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與共同利益

【政治哲學】

自由主義與共同利益——哈耶克視野觀照下的社群主義

作者：LINDA C. RAEDER，秋風譯
資料來源：《世紀沙龍》

讓人們學習自由，他們最終就會發現：自由即社群（community）。

——William Aylott Orton

近年來，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和捍衛者之間你來我往的論戰，引起了衆多北美政治哲學家的關注。雖然兩個陣營之間的分歧被誇大了，但顯然，所謂的新社群主義者（new communitarians，Gutmann 1985, 308）與自由主義者在一個根本性問題存在著分歧：新社群主義者深信，自由主義公共哲學正在侵蝕“美好社會”（the good society.）的社會根基。他們聲稱，在自由主義影響下，生活於當代自由主義社會的民衆變得越來越互相隔絕、反社會、自私自利、精於算計、精神空虛。現代人完全沈浸與盲目地追求瑣碎的和任意選擇的“私人利益”，而不能體認到存在著某種超越於純粹個人利益之上存在著某種深刻的共同利益，更不要說努力去追求她了。

新社群主義者包括Charles Taylor, Alasdair MacIntyre, Michael Sandel, Benjamin Barber, Michael Walzer, Roberto Unger等等。當然，反對自由主義並不是什麽新鮮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Joseph de Maistre。不過，新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與早期的批評者還是有區別的，其鼓吹者的靈感主要來自亞裏士多德和黑格爾，而不是馬克思、盧梭、尼采。他們遵循亞裏士多德的思想，把政治性社會設想爲“某種社群，其最重要的聯結規約（bond）乃是共用對於個人之善和社會之善的理解”；而繼承黑格爾思想，他們認爲理性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連篇累牘論述的“自由……理性、[與自治的]人”，純粹只是哲學上的虛構而已(Gutmann 1985, 308)。

新社群主義者團結在一種共同的憂懼感下：我們的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即認識到我們是一群由共用的價值、含義、傳統、目標和義務約束的人——正在被“原子論的”自由主義所毀滅(Taylor 1985, 187-210)，這種自由主義鼓吹追求爲了個人“權利”，可以犧牲社會凝聚力、同胞情誼及共同利益。對於矯正他們所說的自由主義信條帶給社會的破壞，新社群主義者開出的藥方也是人言言殊，但他們一致同意，我們必須努力從目前支配公共輿論及實踐的個人主義的“權利政治學”，轉向某種更強調友愛、能提升道德的共同利益政治學(Sandel 1984, 93; 1992, 222)。[譯注：俞可平稱之爲公益政治學]

自由主義者向來對追求“共同體”持憂疑態度，加爾文、馬克思、希特勒給社群主義的夢想投下了長長的陰影。自由主義者同樣對籲求共同利益保持警惕，因爲在歷史上，這種花言巧語總是伴隨著形形色色的危險的或壓制性的情緒——比如宗教上不容異見、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等等。Stephen Holmes (1989)寫道，事實上，“共同利益的觀念遠不是清白的，傳統上，它總是暗含著認定特權、等級制度及順從具有正當性”(240)。亞裏士多德就曾區分出主人和奴隸，聲稱前者具有高超的能力，可以體認及領會共同利益，而沒有任何缺陷的潛在的統治者，對共同利益的本質擁有特別的洞察力，努力把他們對於善或美德的獨佔性的觀念強加到社會秩序中。

不過儘管存在這些混亂，卻很少有理論家，不管是持自由主義還是其他立場，願意挑戰下面的原則：在一個自由社會中，政治的強制可以合法地用來實現共同利益。當然，從表面上看，“共同利益”（公共福利、公共利益）概念的含糊本身就導致了某種棘手的難題，也導致人們對對於如何恰當地應用這種原則缺乏共識。但是，面對新的“共同利益黨”（party of the common good）及其反自由主義花言巧語的興起，如果我們要捍衛我們的自由主義遺産及其自由制度，就必須正面面對共同利益這一問題。

