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哈維爾，分享共同的底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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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衛平／2000年10月23日／世紀中國 難道我們自身的苦難還不足以教育我們、擔保我們，讓我們明白自己到底要什麽和忠直地說出它們？難道要讓我們這些爬過十八道坎越過十九道溝的人，跟著一天也沒有受過這種罪的外國人亦步亦趨、看他們的臉色行事？難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真正關心和有這個能力判斷中國的問題，就像我們當中真的有一個人去關心和有能力判斷尼加拉瓜的問題？他們真的比我們更加知道我們社會的癥結所在或者對此知道得更爲清楚？這怎麽可能和說得過去？
－－題記
一
哈維爾從一開始就分享著西方知識界批判資本主義的成果。換句話說，他始終是在"全球語境"中建立起自己的思考。
他早年作爲荒誕派劇作家直接繼承的便是批判的現代主義精神。這種批判其反思的主要物件是在一個由技術理性所主宰的失去上帝的世界中，人的個性、自身一致性(indentity)所面臨的危機。這遠遠不是一個共産主義政權的社會中突出的和特有的現象，而是分享著他的西方藝術家同行們共同的視野。他是這樣一再表達自己創作的前提和動力的：
"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問題居於我所思考的人類事務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這個詞，並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釋有關人的存在的任何秘密；當我開始寫劇本時及至後來我都在用這個詞，因爲它幫助了我梳理最吸引我的這個主題：人類"自身同一性的危機"。所有我的劇本事實上都是這個題目的不同形式，即人與他自身關係的解體，和失去任何一種給予人的存在一種意義秩序、一種持續性和其獨特框架的東西。"1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種戲劇現象（指荒誕派戲劇－－引者），因爲它展示了'處在危機狀態中的'現代人－－失去了對先驗的把握、失去了絕對的經驗、失去了和永恒的聯繫、失去了對意義的感知。換句話說就是失去了根本。"2
這個立場顯然是被稱之爲存在主義的思潮和藝術所代表和傳播開來的。哈維爾並不隱晦這一點。"我從年輕時所讀過的所有哲學中，存在主義，當然也包括現象學，對我總是最富有刺激性和最能吸引我。我喜歡這些作家的作品，但我這方面的知識一直十分膚淺的。我受他們思想氛圍的影響遠遠超出對他們具體的論點、概念和結論的興趣。"3他提到的這些作家有：卡夫卡、貝克特、尤乃斯庫、品特、海德格爾等。他說過閱讀布洛德寫的卡夫卡傳記是他生活中發生一件大事，他甚至曾經私心裏認爲沒有比他本人更理解卡夫卡的了。至於貝克特，哈維爾多次分析他的作品傾向來解釋有關"荒誕劇"的概念，乃至在他最後一次坐牢期間，這位英國"老師"特地爲他的這位未曾註冊的捷克"學生"寫了一個劇本：《災變》（"Catastrophe"）4。
當然，哈維爾絕非從書本到書本跟著西方先鋒派同行亦步亦趨。他解釋自己爲什麽和這種現代主義藝術一拍即合的原因，首先在於因爲自己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從而獲得了"從下面"（"from
below")看問題的眼光－－"從下面最能看到這個世界荒誕和喜劇的方面"。同樣重要的還在於他親身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他形容自己20歲那年（1956），正是一個著名的"解密"時期，周圍人們的第一次經受普遍的、空前的大崩潰："第一次地，那種奇特的關於真理和謊言的辨證說辭，被謊言掩蓋的真相及希望的被篡改歪曲（即今天的人們才如此熟悉的東西），深深地擊中了我們；並以這樣一種原發性的形式，向我們展示了現代藝術的基本主題：有關人的自身同一性及存在論意義上的精神分裂。"正處於接受世界印象最強烈的時期和試圖取得對世界總體看法的年齡，遇到的卻是處處分崩離析的現象，聽到的是一個龐然大廈坍塌的聲響，這種經驗對一個人太重要了。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也經歷過非常類似的情況：比如1976年正處於20歲左右年齡的人，同樣也趕上一個歷史關鍵性的"解密"時期－－撥亂反正，面對大量首次被揭開的聞所未聞的事件，聽到那些至今還難以相信的悲慘故事，他有一種雙腳邁不動了的感覺。在歷史的"最強音"背後，原來是如此地殘酷、盲目、不合理及惡。他還沒有來得及"進入"歷史，就先行分享了這樣一種混亂和痛苦不堪的歷史"地平線"。對哈維爾來說，能夠找到一種形式（哪怕是被稱之爲"荒誕的"）來表達自己（也是所處時代的氛圍）對生活的真切感受是幸運的，在這種情況下，"形式"本身所擁有的對於經驗的整合力量，可以使人有效地避免因外部世界的潰散而導致個人內心破碎、凋零和瓦解，甚至因爲無力應付這種外部的混亂，無力穿透和整合它們，而逐漸導致另外一些形式的僵硬、蠻橫。
是否可以在"批判"中劃出一類，稱之爲"反省的批判。"這種批判不是從某個外部的起點開始，涉及一個與己無關的外部物件，比如在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中之間進行的那樣，互相指責和攻擊。"反省的批判"産生於一個社會或一個人的內部（腹腔），是對自身事務的檢點和清算，是對包含自身之內、與自身有牽連、意識到自身無法解脫的周圍環境的反思。實際上，儘管稱之爲"內部"，但是一個社會"反省的批判"的産生，卻是需要在一定的外部條件下才出現的，是歷史的走到了某一個點上才浮現的某種思想景觀。這個時刻，可以稱之爲"神話的破滅"的時刻。有人試圖在破滅的廢墟中建立起他們艱難的思考。存在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可以說屬於這一類。不同於無產階級的批判在於，它代表了一個社會自身神話的破産，批判者聽到了資本主義大廈內部碎裂的聲音，而這同時也意味著在這個屋頂下的任何人都是無法解脫的，包括批判者本人。這時候，反省社會的黑暗便和反省自身的黑暗聯繫在一起。誰也不能說只有他的鞋子是不濕的。所以在存在主義的作品中，具有大量的對於人性自身惡的反思。這遠遠不能簡單地歸置於抽象的人性論或人道主義的缺陷，恰恰是在這些作品中，我們讀到了一種活生生的"歷史意識"，讀到了活生生的歷史的災難和黑暗，讀到了在這樣一個破滅的時刻清醒的人們所擁有的清醒的痛苦。這種批判特別有力在於：它不販賣任何廉價的也是虛幻的方案或出路。
