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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歷史學家對早期近代歐美的公共場所像咖啡館、酒店、沙龍等進行過相當深入地的研究，他們特別注意人們的"公共生活"-即人們在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動，認爲這些地方給朋友和不相識的人提供了社交場合。這種消閒商業以服務顧客爲宗旨，並不一定只爲上層服務，工人階級也是他們爭取的物件。這些公共場所實際是整個社會的縮影，而且經常捲入政治和階級鬥爭。因此，它們也往往成爲社會改良和社會控制的物件
。
中國茶館與西方的咖啡館、酒店和沙龍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且其社會角色更爲豐富複雜，其功能已遠遠超出休閒的範圍，追求閑逸只是茶館生活的表面現象。茶館既是休閒娛樂之地，亦爲各種人物的活動舞臺並經常成爲社會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這篇論文將以成都爲物件，考察茶館這個20世紀初中國最基本經濟文化單位，探索這一轉折時期城市社會、公衆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變遷
。
黃炎培先生民國時期訪問成都時，寫有一首打油詩描繪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閑逸，其中兩句是："一個人無事大街數石板，兩個人進茶鋪從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寫到，30年代成都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們生活的緩慢節奏，在茶館裏，"無論那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滿座，而且常無隙地"。薛紹銘也發現，"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許多是終日不舉火，他們的飲食問題，是靠飯館、茶館來解決。在飯館吃罷飯，必再到茶館去喝茶，這是成都每一個人的生活程式。飯吃的還快一點，喝茶是一坐三四個鐘點"。地理學家G.哈巴德更有同樣感受，他發現成都人"無所事事，喜歡在街上閒聊"，人們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種快速節奏
。
外來的人們對成都有這種印象並不足爲奇，因爲似乎成都人自己便有意無意地推動這樣一種文化
，成都居民也自嘲這個城市有"三多"：閒人多、茶館多、廁所多。以至當地民諺稱"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館及其文化在中外是聲名遠播並成爲其傳統的一部分。成都人也爲自己的茶館文化而自豪，甚至認爲只有自己才配稱"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國"。如果成都人寫他們自己的城市，幾乎都離不開茶館
。人們注意到，從茶館數量上講，恐怕無其他城市與之匹敵
。茶館對這個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在華的日本調查人員把茶館與這個城市的繁榮緊密聯繫在一起
。
誰是茶館的常客？據稱有兩類人：一是"有閑階級"，二是"有忙階級"
。按一般理解，有閑階級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員、有錢寓公和其他社會上層。有忙階級則分爲若干種：一是用茶館爲舞臺，如評書和戲曲藝人；二是借茶館爲工作場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館爲市場，如小商小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過，應當意識到，有閑階級和有忙階級的概念十分鬆散，並非嚴格的階級劃分。雖然我們常用"有閑階級"形容那些沒有正經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們並不是一個獨立階級而且可以是有不同的經濟背景。不過，"有忙"和"有閑"這兩個詞的確囊括了在茶館的各種人。無論是上層精英還是下層民衆、富人還是窮人、閒人還是忙人，都在茶館這個公共空間裏活動。
一、公共空間的造成及其經濟文化色彩
成都茶館之特點來自於其特殊的社會和生態環境
，當然也與活動其中的茶館老闆、堂倌、小販、藝人以及顧客有著密切的關係。作爲一個文化和商業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適的公共場所作爲人們的活動之地，茶館便適應了這樣的需求。
茶館的名稱、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豐富的茶館文化。在四川，人們一般不稱茶館而叫"茶鋪"、"茶園"、"茶廳"、"茶樓"、"茶亭"、以及"茶房"等等，而茶鋪爲最通常的叫法。茶館取名非常講究，都力圖高雅而自然，諸如"訪春"、"悠閒"、"芙蓉"等。茶館竭力擇址在有商業、自然或文化氛圍之地，街邊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口岸，河岸橋頭風景悅目亦是絕妙選擇，商業娛樂中心頗受青睞，至於廟會、市場更是茶館最佳地點。街邊茶館多利用公共空間，臨街一面無門、無窗亦無牆，早上茶館開門，卸下一塊塊鋪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們便可毫無遮攔地觀看街景、行人往來，街頭發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給他們增添樂趣和討論話題。綠樹成蔭的公園是茶館的集中之地，但城外的茶館則以其幽雅的環境招徠顧客