哈耶克捍衛古典自由主義

哈耶克的社會和政治哲學揭示了發達自由主義社會中共同利益的本質，可幫助我們厘清當前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論戰中的真正要害所在。哈耶克的理論對自由主義社會中之共同利益的本質提出了一個準確的概念，闡明了可以藉以實現共同利益的制度手段，以及一整套可以判斷公共政策是否有益於共同利益之實現的標準。因此，它驅散了籠罩在政治理論中最模糊然而又是不可或缺的概念之上的迷霧。

哈耶克的觀點既不合社群主義的胃口，也不站在現代自由主義者陣營；對社群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理路之不同層面，哈耶克的自由主義都是既有支援，又有反駁。哈耶克當然肯定被認爲是自由主義理論家，但是他的古典自由主義是截然不同於理性主義的、基於權利的自由主義的，後者才是社群主義批評的目標。哈耶克和現代自由主義者確實都承當了特定的傳統自由主義的價值——普適的正義、寬容、和平、個人自由，不過，現代自由主義者一般都拒絕像哈耶克所凸顯的那樣給公共領域劃定一個又一個嚴格的界限。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哲學已經與“集中化的權力休戰了“(Sandel 1992, 93)，因而明顯地偏離了哈耶克所秉持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

另一方面，哈耶克對個人自由、自由社會及法治之摯愛，則明顯地區別於社群主義者，在社群主義者眼裏，自由和正義根本就不必是最高價值。同時，不管是社群主義者，還是現代自由主義者，都不能同意哈耶克對於市場機制生成秩序之功能的尊重；事實上，這兩者都表現出了對市場支配之交換的反感。這也許可以解釋爲何這兩個陣營都對哈耶克的思想漠不關心，儘管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正好就是社群主義者認爲自由主義理論所極爲缺乏和必需予以彌補的那種社會理論。

事實上，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主要批評，並不適用於哈耶克的理論。比如，社群主義主張，自由主義忽視或者說低估了社會諸因素對個人身份及目標之型塑的影響，這種破綻百出的自我概念，破壞了個人身份及目標之有效性。然而，哈耶克的理論卻並不是契約主義的和基於權利的理論，哈耶克並不是用非歷史的理性主義（the ahistorical rationalism）來捍衛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哈耶克同新社群主義者都對此持批評態度，哈耶克的論據穩固地建立在一種深刻的社會理論基礎上。在哈耶克看來，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依賴于完全地深入到社會現實中，有一位評論家就指出，在哈耶克的理論中，個人主義是一種社會理論(Kukathas 1989, 216)。

簡而言之，哈耶克用社群主義的辭彙來捍衛自由主義秩序，從而向社群主義者發出了挑戰。哈耶克的自由主義並不預設存在著必需以破壞人類共同體爲條件的人之原子化，也不否認存在某種超越於個人之上的共同利益。實際上，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所關注的，跟社群主義者一樣，乃是復興“共同利益的政治學”。但是，如果哈耶克是正確的——個人自由既是自由社會的産物，也是社會持續性地進步演進的源泉——那麽，個人自由和對共同利益的追求，就不僅不是不相容的，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是不可分割的。

哈耶克論社會生活、法及共同利益

雖然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戰提出了很多問題，對這些問題從哈耶克的視角予以探討，都將産生豐富的成果，不過，我將主要地考察下面的問題：自由主義社會，是否擁有某種根本截然不同于其成員的私人利益的共同利益？如果是，此種共同利益怎樣才能予以確認和實現？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群中，法律和正義的性質和功能是什麽？我們對於正義之需求，真的會如社群主義的同情者所發揮的那樣，會使社會更少壓迫性嗎（某些社群主義者也作如是說）？爲回答這些問題，我將考察一下哈耶克對發達的自由主義社會中，法及共同利益的性質及其之間關係的看法。