如果說，在法國，這樣一種批判是由1910年左右出身的人所代表的（薩特出生於1905年，加繆出生於1913年），在他們的作品中生動地體現了那個社會整體神話的破滅；那麽，在捷克，"反省的批判"則要往後推遲一段時期，因爲這個年齡上的人在戰後立即陷入了另外一種幻覺（共産主義制度）之中。更深的危機要等到再過一個階段才暴露出來，需要由另外一些人來承擔。這就是生於30年代的這批人。哈維爾和他的朋友們有一個"36年生人"的表達，其中包括後來到美國成大名的電影導演福爾曼（影片《莫劄特》的導演）。在中國，時間要更往後推，這種"反省的批判"出現在某種理想和理想的社會在釋放了它的全部能量之後。所以，比較起來，在捷克1930年人身上出現的東西，於中國50年代和60年代出身的人可能更容易接近。這樣一種人就好像是從歷史的隧道中被輸送出來的，是從歷史的腹腔中被釋放出來的，因爲還沒有來得及加入任何一方所以變得與歷史的幾乎所有方面有牽連而不止是和其中的某一方面。他繼承了多重災難同時也繼承了不止一種社會實踐所包含的理想主義。這也可以部分地解釋爲什麽哈維爾的文體在我們有些人眼中顯得那麽纏繞晦澀，因爲他所面對的問題是複雜、纏繞、糾結的。他的哲學的表達方式和他的荒誕派戲劇一樣，是他與歷史及其任何一方保持足夠距離的一種方式，當然也包括與他自身保持足夠的距離。歷史的黑暗並不在人自身的黑暗之外。
順便地說，從歷史的腹腔中"反芻"出來的東西，它要承擔和直接對此負責的是歷史和生活本身，而不是滿足任何一種學院化的生存機制。它不參加任何一種學術政治的分配。它帶著歷史和生活的"血迹"，也可能帶著它的缺陷和"淺薄"。今天在中國閱讀哈維爾的人，看起來也不像是要從他那裏獲取任何學院政治分配的份額。
二
以下這個問題進一步表明：在目前中國的語境中，按說哈維爾似乎更容易爲被稱之爲"新左派"的朋友們所認同，他的現代性批判的立場，他始終沒有放棄的"左派"的精神。但實際上他卻更爲被稱之爲"自由主義"的朋友們所認同。事情爲什麽會是這樣？這是耐人尋味的。
從歷史上看，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傳統深厚悠久的國家。1948年是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選舉，將政權和平地交到共產黨手中。處於時代的氣氛之中並從中汲取成長所需要的營養，是每個年輕人的必修課，哪怕他本人處於某種被排斥的邊緣狀態。這種情況和我們當中許多人經歷的何其相似：背叛資產階級父母作爲自己的成年禮。"我一直是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人，而且無疑在我父母最困難的時期（50年代）深深地傷害了他們（好在只是從言詞上）。""看起來很奇怪，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不信－－我的資產階級背景在我心中喚醒了（或更確切地說，加強了）一種社會情感和反抗情緒－－對於不應得的優越條件、不公平的社會藩籬、由於出身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高於他人的地位以及任何有辱人類尊嚴的東西"。5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對於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也是難以想象的），即使到了後來，到了歷史把哈維爾置於直接面對所處社會極權主義制度的鬥爭中，與這個極權主義發生正面衝突時，他仍然十分尊重自己從自己的歷史傳統中繼承來的社會主義精神成果。在有關的社會主義的任何一次表達時，他都顯示了足夠的保留和敬意，就像同時側著身保護它們一樣。更準確地說，在他批判所處後期極權主義社會時，始終是把它放在歐洲資本主義的語境當中，他所站立的那個批判的精神立場，不僅適合於後期極權社會，同樣也適合於資本主義社會－－他立足於、分享著對於這兩者同時批判的共同的底線。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僅僅想要"復辟資本主義！"（那是當時當政的人們用來稱呼他的。）
1975年，哈維爾寫給胡薩克的那封長信，是繼68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之後第一次公開的和最重要的決裂。在信寄出兩個星期後，他在自己鄉間的居所回答記者伊希·列戴萊爾採訪時，仍然自詡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當然，同時他也把"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概念做了清晰的區分，尤其是指出共産主義實踐如何令某種理想走了樣。他說："我把自己看作一個社會主義者。我甚至認爲我從共産主義中學到了一些東西。但是我從來不是一個共産主義者。－－因此，自然地，我從來沒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我從來沒有接受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甚至改革的意識形態，這也許是這個世界對我來說，顯得比對共産主義來說複雜和神秘一千倍。關於已經完全瞭解了這個世界的情感－－除了他們馬上要掌握的－－對我來說是陌生、異在的。他們也許正確地認識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們又十分誇大了這種認識。更進一步，他們在實踐中令這種認識走了樣，因而變成從他們自身異化。"6
也正是在這封長信中，哈維爾描述了後期極權社會中，當權者如何製造和利用恐懼，將人們的注意力導向僅僅是對於消費品的興趣，生活陷入了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一方面是人們消費熱情的高漲，另一方面是人們屈服于自己道德水平的下降，屈服於精神上的被動壓抑和屈服於自己的屈服。這樣的批評不能不說是同樣適合於資本主義的某些方面："希望他沒有能力意識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長的被侵害的程度，將他縮減成一個初級消費品社會的各種觀念的簡單容器，是打算將他變成複雜操縱的順從工具。"7其中提到的"消費品社會"、"複雜操縱的順從工具"正是批判所謂"資本主義"用語。