。勸業場是成都第一個商業中心，著名的悅來茶館便坐落在此。花會是每年成都最熱鬧的公共聚會，位於二仙廟和青羊宮之間的空地成爲巨大的市場和展覽地。據稱有上百家茶館和酒店在此搭棚營業
。
開茶館當然是一種商業活動，同其他商業一樣是爲追求利潤，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獨特的開辦茶館的方式。開茶館一般來講不需很多資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竈和一間陋室條件便基本具備。在開張之前，茶館老闆已把廁所的"掏糞權"租給了挑糞夫，把一個屋角租給了理髮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館提供水煙和熱帕服務，也必須先交壓金。這樣，這些預付定金以足夠開辦之資。所以有人說，只要計劃得當，開辦茶館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飲食攤也常靠茶館拉生意，亦願意參加投資
。開辦茶館的這種集資方式，反映了一個社區中人們間的相互依賴關係。
茶館較之其他生意要穩定得多，即使在經濟不景氣時，也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館投資少、回籠快而且利潤不菲
。茶館老闆總是忌諱談論其雇員工資和配茶方法，對其利潤更是秘而不宣。茶館付堂倌工資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數來計，大約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價錢之間，雖然工價極低，但賣白開水的"水錢"歸堂倌所有，常常多於其所掙工資。居民常到茶館的竈上燉肉熬藥，火夫收的"火錢"例歸己有。其他勤雜工則按月付錢，飲食由茶館提供。一般來講，生意興隆的茶館，必多售茶水，並以延長營業時間、吸引老顧客以及提高服務質量等手段來與同行競爭
。
四川茶館的茶具和家具也別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蓋和茶船(即茶託或茶盤)三件組成，這也是爲何川人稱其爲"蓋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館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稱"麽師"，更有人冠之爲"茶博士"
。如果說在美國城市的沙龍老闆被認爲是那裏的"注目人物"，那麽堂倌卻是成都茶館的"靈魂"。這些堂倌都有著招呼客人熱情、摻水及時、清理桌子茶具乾淨快捷、找錢準確以及待客殷勤等特點。他們還能眼觀八方、即時回應顧客。當一個顧客進入茶館，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或"某兄弟"、或"某老爺"，引他入座，問要何茶。堂倌反應必須很快，其吆喝的聲音別具特點。當最忙之時，他招呼、回應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館的熱鬧氣氛。顧客對這些嘈雜聲並不在意，反增添了樂趣。一首民謠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門，雖然爲官未管民，白天銀錢包包滿，晚來腰間無半文"。最爲人們稱道的是他們的摻茶技術。堂倌一手提紫銅茶壺，另一手托一疊茶具，經常多達20餘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飛進茶船，而且剛好一人面前一副。顧客要求的不同種類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見他距數尺之外一提茶壺，開水像銀蛇飛入茶碗，無一滴水濺到桌面。然後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蓋一一勾入茶碗。整個過程一氣呵成，令外鄉人瞠目結舌，如看一場魔術表演
。
二、市民的"自由世界"
在20世紀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館與英國的沙龍相比，並稱其爲"喝茶沙龍"(tea-drinking
saloon)，對人們在那裏的"社會閒聊"很感興趣，並觀察到它們在
社區的重要作用。一個外籍教師對他所住小巷的"舒適茶鋪"印象甚深，他認爲那茶館便是"這個巷子的社會中心"。在美國城市，酒吧爲下層階級提供了"一個能擺脫窄小住所而度過閑余時光"的公共空間，成都茶館也具同樣功能。人們去茶館會友、交易、推銷、賣藝、閒聊，或無所事事、觀看街頭行人。與西方工業國家八小時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沒有固定工作時間，只要他們不工作，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館
。
茶館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是一個毫無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覺燥熱，他可以剝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髮，理髮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務；脫下鞋讓修腳師修趾甲在茶館也無傷大雅；如果感到寂寞，他或聽別人閑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認識；他在茶館裏從不受時間限制，如果有急事去辦，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並告訴堂倌"留著"，數小時後，他可以回來繼續品那杯茶
。
對茶客來說，閒聊-成都人稱"擺龍門陣"-恐怕是茶館最具魅力之處。
