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1500―1840年

李伯重

本文原文用英文寫成，名爲《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Market,1500―1850》，系作者于應邀在“世界史學會第八屆國際年會”（The Eighth 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Victoria, June27, 1999）上作的中心演講（Keynoteaddress）。

　【內容提要】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全國市場？這是正確認識鴉片戰爭前幾個世紀中，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和西方所起作用的關鍵問題之一。中外學術界對此已爭論了半個世紀，但至今仍未達成共識。本文認爲：在這個時期中，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乃是一個客觀存在。本文分析了中國全國市場形成的基礎、中國全國市場形成的主要方面以及西方對於中國全國市場形成所起的作用，並且指出：只有抛棄西方中心論，才能真正看到中國歷史發展的真正特點。

　【關 鍵 詞】中國/全國市場/1500―1804年

　【正 文】

　一、1840年以前是否有一個中國的全國市場（注：本文所討論的全國市場，即national market，國內早先有人據西方文字直譯爲“民族市場”，後來又有人稱之爲“國內市場”。但是這兩個名稱均有缺陷。前者因與歐洲的民族國家之形成有密切關係，故可稱爲民族市場；但在中國，與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相類的歷史進程早已完成，因此把“民族市場”這個具有特定的歐洲背景的概念搬到中國來，是不恰當的。至於“國內市場”（domestic market）這一概念，則是與國外市場相對而言。國內市場並不一定是統一的，在較早的時候是一些分散的區域市場（故英文中亦可用複數domestic markets）。但本文討論的“全國市場”則是整合的市場，也就是國內一些學者所說的“統一的國內市場”。爲簡明起見，本文不採用“民族市場”或“國內市場”這兩個舊有名稱。）

　近代以前的世界市場，占統治地位的是地方市場和區域市場。到了近代早期，在一些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和法國），跨地區貿易方有長足發展。隨著這一發展，衆多的地方市場和區域市場逐漸結合爲一個全國市場。這種市場整合並非自發的，而是民族國家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導致的一種經濟整合的形式。全國市場的形成代表了近代早期某些西歐國家在經濟所取得的成功，並成爲後來更大的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段歷史， 各國史家都已耳熟能詳（注： Fernand 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Civilization &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vol. 3, (English Version),Harper & Row (New York),1986,p.276.）。

　近代早期歐洲的三大歷史發展進程――全國市場的形成、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出現，相互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至成爲了密不可分的三位一體。由於在世界史研究中歐洲經驗一向被置於中心的地位，因此全國市場的形成也被視爲明顯地具有“近代”特徵的現象。然而在非西方地區，資本主義實際上是被西方殖民主義者帶去的；在許多情況下（如印度），甚至統一國家的形成也是假西方殖民主義者之手完成的。因此這些地區的“全國市場”，也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副産品。由此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在西方來到之前，非西方國家沒有全國市場。這個結論雖廣爲接受，但並未經充分論證，至少是對世界上最大的非西方社會――中國――而言，上述結論還是一個尚待證實的假設。

　中國的“近代早期”的經歷，在一些方面異於歐洲。 一方面， 在1500―1840年這段成爲中國的“近代早期”的時期內，中國並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類似的進程早就完成了。中國在西元前221年即已統一成爲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帝國， 並擁有一個十分有效的文官制度。近代早期歐洲“民族國家”所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中國都已做了。另一方面，在1500―1840年間，中國並未出現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就是到了被稱爲“中國資產階級黃金時代”的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仍然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因此在1840年以前，即使中國有資本主義萌芽，也必定極爲弱小，在國民經濟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中國的經歷又與歐洲頗爲相似。近年來的研究已證實：在1500―1840年中，中國經濟有頗大發展。按照麥迪遜的計算，1700年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約占全世界國內生産總值的四分之一；到1820年，這個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注：Au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 p. 40.）。也正是因爲這個發展，所以這三個多世紀才被視爲中國的“近代早期”。王國斌更指出：推動明清中國和近代早期歐洲經濟成長的動力是相同的，都來自地區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注：R.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1998,ch 2.這個動力，即所謂的“斯密動力”。）。而地區專業化與勞動分工都只能在一個整合的市場中才能良好運作。孤立的市場代表的是停滯的經濟，如果經濟要成長，這種市場就必須向外部開放。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因鴉片戰爭中戰敗而被迫向西方“開放”以前，中國是否已有一個全國市場？由於此問題對於正確認識中國近代以前經濟變化至爲關鍵，因此成爲了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在中國大陸，爲此展開的爭論已進行了半個世紀，而且還將延續到下一世紀。一派學者認爲在1840年以前，由於中國尚處於封建社會，而全國市場是一種資本主義現象，因此中國不可能有全國市場。當時中國確實存在著商品經濟，但都是地方性的或地區性的局限於本地農副產品的交換。另一派學者則認爲在1840年以前很久就已形成了全國市場，而且這個市場的形成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賴以發展的前提之一。