他1978年寫下的重要長文《無權者的權力》中，進一步直接將當時捷克社會所發生的情況，放到屈服於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全球性語境中去，將後期極權社會與現代西方正在發生的情況聯繫起來和進行類比。其中暗含的一個前提是：在捷克發生的事情是得到捷克之外的世界範圍內的、同樣也是消費品世界某種潛在的鼓勵的，它甚至像是對於西方鄰居的"諷刺模仿"，由它所暴露的危機是西方社會同樣面臨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對西方社會提出的某種警告。"更爲概括地說，後極權社會建立在獨裁專制和消費社會之間歷史性遭遇所提供的基礎之上。對於謊言的普遍適應和社會自動總體輕而易舉的滲透，難道不是和著眼於消費的人們普遍不願爲了精神和道德的完整而犧牲物質實惠相聯繫？和他們面臨世俗誘惑而放棄更高的價值相聯繫？和他們易於受大衆的冷漠所影響有關？說到底，在後極權制度中，這種灰色空間的生活難道不正是現代生活一幅誇張的諷刺漫畫？而我們不正是處於一種警告西方的立場上，揭露著它的一種潛在的趨勢（儘管以文明的外在尺度來衡量，我們遠在它之後？）"8
將消費犬儒主義的捷克社會和西方社會進行對比對照，表明哈維爾始終保持和來自西方的批判精神進行對話，比較起來，處於中歐那麽一個位置，哈維爾他們更容易和西方活生生的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左派）面對面地切磋。但明顯可以看出，漸漸地，哈維爾對某些糾纏於概念的東西感到不耐煩，感到西方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包括它們的媒體，總不免將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簡單地納入一種現成的範疇。"深陷於自己那套政治上的陳詞濫調中的西方媒體，或許會將我們的我們的方法說成是太過拘泥法規、太過冒險、修正主義、反革命、資產階級、共産主義、或太左太右。然而我們對此不感興趣。"9
1985年他寫下兩個重要的文本《政治與良心》、《對沈默的解剖》，由於考慮到概念的東西太不能說明問題，他準備正式放棄"社會主義"這個稱呼，同時放棄的還有它的對立面"資本主義"。"我從來沒有說過或寫過我向往資本主義或我想在我們國家引進資本主義。"10他不無諷刺地說"在我的一生中，參加過許多政治爭論，並已習慣如此，但我承認，當我看見如此衆多的西方人沈迷於意識形態，比我們生活於徹底意識形態制度中的人遠爲甚烈，我就不免倒抽一口涼氣。某種觀點立場或某個人是極左還是極右，是偏左還是偏右，是左派中的右派還是右派中的左派，好像某種恰當的分類比觀點本身還重要。……但是根據我們經驗的背景，在意識形態完全驅逐真理的環境中，所有這些沒完沒了的爭論顯得無聊、錯誤百出和遠離事實。"11"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他大聲叫道："我得承認這個問題給我一種上個世紀深淵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些完全是意識形態的和在語義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變味了。"12他形容那些問他："你們這些人需要什麽幫助"的某些西方知識份子（天曉得是左派右派），是在參觀完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紀念館"之後，把"持不同政見者"當作這個"沈悶單調的環境中"唯一一道令人提起胃口的風景。
羅永生先生在《哈維爾的"政治"》一文中寫道："冷戰的語言、冷戰的思維的確很難把哈維爾定位。"13此言甚當。在他提出他所處的極權社會由不露面的匿名權力所操縱的時候，他同時認爲這種"匿名遊戲"（非個人化的權力遊戲）也發生在西方：就極權主義本身而言，"它是全部現代文明的凸透鏡，是需要對這種文明應當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聲尖銳的、也許是最後的呼喚。"他甚至用了"全球極權主義"這個詞(global
totalitarianism）14
。正是在這個語境中，他說出他的那句名言：一個東方的官僚和一個西方的經理差不多。原話是這樣的："在這場反對非個人化的權力擴張的起碼的但卻是全球化的嚴峻鬥爭中，是面對一個西方的經理還是一個東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點上的區別，這完全是不重要的。"15
在他提出"後極權社會"的同時，他又提出一個相應的"'後民主'制度"（"post-democratic"system)的概念，同樣用來說明整個現代文明所缺少的那個維度－－來自生活和人道的精神。
事情還沒有完。愛好概念是人類難以改變思維的惰性。哈維爾還得一次又一次地解釋放棄這些某些概念的原因和即使放棄這個概念也決不放棄的某些實質性的東西。1986年，在同卡雷爾·赫維茲達拉進行的自傳性談話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談到這個問題，包括對他本人所創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這段話對理解瞭解他整個的思想、立場（包括他當總統之後在別人看來也許是重要改變儘管實質上未變）有很大的意義。
"我摒棄'社會主義'這個詞完全是因爲我向來反感那些過分固定的、因而從語義上講也就失去意義的範疇，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識形態術語和咒語。它們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閉結構裏，而且越封閉就離生活越遠。我在文章中不時地使用我自己的創造的概念，如"後極權主義"、"反政治的政治"等，但這些只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個具體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氣氛中，爲了某個具體的表達物件或某篇文章；我從未感到必須要重復使用它們。它們服務於具體情境中的語義目的，並不是固定的概念。簡言之，我不再稱呼自己爲"社會主義者"並不意味著我改變了我的政治觀點。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我仍然把自己稱爲"社會主義者"，我也沒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經濟原則、理論或意識形態，或定位在改造世界體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對我來說，'社會主義'是一個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我曾是一個佩勞特卡、切爾尼那樣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也稱自己爲社會主義者。說到底，歷史上有這樣一些時期－－每一個站在受壓迫和受屈辱人們（即不是站在統治階級一邊的人）都把自己稱作社會主義者，每一個反對不應得的優先條件和世襲特權、反對榨取無權者的勞動、反對社會不公正以及貶損人、令其服務於他人的人們，都把自己稱作爲社會主義者。我也曾經是這樣一個'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會主義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區別是我不再使用這個詞來表述我的立場。"16