自由主義社會是一種自發秩序

哈耶克的政治建言，與他關於複雜社會形成的性質與運轉的普遍性理論——即自發秩序理論——密不可分，因而這將是我們的出發點。根據哈耶克的看法，西方自由主義社會是人們普遍地遵守某種特定的“非理性的”傳統——規則、慣例、價值——從而自然而然出現的結果，而這些傳統之盛行，並非因爲人們預知到了遵守它們之後果，而是因爲遵守它們的群體，比其他群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不過，這種秩序一旦形成，人們就可以回頭探究其結構和運轉的原理。蘇格蘭啓蒙運動的哲學家頭一個進行了這種探究，其後由卡爾門格爾及其奧地利學派的追隨者予以極大的擴展和發展，這一系列探究的成果，就是哈耶克所論述的自發秩序理論。

自發秩序是一種自我生成和自我維持的秩序，是一種抽象的、與目地無涉的人際關係模式（系統、結構），這種人際關係是穩定的和可預期的，自發秩序是構成它的個人之間正常的、受規則支配的行爲之自然而然的産物。[1]下面我們舉的物理領域中自發地形成秩序的過程的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力量在社會領域中如何起作用。爲了製造一塊水晶，你必須創造條件，把單體成分組織起來，這樣就會出現水晶的完整結構。爲了生産可欲的結果，你不能隨意排列各種成分。而在恰當的條件下，每種受規則支配的成分都會自行調整，以找到它的位置，適應其特定的環境，讓自己排列在恰能滿足更複雜結構的位置上。哈耶克把自由主義社會就看作是如此一種自發秩序。

與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另一種社會秩序類型即組織或創制的秩序(made order)相比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由主義社會自發秩序的特性。組織是一種由目的決定的秩序，是根據有計劃的心智之清楚的目的，對各種因素進行深思熟慮的安排，而産生的。[2]物理世界中可作爲組織例子的是鐘錶或電腦晶片，每一個元器件都是根據製造者的知識和目標而刻意排列的。由於人們可以通過把各種元素安排在合適的位置上而創建組織，或者爲了實現某一特定目的而指揮各種元素重新排列，因此，組織是追求已知的目標必不可少的創建秩序的方法。

自由主義社會的與目地無涉的自發秩序，同時包容著個人和組織——商業公司、政府機構及爲了專門追求特定目標而創立的各種各樣的自願性協會。但是，唯有通過遵守和執行特定類型的規則所生成和由其支配之自發形成秩序的過程，才能協調社會中個人和組織的行爲。稍後，我會討論法的特徵和功能，現在，我們則只須注意到，自發形成秩序的過程最根本地依賴於社會中的個人遵守特定的規則，因爲，並不是隨便遵守某種規則的行爲，就必然能形成和維繫複雜的自發秩序。

共同利益的構成

每個社會都展示著某種有序的行爲模式——否則，“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幹自己的事或滿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Evans-Pritchard 1951, 49)。哈耶克則強調，我們是在某種由抽象社會關係構成之包容性秩序中追求我們的目標，對於這種秩序，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將之視爲當然。我們可能並一定都意識到這些“背景性秩序”的存在，但是我們的一切計劃的實現，都有賴於這些規則的平順運轉。

哈耶克的理論所指涉的秩序，凸顯的是對整個社會的大部分具體環境必然地無知的人們之計劃和期望之間，及他們（大多數彼此都不相識）所追求的目標之間，彼此地匹配和協調。那些並沒有關於我們的具體需求和欲望之明確知識的陌生人，爲什麽能夠成爲我們實現自己的短期目標和我們所承當的價值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對這種顯然存在的秩序，我們在日常事務中是如何體驗到其生成和維繫的，儘管絕大多數人只是隱約覺察到其存在、而並沒有刻意地努力去制定它。如此追問下去，就使我們必須探討哈耶克思想中的的共同利益概念。

