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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巴杰安
政治上，法國在政府層面上正沿著同西歐其他國家一樣的方向發生著轉變。若斯潘政權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廉價出售的公共財産超出了朱佩政府名義下的財産），控制幷削减了社會開支。而在英國，充滿惡意的內部爭端使得右翼黨派陷入癱瘓，因此官方政治舞臺上缺少有效的反對派。但是，理智的新自由主義統治力度却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虛弱。公開擁護惟一思想的現象如今已經變得愈加少見。不滿和急躁而且令人費解的憤怒成爲一種普遍觀念，該觀念在一系列出版物中得到了表述，因此這些出版物大有市場。出版商們非常驚訝地發現那些公開譴責自由市場、全球化、勞動力彈性、貧窮和不平等的書籍十分搶手。
迄今爲止，由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羅（Eve
Chiapello）編著的《新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出現是世紀之交最重要的一件事。這部巨著是一次令人嘆爲觀止的結合－－一次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分析，一次社會歷史的叙述，一篇政治經濟學的評論，以及一項已經得以實施的大膽倡議。作爲兩個經驗豐富的集會發動者，呂克·博爾坦斯基和夏娃·夏佩羅引導讀者對過去的30年進行了一次令人眼花繚亂的理論旅行。每次，在有人擔心他們可能會因其一個粗略的概括或草率的簡述而偏離這條道路的時候，他們都熟練地以一個機敏的限定或一種全新層次的概念化扭轉了車輪。這本書被普遍認爲將成爲經典之作。
博爾坦斯基－－與布迪厄處在同一時期幷曾經與之共過事－－是一位社會學家，他第一次爲大衆所矚目是因爲他與洛朗·泰弗諾（LaurentThévenot）合作出版了《論正義》一書，該書非常細緻而且有時深奧地研究了人們把對正義概念天生不同的理解引入到他們同社會關係和物件世界的際遇中。夏佩羅是一所商業學校的一位年輕講師，他的第一本書講的是藝術家和經理之間的關係。一位頗有建樹的社會學家和一位年輕的管理學家幷沒有明顯地聯合起來强烈地批評當代資本主義。而這却正是《新資本主義精神》所要傳遞的思想。
該書一開始就力陳憤慨和困惑。資本主義的一種新的惡毒形式（他們稱之爲“聯繫主義者”或“網路”變數）已經順利而且毫無察覺地設法將自己安插到了法國內部，比從前更加灾難性地影響著公共生活結構，既沒有受到預期的批判性關注，又沒有受到反對派力量有組織的抵制，這些反對派以前是如此的精力充沛，而現在却成爲毫不相干的人或者變成了啦啦隊。這一切都是爲什麽？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爲，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于命運的安排，當時正趕上1968年5、6月間大規模反對戴高樂主義政體的運動。他們認爲資本主義的現實中存在著導致憤怒的四個可能因素：1要求自由；2排斥虛假；3拒絕利己主義；4飽受煎熬的結果。在19世紀晚期玩世不恭的社會環境中能找到其中前兩個因素的經典表述：他們稱之爲“藝術批判”。而後兩個因素則通過傳統的勞工運動集中地表現出來，被稱爲“社會批判”。
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爲這兩種批判的形式從一開始就一直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歷史，他們通過一系列方式既聯繫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又互相關聯著，其方式包括從聯合到對抗。在法國，1968年事件和其後果導致了兩種批判的聯合，諸如巴黎的學生們發動了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罷課。這次對資本主義秩序挑戰的力度非常强大，以至于資本主義秩序起初不得不對社會的要求做出實質性的讓步，同意提高薪水幷改善工作環境。但漸漸地，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和藝術批判開始分裂。社會批判隨著法國共産主義的演變和衰落逐漸變得虛弱，而且法國雇主們在企業沒有恢復秩序或急劇下滑的生産水平沒有回升的前提下越來越不願意作出任何進一步的讓步。另一方面，在CFDT（原來的天主教交易協會聯盟）中自由論者和激進左翼團體所提倡的藝術批判却隨著“自治潮流”變得异常活躍。爲了反對官僚作風、資產階級僞善和消費者遵從論，他們大力鼓吹富于表現的創造力、易變的身份、自治和自我發展等價值觀。