從這段話中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哈維爾實際上仍然是個"社會主義者"這個結論？錯了！那麽是否得出他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結論？也錯了！那麽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嗎？說這話的人肯定是瘋了！那麽他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請問"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什麽意思？這麽說，他是一個"新左派"？哪來的這個詞！在起碼的自由民主的平臺沒有搭建起來之前，在由人人共用的政治平等、經濟自主、言論自由的底線沒有完全建立之前，"新左派"這個詞提供的東西與它所丟失的東西一樣多，甚至還要多。因爲那樣基本的"平臺"和"底線"是爲人人所分享的，包括任何"左派"、"右派"、"中左"、"中右"、"偏左"、"偏右"、瘋子藝術家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磨剪刀的和鏘菜刀的。當然也是需要他們所有人合力共建和共同維護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自由主義者"的提法也不充分。比如一個認同哈維爾的人怎麽會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只是更表明他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罷了。）天哪，什麽時候我們才能擺脫這種完全是單向度的思維！擺脫這種喜歡"歸結"而不是將問題進一步向前發展、生髮的習慣。如果是以人劃線、以個人關係的親疏做出理論立場的選擇，那就更糟糕，還叫什麽批判的、思想開放的知識份子？!我曾經表達過，在中－東歐這個地區，由於處境的複雜和悖謬，所有能夠提出的話題都不能不是脆弱的和易受攻擊的，因爲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今天我要說，在中國的情況完全也是如此。我們幾乎在說任何一句話時，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敵的。在剛剛表達完一個思想的第一秒鐘之內，就會産生一個念頭：需要另外的一篇文章，來表達與剛才相反的意思。也許這種情況普遍出現在"後發展國家"，所有不同時期積累起來的問題堆積到一塊，它們互相纏繞、自相纏繞，立足難穩，真僞莫辨。然而儘管這樣，還是有一些基本線索可以追尋，有一些基本界限足夠可以劃分。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哈維爾處於所有這些"主義"之內，分享它們的某一部分，因爲他分享了所有這些主義共同需要的那個底線或平臺。比這更進一步，他與這個底線的關係體現在本人甚至以生命爲代價來致力於這個底線的建立，你不做出貢獻怎麽可以來享用它們？
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哈維爾不忘記把問題限制在自己主要的批判物件上面，決不因爲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西方，或發生在全球範圍之內，就回避了自己社會的主要問題，或以全球性問題的某個側面來取代本國的問題－－在哈維爾所處後極權社會的消費主義背後，是人們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恐懼，是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是一手遮天、專橫任意的胡薩克政權。在批判共産主義面孔下的極權主義時，哈維爾不止一次地用了這樣"預支未來"這樣的字樣，即目前不具備某個條件而提前享用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某些討論也像是對於尚未到來的起碼的自由民主的"預支"：還沒有登上自由的列車，或在想象中順便搭上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這輛列車（套用那個著名的句式即"讓少數人先自由起來"，）就可以把問題調換掉，將中國目前最大的障礙變成一個更和全球性相關而不是和這片土地相關，誤認他鄉做故鄉。這就不難理解當維爾剛剛談到"後民主"這個概念時，還沒來得及發揮，他就馬上加以限制："無可置疑，這個概念不可以進一步發展。這種發揮乃是愚蠢之舉，因爲這樣一來，這個概念就慢慢地與自身異化和脫節。"17
後來的事情完全在情理之中。在他當總統之後，他的某種"偏左"立場才進一步顯示出來。他與克勞斯的爭論已是廣爲人知的事情。寫於1991年他的那篇《我相信什麽》一文中他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觀點："我曾經說過我自以爲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認同什麽特殊的經濟理念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屬於國家和由國家來計劃這樣的概念）；我僅僅是想暗示－－如人們所說－－我的心長得偏左了點。與其說我在表達任何具體的信念，毋寧說我試圖描繪一種性情，一種不落俗套的精神狀態，一種反對定勢的傾向，以及對於庸俗市儈的反感和對於悲慘蒙羞的人們的關注。"18當然，同時他又不忘了說："儘管我的心偏左了一些，但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是市場經濟……這是一種於法律的框架之內，使得經濟實體完全獨立和多樣化的制度，它的運轉主要是受著市場規律的引導。這是唯一自然的、有意義的、可能導向繁榮的經濟，因爲只有它體現了生活自身的性質。就其豐富和易變性而言，生活本質上擁有著無限的和神秘的多樣性，它不可能被計劃和控制。"19
三