這種共同利益就是保障某種抽象的條件，它允許成千上萬彼此並不相識、也不可能瞭解彼此具體的條件和意圖的人們，傾向於彼此調適，而不是陷入衝突中。如前所述，這種抽象的條件形成於人們遵守某些特定的規則——認知規則、行爲規則、道德及法律——的過程中，這就構成了我們稱之爲市場的秩序形成機制。

市場形成秩序的原理

當然，市場是由一系列社會關係、制度和慣例構成。哈耶克認爲，市場就是對任何發達社會都必須要面臨的問題歷史地演化出來的解決方案，這一問題就是：在一個複雜社會中，怎樣才能生産、利用和協調總是零碎地分散在無數成員中間的知識。“價格體系”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演進出來的“溝通交流的媒介”，能夠使人們克服他們對於將決定他們行動之成敗的絕大多數事實（即整個社會的具體條件、環境）的無知，也能使所有個人和群體的行爲整合成爲某種連貫的全面的秩序(Hayek 1976, 125)。哈耶克解釋說，運用諸如價格之類的抽象的思想和符號，人類就能夠彌補其無法掌握無限複雜之環境的不足，價格就成爲人們行動之須臾不可或缺的向導。沒有它的引導，人們就不會知道，以何種方式發揮自己的才智，才能與他人的計劃和行動協調。沒有價格的引導，人類的行動也可以通過命令指揮來協調，但如果沒有反映當前現實環境的、未被扭曲的價格，沒有人能知道資源“應該”如何配置。

在哈耶克看來，西方文明的文化成就並不是因爲其出衆的知識，而是由於其協調方法的進化，與迄今已找到的其他協調方法相比，這種協調方法能更有效地刺激知識的生産和利用。任何個人或集團的心智，不可能完全地吸收和協調社會過程通過市場機制所産生的海量的知識和資訊。事實上，很多知識是無法刻意地溝通交流，也是無法明確表達的。哈耶克提醒我們說，知識，並不只是包括外在的、系統化的理論和資料，更包括蘊涵於“思考技巧”、習慣、性情、習俗中的無法言傳的“訣竅”（know-how），也包括關於特定時期和地方的容易消逝的本土的知識，這些知識的利用，對於複雜社會秩序的運轉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簡而言之，哈耶克主張，認識論上的鐵的事實，使得通過市場過程來實現的“自動的”協調，遠遠優越于任何其他建立在有意識的指揮基礎的協調方法。諸如政府制定計劃或多數投票決策之類的非市場的秩序形成機制，都必然會把知識的配置權局限在很少一些人手裏，將使社會不能靈活地適應不斷變化的具體環境，而作爲一個整體的秩序唯有不斷調适才能維繫下去。

因此，在哈耶克看來，諸如發達自由主義社會這樣的“巨大社會”——這樣的社會具有如下特徵：具有廣泛的勞動和知識分工，由共同的經濟、法律和道德慣例整合位一體——的共同利益，應該是所有社會成員所持有的、也許並沒有明確意識到的基本價值之實現，這種基本價值就是維繫這種作爲一種整體的、抽象的及持久的結構之社會秩序，在這樣的秩序中，一切個人和組織行動都可以實施。如果這種共同利益得以實現，就可以透過保障那種普適的環境，從而使我們稱之爲市場的自動化的協調機制能夠平順運轉。政府在保障這種共同利益中應發揮重大作用，因爲這種共同利益，就其本質上而言，主要地是司法性的，即維繫和發展秩序形成過程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本質上即司法的）框架，政府的職能也包括執行某種抽象的、經由演進而形成的“正義行爲之規則”。

哈耶克似乎相信，一旦我們體認到法律在自由主義社會之自發秩序運轉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就算是認識到了我們的共同利益，即維繫某種特定的法律框架——某種抽象的、與目的無涉的框架，所有個人和群體都可以利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此一框架，追求自己的目標。因此，他主張，我們可以透過理解自由主義秩序的本質而洞悉共同利益之所在，他也認爲，實現這種共同利益的關鍵條件，可以有意識地予以培育，但他反對把共同利益當作是政治決定的物件。

