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邊緣．新銳文化工作坊：2000年的反自由主義勢力（下）

世紀沙龍論壇標題：2000年的反自由主義勢力（下）David Henderson

作者：【jiahua 】

發言內容：

2000年的反自由主義勢力

David Henderson

4、新千年集體主義

現實領域和觀念領域的變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當下的反自由主義。

非政府組織的興起

      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當屬非政府組織（NGOs）的興起。他們是非政府性的組織——他們因此而得名——但他們卻完全不同於其他非政府組織，比如代表企業、專業或工會的團體，他們代表的不是特定部門的利益，而是某種理想、事業。因此他們常常被人出於方便而貼上“公共利益”團體的標簽。這其中包括消費者協會、環保團體、關心窮國發展的社團、人權團體、社會公正運動組織、人道主義社團、代表土著居民的組織及各種名目的教會組織。現在他們常常被籠統地歸到“市民社會”的名下。這個標簽有些用處，但也容易導致誤解，因爲市民社會有更寬泛的含義。

      非非政府組織已經成爲我們這個世界一支有勢力的力量。在幾乎所有地方，他們都被政府和國際組織納入到多多少少正式的諮詢程式，其中很多還被指派充當官方援助專案的執行機構。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很多也成爲官方援助資金的接受者。一般情況下，企業，尤其是那些大型跨國公司都不辭辛勞地要探知這些組織的看法，把情況及時通告人家、諮詢人家的意見，並盡可能地與之合作。在有的地方，企業與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建立了正式的工作安排，這些組織隨時準備介入相應的專案，比如關心資源和木材製品標準的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之類的組織。現在，非政府組織在很多國際會議中都佔有一席之地，不僅是那些在有關環保與貿易問題的國際會議中，他們的作用也擴張到了其他國際事務中，到處都能聽到他們的意見。非政府組織展示其力量的最新事件是，時運不濟的《多邊投資協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MAI)被提出後，來自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團結一致，利用互聯網作爲溝通和協調的工具，發起了一常場組織嚴密的抗議活動，最終使之擱淺。[9]在去年底世界貿易組織無果而終的西雅圖會議上，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很多代表以觀察員的身份正式被邀請與會，有時甚至是作爲會議代表，而其他一些被認爲比較激進的團體則在整個會議期間一直在會場外進行示威抗議。

      誠如西雅圖會議所顯示的，非政府組織中也有溫和與好戰之分，然而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堅定地反自由主義的。除了極少數例外，它們基本上都敵視或者強烈批判資本主義、跨國公司、跨國貿易和資本流動自由及市場經濟的觀念。他們的位置越來越突出，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及企業逐漸地承認他們，適應他們，並與他們合作，他們因此而成爲影響干預主義的政策平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受害者範圍不斷擴大

      在觀念領域，跟現實領域一樣，2000年反自由主義與20-25年前的情形，有三點區別：

      首先，反自由主義形形色色的追隨者中，很少有人再相信基於蘇聯模式或毛主義的國家控制計劃經濟體制的優越性了：這一問題已經沒有什麽可爭論的。

      其次，從反自由主義的角度批判經濟改革進程的表現也是形形色色的，我上面已經提到一兩種，還有一些其他表現形式我尚未觸及，後面將予詳論。

      最後，最重要的是，非受惠者和受害者的範圍已經擴大了，其中有些非受惠者被重新歸類到受害者的範圍中，結果，要求實施干預的依據似乎更強烈了。我先闡述一下這一點，看看源遠流長的反自由主義思想和實踐，具有了什麽樣的新花樣。

勞動力市場與契約自由

      不管是從連續性還是從變革的角度看，核心的政策問題都是勞動力市場。有些最新進展，比如法國實施每周35小時工作制，及英國政府採用歐盟委員會《工作時間指南》，都只是比較古老的辦法，但有些管制措施則屬於新花樣，這些管制措施基本上都形成於1970年代，但從那之後不斷完善，包括均等機會立法、工作場所反歧視[10]。這些立法都立基於這樣的認識：雇傭結果的不平等，可以被當作是不正當的歧視的證據。這樣的想法就造就出了一批前所未聞的潛在受害者人群。