茲澤克的文章中寫到這回爲哈維爾做傳的約翰·多恩提供了一個"真實的哈維爾"，這個人有著一些完全是不可靠的習慣：嗜好法國妝飾、睡得很晚、愛聽搖滾樂；而且不止是一個時期，他的"生活作風"不嚴謹，最後一次出獄後的前幾個星期，他是和一個情人度過的。但所有這些"遠不會使哈維爾的英雄形象受到玷污，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使他的功績顯得具體可感"，因爲對今天的讀者來說，這些看似可惡的缺點也許正是他閃光的優點和令人感到可信的原因。不管我們當中不同的人們怎麽看待這些事，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哈維爾遠非聖徒。他從來也沒拿聖徒的標準要求自己（我敢說他根本沒有想過這件事！），也沒有拿這個口是心非地要求別人。在一次回答"你和奧爾嘉的關係到底怎麽樣"時，他坦率地承認：上帝寬恕我的罪行肯定不止一種。撇開這些個人生活的細節不談，作爲一個後來成爲一國之首的公衆人物，他的面貌如何？他的思想如何？許多情況同樣超出了國內不管是贊同還是力圖貶低哈維爾的人的想象。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曾經向捷克人問起："哈維爾給他的前任胡薩克寫那封長信時，看上去是一個充滿愚蠢的、不著邊際的、完全不懂實際生活的知識份子，完全是堂·吉珂德式的。是否有許多人認爲他不是一個討厭的傢夥便是一個傻瓜？"這種大運是怎麽叫他撞上的？而這樣的一個人在美國，比一個企圖競選的歌星球星更不可能當選。他說得有道理。包括哈維爾其他的那些文章，按任何一種專業政治學的觀點看，都可能是外行的、難以歸類的、不著邊際和不值得加以認真對待的。他自己也經常聲稱自己缺少很多東西，包括一些專業的知識（政治學或經濟學方面的）。那麽他對於我們到底有沒有意義？有什麽樣的意義？
首先需要拎清的是哈維爾不屬於任何一種特殊利益的集團，連知識份子精英團體都不是。他的名爲《知識份子的責任》那篇文章是1995年的一次演說詞，其中也只是談到知識份子是一些"有遠見的人"。1989年"天鵝絨革命"以前的文章中，他很少用"知識份子"（intellectual）這個詞，他不認爲自己的所作所爲是出於一個知識份子的身份和由這個身份而産生的什麽什麽。看起來他對這個身份滿不在乎。他不以此自居。當然不止是哈維爾，和他一起做事情的朋友們也都持這種態度。克裏瑪在《布拉格精神》一文中談到這個城市所具有的悖謬時說：她爲自己擁有中歐最古老的大學和相當有數量的文化名人而驕傲，而同時很少有地方像這裏的人們這樣輕視學問的，在別處他直接將此表達爲"厭惡精英"。這完全不難理解：如果這個城市的某些街道在一個世紀內就被改了好幾次名稱，她再三處於被蹂躪、被踐踏的悲慘狀態之中，她所蒙受的恥辱也是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任何人所蒙受的，她所遭受傷害也是所有在這個城市的人所遭受的，那麽，個人本領再大、學問再深，也沒有什麽特別可誇耀的，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得他能夠高居於他的其他民族同胞之上。怎麽可能全民族是蒙羞的而他個人是光榮的？全民族是災難深重的而唯獨他像一顆閃亮的明星一樣高挂在天上？那些落在他鄰居頭上的不幸難道不同樣落在他的頭上？那些打在老百姓屁股上的板子難道不碰到他的臀部？子彈或坦克不打穿他的頭腦和壓碎他的身體？程映虹文章《自由的不能承受之輕》20中提到的那部年輕的電影學院學生拍攝的短片中的情況所言正是：一對夫婦正在做愛，忽然來了一個陌生人，趕也趕不走，於是敲開鄰居的門求救，發現所有的人家都來了這樣討厭的、趕不走的陌生人。這部"影射"蘇軍入侵的影片當時遭到禁演，這是自然的。人們感到傷害自己鄰居的東西也正在傷害著他本人，於其中無人能夠逃脫，這也是自然的。在這樣的社會中，何來這個"著名"、那個"知名"地迎送往來！何來一個特殊的知識份子階層的特殊風貌及其使命！當然，這並不是否認有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的確做出了傑出的成就，更不否認專業領域中工作的重要性，這裏僅僅是說，這樣的"積分"並不帶到這個人在公共事務中去，他在那裏所從事的工作和身份僅僅同所有人一樣，對劇作家哈維爾來說是重要的或難以忍受的事情對一個看大門的普通人同樣地重要或難以忍受。順便地說，事情會不會是這樣：在自己的專業上越踏實、越沈得住氣的人，在進入公共事務活動時，也越踏實和沈得住氣。因爲他在自己專業領域的活動中，在面對和處理專業工作的全部細節時，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作倫理和做人的倫理。有評論家說，即使哈維爾沒有做後來的那些事，作爲一個劇作家他也仍然完全成立和享譽世界。而當哈維爾跳出自己劇作家的專業範圍來談問題和做事情時，他便把自己放回到一個普通人的身份中去，取的是和所有其他人、包括各行各業的人都能普遍分享的立場。哈維爾本人在文章中也愛用那位年輕捷克人電影鏡頭中所取的一個小詞："鄰居"（neighbours),這指的是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的活生生的人們。
"生活在真實中"當然不可從字面上來理解，尤其不可把它放到私人生活中當作一個僵硬的尺度。哈維爾絕無那種意思。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關於托馬斯不給兒子和編輯帶來的情願書上簽名那一段，是對於消極自由的捍衛因而是有著非同尋常的積極意義的；但當他用薩賓娜的嘴說出："保守著那麽多戀愛的秘密但一點也不感到難受的原因，相反，這樣做才使得她生活在真實之中時，"，即使是黑色幽默，也顯得輕佻了一些。他當然知道自己留在國內堅持抗爭的同胞哈維爾說的什麽意思。這句話實際上指向人們普遍的一種生存狀態：與後極權制度之間的"心照不宣"的共謀關係。這種制度到後來完全喪失了它早先具有的任何理想色彩，它之所以得到維持，除了依靠赤裸裸的專橫、蠻橫，靠的是表面上一層薄薄的面紗，即那些意識形態的口號及種種儀式。誰也不去主動揭穿它們，甚至誰也不去認真對待（政權也決不希望人們認真對待），人們在各種公開場合嘴巴上講的是一套，實際上做的是另外一套。每個成年人的生活都在這都在兩個層面同時開展：一方面口是心非地做著那種意識形態的遊戲，另一方面接受來自政權的公開的賄賂（完全是有條件的）－－種種實惠或各種既得利益。每個人自己那麽去做，他實際上也在要求大家都這麽做，都來配合這種虛假的遊戲，共同造就那種"普遍的常規"。不同階層的人只是捲入了不同的層次。從表面上看，這樣的生活還可以捱下去，人們專注於自己的小日子，但他們同時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人人都得忍受他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閹割，忍受自己的種種虛僞、僞善像個活生生的小丑和小人，忍受自己的忍受和接受實際上是如履薄冰的脆弱的生存處境。由此個人被編織進一個哈維爾稱之爲"自動的社會總體"，成爲它的工具，每個人即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支持者。而如果事情反過來：水果商不再懸挂那種莫名其妙的標語，人們不再參與那些虛假的儀式（如選舉之類），幕後的真相就暴露了出來，他們個人所面臨的威脅暴露了這個政權缺乏合法性這樣一個非常脆弱的根基。因此，"生活在真實中"在後極權社會裏，它同時提供了這樣幾個方面的維度：一、存在論方面的維度，使人返回到他自己的內在真實之中（existential