人們在那裏可談論一切事情。人們在茶館裏交談的具體內容留下的記載不多，但《國民公報》有個專欄記載記者所見所聞，其中頗有些是從茶館得來的，我們因而得知人們在茶館裏抱怨世風日下、議論新公佈的規章、交流各種社會新聞，人們經常還可以從一些茶館裏的小插曲中得到樂趣
。據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們在茶館"談古論今，議論社會，下棋賭賽，議評人物，刺探陰私，妄談閨閣"。這種閒聊經常被當局視爲閒言碎語和"散佈謠言"，並被視爲茶館中的"不健康"的現象。然而一些社會學家指出，饒舌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長"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現之一"。人類學家J.斯各特更將其定義爲大衆"日常反抗的一種形式"。的確，下層民衆經常以此手段來發泄他們對不公平社會的不滿。說東道西，無論是善意的交流還是惡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
在早期近代美國城市，各種娛樂形式豐富，市民的閒暇活動可以有多種選擇
。但在20世紀初的成都，特別是當夜幕降臨、街頭變得冷清之時，茶館幾乎是那些不賴寂寞的人們的唯一去處。茶館也是一種"社會俱樂部"，如操練箭術的"射德會"把少城公園的茶館作爲會址；中山街的茶館靠近鴿市，因而成爲養鴿人的聚會處；百老彙茶館地處鳥市，便當然被愛鳥人選爲大本營。每日清晨，那些養鳥人來到茶館，把鳥籠挂在屋檐下或樹枝上，一邊品茶，一邊聆聽鳥鳴。當然，養鳥和馴鳥成爲他們永不厭倦的談論主題。業餘川劇愛好者是茶館中的另一類活躍分子，他們定期到茶館聚會唱戲，稱"打圍鼓"，亦稱"板凳戲"，以參加者圍坐打鼓唱戲得名。參加者不用化妝，也不需行頭，自由隨便，他們自己既滿足了戲癮，也給茶客們增添了樂趣
。
茶館也是一個娛樂中心，許多藝人在那裏賣藝爲生，茶館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顧客。實際上成都早期的劇場即産生於茶館
。每當夜晚，當窮街陋巷一片漆黑，而下層人民則聚集在明亮擁擠的茶館聽評書。評書先生的精湛技藝吸引聽衆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到同一地方聽書。說書先生不僅提供了娛樂，而且普及中國歷史知識。他們不自覺地散佈著正統的價值觀，把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輸到那些沒受過教育的人的頭腦中。因此，他們也可被視爲大衆的教育者。各種民間藝人使茶館文化更爲豐富，他們大多是當地人，但也有的來自外省，如唱大鼓書的多來自華北。這些藝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場所，觀衆明瞭去何處欣賞他們喜歡的劇目或演員。其他像相聲、金錢板等更散佈於各茶館。跳"柳連柳"被精英視爲茶館中的下流娛樂，演者手持一竹竿，兩頭系有數枚銅錢，邊唱邊跳用其有節奏地拍打身體，據稱是其語言"不堪入耳"，其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婦上墳"
。
三、經濟活動與民事糾紛
茶館可以說是一個紛繁世界的縮影，那裏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館可以是一個"自由市場"，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館出賣他們的技術或勞力，小販則流動于桌椅之間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商人急於去茶館見他們的生意夥伴，小販用哨、小鑼、響板等招徠買主"。一些小販利用其"絕技"來取悅顧客，如他們可以一把抓出顧客要求的瓜子數量。以此我們可見小販不僅出售他們的商品，也給茶客們帶來了娛樂。茶館裏的水煙販(成都稱"水煙袋")用其數尺長的"煙槍"提供他們的服務，如果那煙槍還不夠長，他們還有備用煙管連接。這樣，在一個擁擠嘈雜的茶館，他們不用移動便可把煙送到顧客面前
。
許多人在茶館等候雇用，其中許多是來自農村的季節性自由勞動力。一般來講，同類雇工總是聚集在同一茶館，如扛夫(當地稱"背子")一般聚在羅鍋巷和磨子橋的茶館，這樣雇主很容易找到他們所需的幫手。據一個外國教師的回憶錄，當她準備雇一個保姆時，她的中國朋友提議她去"南門外的茶鋪，每天早晨許多女人都在那裏待雇"。由此可見，甚至許多婦女也使用茶館作爲她們的勞力市場。此外黃包車夫、收荒匠以及廁所清潔工都有自己的"專業"茶館
。
茶館給許多人提供了生計，手工匠在那裏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種物品，算命先生在那裏預測凶吉，修腳師和剃頭匠在那裏提供服務
。一些乞丐甚至在那裏賣"涼風"-給顧客打扇掙錢，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乞討。當一個乞丐
不請自來給一個茶客打扇，如果他覺得舒服而心情不錯，便賞那乞丐幾個小錢，否則則不耐煩地將其趕走。茶館中最有趣的職業是挖耳師傅，他用十餘種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無所不用其極來使顧客進入一種難以言喻的舒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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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習慣於把茶館當著他們的"會客室"。由於一般人居住條件差，在家會客頗爲不便，人們便相約在茶館見。即使無客可會，一有空閒，他們便徑直去他們常去的茶館，不用相約便可見到朋友。據何滿子回憶，在30、40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館，當時他是一雜誌的編輯，約稿和取稿都在茶館裏，既省時間又省郵資。居民也在那裏商量事宜，外籍教師徐維理(W.