      目前的勞動法都包括新、舊兩類管制形式。其具體內容和效果，透過分析南非目前實施的法律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低工資由工會與行業中較大企業談判協商，並適應於同行業的較小企業，不管這些小企業是否同意……這爲小型創投企業進入設置了很高的門檻。最低工資一般是失業者可以接受的工資水平的兩倍。

      根據這一法令，雇主必須提供孕産假，提高加班費，增加黑人、婦女、殘疾人在管理性職位上的就業比例，企業必須支付“技能培訓費”，只有它參加政府批准的培訓計劃才能得到返還。如果要解雇員工或裁員，老闆必須經過冗長、複雜的程式，這些程式中只要出現小小的技術性差錯，老闆就必須向涉及的員工每人支付一年的工資作爲補償。雇員可以很隨便地向仲裁機關提出申訴，因此，在南非仲裁機關，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等候仲裁。”

      所有這些規矩的一個後果就是擡高了做生意的成本，而社會中每個人都將深受其害。然而更進一步和更重要的問題在於，這樣的制度是反自由主義的，因爲它侵犯了契約自由原則，根據契約自由原則，人們可以自由地達成沒有強制的合同和互惠的安排。法律及相關的管制只能是限制了這種自由，既縮小了雇主，同時也縮小了工人的選擇範圍和機會，工人和雇主都是合同的當事人，他們本來樂意、也能夠自己達成對雙方都有利的合同，現在卻受到了干擾或簡直就成了違法。而由於排斥了這些機會而造成的利益之損失，一般地總是要由勞動力市場中最貧窮的成員來承擔，南非的情況就是如此。在歐洲，德國統一之後，前共産主義統治下的東部德國的雇傭機會被大規模摧毀了，原因在於政府強制要求勞動合同中消除東、西部之間的差距。

假想的全球化的衝擊

      2000年反自由主義的一個最新、也最典型的形式是把全球化及其後果想象得一團糟。全球化被十分錯誤地描述成全新的經濟浪潮，它將吞沒所經之地的所有人和政府，創造出一個沒有邊界的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在這一臆想的世界中，民族政府失去了控制力，而力量不斷壯大的跨國公司則能夠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決定産出、剝削工人、降低環保標準，這些假想的趨勢被看作是對環境的日益嚴重的威脅，而這種威脅就是主要由市場驅動的經濟行爲導致的：地球本身及多種多樣的經濟體系，都成了目前正在運行的市場體制的犧牲品。

      這種信念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在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中，在大量學者中，在很多甚至是大多數新聞記者、評論家、國會議員、及有機會表達意見的所有公衆人物中，在大批國際組織中，以及越來越多的企業領導人和從事商業領域報道的作家中。整個世界，當然OECD國家更明顯，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廣泛的、非常有勢力的杞人憂天共識（alarmist consensus），這就構成了集體主義綱領的基礎。

      全球化被認爲在全球各地已經擴大了失敗者和受害者的行列，特別是在窮國尤甚。聯合國發展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發表的很有影響的最新年度報告《人類發展報告》的主題就是如此。去年的《人類發展報告》詳細論述了所謂的“全球化的負面後果”——“窮國和窮人越來越邊緣化，越來越沒有保障、越來越不平等”。

      “邊緣化”的主要依據就是很多窮國的人均GDP水平和整個世界的物質財富水平，進一步落後于富國：這方面已經很大的鴻溝又進一步擴大了。富裕者和貧窮者之間的鴻溝的擴大被當作是壓倒一切、決定性的問題。

      據說人們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不均等，比如一國之內所得或收入的分配，健康、壽命的指標，以及我上面已經提到的所有那些導致制定了機會均等與反歧視法律的所謂不平等現象。