共同利益是一種抽象的價值

在哈耶克看來，發達自由主義社會的共同利益必然是一種抽象的價值——即維繫某種抽象的社會關係模式——而不應該是實現某些特定的具體目的。他認爲，我們能夠創建某種普適的條件，盡可能地增進隨機選擇的任何人實現他或她的目標和價值的機會(Hayek 1973, 114) ，但我們不要指望二者可以兼得：我們不可能既保障那些抽象的條件，同時又通過立法去追求某種具體的利益。與目的無涉的自發秩序（社會），跟由目的決定的組織（政府），這二者在概念上和功能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秩序，它們是遵循不同的規則和難以協調的法則運轉的。同時運用這兩種矛盾的法則——比如所謂的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與刻意的安排（deliberate arrangement），都永遠不會産生合理的、內在一致的秩序。

因此，哈耶克主要的關注點就是，批判任何把某種預想之具體分配模式強加於社會秩序的共同利益觀念。儘管社會主義的學理基礎之貧乏已獲得廣泛的認可，但是還有人從社會主義學說所蘊涵的道德和認識論中獲得靈感，呼喚“社會正義”、“工業政策”、保護主義，總之就是呼喚從方方面面干預市場過程。哈耶克認爲，這種干預從來不可能有益於共同利益。如果我們的世界是一個短缺的世界，如果每個人都能從最有效地利用短缺資源中獲益，那麽，任何企圖踐踏自發形成秩序的過程之結果，或把某種預想之物質再分配模式強加於社會秩序，只能是損害我們長遠的共同利益。

同時，借用所謂的共同利益的名義，企圖踐踏自發形成秩序過程之結果的一切計劃，必然要求人們爲實現某一具體目標而努力，而這一目標卻是由計劃制定者確定的。結果，人們發現和利用具體的知識——比如一個通過選擇自己的職業而整合進大社會所需要的知識——所不可或缺的刺激動力就被取消了，這樣一來，社會過程就喪失了很多這種潛在的寶貴知識。

在哈耶克看來，透過維繫特定的法律框架增進共同利益的決策，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和合理的決策——就是說，我們能夠理解自由秩序的基本原理及必須具備的條件，並可以據此有意識地構建這樣的法律框架。但是，共同利益本身，卻並不是理論上的設計、“詳盡的討論”、或廣泛的政治參與的結果，而是由人類生存的環境條件、人類心智無法擺脫的局限性及自由主義秩序之天性，所生成的。構成自由主義法律框架的抽象的正義規則，也具有同樣的性質。下面，我們就該探討，哈耶克認爲，在自由主義社會中，政府到底該如何確定應予以執行的規則——即能夠幫助所有人實現其目標以增進共同利益的規則。

抽象的法律框架

法：行爲的語法

哈耶克告訴我們(1973)，法理學的目標就是維護正常運轉的行爲秩序(98)。因此，他提醒我們說，所有的法都預示著存在著某種正常運轉的行爲秩序，或者就是指這種秩序，就是我們上文已經討論過的普泛的背景性秩序。

哈耶克認爲，作爲行爲之強制性規則這一意義上的法，與社會是同在的，即使是最原始的社會群體，也只有在其成員于日常活動中遵守共同的規則才能夠存在。[3]主流的規則並不一定被意識到，或者被有意識地當作規則對待，但這種主流規則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如習慣看法，習慣性行爲，或風俗習慣。那些遵照某些流傳下來的習俗的人，未必就意識到，他們這麽做，有利於維繫社會秩序，他們可能簡單地“知道”，某些行爲是忌諱的，或者“就是不能幹”。而那些試圖確定準備予以實施的規則的人，則對這些規則有或多或少的明確意識，這些規則是指“正在運行的、並非什麽人所創造、但卻確確實實存在的秩序之某種預設”(Hayek 1973, 96).。