Sewell)
寫道，當他一個朋友遇到麻煩，他們在茶館裏商量對策。一些組織和學生也
愛在茶館開會，枕流茶社便是學生的聚會處，文化茶社是文人據點，而教師則在鶴鳴茶社碰頭，每到節日和周末，
這些茶館總是擁擠不堪 。
商人們有其固定的茶館洽談生意，"許多交易都在茶館做成"。糧油會館以安樂寺茶社爲交易處，布幫在閒居茶社，南門邊的一個茶館因靠近米市，便當然成爲米店老闆和賣米農民的生意場。那些走私鴉片、武器的黑社會則在品香茶社活動。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館做成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信數量非常可觀
。韓素英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來碗茶'是茶館中最常聽到的的吆喝……，這也是洽談生意的開端……，地産和商品的買賣都在茶館或餐館進行"
。
茶館同時在發展人們間社會關係、維持社會穩定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講，茶館就是一個"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市民間的衝突一般不到法庭解決。黃宗智指出，清代民事訴訟在知縣正式審理前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但實際在這三個階段、即在一個民事訴訟形成之前，還有一個更爲基礎的階段-社會調解，許多糾紛在任何訴訟之前便已經過
社會調解而化解，而這個社會調解便是在茶館進行的，稱爲"茶館講理"或"吃講茶"。茶館講理一般是雙方邀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在地方有影響的人物作裁判，這也就是過去成都爲何"實在的鬥毆少有發生"的主要原因。據傳教士的觀察，"一旦糾紛發生，人們即往茶鋪講理，衆人邊喝茶邊聆聽陳訴，許多憤恨也隨之消彌。最後，由錯方付茶錢"。結果，一些人成爲"專職"的茶館調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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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講茶有時也可能釀成鬥毆及傷亡，茶館也因此遭殃。當此不幸發生，街察和保正將出面處理，參與打鬥者將賠償茶館損失
。晚清成都警察建立以後，茶館講理被禁止。按照李吉力人的譏評，這恐怕是巡警道周善培最早帶給人民的不便，因此他頗遭成都人的憤恨。很難說此論是否中肯，至少從其他一些資料證明茶館對此頗爲擔憂，他們曾聯名籲請警局分清"吃講茶"和茶館閒聊之區別，以免影響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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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級鴻溝和社會歧視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階級才會在公共場所痛飲，中産或上層階級都在其住宅、私人俱樂部或上流賓館品酒。在中國沿海地區，茶館多爲中下層人的去處。但是成都茶館看起來卻具融各階級一體的特點，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館的"優點"是人們間的"相對平等"
。
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成都茶館並不像我們從表面看到的那麽平等，其實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階級劃分。民國時期關於成都的導遊手冊也承認茶館據其顧客的身份分爲若干等級，雖然我們不清楚究竟怎樣分等，但是根據一些回憶錄、旅行記和報刊資料，一般來講，茶社爲街頭茶館，十分簡陋，其顧客多爲下層人；茶樓、茶園、茶廳條件較優，價錢較貴，因而爲中上階級服務。例如正娛茶園"往來的人也比較上流"，二泉茶館顧客都衣著體面
。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館"除了少數時髦女子外，幾全爲長衫隊裏的分子，而且以壯年居多數。他們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麽問題的。既非求學之年，又無一定之業，於是乃以茶館爲其消磨歲月之地"
。
那些窮街陋巷的茶館總是擠滿了衣衫襤褸的的窮人。根據統計，在1931年茶館大約有500家服務於下層的三、四流茶館，這些茶館"多臨街覓一鋪戶營業，排列矮椅矮桌，專供一般推車擡轎，勞動階級者"。這些茶館和顧客頗受批評，《新成都》則表達了對他們的同情，指出他們"終日忙碌，到不工作時，唯一消遣場合，調節身心，休養體力，對此勞動者，倒也未可菲薄耶"。雖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許多窮人仍難以支付。不過，成都茶館形成了一個"美俗"---准許窮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稱"喝加班茶"，甚至爲此還形成了一套規
矩 。