可以矯正的不公正的說法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都可以看到同樣的觀點，同樣的精神狀態，這就是新千年集體主義的典型表現。它們共同的假定是巨大的不均等的存在，就爲可以補救的不公正（remediable       injustice）提供了證據，或至少顯示了強烈了的迹象。這與杞人憂天的輿論合起來，就構成了2000年但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基礎。

      對不公正的認識反映在現在已經成爲人人都遵守的標準語彙，《人類發展報告》又可以當個好例子。這份報告偏愛“邊緣化”這個詞，不過在提到那些國家時也用了“缺乏教育、食物”、“被排斥在外”、“被宣告有罪”、“被剝奪了權利”[原文如此]等詞，而他們的地位則是被描述成“受害者”。不均等擴大的原因則被歸結於國際經濟秩序及其最近的變化：這些都被認爲已經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傷害。這實際上是杞人憂天共識的一個組成部分。

      世界各地都能發現同樣口吻的非難和譴責。在英國，“剝奪”和“社會排斥”現在已經被認爲是政府必須著力解決的核心問題，已經建立了一大堆官方特別組織來收集證據、進行分析、提出可行的方案。最近的一份報告發現Cornwall的人均收入略微低於南英格蘭地區的平均水平，主管大臣Prescott先生便立刻得出結論說，該地人民受到了“剝奪”。我懷疑反對黨相應的影子內閣大臣會用這種語言來看待任何雞毛蒜皮的事。現在一般都認爲，補救這種被剝奪和社會排斥的辦法，就是向相應的人“授予”（empowering）：授予是目前從解決問題的主要形式。

      剝奪和不公正的說法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根本就沒有人注意相反的論點和證據。很多國家，其中大部分是窮國，近些年是越來越落後了。即使世界其他地區增長放慢，這些國家的境況也不會好轉。問題的關鍵並不是這些國家跟誰有多大差距，而在於它們自身的經濟必須進步。這些國家的進步爲什麽如此可憐，很顯然，在大部分，也許是在所有國家，內部因素是主要的。很多國家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而陷入衝突、混亂和持續的失控狀態。在很多國家，或者說整個這一個國家集團，政府所實施的經濟政策拖了增長的後腿，比如那些使經濟更加封閉、自外於全球化過程的政策。把全球化看作是古巴、北朝鮮、阿富汗、伊朗、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索馬利亞、塞拉里昂、贊比亞、海地、委內瑞拉、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家經濟增長停滯的原因，簡直就是胡扯。然而，聯合國發展署及很多評論家卻根本就低估或故意忽視所有這些再明顯不過的事實，就是因爲他們所要做的是竭力渲染現行制度的非受惠者和受害者。同樣，過去20到25年間中國的經濟表現之所以引人矚目，就是因爲中國進行了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而這一點也被人故意忽視，因爲這一事實不符合那些人所臆想出來的觀點。分析一下這些人假想的所謂的不公正，也可以發現同樣的思想狀況和對待問題和證據的同樣的態度。

管制整個世界

      宣稱受害者不斷增加及對所謂“不加約束的”市場運作的詆毀，在在都是爲干預主義措施和計劃張目。一個最主要的領域，就是我上面已經論述過的國內勞動力市場，這裏我想探討一下這一問題在國際層面上的表現，這涉及到不管是官方還是非官方所建立和執行的最低國際勞工標準這一措施。此一問題又經常與確定和實行不斷增加的所謂“積極的”人權這一目標有關。

      這方面的官方行動，可以從《歐盟社會憲章》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相應協定中看到。美國和歐盟現在都迫切要求把有關勞工標準的條款塞進未來有關貿易與直接投資的國際協定中。這種作法受到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批評，我覺得這種批評理由相當充分。然而——我覺得這一點似乎鮮見有人提及——這裏的風險並不僅僅由於它是由政府提出的才是壞的，即使沒有政府間關於最低標準的協定，跨國公司爲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也不得不作出同樣的抉擇。這些企業目前面臨著公共輿論、尤其是非政府組織的極大壓力，要求他們不僅得確保在本身的商業活動中、也得在其合作夥伴和供應商那裏，實施那些條款、保證雇傭條件，否則，在外界批評家那裏是過不了關的。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現在已經對此作出了明確的承諾，在環保問題上也妥協了，他們這麽做並不僅僅是因爲迫於壓力，也因爲他們相信，他們是在行善事。他們宣傳自己在這方面的作爲，自願接受方方面面的稽核和監督。