demension－－returning humanity to its inherent natuer
）；二、認識的維度，如其所是地揭示現實（noetic
dimension －－revealing reality as it is
）；三、道德的維度，給他人樹起一個榜樣（moral
dimension－－setting an exampele for other ）四、政治的維度（political
dimension）。哈維爾尤其強調最後一點的重要性，"生活在真實中"這個命題完全具有潛在的政治含義，這種現象可能是後極權社會特有的：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假如這個社會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謊言之中，那麽生活在真實之中是對它的根本威脅。"21
稍微考察哈維爾這個思想的來源，不難看出其中有著存在論的深深痕迹，也可以看作他本人藝術家背景的一個結果。也許有人不贊同這樣看問題的視角，認爲將這些東西用在社會、政治領域中，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但從他的出發點開始，後來卻完全通向實際生活、通向對於社會現實和個人現實整體的、富有穿透力的描述，對此我們不能說他的思想僅僅是"外行"和"淺薄"的。任何人從任何理論出發，只要是達到了對於所處社會富有洞見因而是富有原創性的揭示，都是極爲可貴和值得歡迎的。怕就怕那些聲稱是在揭示社會本質的某個方面，但卻在這種"揭示"中，更深地將人們所處現實掩埋（用存在論的話說即"遮蔽"）起來的高論，馬克思將此表述爲"不結果實的花朵"。出於學術上的抱負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要談論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僅僅是"二手"的理論上，完全忽視自己周圍有名有姓"鄰居"們的存在和他們對於生活的實際感受。
這樣，被稱之爲"社會對抗"的就不是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樣，在代表不同的經濟力量或政治利益的人們之間展開，而是在謊言/真實之間、權力/良心之間、人的尊嚴/忍受屈辱之間、生活的多元、多樣化目標/壓制力量的專橫意志之間進行。反抗的力量就不是傳統政治中的以奪取權力爲目標，而是來自於"生活"本身的多元、多樣化的要求，和實現這些要求的基本權利。"從最初，這種衝突就不是於實際權力工具的組織化層面上開始，而是産生於人的意識和人的良知，人的存在的層面。……因此，它的力量不在於某個特定的社會政治團體，而是遍佈於整個社會，包括官方權力結構的潛在力量。因此這種力量並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敵人供養的百萬雄師－－所有那些生活在謊言中的人，終於在某一刻（至少在理論上有這樣的可能）出於真實的力量而揭竿而起"。22並非出於政治目的和發生在政治層面，哈維爾又起用了一個"暫時的"概念："政治之前"（pre-political）的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凡是對於生活有真誠願望的人，哪怕是對自己的工作有著真正的熱情和積極性的人，都有可能和這個體制發生衝突。哈維爾談到的一個例子是當他失去了劇作家的工作在一個啤酒廠打工，他的頂頭上司S君是個釀啤酒的高手，一心一意想把啤酒釀好，而對啤酒一竅不通的該廠領導卻不想這麽幹，結果這個人因爲自己的工作熱情得罪了某些人的"自尊心"，最終他也成了一個"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被推向體制的反面。針對主要是由西方媒體上體現出來的誤解，哈維爾指出，"反對派"(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這樣的概念都是來自西方，並不能說明當時捷克社會中那些試圖說出自己真話和周圍環境真相的人。"反對派"起碼得要有一個自己的綱領吧，但比如聚集在"77憲章"旗幟下的人，他們根本的目標僅僅想維護憲法，讓已有的憲法得到落實。（因此而他們的行爲也被說成是"低調的"、"臨時的"和"負面的"。）"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是個怎樣的情況呢？這個詞"通常被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就像其他正常的職業那樣，也存在這麽一種特別的怨天尤人的職業。實際上，"持不同政見者"僅僅是一個物理學家，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工人，一個詩人，他們是一些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情的個人，結果發現自己處於與政權的公開衝突之中。這個衝突不是他們自己有意引起的，而是他們思想、行爲或工作的內在邏輯導致的（這種衝突或多或少是在他們的控制之外發生的）。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刻意去做一個職業性的不滿分子，他們不過想做一個裁縫或鐵匠罷了。"23