在茶館裏有著明顯的社會歧視，其中一些源於習俗，一些來自當局規則。在晚清、甚至在民初，川劇演員不准進入茶館喝茶或看表演。因爲演員進入茶館總是引人注目，有時還會引起騷動，警察遂以治安爲名對他們加以限制。不過，演員們有他們自己的茶館，他們一般在聚集在小花園茶社。直到晚清，婦女(年老者除外)亦不能進茶館。即使在嚴格的限制下，一些敢向世俗挑戰的婦女力圖侵入這個男人的領域。1906年，可園是第一個接納女客的茶館，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爾後，悅來茶館也開始設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門進出。隨著社會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茶館，但身著華服的上層婦女仍不願屈身俯就，即使她們願放下身價，也必須有相當的勇氣，因爲她們一進入茶館，衆人的眼光便集中她們身上並將承受無休止的流言蜚語。實際上，各茶館也竭力爭取女客。民國初年，一些茶館允許女客，但將她們與男客分開。據地方報紙的批評，在一些男女混雜的茶館，當臺上的演出進入高潮時，男人趁機站起來看女客，而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諸如此類的茶館"混亂"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對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抛頭露面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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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隨著婦女參加更多的公共活動，一些開明的地方精英開始把婦女的抛頭露面與男女平等聯繫起來，人們也把茶館作爲男女平等的指標，正如一首竹枝詞所概括的："公園啜茗任勾留，男女雙方講自由"。在30年代，婦女進茶館已不足爲奇，甚至還加入了"茶館講理"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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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開的政治和秘密的政治
任何社會變化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在茶館得以體現，茶館也可稱地方的政治舞臺。例如1911年保路運動爆發，"成都是一片燥動不安，公園和街上的茶館裏的人們憂心忡忡"。茶館不再是平靜閒聊的地方，而充滿著政治氣氛，人們在那裏討論時事、宣傳演講、發動民衆。由於茶館是人們公開言論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報，對此韓素英在她的家史兼自傳中便有描述。民國初年，軍閥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樣辦法對付所謂"破壞分子"。由於政府經常用在茶館裏收集所謂"情報"來懲辦它的批評者，爲避免招惹麻煩，每一茶館都有一張"休談國事"的告白。同時，民國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輸入茶館，要求茶館懸挂孫中山和蔣介石頭像，張貼國民黨的"黨員守則"和"國民公約"。這一時期，茶館的自由閒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擾
。
隨著社會和地方政治的變化，茶館中的娛樂活動也不可避免地趨於政治化。過去地方戲劇主要表現情愛、鬼神、忠孝、貞節等傳統主題，從晚清以降，此種"永恒"主題開始轉變。"政治戲劇"開始進入茶館。1912年，悅來茶館上演根據美國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改編的川劇《黑奴義俠光復記》，該茶館在當地報上的廣告稱："本堂於戲曲改良，力求進步。現值種族競爭、優勝劣敗，是以特排演《黑奴義俠光復記》一部。此劇從《黑奴籲天錄》脫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編，其中曆敘黑奴亡國止慘狀，恢復故國之光榮，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羨，能激發人種族思想，愛國熱沈"
。顯然，人們對這部美國名著的理解基於中國自己的處境。在辛亥革命之前，此書便已被翻譯爲中文，革命者曾用其進行反滿宣傳。這出劇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滿清統治之後人們的情感和思想狀況。
各社會團體也以茶館爲開會場所，許多重要決定都在那裏産生。當保路運動爆發，川督趙而豐實行戒嚴，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館看戲也被禁止。四川軍政府成立之後，此項戒嚴令並未廢除，這直接危及許多人的生計，於是各演出團體在茶館集會討論對策。在重開劇院的要求被拒之後，他們便到警察局請願。茶館也有自己的行會以組織同行和保護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長楊森主持一項改進成都街道的龐大計劃，許多茶館面臨被拆除的危險。店主們籲請行會提供援助，並以罷市作抗議。1928年，因警察強迫徵收茶稅並毆打、稽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會發動罷市要求減稅，並派出代表與警察談判，此舉得到廣泛的支援。由於茶館日益成爲社會和政治鬥爭的場所，以致有人把茶館形容爲一個"戰場"
。
如果說茶館內的集體行爲是一種"公開的政治"，那麽哥老會的茶館活動便可視爲一種"秘密的政治"。哥老會在四川稱"袍哥"，在清代其活動便被禁止，嚴酷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使其産生出一套獨特的規則和行爲方式。民國時期其勢力達到登峰造極。