      爲說明最後一點，我來引述大公司是如何宣傳其“公司社會責任”的，《金融時報》管理叢書最新出版的一本題爲《公司的公民職責：成爲負責任公司的成功戰略》（Corporate       Citizenship: successful strategies for responsible companies，McIntosh et. al., 1998)，美國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主席Tepper Marlin爲其撰寫了一篇充滿溢美之詞的序言，她驚呼，“爲了適應市場環境，裝配線和製造工廠以非常低的工資雇傭童工和窮人”，不過所幸那些負責任的公司卻拒絕這麽做。她似乎根本就沒有想到，那些情願到外商投資企業找活幹的成年人，不管工資是多少，都有可能減輕自己的貧困，而假如要達到她所設想的那種工資水平，他們就將完全失去改善生活的任何機會。如果要硬搬西德的工資標準，等於就是取消了東德人的工作自由，失業的南非人也樂意幹那些工資水平低於行業協定的工作；現在，窮國的人們自己認爲可以接受的外資企業的工作，而歐洲、美國、澳大利亞的電視觀衆、工會成員、評論家、公衆人物及公司社會責任的鼓吹者卻對他們說，工資水平太低了，你們不能接受，他們不知道這樣的關心卻打碎了這些窮人改善生活的一切可能。區別在於，有時是各國政府加強管制，有時則是國際性大公司出於維護自己的聲譽的考慮，而自覺地限制了自己的契約自由。

      這一例子說明，爲了捍衛和擴大經濟自由，光限制政府的作用是不夠的，企業在管制整個世界中也發揮著一定作用，很多企業現在正打算這麽幹。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又很容易地被拉進來。大的跨國公司很容易就發現，他們如果要承擔其自許的公司的公民責任，得付出很多的代價，而那些死不悔改的競爭對手卻不用承擔這些負擔，因而他們就強烈地希望這些競爭對手也跟他們看齊，也成爲有良心的公司公民，如果公共輿論壓力不能說服這些對手，那就訴諸國內立法或政府間協定。幾年前，BP Amoco 首席執行官John Browne爵士在牛津的一次演講就闡述了這樣的想法，他指出， “只有各國政府單獨或集體地行動，才能設定標準，確保那些不願意自律的企業以合乎道德的和透明的方式做生意。”

非自由主義的美德

      目前存在著某種非正式的新千年集體主義大同盟，它囊括了企業、商業組織、工會、非政府組織、評論家、公衆人物、政治領導人及某些部門的政府官員及聯合國各機構。這個同盟之所以力量強大、陣線廣泛，是因爲其理論融合了三個相關的、非常吸引人的概念：人權、公司的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這三點可以說義正詞嚴，任誰也無法懷疑或反駁：誰願意否定或限制人權呢？誰願意公司不負責任？誰又會鼓吹不可持續的發展？然而這些原則一經現在的詮釋，卻具有了集體主義含義。

      從自由主義立場看，不管是通過立法，還是通過聯合國的宣言和解決方案，擴張“積極的”社會經濟權利，都不能被看作是進步。這種作法往好裏說，是不得要領，因爲，“談論某種以爲不會導致義務或者甚至權力的對於某種地位的權利，是毫無意義的”（哈耶克語）；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則會造成現實的危害，因爲它會誤導人們的注意力，會引誘人們試圖借高尚的名義管制整個世界。