　在海外，學界意見也同樣嚴重分歧。一些學者強調明清中國經濟的地方“自足性”，並認爲這種自足性導致了中國經濟區域的自給自足（注：G.William Skinner 1980:"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Economies: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for the Symposiu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 fromthe Song Dynasty to 1900,Beijing, Oct.26-Nov.1,1980,pp.43～44.）。中國的國內市場，正是一個由無數這類彼此孤立、 基本自給自足的地方小市場拼湊而成的義大利餡餅。此外，中國疆域的巨大也使得在近代以前的中國形成一個統一的全國市場變得非常困難。布羅代爾說：在全國市場的形成方面，法國是“其幅員的犧牲品”，因爲與在此方面更爲成功的英國相比，法國的疆域是“過大”了。疆域的廣大使得法國各省之間的交往很困難，從而也使得全國性的市場運轉不易（ 注：Fernand 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p. 315,p.325.）。但是，與施堅雅劃出的清代中國九大經濟區中的任何一個相比，法國的幅員卻又顯得太小。另外一些學者的觀點，則與上述看法截然相反。他們認爲：在上述三個多世紀中，中國國內的長途貿易有迅速的發展，這個發展將中國國內主要的區域市場連爲一體。正如王業鍵關於這幾個世紀中中國糧價變化的研究所揭示出來的那樣，中國各主要區域市場價格變化的指數的一致性程度非常明顯（注：Yeh－chien Wang ( WandYejian):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1638-1935", in Thomas Rawski & Lillian Li eds. Chinese Historyin Economic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92.）。這一結論顯示出：在1840年以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十分統一的全國市場。

　這個爭論的長期延續，表明了中國全國市場形成問題的重要性。它不僅對中國史研究，而且對“近代早期”世界史研究，都至爲重要。儘管西方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上扮演了主角，但直到19世紀初期，中國經濟的規模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8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依然超過歐洲、美國和俄國的國內生産總值的總和（注：Au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40.）。僅只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在近代早期世界經濟史研究中，中國的經驗同西方的經驗同樣重要。

　二、中國全國市場形成的基礎

　1500―1840年，中國發生了若干意義深遠的變化，爲全國市場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些變化包括：

　（一） 貿易的政治環境的改善

　在這三個多世紀中，中國的國家變得比過去更加強大和更加中央集權化了。近代早期歐洲人指望一個“民族國家”在推動全國市場形成方面去做的大部分事情，明清中國國家都做了。在明清時期，中國內地極少貿易障礙。內地與邊疆地區之間傳統的貿易限制，在清朝的統治下，也在逐漸削弱乃至消失。各地在度量衡方面雖然還自有特色，但是一套正式的（或者說標準的）度量衡制度已在全國普遍通用。這套制度不僅在國家的財政活動（特別是賦稅徵收）中是唯一合法的制度，而且在私人商業活動（特別是長途貿易）中也被廣泛接受。在此時期，中國的貨幣制度也統一並“白銀化”了。此外，一般而言，明清國家很少干預國內貿易，相反倒常常鼓勵糧食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長途貿易。