因此，組成自由主義社會的規則，就是指某種社會秩序的預設和必須具備的條件，這些預設和“未成型的規則”與主流的“正義感”有密切關係。用作一個類比語言，可以清楚地闡明這一點。“語感”能使人們在說話或寫作時，無需有意識地運用語言規則知識，就能覺得怎樣說話是正確的，怎樣是不恰當的，同樣，“正義感”也能使人不用明確意識到正義規則，仍然在某種規則和行爲違犯這些規則時，知道是不恰當的（或不正義的）。語法學家的任務是明確表述支配語言應用的普遍的規則，則法理學家的任務就是“發現”那些（或在暗中或明顯地）支配人們行爲的普遍的規則。法和語法的規則都屬於那種抽象的、“被發現”正在支配人們心智之運作的規則結構。[4]

因此，法理學家的任務，並不是發明好的法，而只是喚醒對於普適的法則或規則的意識，這樣的法則和規則一旦被表述出來，就將被認爲是正義的（或者最起碼不是非正義的）——這就意味著，它與或多或少地與該社會中那些指導人們日常自發的社會交往活動的固有的規則相一致。換句話說，作爲法理學家發現法的努力之産物而出現的法，其目標是“爲了保障和改進社會已經在遵守的一系列規則”(Hayek 1973, 96)。哈耶克認爲，這就是構建自由主義社會之自發秩序的法的實質。

因此，他努力地揭示了諸如法、語言之類演進的社會現象所具有的某些相似之處。首先，法與語法一樣，是指某種事實上存在的、普適的秩序（或抽象模式），而行動者和說話者都只是隱約地感到其存在。其次，人們經由遵守某些法律規則而生成自由主義社會，這種法律規則與語法一樣，基本上都不是理性設計或刻意的發明創造出來的，他們都是經由法理學家堅持不懈地發掘、培育和詮釋那些組織某一已經存在的行動秩序之（不可意會的和明確的）規則而形成的。

換句話說，法總是在某一給定的價值、規則和慣例——社會秩序只要依靠這些才能整合爲一體——的框架內發育起來的，而法理學家雖然也是知識份子，但他的任務卻並不能通過參與公共事務或試圖喚起某種彼此的友愛而完成，在解決爭端過程中，人們實際上是要求法官澄清，彼此衝突的期望，哪一個可以算是合法的，他在作出這樣的決斷時，所依據的應該是普適的秩序所賴以維持的規則，而不是法官本人或任何其他人的好惡。正義必須是一種超越個人的美德。

法的屬性

哈耶克的基本論點就是，人們予以奉守、從而生成和維繫自由主義社會的那種法，必須具備某種屬性，他進一步指出，在自由主義社會中，由政府實施的所有的法（和立法——即有意識建構的、“人爲制定的”規則），都應該具備同樣的屬性，因爲唯有這種類型的規則，能夠支撐自由社會這樣的複雜的社會形態的運轉。

哈耶克從概念上和功能上，把當代自由社會實行的法律規則區分爲兩大類：私法和公法，哈耶克認爲只有前者才是真正的法，是經過演進而産生的行爲規範，它詳盡地說明了正義，並能保障自發秩序。後者則是支配組織化結構（尤其是政府的組織）的規則——它由爲了完成特定目標而由指揮者確定的指示和命令構成。私法和公法之間的區別在於，私法是必須遵守的、日常的、普適性的規則，而公法則是由政府官員制定的個別的規則。當然，一個人不可能制定或執行關於人們行爲的規則。法，或者說私法——即經由演進形成的規則，人們遵守它們從而形成和維繫自由的、自發的秩序——一般來說表現爲否定性的禁令的形式，它劃定一個屬於私人的領域（私域），個人在此範圍內自由行動而不受他人之隨意干預。[5]在哈耶克看來，自由主義規則的否定性，是受自由主義道德不斷普遍化決定的：統一的法律規範要覆蓋越來越大廣泛的區域，個別的肯定性的規範的適用性就越來越低；如果你根本就不能掌握關於某人的具體需求的資訊，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個人，你當然不可能去履行協助他的肯定性的道德義務。