      從自由主義立場看，目前很多國際大企業及企業界外的作者和評論家所詮釋的、被廣泛接受的公司社會責任理論，是令人擔心的，儘管企業之所以這麽做也是爲了應付其面臨的挑戰。那些支援這種理論的企業、商業組織、企業資助的基金會和思想庫、商學院的學者、及越來越多熱情的的諮詢人員和顧問，都是熱心的新千年集體主義者；他們也對環境危機和全球化的可怕後果的杞人憂天共識的製造者；除了少數例外，他們普遍地接受某種雙重反自由主義論旨：第一層是，企業現在應該跟政府、“市民社會”及國際機構攜手，來解決困擾世界的難題、危險及不公正之源，這方面決策和行動的權力正在從政府那裏轉移到企業身上；第二層意思是，這也意味著對企業的功能、作用及市場經濟的運轉需要進行根本性的反思，就是說資本主義正在獲得新生。最近我正在寫作有關這一問題的論文，題目是“被誤導的美德：錯誤的公司社會責任概念”（Misguided Virtue: False No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光是閱讀這方面的資料，那些宣傳公司社會責任（CSR）的論說，就是一件讓人鬱悶的活兒。

      公司社會責任的鼓吹者都喜歡將這種責任作爲實施被普遍接受和無人提出異議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的一部分提出來，的的確確，可持續發展原則今天在政府和非官方範圍內獲得了廣泛的認可：

      1999年OECD部長公報就包括這樣的聲明：“追求可持續發展，……是OECD國家的首要目標”。然而公報對其具體含義卻沒有明確闡述。公報只是重復說，可持續發展有三個方面或者三個維度——經濟、環境和社會，但這三方面的性質和基本原理卻是含糊的；在涉及這些問題時，環境方面常常就等同於杞人憂天的共識，社會方面就是意識到社會不均等和受害者意義上的“社會公正”。跟人權和公司社會責任一樣，可持續發展成了打扮新千年集體主義的工具。

在中心失敗？

過去幾年我從不同角度研究反自由主義，讓我震驚的是，政府內部抵制這種反自由主義的力量太軟弱了。我覺得，在那些承擔著爲經濟政策提供總體領導和指導職責的核心部門和機構——一般是財政部、金融部門或經濟部，在抵制反自由主義方面失敗了。雖然現在我是個局外人，但根據自己相當近距離和持續的觀察，我得出了這樣的印象。過去幾年中，面對反自由主義的種種表現，這些核心經濟部門是消極的，束手無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予以默許。這也許可以部分地用他們沒有掌握目前事態的本質來解釋。

注釋：

[9] It is not correct, however, that the NGO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of to conclude the MAI. OECD governments brought the negotiations to an end for their own reasons.

[10] The main British legislation comprises the Equal Pay Act, 1970, as amended in 1984 ; the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 1975 ; the Sex Discrimination Acts, 1975 and 1986 ; the Race Relations Act, 1976 ; and the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5.

5、對立的看法

最後簡單談談經濟學家最近的爭論及其意義。[11]

中間道路

      首先得弄清楚，存在著嚴肅的語言和陳述的問題。Geoffrey Harcourt把他自己的立場和他偏愛的政策描述成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某種“中間道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在討論近來的局勢時是這麽說的，“越來越多的公民，面對過度的和恐怖的命令經濟和放任的（free-for-all）市場經濟，對這兩者都敬而遠之。”(Harcourt, 1998, p, 14)，兩種“極端”予以並列並構成同樣的“恐怖”，在我看來，這種看法有點奇怪。首先，我已經討論過了，近些年來的自由化在所有地方都有明顯的局限性。自由主義遠沒有大獲全勝，所謂的“放任的”市場經濟，不管具體是指什麽，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另一方面，一切曾經存在過的命令經濟——及其殘存的形式，都不僅僅是一種效率低下、不能良好運轉的經濟制度，同時也必然是一種壓迫性的一黨獨裁制度。由於這兩個原因，尤其是基於後者，把今天相對來說最自由的OECD經濟體看作跟命令經濟一樣地令人討厭，簡直就是不講道理。雷根和金日成不能相提並論，就好像罪犯和警察不能同日而語一樣，儘管他們確實都是“過度”了。