　（二） 交通運輸的發展

　在此時期，中國的水運系統大大擴大了。中國內河航運的總里程增加了好幾倍，在1840年前達到了5萬公里左右； 沿海航運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約有1萬公里（注：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245、247～24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這個巨大的水運網覆蓋了中國的大多數經濟區。在水運里程增加的同時，航運能力也提高了。到了19世紀中期，中國水域中航行船隻超過20萬艘，總載量達400～500萬噸。與此相對照，19世紀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國在1800年僅擁有1700艘船，總載量185萬噸。到1841年，其總載量增至283萬噸， 但仍遠遜中國（注：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47～48、82～8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國陸運的發展也十分顯著。到19世紀初，一個由12條商業幹道組成的陸運網已形成。這些幹道不僅將中國所有的內地省份和大多數主要城市連接了起來，並且也把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邊疆地區和內地連接了起來（注：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163～226頁，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

　（三） 地區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的發展

　經過長期的發展，中國在19世紀以前已形成了三個主要的經濟地帶：東部發達地帶：東部發達地帶、中部發展中地帶和西部不發達地帶。這三個地帶之間的關係，頗類似於20世紀前半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東部發達地帶從中部發展中地帶和西部不發達地帶獲得糧食、肥料、礦產品、木材和多種原料，同時向後兩個地帶提供製成品、資金、技術、人力乃至財政支援（注：參閱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的成長及其危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978（3）。）。以這種地域分工爲基礎，中國形成了一個以長江三角洲爲核心、上述三個地帶爲腹地的經濟整體。這三個地帶如同三個同心圓圍繞著核心，人口與財富集中的程度依次遞減。長江三角洲不僅是中國水運系統的中心，而且也是中國貿易、工業、商業、金融乃至文化的中心，幾乎整個中國都在其最大商業腹地的範圍之內。

　（四） 商人集團與商人資本的成長

　建立在地緣紐帶基礎之上的十個最大的商人集團，即一般所說的“十大商幫”，出現於16世紀後期，而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有迅速的發展。這些商幫全都從事長途貿易，創建了各自的跨地區的商業網。其中最強大的徽商和晉商兩大商幫所建立的商業網，更幾乎涵蓋了全國。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商業資本加速集中到大商人手中的趨勢。在明代後期，大商人的資本通常是五十萬兩（銀）級的，最高爲百萬兩水平。到了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資本已達到百萬兩級，擁有資本數百萬兩已屬尋常，多者進入千萬兩（注：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264頁。）。因此明代商人資本的集中與清代不可同日而語。

　（五） 農村商業化與工業化

　在這三個多世紀中，中國許多地區的農村出現了商業化與工業化的趨勢，這是此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最顯著的特點之一。19世紀初期，超過六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必須通過市場來獲得口糧。這些人口包括了1000多萬戶從事經濟作物種植的農戶（連同家屬約5000多萬人）（注：吳慧：《歷史上糧食商品率、商品糧測估――以宋、明、清爲例》，載《貨殖》，1999（3）。）。同時，中國一半以上的農戶不織布，必須從市場上購買所需要的棉布（注：徐新吾：《江南土布史》，20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因此，此時期的中國經濟，遠非如過去所認爲的那樣是“家庭內自給”或“地方性自給”。相反，一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爲：與近代早期的西歐相比，明清中國的農村可能是“過度商業化”和“過度工業化”了（注：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73, p. 277.）。這些變化，爲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奠立了基礎。

　三、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

　在一個全國市場中，各地的商品、勞動、資金及資訊都必須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自由流動。只有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市場才能稱爲全國市場。在此意義上來說，可以把這種流動的發展視爲全國市場形成的主要標誌。在上述三個多世紀內，中國各主要經濟區之間的商品、勞動、資金及資訊的流動有了巨大的增長。

　（一） 商品流動

　在對商品流動的研究中，跨地區貿易是關鍵。

　16世紀以前，中國的跨地區貿易主要限於奢侈品貿易和鹽鐵等少數特殊商品的貿易。像糧食和布匹等大衆消費品的貿易，則主要限於地方市場上的交易，在跨地區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絕對規模也不大。

