雖然後來的西式教育沖淡稀釋了這些觀念，但有些東西是很難根除的，它們常常存在於潛意識中，並會在言論和行爲舉止中不經意地自然地流露出來。 通過考察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思想軌迹，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強烈的政治抱負，部分地植根於儒家的入世思想和讀書人的優越感（精英意識）。這種源自傳統文化的思想的、精神的基因，實與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觀念相抵牾。 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傳統精英意識，反映在他們對中國廣大民衆"劣根性"的深惡痛絕。就連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胡適，也曾經流露出這種情緒。他在1917年歸國後不久在日記中寫到： "國事危殆，民情混沌，仍無異於我五年前未去國時。。。。。。。我國情去共和資格遠甚遠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識書字，千人中不可得一人可與道常，百萬人中不必得一人可與言外情，達治理。衆愚如此，吾誠不知與誰言共和也！即真得共和矣，亦數十人之共和，而非國民之共和也。"(4)
同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以一種拯救者的姿態來自我定位的。對民衆的輕視，和對自身的期許，使得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幻滅、絕望之後，極易喚起關於個人英雄主義和精英意識的記憶。再進一步，就可能發展成爲對有限專制（或開明專制）思想的共鳴。因此，方有胡適"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5)
的悲歎！ 從20年代初一度盛行的"好人政府"的主張，到30年代甚囂塵上的"新專制主義"，具體主張不同，但這些主張背後的動因是一樣的，它們都部分地植根于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傳統的精英政治觀念，反映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民主政治缺乏信心。只有明瞭這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思想的這層底蘊，才能更深刻地揭示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之傾向"新專制主義"的內在動因。 二 如前所述，人們對新知識的接受或拒斥，受其自身思想觀念預置的影響。接受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的結果。民族主義情緒和東西文化孰優孰劣的考量，是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揮之不去的內心情結。這種觀念預置，嚴重地影響到他們對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解與認同。 其次，認知方式的不同，也會造成認識的差異和分歧。分析起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認知，存在兩種不同的方式。大多數人是從書本上獲得這種認知的。這種認知方式的結果偏重於形而上的價值判斷。這種認知方式在使他們獲得關於民主、自由的抽象理念的同時，造成他們對現代民主政治的形而下部分--即民主政治的實踐部分--缺乏必要的瞭解。因此，他們關於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我們甚至可以斷言，有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以自然科學爲專業研究領域的人，雖然在觀念上是趨新的，但他們對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本質和若干要素並不瞭解。這樣，一旦遇到如何在中國實施民主政治改革的現實問題時，難免會産生種種疑問。30年代有關"民主與專制"的爭論中所表露出的種種謬見，即根源於此。 胡適屬於另一種類型。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對西方民主政治有最深切瞭解的人，也是一位自始至終竭力倡導民主政治的鬥士。他坦承自己有關民主政治的知識主要來源於對美國民主政治實踐的即時觀察，而非源自書本。(6)
這的確是他不同于其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地方。由於這種獨特的認知方式，他堅決反對把民主政治看成深奧莫測的高頭講章，而極力強調民主政治的平民性和實踐性。爲了說服國人採納民主政治的主張，他不惜把民主政治說成是"幼稚園水平"的政治。其心可鑒，但細究起來，他的說法也未免失之偏頗。正因爲如此，他的說法遭到主張"新專制主義"的政論家的質疑。 筆者以爲，現代民主政治應該包含形而上（理論）和形而下（實踐）兩個層面。而在實踐的層面裏，又包含著基層直接民主和更高層次上的代議制民主兩個環節。胡適所謂的"幼稚園"民主政治觀，實際上更多地是指的實踐環節中的基層直接民主這個環節。胡適的政論文章，似乎沒有清晰完整地給出上述關於民主政治的總體結構圖，所以引發了一些認識上的混亂。 此外，從他當時的言論看，胡適的民主政治觀並非無可指責。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他在大量論述民主政治的程式的同時，卻忽略了政治的一個本質內容。他反復申明民衆自決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要義，但他沒有揭櫫公民權利的實質內涵。 李大釗曾經指出："蓋人生有欲，政治亦達其欲之一術耳。"(7)