這些人甚至在做了很久"持不同政見者"之後很長時間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別人眼中這樣的人。因爲他們沒有決心成爲這樣的人。甚至"哪怕他們爲之獻出一天二十四小時去做這樣的事情，這也不是當作一種職業。"因而哈維爾的另一個表達是："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即不以政治權力爲目標的而僅僅是尋求真正有意義的生活。"政治不再是權力的伎倆和操縱，不再是高出於人們的控制和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一個人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途徑，是保護和服務於人們的途徑。我贊同政治作爲對人類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關懷。"24這是超越任何一種傳統政治框架的思路。你可以說它完全不切實際，或者簡直是一些"胡言亂語"，真的不值得認真對待，但其背後隱藏的前提，它所揭示的人們對於生活、人的尊嚴及對於政治的要求，卻是十分中肯的。這個可以目之爲"書呆子"的人（你要跟他理論，意味著跟一個"呆子"理論，）不過是大聲說出鄰居們頭腦中盤旋的想法罷了。換個立場來看，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理想主義是被逼出來：如果你看不出一點可以突破的縫隙，看不出一點現實的可能性，反而會僅僅從純粹的理想出發，無所顧忌地說出實情。哈維爾對於他們這些人的處境說過一句話值得深思：只有先沈到井底，然後才能看見星星。他的這些理想主義的"胡話"可以看作是一個陷入井底的人被迫說出來的。
努力嘗試將一種人性的尺度、將人類精神和道德的維度帶到生活中去，繼而帶到政治中去，無論如何，哈維爾給這個世界帶來了新的地平線－－它不僅爲更多的政治家所分享，而是爲更多的普通人所分享。直到他當總統之後，他仍然一以貫之地說出這樣的瘋話，信不信由你："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這個名稱、也是我願意致力於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你周圍的人們服務：爲具體的共同體服務，爲我們身後的人們服務。根植於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爲它是一種責任，對全體人民和爲了全體人民通過行動來體現的責任，這是一個可稱之爲'更高的'的責任的東西,它擁有一個形而上的出發點：産生於意識或無意識之中的一個信念，即我們的死亡並不意味著結束，因爲每一件事情都在別的某處被永遠地記錄了下來，永遠地給予評價，這是'高於我們'（above
us ）的某處，我將稱之爲"神的記憶"－－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神秘秩序中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信徒們將之成爲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說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責任感，只有被解釋爲一種沈默的假設，假設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觀看我們，每一件事情都不會遺漏，沒有東西被遺忘，因此塵世歲月並不能抹去人間失敗招致的尖銳痛苦：我們的靈魂意識到並非只有自己才知道到這些失敗。"25
四
繼續談論哈維爾就像譜寫一首像巴赫或亨德爾那樣古典的曲子，因爲他自己就是以這種方式思考和寫作：某些主題不斷地重復出現，繞來繞去，在經過了一系列察覺不出的變化之後重又返回，"水磨式地前進"。當然每次再出現時，會加進一點新的東西，那是由不同時期的實踐的要求帶來的。總的來說，哈維爾的思想、精神傾向是一致的。比如人們爲他1990年2月在美國國會的講話感到吃驚，他並沒有因爲站在那麽一個地方，爲自己多年的事業得到至少是輿論上的某種支援而感謝西方，相反，他說出了另外一番話："民主"是一個遠爲達致的目標。"你們美國也只是站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我們從中所來（指極權主義）的經驗和知識也可以給你們提供一些什麽。"26
類似的意思他在寫於1985年的那批文章中就已經表達過：站在後極權社會的這個角度，可以將現今人類社會的危機看得更加清楚；這不是誰幫助誰的問題－－像西方人通常問的：我們能給你們什麽幫助－－而是從這種處境中找出那些共同面臨的更爲普遍的問題，同時對西方人也有意義："我不認爲我們這些在自己的環境中尋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處於呼籲和接受幫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來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幫助。""難道事情不是和我們所有的人都相關？難道我們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過來說不也是他們的黯淡前景和希望？……關鍵是持不同政見者徒勞的努力和他的命運告訴了人們什麽，關於環境、命運、機遇和這個世界的問題，他們的行動證實了什麽？他們擁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爲其他人思想養料的東西？他們怎樣解釋自己的命運並且使之成爲與人們共用的命運？並到底是以什麽樣的方式，他們成爲前來訪問的人們的一個警告、挑戰、危險和教訓？"27
從中順便引申出的一個問題是：
哈維爾這樣對待西方人的態度也許非常值得我們借鑒：他不乞求於他們，也不把他們妖魔化，當然更不會以西方人的"是非"爲"是非"，以他們的"熱點"爲"熱點"。在解釋爲什麽布拉格人爲什麽不在來自西方的反對北約潘興導彈的情願書上簽名時，哈維爾說出了他們那個地區的人對於"和平"的理解：首先聽到這個詞人們就要打瞌睡，這是因爲政府已經把這個詞用濫了；再比如說在英格蘭人們做這樣的事情，最大的危險是坐上十四天牢，並且可以有來訪者和包裹；而在捷克試試瞧，那要在捷克的新新監獄(Valdice）服上差不多十四年徒刑；於是他最可能的做法是把這個前來要求簽名的外國人帶到一個秘密警察那裏，當著他的面把這名給簽了算是對這樁事情的最好了結和最終擺脫干系；再有就是天生傾向於懷疑的人們頭腦中在想："當我還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將提出什麽新的倒楣的詭計（來制我），當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義，我爲什麽要爲拯救世界的某些嘗試而頭腦發熱？就好像我沒事似的！爲什麽我要以歐洲其他自由民族的和平、裁軍、民主的白日夢來製造麻煩？這種東西一下子便能把我下半生搞垮－－而戈巴契夫仍然在打他的高爾夫球？"28