　1500―1840年，中國的跨地區貿易增長非常迅速。若以鈔關稅收爲參數，長途貿易量增長了39倍之多（注：Fan I-chun: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 ing Period, 1400-1850,Ph. D. dissertation, 1992,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 (Stanford), p.130, p.132.）。跨地區貿易的商品，無論在品種還是數量上都大爲增加，而且市場上工業品總值超過了農產品（注：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264頁。）。按照一項比較保守的估計，跨地區貿易中的糧食和布匹的總量，在這三個多世紀中增加了3倍，而絲織品的數量則增加了40倍。到了鴉片戰爭前夕，以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七大商品爲代表，長途貿易量大約占到了國內貿易量的20％（注：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25～253、255～264頁；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282～284、318～329頁，人民出版社，1985。）。但是筆者近來的研究表明：如果對上述估計中一些明顯偏低的情況進行修正，並加入更多種類的商品一同計算，那麽長途貿易量所占的比重非常有可能在30％左右（注：有關分析，見前述本人的同名論文《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Market, 1500―1850》（將發表于Ralph Croizer主編的世界史學會第八屆國際年會論文選集）。）。以近代以前的標準來看，這些比重都已相當的高。

　（二） 勞力流動

　持續的大規模國內移民，是中國在這三個多世紀中最顯著的歷史現象之一。這個時期的移民活動與以前的國內移民活動相比，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性質上，都頗爲不同。16世紀之前，大規模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的和強制性的。但在17世紀以後，經濟性移民逐漸成爲主流。在大多數情況下，國家即使不是積極支援，至少也是默許這種移民。大多數移民是從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流向人口較少、經濟較落後的中部、西部以及東北和臺灣，以尋求較好的發展機會（注：按照曹樹基的研究，1776年時，中國人口（包括邊疆地區的人口）的18.4％都是國內移民或其後代。在中國西南地區，這個比重高達39.3％。參閱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6卷，6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但是在東部地區，成長中的城鎮也從附近農村和國內其他地區吸收了數量可觀的移民（注：例如，在17世紀初期到19世紀中期的兩百多年中，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大約提高了一倍，從10％增加到了20％。大多數遷入此地區城鎮的移民是商人與工匠，來自全國各地，儘管此地區已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爲稠密的地區。

　參閱李伯重：

　Agrica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Houndmills, England),1998, p.21.）。不論在全國何處，都可以見到有移民在從事農業、工業和商業。這些移民浪潮，表現了勞力在中國各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

　（三）資金流動

　在此時期內，中國的金融制度發生了意義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使得大規模的資金流動變得越來越容易。在18世紀以前，商人攜帶大量現款（例如數千乃至數萬、數十萬兩銀）跋涉數百里或數千里，到遙遠的市場去採購商品，乃是常見現象。可見其時從事資金轉移的金融機構還頗不發達。但是到了18世紀，出現了帳局、錢莊、票號等從事資金轉移的金融機構。到了19世紀初期，中國最強大的商人集團――晉商，已建立起了全國性的金融網。每年通過這個金融網匯兌的金錢，多達數百萬乃至數千萬兩銀（注：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40～43頁，黃山書社，1993。）。由於這一進展，大筆資金的自由流動，變得十分容易了。

　（三） 資訊流動

　在這三個多世紀中，有兩種商業情報收集方式在中國商人集團中得到了普遍運用。一種主要用於晉商中。晉商的大型商號，通常實行聯號制，總號設在山西原籍，而在外地重要城市廣設分號。分號與總號之間進行頻繁的資訊交流，以掌握各地市場動向（注：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21～22頁，黃山書社，1993。）。另一種則多爲徽商採用，主要是通過宗族紐帶來收集商業情報。大商人常常借祭祀等機會召集在各地經商的族人集會，交流各種資訊（注：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484～485頁；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426～427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至於衆多的獨立經營的中小商人，則多借助商人會館進行商業資訊交流。在此時期，商人會館增加十分迅速。19世紀初期，會館已遍及全國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鎮，從而使得商業情報的傳佈十分容易。