袍哥的公口大多設在茶館，一些茶館實際上即爲袍哥所開
。人們經常可見茶館外挂有牌子或燈籠上書"某某社"或"某某公口"，這必是一個袍哥會址無疑。茶館的收入多用於會社經費。袍哥利用茶館開展各種活動，在中元節、團圓會、關帝會都有慶祝活動。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員開會議事，由於提供免費茶水，所以參加者踴躍，此活動稱爲"茶哨"
。即使有些茶館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護。一些地方強人和地痞經常勒索茶館，若有不從則有可能遭致騷擾甚至更大的災禍，而與袍哥、軍閥或其他地方強人有關係的茶館卻無此虞。
茶館是袍哥最便於聯絡的地點。在茶館裏在人們經常可見一些客人舉止神秘，他們多半與袍哥有關。如果一個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後即先到他要聯絡的茶館，找一空桌坐下並要一碗茶，從其舉止"茶館老闆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請公口管事。管事則向來人提問，回答必須準確恰當"。他們聯絡最常用的方法是擺"茶碗陣"，這實際是一種密語，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對來客的茶碗，這稱爲"仁義陣"或"雙龍陣"，一首詩雲："雙龍戲水喜洋洋，好比韓信訪張良，今日兄弟來相會，先飲此茶作商量"。如果來客請求幫助，他將擺一個"單鞭陣"，即一個茶碗對一個茶壺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飲下那碗茶；若拒絕，則將茶潑在地上
。
六、衝突與控制
茶館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會和諧亦表現社會衝突，這種衝突既可因階級利益、意識形態，亦可爲雞毛蒜皮，而且更多地起緣於後者。茶館裏由於過於擁擠引起糾紛，衝突不時發生在顧客之間。例如一個顧客離座一會兒，回來時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場爭執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作出規定，即便客人已離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應予保留。衝突也可因賭博或言語不周而起。茶館本身也常與戲班、顧客、房主發生糾紛。普通人也經常爲生計而鈎心鬥角
。茶館可以是階級鬥爭的舞臺，也成爲是同一階級內部爭鬥的場所。
茶館總是面臨小偷的問題。上擋次的茶館都用景德鎮所産茶碗，一個便價值不菲，可換若干天飯食，因而偷茶碗之事屢見不鮮。但偷者一旦被抓則被嚴厲懲罰，此類事件給茶客們看熱鬧的機會
。有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糾紛在悅來茶館肆意亂砸，茶館可以嚴懲無權勢的窮人，面對這些肆無忌憚的士兵卻無能爲力。在民初，茶館中的衝突和暴力明顯增加，雖然人們擋不住茶館的誘惑仍每天去茶館喝茶，但他們平靜的世界已不復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館胡作非爲，年青婦女受到騷擾，殺人和集體暴力也時有發生
。茶館亦成爲那些橫行霸道的豪強展示其權力的地方。
自從晚清以來，茶館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評爲"秩序不良"之地，以維護公共秩序爲名對其進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娛樂的商業化被批評爲浪費時間"，成都的茶客們亦被指責爲反映了中國人的"惰性"。當局認爲茶館是一個謠言肆虐、百弊叢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責茶館是使學生荒廢學業的罪魁禍首，茶館中的傳統表演更被批得一無是處
。
在民初，"中國警察介入市民社會代表著國家企圖建立一種新文化的努力"
，各種限制規則層出不窮，茶館總是首當其衝。1903年，剛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佈了茶館規則。1916年警察制定新的控制條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蕩"的語言和動作，否則將被禁止
；同時還規定茶館演戲夏秋兩季必須在十點以前結束，春冬兩季在九點以前停止。1921年當局以相聲使用過多"下流"和"肮髒"的言辭禁止其在茶館演出。1926和1932年又兩次公佈衛生規章，不許任何肺癆、性病以及其他傳染病患者在茶館打工；要求茶館桌椅、茶具保持清潔；茶館必須配備痰盂，人們不得隨地吐痰，廁所不得有臭氣
。
在30年代，當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衆娛樂日益被國民黨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館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認爲一些地區茶館過剩，制定新規章，只准每個公園保持一個茶館，勒令關閉一批，並縮短營業時間爲每天六個小時。40年代，一個包括茶館數量、營業時間和顧客容量等更爲激進的控制計劃被提出。然而，此計劃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反對，因爲這極大地擾亂了民衆傳統的公共生活。如果說晚清各種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熱忱支援，但民國政府這時得到的多是消極反應。茶館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態度明顯地反映了地方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鴻溝正在逐漸擴大