哈維爾的正面的思考包括這樣一個結論：""沒有內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間、公民和他們的國家之間的和平，便沒有外部和平的保證。一個政府忽視其本國公民的意願和權利，便不可能保證和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願和權利。一個政府拒絕其公民監督公共權力的運用，這將變成爲對其鄰國的一個威脅：內部的獨裁統治將反映到專橫的外部關係中來。對公共意見的壓制，對權力的公共競爭和公共行使的完全取消，導致了政府對其軍隊的任意支配。一個被操縱的大衆可能被濫用於任何軍事冒險。在某些領域中事出有因的恐懼造成了對每一件事情的恐懼。"29這裏，對於國際事務的分析最終提供的是對自己所處境地進一步深化的認識。這樣做容易造成的結果是：西方人對你們的這一套聽膩歪了，不再理睬你們說什麽，對此哈維爾有自己清醒的認識："我們每次將人的權利引進關於和平的討論，指出情況的複雜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態度，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我們被認爲是無可救藥的，那些人根本不想聽聲援之外的話。"30
即使這樣，也沒什麽!所付出的代價已經足夠地多和足夠地昂貴，還在乎這點老外的看法？
由此聯想到我們當中某些人一廂情願的做法。說句地道的話，難道我們自身的苦難還不足以教育我們、擔保我們，讓我們明白到底要什麽和忠直地說出它們？難道要讓我們這些爬過十八道坎越過十九道溝的人，跟著一天也沒有受過這種罪的外國人亦步亦趨、看他們的臉色行事？難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真正關心和有這個能力判斷中國的問題，就像我們當中真的有一個人去關心和有能力判斷尼加拉瓜的問題？他們真的比我們自己更加知道我們的結症所在或者對此知道得更加清楚？這怎麽可能和說得過去？
最爲重要的是哈維爾不是用來思辨和談論的物件。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所思考的和寫下來的東西，始終與直接的現實相關聯和關照，與這種也許要用牙來咬的鐵一般的現實相匹配；閱讀他的東西，感到那是從他自身和民族的血肉中生長起來的，是從灰暗和陰影的大地中走出來的；不僅是思考和寫作，他以他的堅強的意志和行動承擔了這個黯淡、晦澀的現實，承擔了這個誰都不想要但實際上都無一例外處於其中的"肮髒"的東西。他在私人領域中的放任行爲一點也沒有影響他在公共領域中全部的忠誠和忠直，他和他的小圈子親密無間的關係與他在公共領域中凜然正義的態度區分得清清楚楚。當他從戰後藝術家那裏學到了與自身及自身的惡保持距離時，他也牢記著來自外部的極權制度對人可能造成的種種傷害和帶來的自身黑暗，把它們限制在不失掉自己尊嚴、不讓自己變得走形的範圍之內。它們往往是看不見的，比如永遠地處於一種意志癱瘓狀態、難以描述的自卑和自大、不知從何而來的怨恨、仇恨、逼仄、心理不平衡，以及同樣地任性、蠻橫、爲所欲爲、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忍受這些東西，也是在忍受極權制度對自己的傷害，甚至是接受這種傷害，把它轉而再去傷害別人。當然，所面臨的某種現實的確可能使人失掉了信心，周圍種種自相矛盾的、分裂的做法也會引起人自身頭腦和精神的分裂，但這仍然不是一個人最終垮掉的原因。哈維爾在獄中給妻子寫道："使得一個人看到處於道德衰敗並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敗本身，而毋寧說是一個人失去了自身確定性和生活的意義。就像我自己說過的：世界的迷失僅僅在我自身迷失的範圍之內。"31
他和昆德拉的爭論並不是發生在簽名與否的問題上（那只是事後他們分別談到這件事），而是對1968年蘇軍入侵的看法。哈維爾反對昆德拉將入侵的行爲看做是捷克民族古老的命運使然，如果是這樣，那麽因而從中得出唯一的結論是聽任命運的擺佈；哈維爾把這看做是自己幻想破滅的"極力外推"。昆德拉則認爲哈維爾的立場和行爲是"愚蠢"、"冒險"和"自殺性"性的。當然，從人們一直的習慣來自"從上面"眼光來看問題，即從權力鬥爭勝負的格局來看，有不少人會站在昆德拉一邊，正如哈維爾指出的，習慣於"從上面"看問題的人往往是沒有耐心的。但哈維爾的不同尋常在於：既然不是"上面"（統治階級）的一員，就沒有必要把自己的頭腦置換成"上面"的頭腦，只能從"上面"的眼光來得出自己的結論。與處於權力鬥爭的格局中周旋並利用其中的"不平衡"不一樣的是，哈維爾和他周圍的人們這次只是站在自己受削弱的立場上，感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不能再像這樣忍受著自己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閹割，不能讓事情就這樣繼續、無窮地滑坡滑下去，現在需要的是從改變自己的生活開始做點什麽。儘管這樣做看上去前途遙遙無期，甚至某種荒誕這回不是發生在舞臺上，而是直接産生在自己的行爲中，但只有那麽去做，才能逐步地乃至全部地贏回自己，挺直腰杆，恢復自己做人的尊嚴。最初他們只是從聲援一個搖滾樂手這樣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開始，剝奪了這些人歌唱的自由也是對其他人自由和存在的共同威脅。雖然這由少部分人發起，但聲援了被壓迫者，會加速社會意識的進一步覺醒，消除人們之間因恐懼等造成的種種隔閡，促成一種廣泛團結的氣氛。它是從一個有關單數的人、並且是保護性質的活動開始，這也許比一般的"批判"更能夠觸動當局，於是引發了後來一系列的事件，《77憲章》的誕生和一個叫做"保護受不公正起訴的人委員會"（VONS）的産生。對哈維爾來說，投身於這樣的活動則是幾度"牢獄之災"，這當然需要經受非同一般的意志的考驗，在這個意義上，說他選擇了"受難"亦無妨。他不止一次地引用他們當中另一個靈魂人物揚·帕托切克的話："爲某些事情做犧牲是值得的。"但說到底，這個人不是聖人，他更像一個普通人，做了一個普通人應該或可以去做的事情，並且實際上只要有人這樣去做，就會帶動了周圍的其他的人們。他既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是一個堅定的、而且是絕對和平的行動主義者。秦暉先生在私下交談時說過一句話，對理解哈維爾於我們的意義非常貼切：哈維爾的故事比他的思想更值得關注。是的，哈維爾以他實實在在的舉動、業績成爲這個世界"善"的財富而不止是思想的財富，成爲被稱之爲在後現代情境下"理想主義"和"反抗"的榜樣。說到底，沒有整個行爲做支柱的言詞會失去它們應有的份量。最重要的底線是行爲的底線。
【注釋】：
一、第1、3見Vaclav
Havel《Letters to Olga》，Henry Holt Company and York,1989年,第145頁、第1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