　總之，在商品、勞力、資金和資訊的流動方面，這三個多世紀中確實有重大進展。這一進展顯示：一個整合良好的全國市場，已在中國形成了。

　四、西方在中國全國市場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基本上是貿易關係。因此，西方在中國全國市場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通過貿易來進行的。

　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全國市場的形成之間，具有某種聯繫。在近代早期歐洲，外貿的發展對於一些國家（特別是英國）的全國市場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至爲重要；但是在荷蘭等另外一些歐洲國家，外貿的成長並未導致真正的全國市場的出現，儘管荷蘭曾經握有近代早期歐洲的商業霸權（注：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p.277, p. 287,p.297.）。因此，外貿對全國市場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論。

　與那種中國只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才被迫向世界開放的傳統看法相反，在1500―1840年間，中國並未“閉關自守”（注：參閱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1～17頁， 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載吳健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4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臺北），1991。）。在此時期內，東亞的國際貿易成長迅速，而中國在其中又起著主導作用，因此外貿肯定對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的外貿並非只是中西貿易，中國的亞洲鄰國也是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爲了清楚地看到西方在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把中西貿易同中國與東亞鄰國的貿易作一比較。

　（一）中西貿易同中國與東亞鄰國的貿易比較

　1. 貿易地位

　在此時期，幾乎所有的中國貿易夥伴都不得不接受“朝貢國”的地位。它們與中國的關係必須由中國朝廷認可，在規定的時間派遣貿易使團來華。這種地位意味著這些國家必須承認它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下對上的關係，或者甚至是一種藩屬國對宗主國的關係，儘管有時僅是紙面上的。在此方面，西方國家與中國的亞洲鄰國並無多大差異。儘管葡萄牙人、荷蘭人和俄國人力求在中國取得貿易特權，但是依然不得不接受這種“朝貢國”的地位。18世紀的世界強國英國也不例外。1793年著名的馬嘎爾尼使團來華，仍被當作“朝貢國”使團接待。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後才發生變化。

　但與中國的亞洲鄰國不同的是，西方列強（特別是較晚東來者如英、法、美等國）並未真正承認這種“朝貢國”的地位。相反，它們甚至還力圖挑戰中國在東亞世界中的權威（例如葡萄牙之竊據澳門，荷蘭、西班牙、俄國、英國之佔據東亞若干地區等）。在私人貿易活動方面，西方殖民主義者也成爲中國商人的主要競爭對手，儘管在19世紀以前中國商人（特別是閩廣商人）依然一直在東亞商業界居於支配地位（注：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

　2. 商品構成

　在中國與東亞國家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紡織品、生絲、茶、瓷器以及其他製成品，輸入銅、海産以及香藥犀象等。這些也正是中國與歐洲貿易中的主要商品。在17世紀與18世紀，中俄和中美的貿易中，中國從俄、美輸入的主要商品是皮毛和人參，輸出紡織品、茶、瓷器，情況亦頗類似於中國在與朝鮮及北亞、中亞鄰國的貿易。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國的東亞鄰國一樣，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産品需求很大，而中國則對對方的産品並無多少興趣，只有一種産品例外，那就是白銀。吳承明較近的研究表明：在1650―1800年間，有1.09億兩白銀從西方國家及其殖民地流入中國。這個數量頗爲驚人，但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在亞洲卻並非新現象。在17世紀後期，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1080萬兩。而在18世紀，也有數以百萬兩計的白銀從越南和緬甸流入中國（注：吳承明：《18與19 世紀上葉的中國市場》， 載《貨殖》，1999（3）。對於16―19世紀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孫毓棠、全漢升、王業鍵等人的估數均比吳承明的估數大很多。茲從吳說。）。