。
雖然政府不斷對茶館施加壓力，茶館則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抗。從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淫蕩"的戲被禁止，但事實上此類演出從未真正消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館"可園"，在民初則被指責爲上演"淫戲"。在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個茶館按規定將上演的劇目送政府審查，其他則甘冒懲罰之危險隱而不報。爲何這些茶館願挺而走險？道理很簡單，它們是由利益所驅使，因爲所謂"淫戲"吸引更多的觀衆，特別是當經濟不景氣時，這些劇目經常是它們生存的法寶
。
整個民國時期，政府控制和大衆需求之間總是充滿著矛盾。茶館不僅藐視規章，而且擴展它們的範圍進入街道、公共場地和公園。特別是在夏季，街頭和公園的樹蔭是擺茶桌的最佳地點。1929年，政府不再允許這種行爲，這導致了少城公園、中城公園以及支磯石公園的茶館聯合上書，要求維持這種由來已久的習慣，並稱這項限制將使茶館生意陷入困境。茶館禁賭也行之有年，但民國以後逐漸形同具文，茶館賭博開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進入茶館，但她們甘冒被當衆出醜甚至被捕的危險而經常出現在這些地方
。
不過應當看到，隨著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社會過渡，茶館也不可避免的發生著變化。一個常見的現象是茶館更多地捲入公共事務，參加地方和全國的慈善活動，並借此提高其社會聲譽。辛亥革命前後，可園、悅來等茶館便多次組織慈善演出以支援甘肅、河南等省的賑災以及地方的公益事業。茶館也力圖改變其面貌以迎合時尚，如一些茶館引進新的娛樂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館開張，特設有一球房，據稱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娛樂，還提供電話、報紙和食品等服務。悅來茶館是成都新式娛樂的先驅，當然也不甘人後，它首次把話劇引入成都的舞臺。這些成都茶館的新變化，雖然追求經濟利益是直接動因，但亦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
。
七、 結論
茶館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長期以來，茶館被不僅被當時精英而且爾後的學者誤解爲鼓勵人們無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其受指責最多的便是致使人們浪費時光，但人們忽視了其多層次的、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功能。社會的演進總是伴隨著時間概念變化，但這種時間的新概念也僅限於受西方影響的新式精英。大多數一般市民仍保持著傳統的時間觀念，怎樣利用他們的時間取決於他們的個人習慣、教育程度、職業和家庭背景、經濟狀況等等因素。在茶館裏，一個學者可得到寫作的靈感，一個商人可做成一筆生意，一個學生可學到書本上沒有的東西，一個秘密社會成員可建立與其同黨的聯繫，一個苦力可找到他的雇主，更不用說小販、藝人、手工匠依靠茶館維持生計。因此，"有閑"和"有忙"在不同的時間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館爲兩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間。即使是在許多"現代"娛樂場所出現以後，茶館仍然是大多數市民最能承受的公共生活空間。
怎樣評價和處理茶館這個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場所總是地方政府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但是，從晚清到民國政權，都未找到一個成功的辦法。它們把控制和改造茶館視爲維持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環，但是其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城市改良精英對大衆文化的認識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們在對待茶館問題上與政府持不同的態度。如果說政府以控制和打擊爲主要手段，那麽精英雖然也批評茶館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會功能，所以他們不贊成政府的激進改革，這可能也是爲何政府的行動總難以奏效的原因之一。從表面上看，茶館以及茶館文化是很脆弱的，總是被限制和被打擊，然而，茶館最終得以幸存並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躍的部分，充分顯示了其極爲茂盛的生命力。
（原刊於《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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