       在說明這一點前，我得指出，Geoffrey Harcourt宣稱自己是Adam Smith的崇拜者，確實，不久前，在一篇書評中，他捍衛這位大師，駁斥了一本新出版的著作對其思想的負面評價(Harcourt, 1999)。在這方面，他跟我尊敬的另一位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Paul

      Streeten有點象。在一篇批評“最小化國家”觀念的公開演講的最後，Streeten也評論說，“本次演講完全體現了Adam Smith的精神”[12]，但是我倒想反駁說，任何有一點分辯力的讀者，都會發現，更接近於Smith的，應該是柴契爾夫人，而不是毛主席。第三條道路或者是中間道路的概念需要反思。

進步的源泉

      Paul Streeten1991年在Raffioli講座的最後一部分的題目是“爲人類進步而鬥爭”，展開論述了Albert Hirschman的著作Rhetoric and Reaction中的一個論點，而Hirschman的觀點則可溯源於Rolf Dahrendorf，而後者又受惠於倫敦經濟學院前社會學教授T.H. Marshall。Streeten將其主要觀點表述如下(pp. 276-7)：

      “受到深刻啓蒙的先進社會，用了三個世紀的時間，才使人類在公民、政治和社會三個維度獲得發展，18世紀確立了公民權利……19世紀在政治權力運用中的政治自由與參與獲得飛躍，選舉權擴展到更廣泛的人群中。20世紀的福利國家則把人的發展擴展到社會和經濟領域，確立了最低教育、健康、營養、福利、保障的最低標準，這些是公民享受文明生活及實現其公民的職責和權利的必不可少的基礎。所有這些鬥爭成就都來之不易，都遇到過阻力。每次進步隨之而來的都是反動回潮和退步。

      法國大革命後公民自由的鬥爭，受到那些擔心此舉會導致專制暴政者的反對；政治參與的鬥爭被認爲可能帶來群衆暴政。現在我們看到的正是對福利國家經濟自由權利的反攻，而一些進步力量正在退卻。(Final paras of the Fifth Lecture, pp. 276-7).

      我自己的歷史觀及對進步的源泉的看法，與此大相徑庭。試圖保證“最低標準的教育、健康、營養、福利和保障”當然沒有什麽可爭論的，值得討論的是這樣一種說法：在目前的經濟體系中，這些最低標準只有通過集體行動才能施行。構成arshall-Dahrendorf-Hirschman-Streeten 歷史觀的是這樣一種信念：歸屬於“社會經濟領域人的發展”要取得進步，很大程度上唯有通過自上而下的施與才能實現。

      這種歷史進步觀念，至多不過是一種偏頗的看法。它沒有考慮，或者起碼是低估了一直存在並且仍然在起作用的兩個互相糾結的因素對人類發展的物質層面的重大影響，第一個因素是人類勞動單位産出水平的提高，第二個因素是知識的進步，新的和經改良的産品、服務、方法、技術及資本的發展，這兩者又是互相促進的。Streeten所說的人類發展的“社會”領域，實際上主要或者完全是指經濟。也許過去半個多世紀經濟活動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在那些舊體制仍然維繫、財産權建立起來並得到尊重、市場仍然能成爲指導經濟活動方向的主要因素的國家，實質的人均物質財富以遠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高的速度在增長。因此，把20世紀說成是靠採取集體供應才得以取得社會經濟領域最顯著的進步，讓人覺得有點奇怪。

      我對此問題的的主要觀點，Martin Wolf在其前不久爲《金融時報》寫的專欄中作了精彩闡述。在評論目前的一句口號“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應該具有‘人性的一面’”時，他寫道，“充滿活力的國際經濟已經具有了人性的一面，其人性就體現在它爲普通人提供了經濟機會。”(FT, 8 December 1999)。Hirschman-Streeten的進步觀則低估了經濟自由的貢獻，它能透過提供機遇增進所有人的財富。正是因此，他們的進步觀低估了爲了縮小不均等而採取集體主義的措施，將有可能限制自由和斷送民衆的機會的風險。