此真可謂至理名言。政治的本質是調處社會關係，直白地講，就是確定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人們對政治事務的態度，最終是以個人的、具體的經濟利益爲核心的。民主政治也不例外。民主政治以"人性惡"理論和法治觀念爲基石，明確承認"民主"、"自由"的私利性，不過同時主張以公共法律的手段加以必要的、合理的限制。民主社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每個公民具有平等的權利，而公民權利不是虛幻的、抽象的東西，它必須落到實處。公民在行使他的權利的時候，總要圍繞一個中心目的，總要有一個取捨的依據和標準。這個中心目的，這個依據和標準，在我看來，就是每個公民的切身的經濟利益。換言之，在民主政治模式下，一個公民在對一項法案或一項政府人事變動實施表決時，他所考慮的，絕不是"國家前途"、"民族命運"這類抽象的目標，而是他個人的、切身的經濟利益之得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政治與個人主義和法權觀念是互爲表裏的。是否承認並保護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實在是真假民主政治的試金石。任何否定個人權利的政治主張，在本質上都是反民主的。 我不知道胡適是受到"君子恥言利"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不願挑明現代民主政治的這個本質，還是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這個本質，總之，他沒有詳細地論述過這個問題，反而說："普通人的知識和能力究竟有限，我們不能期望人人都懂得自己的權利是什麽，也不能期望人人都能夠監護自己的權利。"(8)
這不能不說是胡適民主政治觀的一個重大缺陷。
至於站在他的對立面反對他的主張的人，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從30年代主張新式專制的政論家的觀點看，中國民衆現代民主意識的匱乏以及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茫然和淡漠，是中國必須實行專制的主要理由。實際上，這是一種邏輯上的本末倒置。筆者以爲，只有在把公民權利抽象爲空洞的、"高尚"的"政治權利"之後，才會使得民衆對自己的各種天賦的權益一無所知。30年代民衆對政治事務的茫然和淡漠，是公民權利概念泛政治化的結果，而不是必須實行"訓政"和"開明專制"的原因。 如果我們確認民衆自決是民主政治的要義，而且確認現實的、具體的、個人的經濟利益是民衆抉擇的主觀依據和中心內容，那麽，藉口民衆的文化水準和思想觀念落後而強調民主政治不合中國國情的主張，就顯得十分荒謬。"民治主義的根本觀念是承認普通民衆的常識是根本可信任的。"(9)
廣大民衆可能無法理解關於民主憲政的高頭講章，但如果允許他們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就自己身邊的人和事作出理性的判斷和抉擇，完全是可能的。以解放後各地農村的基層民主選舉爲例，農民不識字的事實，並不妨礙直接選舉的進行，只要將填表格、填選票的程式改爲往候選人身後的碗裏投黃豆，一樣可以産生活生生的基層民主政治。這或許是胡適"幼稚園"民主政治觀的一個有力的注腳。 三 當然，基層直接民主並不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全部內容，現代國家政治生活的內容絕不單單局限於地方社區事務的決策。因此，直接民主的實施範圍必然是有限的。誠如胡適所言："治國是大事業，專門的問題需要專門的學識。"(10)
現代民主國家在決定國家內政外交的大政方針的時候，需要專門家的智慧和遠見卓識。職業化的政治精英是現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資源。代議制是民主政治的高級形態，是確保國家政治生活理性化的重要的制度創設。 那麽，如何理解直接民主與代議制之間的關係？或者說，如何理解普通民衆與政治精英在現代民主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和相互關係？30年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現代民主政治的隔膜，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所反映。 格裏德認爲：胡適的思想中，存在著民主思想和傑出人物論思想的矛盾。一方面，他贊同以大衆爲基礎的政治制度體系，另一方面，他擁護受過高等訓練並具有向前看精神的政治領導人的統治。直到30年代，胡適以一種嘗試性的方式建立了一種這兩者可能在其中共處的雙重政治結構理論時，這種矛盾的局面才得以和諧共處。(11)