但資本主義常常依賴對現狀的批判來提醒自己注意其當前的形式在任意發展的過程中存在的隱患，幷且在其內部發掘用以壓制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提高收益水平的治病良藥。公司開始重新組織生産過程和工資合同，他們準備利用即使是最不適宜的周邊環境。靈活的勞工制度、轉包合同、團隊工作、多工和多技能、“平面”管理－－所有這些都是所謂“傾斜資本主義”或“後福特主義”的特徵－－就是其結果。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爲，這些基本變化幷不是簡單地對企業內部權力和經濟內部收益率出現危機的反應，儘管它們也確實是一些反應。它們也反應了在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藝術批判過程中所暗含的需要，以非常適合積累的方式將這些需要結合在一起，幷消除了一種潜在的顛覆性威脅。
在韋伯主義方式中，資本主義被認爲是受“正式通過和平方式對資本無限積累的需求”驅動的一種制度，從根本上講，這是荒謬而且無從區別是非的。物質的動因和高壓政治都不足以調動使該制度運作起來所必需的大量人民－－他們大多幾乎沒有機會獲取利潤，而且大多只負有很低層次的責任。所需要的是能將個人通過參與而獲得的利益與某種共同利益概念聯繫在一起的理由。傳統的政治信仰－－在這種秩序下獲得物質上的進步、它在滿足人類需求方面的效能、在自由市場與自由民主之間的親和力－－引用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的話說就是太普通太固定了，無法激發真正的忠誠和參與。相反，所需要的是真正能够包含集體層面－－與某種正義概念或共同利益相一致－－和個體層面的動因。爲了能真正理解這種制度，正如管理者們不能不做的那樣，必須滿足兩種潜在對立的渴望：對自治的渴望（那就是令人鼓舞的對于實現自我和自由的全新前景）和對保障的渴望（那就是所獲利益持久性和世代相傳性）。
“新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標題就是暗指韋伯對于新教徒倫理最高境界的研究。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爲，歷史地講，有三種連續的“資本主義精神”。第一種成型于19世紀。它的主要代表是普羅米修斯式的資產階級企業家，擁有冒險、做投機生意和革新能力的工廠主。然而在世界大戰時期，人們覺得這種形式的“精神”變得比較過時。于是，在1930到1960年期間，出現了一個新代表－－大型、中央集權、官僚化公司中英雄式的領導者。年輕計劃者的夢想開始是要通過長期的計劃和理性的組織幷結合著自我實現和保障來改變世界，比如策劃通過一種計劃好的事業結構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1968年的危機對這種資本主義精神給予了一次致命的打擊，這種形式的“精神”受到懷疑的理由就是，陳舊而且獨裁主義的幻想越來越不適用于現實（不再是一種穩定事業或個人前程等等的一個有力保障）。爲了動員充足的人力資源以確保其繼續存在幷擴張下去，這種制度現在需要第三種“精神”。
感召力、想像力、交流的天賦、直覺、靈活性和全面主義成爲新領導者的理想特點－－像比爾·蓋茨（是西雅圖抗議者憤怒的主要目標）這樣穿著普通而且冷峻的資本家，他們拒絕用官僚權威人士的正式服飾來包裝自己。因爲在“自由化的公司”裏，控制已經內在化在每個雇員身上，這些雇員“分享其領導者的夢想”，而在顧客身上外在化（“客戶就是上帝”）幷且成爲競爭的壓力。質量控制和設備維護的一體化任務提高了個人的經驗和自治，幷且克服了泰勒式設計和執行的分離。“信任”成爲實質上沒有老闆的世界的普通潤滑劑，在這個世界裏每個人都能通過參與正在進行的“專案”來實現他們自己的價值，幷且有機會使他們自己的美夢成真。
新管理學作者部分地接受了這種烏托邦式幻想的最後階段，他們注意到這種新勞動力團體的自由來源于犧牲保障意識，資本主義第二種精神更加固定的職業道路提供了這種保障。作爲一部分補償，他們勾畫了一種參與連續專案的生活方式，這以一種“個人資本”的形式繼續提高了一個人的“受雇能力”。資本主義新精神的脆弱性在這裏得以展示，比如這本書提到它過于强調了榮譽問題－－正直、真摯、忠誠等等：通過欺騙和機會主義展示了個人化。
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繼續展示了這種新興制度中新道德框架的一種模式，它的理想形象是一種游牧式的“網路延伸者”，這種延伸輕而易變，包容了差异和矛盾心理，使人們的願望現實化，不拘禮儀而且友善，與財産沒有固定的關係－－因爲租用和幷非絕對的所有權代表著未來。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將資本主義的新精神與60年代末期自由和傳奇式的趨勢聯繫在了一起。
70年代末，在《新哲學家》發表激烈的長篇演說反對共産主義時，一種悄然無聲的反革命正在進行，慢慢地改變著一綫工人力量的平衡。這是企業形態轉變的一個重要階段。但是，1981年社會主義者的勝利反過來加速了該進程，如1982年到1983年的奧魯克斯（Auroux）法案，本以爲把工資的討價還價移至車間一級會加强工會的力量，實際上却幫助雇主們削弱了工會的力量，而行政管理學的經濟學家們則加强了競爭的通貨緊縮，過去“五月運動”的思想精英都成爲了商業顧問。正如其他左翼人士認爲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不足爲信一樣，過去的激進分子將“藝術批判”所保留的東西硬是用來幫助雇主們進行各種創新－－自然是以“超越資本主義”的名義，但因此也是反資本主義的。