　但是中國與歐洲的貿易中，也有一種重要的商品是中國與亞洲鄰國的貿易中沒有的，這就是鴉片。鴉片貿易成長非常迅速，以至在19世紀初成爲中西貿易中，西方向中國出口的首要商品。中國的鴉片年進口數量，18世紀前期約爲200擔左右，至1838年―1839年度則飆升至4萬擔（注：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43、74頁；林滿紅：《中國白銀外流與世界金銀減産，1814―1850年》，載吳健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4輯。）。這種毒品貿易，確實是傳統的東亞貿易中從未有過的。

3. 貿易成長

　1500―1840年，中國與東亞鄰國之間的貿易有長足的發展。在16世紀與17世紀，日本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而在18世紀和19世紀，隨著華人大量移居東南亞，中國與該地區之間的貿易大大擴大。但是中國與西方的貿易發展更爲迅速。例如在17世紀初期，西方（葡、西、荷）每年購買中國生絲達到7000擔，比日本的購買量多出三分之一（儘管西方購買的中國生絲中有一部分是轉賣到日本的）。19世紀中期，日本購買中國生絲的數量銳減，東南亞的購買數量也增加緩慢，而西方國家的每年平均購買數量卻躍升至16000擔，大大超過東亞國家的購買數量（注：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pp.101～102, p.104.）。又如在棉布貿易方面，在16世紀與17世紀，日本是中國棉布的最大購買者，每年平均進口中國棉布數十萬匹。與此相對照，1786年歐美各國商人在廣州購買了372000匹中國棉布；半個世紀之後，這個數量劇增了3～6倍（注：全漢升：《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載《清華學報》（新版）（臺北）第1卷第3期，195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100～101頁。）。中西貿易的成長快于中國與東亞鄰國的貿易的成長，也可見於前述白銀流入中國的情況。

　（二）西方在中國全國市場形成方面起的作用

　首先要說明的是，儘管中西貿易成長迅速，但是直到19世紀中期，它在中國的貿易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小（注：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 250～253、

　255～264頁；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

　―1968, AldincPublishing Co. (Chicago), 1969.p.136.）。這一事實表明：在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中西方能夠起作用的空間（不論這種作用是好還是壞），是十分有限的。

　1.在上述三個多世紀中，中國的外貿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特別閩廣二省。隨著外貿的發展，這些地區的經濟也變得越來越“外向化”。因此，迅速發展的外貿是否會把這些地區從中國的全國市場中“接”出去呢？

　一般而言，中國外貿與中國國內長途貿易都屬於同一類型的貿易。首先，這兩種貿易中的基本貿易夥伴，可以大致分爲兩方。一方是中國的發達地區（特別是前面提到的經濟核心區），另一方則是中國的發展中地區、不發達地區以及外國。前者向後者輸出紡織品、生絲和其他製成品，後者則向前者輸出糧食、原料和白銀。其次，儘管中國的外貿主要掌握在閩廣商人手裏，但是閩廣商人通常扮演的是一種“轉運者”的角色。換言之，他們運送到海外的中國商品，大部分並非産於閩廣；而他們運送回國的外國商品，大多數最終也是銷售到中國的其他地區。顯而易見，這種類型的貿易把閩廣與中國其他地區（特別是經濟核心區）緊密地聯繫了起來，而不是使二者分離。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期，中西貿易的迅速成長刺激了廣東紡織業的發展，從而對上述貿易格局提出了挑戰。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蓬勃發展中的廣東紡織業，仍然嚴重依賴長江三角洲生産的生絲。因此，出口導向型的廣東絲織業的發展，實際上是加強了廣東與中國的經濟核心區長江三角洲的經濟聯繫。

　2.白銀的持續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在上述三個多世紀中，中國國內銀産量大約爲7000萬兩，僅只爲從西方國家輸入白銀的一半。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對於貨幣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1820年時一個法國商人所說的那樣，貨幣幫助商品流通，“就像機油使得機器能更好地運轉一樣”（注：引自 Fernand Braudel: The Srtuctrues of Everyday Life-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1 (English Version), Harper & Row (New York ), 1981, p.439.）。中國的跨地區貿易是白銀輸入的主要受惠者之一。如果沒有白銀輸入，中國就會出現貨幣供應不足，跨地區貿易發展就會因此受到嚴重制約。而國內跨地區貿易的發展是中國全國市場形成的關鍵。因此，西方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是有利於中國國內市場的形成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此時期中向中國輸出白銀的，並不僅僅是西方。