我覺得，格氏所論及的胡適的思想矛盾，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具有普遍性；說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最終在各自的思想中達成"民主思想"和"傑出人物論"的自恰，也可能是事實。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種主觀的自恰，並不必然地表明他們對現代民主政治的深刻理解。有時，情形恰恰相反。就連胡適本人也不例外。 胡適在他的政論文章曾經指出：民主政治是一種"常識政治"，而開明專制則是"特別英傑者的政治"。這裏，他顯然把民衆自決與精英政治看成相互對立的兩個範疇，分別與"民主"和"專制"（他稱爲"開明專制"）兩個概念相對應，而沒有厘清中國傳統的精英政治與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實踐中的精英政治之差異。這樣，他與論敵的爭論焦點，不再是是否應該反對專制，而是專制在中國是否有可能實現的問題。(12)
結果在理論上與他的論敵殊途同歸。 胡適上述關於專制和精英政治之關係的表述，對於張揚民衆自決、反對獨裁專制的目標，頗有助益，但對於理性認識西方現代民主政治在不同層面上的運作，效果適得其反。這是他無法說服他的論敵的一個關鍵所在。 而他的論敵之一的丁文江，則按照"中體西用"的思路，把傳統的精英政治觀演繹爲專制體制下的"專家治國"（或曰"技術官僚治國"），給專制政治罩上了一層"現代"的外衣。他在1934年12月發表的《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文中曾經流露出如下的觀點：專制政治的好處是，它對於"現代"國家的本質具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因而它能相應地渴望最充分地利用有文化的傑出人才非常熟練的專門知識。它不僅能避免會削弱國民政府活力的分裂性派別活動，而且它的領導力量，還可以通過把民族利益置在高於一切的地位，利用中國當前的困難，作爲把所有能參加到這個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團結在其周圍的聚集點。(13)
而且他認爲"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內少數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
(14) 筆者認爲，傳統專制政治和現代民主政治都包含精英政治的因素。現代民主代議制模式下的精英政治實踐與傳統專制模式下的精英政治實踐的區別，在於政治精英的産生方式和精英政治的運作方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實踐中，民意是代議制的基礎，代議制在民衆授權的基礎上運作。具體地說，代議制下的精英政治具有以下特徵：一、政治精英必須具備必要的文化素養和關於政治的專業知識，具有良好的行政工作能力；二、政治精英通過民主選舉産生，而不能自封代表民衆利益；三、政治精英在競選中獲勝以後，必須實現他對選民的承諾以繼續獲得選民的支援；四、在制度上保障民衆有權罷免和替換不稱職和以權謀私的政客。 代議制的創立，使得廣大普通民衆不必人人具備政治家的素質和才幹，不必人人變成卓越的思想家和民權運動專家，正如在現代社會中，不必人人成爲會計師和律師那樣的專門人才的道理一樣。胡適說"憲政並不須人人'躬親政治'，也不必人人都能夠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種政權"，就是這個意思。(15)
在代議制政治實踐中，選民只要確認某一特定的候選人能夠代表他（選民）的利益行事，至於到底他（代理人）採用哪些具體辦法，如何實現既定目標，一概不必過問。這種全方位的政治委託，頗有一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味道。當然，選民對代理人的罷免權不在其中。這是懸在政治精英頸項上的一把尚方寶劍，是普通民衆對政治精英的行爲舉止實施有效控制的一種途徑和制衡因素。 直接民主與精英政治的這種有機結合，是現代民主政治優異於其他政治模式的關鍵所在，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現代民主政治的簡便易行。實現理性的民主政治並不需要普通民衆都具備特殊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素質。只有從這個意義上理解胡適關於"幼稚園政治"的說法，才能與民主體制下的精英政治觀念並行不悖。 然而可悲的是，在30年代，能夠理解並接受這種認識的人實在太少。因此，當執政者提出民主政治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政治必須奉行"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原則的荒謬論調後，竟然在廣大國人中--甚至在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應者影從。"新專制主義"終於演化爲一場全民族的大合唱。 更可悲的是，時至今日，"國情論"的鼓噪依然此伏彼起，"新專制主義"的論調依然不絕於耳，隱約可聞。由此可見，中國的思想啓蒙和政治現代化事業真是任重而道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