應該怎麽辦？

根據Hirschman-Streeten的觀點，近幾十年來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反動”，是進步過程中的一種退步。我覺得確實存在著某種反動的觀念，但這種反動卻並不意味著是一種倒退。在前共産主義國家和中國，確實存在著對下面的信念的反動：這種信念認爲，國家指導的計劃經濟體制優越于建立在私人財産權基礎上的經濟制度，所謂的進步就是指逐步地消滅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經濟活動。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把這種反動看作是20世紀最有希望的事件。在世界的其他地區，同樣出現了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對限制市場交易、對牌照制度、對限制進入、對控制價格和利率等等的反動。人們觀念的這種變化並不是企圖要重新回到想象中的過去的黃金時代，相反，這些所謂的反動觀念的出現有兩大原因：一是人們的慘痛的經驗，二是改變了人們選擇範圍的技術和經濟的變化。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過去一個世紀爲人接受的觀念——國家應該免費地提供保健和教育服務，或爲此提供大量補貼——也會出現同樣強有力的反動，這一點大有可能，因爲人們越來越相信，在這些領域，跟其他領域一樣，通過擴展市場、競爭和自由選擇的範圍，可以獲得更好的結果。反抗一種已經失去有效性的模式，應該不算是在盲目抵制變革吧。

那應該怎麽辦？

我在閱讀那些同行們對近幾十年的改革表示憂心的文章的時候，禁不住懷疑，他們到底期望什麽樣的變革？難道他們期望恢復英國航空公司那樣的陳舊的國有壟斷？重新對航空公司和鋼鐵廠國有化？重新建立交易管制？恢復固定的股票交易傭金？對煤炭進口和發電廠使用天然氣重新加以禁止？重新管制長途公共汽車公司？恢復（在英國）1979年被廢止的工會的司法特權和豁免權？再搞一套全國碼頭勞工計劃（National Dock Labour Scheme）？拒絕烏拉圭回合談判確立的減少進口壁壘措施？或者（在歐洲）打破單一市場？對澳大利亞，還可以再加上一些問題，難道Geoff Harcourt真的要中止與新西蘭簽署的《緊密經濟關係協定》？回到Malcolm Fraser執政時代，對紡織品和服裝徵收高達180%的保護性關稅？或者恢復對國內航空公司限制性的“雙航線”方案（two-airline）？

至於那些還沒有發生的變革，也可以提出同樣的質疑。難道批評家們真的願意歐洲共同農業政策繼續保持下去，或者美國、加拿大和日本也搞出一個來？他們真的繼續或者甚至更多地訴諸於反傾銷行動或出口補貼？難道他們真的期望最低國際勞工標準及其實施規則水漲船高？他們真的希望對企業施加越來越廣泛的管制？他們真的樂意看到國家繼續壟斷性提供教育、保健和社會服務等等？他們真的要進一步侵犯勞動服務市場上的合同自由？

結語

對於這些問題，我懷疑那些自以爲是自由主義者的經濟學家和那些認爲自己不是自由主義者的經濟學家，尤其是後者中自認爲崇奉Adam Smith者，兩者之間其實是有很多共同點的。不過，2000年反自由主義的主要動力，並不是來自專業學術領域，當然學術界有些人，比如某些經濟學家或其他學者，爲之提供了幫助和支援。然而反自由主義的主要動力乃是來自我上面簡要探討的傳統與現代交織在一起的勢力。最重要的是那些壓力團體持續不斷的、堅定的努力，自認爲無私的局外人則常常爲之提供了支援，而經濟思想和學說的不斷搖擺也助了其一臂之力。當前，這些勢力又獲得了基礎廣泛的同盟軍，包括非政府組織和企業高級經理，他們都接受了杞人憂天的共識，關注他們所謂的不均等，企圖以可持續和公正的名義對世界施加更嚴格的管制。　

注釋：

[11] Although I wrote this final section before reading Thomas Sowell's book, A Conflict of Visions, what I say here can be seen as a further variation on its theme.

[12] Streeten, 1995, p. 232.

【國際邊緣】【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