　自18世紀後期起，中西貿易中陰暗面逐漸顯露出來。鴉片進口的不斷擴大，加速了白銀流出中國。在1800―1834年間，中國不得不爲鴉片進口支付17190萬兩銀子。儘管中國在其他貿易專案上仍然有可觀的出超，但是中國白銀的淨流出量也達到了2910萬兩（注：許滌新、吳承明：《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43、74頁，人民出版社，1990。）。白銀的流出引起了嚴重的通貨緊缺（注：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産生原因――“錢多錢少”論之商榷》，載張彬村、劉石吉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5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臺北），1991。），從而爲中國經濟的發展透下了陰影。

　總之，在此時期中，西方在中國全國市場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中國的東亞鄰國所扮演的角色大體相同。不過二者的差別也顯而易見。

　由於中國與西方的貿易比中國與東亞鄰國的貿易成長更快，所以西方在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更加顯著。不僅如此，由於西方列強在來到東亞以前，就已建立了它們各自的商業帝國，來到東亞以後，它們並不服從由中國主導的東亞貿易圈原有的遊戲規則。相反，它們還努力尋求對此貿易圈的霸權。西方對中國的鴉片貿易，也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後果。因此與中國的東亞鄰國相比，西方所扮演的角色複雜得多。大致而言，在較早的時期，中西貿易促進了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但是到了後來，卻又開始瓦解中國的全國市場。

　1840年以後的歷史，也證實了西方的這種多重角色。一方面，它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經濟制度，但另一方面，它也摧毀了中國統一的全國市場。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鴉片貿易變爲合法。隨著中國鴉片進口的劇增，白銀也加速流出中國，白銀流失導致了經濟的長期失衡，而這種失衡又成爲更大的社會動蕩的重要誘因。雪上加霜的是，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敗北，使得中國國家的中央權威受到沈重的打擊。這些都促成了太平天國戰爭的爆發。這場有“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國內戰爭”之稱的內戰（注：語出何炳棣，見Ping- 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p.238.），連同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戰敗，進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統治。而清朝的虛弱，又使中國變成了西方列強的俎上之肉。隨著中國政治上的統一的瓦解，經濟上的整合也瓦解了。到了19世紀末期，中國已被列強瓜分殆盡，成爲列強的“勢力範圍”的組合。中國喪失了海關自主權，並且不得不被迫接受西方強加的不利於中國的貿易地位。中國也不再有統一的內地商品流通稅、統一的度量衡和統一的貨幣。清朝滅亡以後，中國的統一更變成了紙面上的統一。因此有些學者認爲直到1949年以前中國都沒有統一的國內市場（即全國市場）（注：一個較近的例子是魏永理：《關於近代中國曾否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問題》，載孫建主編：《中國經濟史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在19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在中國的全國市場的瓦解上，確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由於“近代早期”的經濟成長動力（即“斯密動力”）只能在一個統一的全國市場內良好運作，因此中國統一的全國市場的瓦解，也是中國自1820年以後一個多世紀的長期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注：關於“斯密動力”的問題，見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第2章；關於中國長期經濟衰退的問題，見Au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2章。）。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近代早期”中國歷史的研究，一直被置於一種從歐洲經驗得出的分析框架中。西方的到來被視爲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西方對中國歷史的變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正如從中國全國市場形成問題上所看到的，這種歐洲中心史觀誤導了我們對中國歷史真相的認識。因此，要更好地瞭解中國的過去，一種以中國爲中心的史觀對我們無疑更有幫助。只有首先對世界不同地區的歷史變化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才能更好地重新建構世界的歷史。

　出處：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