法的功能是創造安全和穩定的期望框架，人們在制訂計劃時，可以借此知道他可能遇到的環境條件之特徵。它能夠減少衝突，增加確定性，從而盡可能地使人們之間的協調變得更平順，它也能使人們最充分地利用分散的知識：儘管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都必須考慮普適的規則，然而，他仍可自由地運用他的獨特的知識，只要不逾越普適的否定性禁令即可。哈耶克認爲，法或者說私法，可以說是自由社會中所有人共同擁有的唯一的善（利益）。

哈耶克思想中對社群主義正義觀的批評

貫穿於大多數社群主義著作中的一個主題就是：由抽象的、非人格化的規則所支配的社會——也即自由社會的“程式共和”（Procedural Republic）——不僅是冷酷無情的，在道德上也是值得懷疑的。社群主義者所追求的似乎是某種比抽象的自由主義正義所能提供的更“溫情”、更人性、也更能提高道德水平的東西，他們追求這樣的社群生活：其法律反映不同群體成員的“共通的自我理解”（shared self-understandings），其法律更多地關照構成個人身份的具體的特性和社會性關聯；對於“個人具體的真正的問題”(Crowley 1989, v)，或他們的行爲和目標內在的道德價值，法律都不應置身事外。他們認爲，普適的、非人格化的規則支配的社會，是把人們的實質性的“利益”置於很抽象的“權利”之下，從而忽視了社會現實的具體性和偶然性，這樣的社會對於真正的人之生存，根本就是不足取的。[6]

簡而言之，這些社群主義者認爲，自由主義的正義——即普適的規則嚴格地施用於所有人，而不問其個人和社會特性與條件——是不公平的，因爲個體並不是“一律化的原子”（uniform atoms），根本就不能用一個抽象的、普適的標準來衡量他們，而應該使用“適應他們的……情境……根據個人環境條件各有不同[的標準]”。(Crowley 1989, 244, 253)唯一名副其實的正義，就是那種承認人們歷史特性、關注其實質需求的正義。

社群主義所追求的關注具體行爲之內在道德價值與實質性後果、針對具體個人的正義，與無法支撐那種建構發達自由社會複雜的自發秩序的。由立法者針對個別的個人或群體而制定的將帶來特定後果的法律框架，跟法治——自由秩序的基石和核心價值——根本就是勢不兩立。社群主義者的論點可以說是稀奇古怪，它既忽視了復興“社群”精神所必須的具體的制度條件，也無視抛棄抽象的自由主義法律框架將導致的後果。[7]

更具體地說，社群主義者似乎完全忘記了哈耶克所說的“法在形成秩序的機制中的作用”，對此，上文已有闡述，他們似乎沒有認識到，他們所渴求的那種基於具體的個人和後果的正義，必將損害自由社會的法律基礎。他們總是把自己描述成是文化復興的溫和的鼓吹者，把他們提出的想法說成是“對自由主義秩序的補充”(Holmes 1989, 22)，而並非要替代自由主義秩序，那麽，我們就只能說，他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抛棄抽象的、普適的正義，而代之以個人化的和特殊性的法律所可能産生的嚴重後果。抽象的自由主義的法並不是專斷的，無視人類之善的純粹工具性的命令，而是支撐某種普遍秩序不可或缺的框架，所有人都可以在此框架下追求自己任何目標，不管是粗俗的，還是高尚的。

提倡那種“正義”將導致某種道德困境，這就是，誰有權從根本上改變既定的秩序或用他自己選擇的秩序取而代之。在哈耶克看來，誰也沒有這樣的權利（或者事實上也沒有這種能力）。他指出，每個人都落生在給定的價值框架和一直就在運轉的社會秩序中，沒人能創造它們，也沒人有能力或有權威隨心所欲地改變它們。人們有目的地改善或變革已有規則的程度是有限的，不管是對精神方面，還是從實效上，都要受到下面的現實的制約：即“既有的秩序之所以得以存在，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人們都接受其價值”(Hayek 1978, 21)