然而，在那樣一種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儘管這種意識形態處于支配地位，但它幷不能占據批判的全部空間。正當階級這個詞從大量話語中消失時，社會排斥這個主題作爲一種相對中性的概念代替了它。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描述了人道主義者的衝動導致新社會運動的軌迹，這些新社會運動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批判“不溫不火的”復蘇，比如，近年來普通百姓的協調配合使罷工增加；無産者的運動－－那些“沒有”現代生活必需品、沒有家也沒有工作的人的運動；或者自治的SUD聯盟。他們認爲，所有這些都是對當時時代的忠實反映。它們沒有再現工人運動的傳統結構或實踐，而是表現出一種與資本主義網路形式“形態上的相似性”：彈性、對特定專案的關注、圍繞特定行動進行的及時評論、構成的异質性以及對成員的數量和形式漠不關心等等。
那麽，這本書得出的政治結論是什麽呢？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爲，“排斥”這個詞太脆弱，以至于無法提供一種抵制這種體制的持續基礎。相反，所需要的是一種適合于聯繫主義者（connexionist）觀念的剝削新概念，作爲攫取剩餘價值的新形式，這種新概念將一個行爲者的流動性與另外一個人的固定性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爲，結果是剝削關係的激增：“金融市場與國家相對立；金融市場與公司相對立；跨國公司與國家相對立；大型訂單供應商與小型轉包商相對立；世界專家與企業相對立；企業與臨時雇員相對立；消費者與企業相對立。”正是沿著這些交織成網狀的路綫，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即將復興。藝術批判也不應該屈從于當今社會與根深蒂固的秩序的聯繫。不斷上升的失範性自殺率與蕭條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局限性的象徵。可靠性（authenticity）觀念經常被（布迪厄、德裏達或德勒茲等思想家）貶低爲一種價值觀，但是，這個觀念能够而且也應該被市場從商品化中解放出來，而沒有回復到保守主義。新資本主義精神需要一種針對資本主義的新批判組合，它能够將對團結和正義的要求與那些對自由和可靠性的要求結合在一起。“新精神”本身就是對其主要資料的某種潜在促進。管理方面的書籍所使用的管理樣本相對來說較少，而且沒有將本地的和翻譯過來的著作進行區分，也沒有討論相對的銷售量或突破情况。更重要的是，對于這些文獻給法國整個社會帶來的總體影響，沒有提出任何强有力的證據。我們可以認爲，它可能會對經理人員産生强有力的影響，然而，我們却不會認爲，工人－－甚至是在那些“虧損”的新企業中的工人－－真正接受了這種精神。《新資本主義精神》缺乏任何可以比較的尺度，這也是事實。畢竟，解除金融管制、生産的彈性化以及貿易和投資的全球化都不是局限在法國。
實際上，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根本沒有注意到英語國家人士（Anglophone）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既然當代資本主義發生的主要結構變遷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的，人們必定懷疑他們是不是高估了“五月運動”及其餘波在他們的因果解釋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在法國的出現在一些重要方面顯然是過多地取决于地域的特徵。但是，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依然有貶低體制壓力的嫌疑，而過于重視國家和混合變數。知道90年代中期以來的管理書籍（它們的樣本主要來自1989年至1994年）是否繼續影響到相同的“批判性”解釋或者知道全球積累的壓力是否已經導致越來越直接的攻擊性和好戰的比喻將是非常有趣的。
從理論上講，博爾坦斯基與泰弗諾以前的合著由于恰當地拒絕了布迪厄學派代表的對意識形態的揭露和譴責的毫無想像力的修辭，適當地考慮了行動者本身的信念和判斷力，而不是把它們歸入錯誤意識範疇，所以有時候受到人們的歡迎。由于受到最好的共産主義者哲學家－－沃爾澤和泰勒－－以及受到“深入人心”的微觀經濟學的支援，這將成爲一種能够將正義的利益和市場的邏輯調和起來的新社會學。很明顯，與《論正義》相比較，《新資本主義精神》是一部更激進的著作。但是，這本書所使用的許多理論工具仍然是前者的繼續，兩者之間幷不存在一種令人滿意的聯接。然而，它們共有的是作爲不同邏輯和規範之間達成妥協的地方，幷因此成爲社會壓力和規範之間達成妥協的地方的國家概念。正是這個概念使得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可以那麽集中地關注企業層次的微觀變位元，深層次探究傳統的社團主義者安排和福利制度，幷因此而可以認爲司法改革的一攬子方案是消除網路資本主義無限制發展的一劑良藥。他們認爲，那種改革的主體和參與者可能包括高層官僚、經理人員甚至開明的資本家。很明顯，這就是抛弃現實主義意識的任何實用主義的局限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