所有的行爲規則都是適應於……社會之某種秩序的……雖然一個社會爲了保障自己免於解體，必須得實施一系列行爲規則，但在一個給定的結構中，並不是社會創造了適應於它的規則，而是規則先由一部分利用，然後很多人模仿，從而創造出某種社會秩序。(Hayek 1979, 166)

任何個人都沒有能力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秩序]，因爲要改變它，必須要社會上其他成員改變其在不知不覺中或純粹是出於習慣而遵守的規則，即使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是可行的，你也得用其他規則替換人們遵守的規則，對此，沒有誰能夠做到。(27)

雖然自由社會跟一切社會一樣，都遠不是完美無缺，永遠都需要完善和改革，但在哈耶克看來，唯一合法的批評，是他所說的“內在的批評”（immanent criticism），也即“運用總體的、運轉良好的規則結構所確立的標準，批評具體的規則”。 (Barry 1989,279)因爲用其他因人、因環境而異的標準取代非人格化的自由主義的標準，必將毀滅自由秩序，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正義的批評，可能並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更有善意。

對話、參與與共同利益

哈耶克的共同利益觀，也與另一種政治傳統相左，社群主義者和新亞裏士多德主義者有時就借用這一傳統的觀點，這種傳統認爲，“政治是人們尋找和確認自己作爲一種道德性和社會性存在的過程”(Crowley 1989, 8)。他們把政治設想爲使人從本質上趨於高尚，是一種教化活動，他們期望恢復“爲自己目標參與統治”的價值(Taylor 1989, 179), 他們相信共同利益“只有在辯論其意義的過程中才能被意識到”(Dobuzinski 1989, 253-4)，所有這些似乎都意味著，法的實質內容和對從道德上對共同的具體目標進行強制性的分級，能夠，而且應該通過普遍的政治參與、廣泛的討論和理性的辯論決定；與此相反，哈耶克則堅持，再多的“參與性自我統治”（participatory self-rule）或對話，都不能確定服務於共同利益的法，也不能指定某個目標並以之來強制所有人。

在哈耶克看來，構建自由社會的規則，並不要求必須獲得理性人的共識或明確的同意，而應該是自由秩序所必須具備的結構性條件——是社會得以“運轉”的規則，或者是以前的法理學家認爲是“萬物之本質”的東西。立法者最重要的知識上的任務就是發現某種規則，它內生於那支配一個正在運轉的社會秩序，是被普遍接受的普適規則體系。這種任務，只有同時精通法學和社會理論、並對其社會的默會的知識心領神會的人，才能承擔。在哈耶克看來，正確的規則，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由現存秩序的基本原理和必須具備的條件決定的，對話或者參與在決定語法規則時沒什麽用，在決定適應于自由社會運轉的規則時也起不多少作用。

當然，討論可以促進正確規則的發現過程，知識的增長總是依賴於人們的互相交流，在哈耶克看來，法，就跟科學等知識的發展一樣，都是通過試錯的排除過程（排除錯誤或不公平的規則，在科學上則是反駁假命題）才得以發展。任何法官在發現和表述正確規則的過程中都可能犯錯誤或失敗，因此公衆和批評家的意見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這一過程卻仍有別於“對話和參與”派所鼓吹的那樣。

哈耶克不認爲自由主義法律框架是政治決定的物件，在他看來，它是超越個人的演進過程的産物，在這樣的演進過程中，那些能保障總體秩序和最有利於人類繁榮發展的規則被篩選出來，並傳之後世。他指出，即使這些規則並不通過政治參與者或任何其他人有意識的選擇，理性的心智對其重要性也未必充分理解，但自由社會的成員仍必須遵守這些規則。實現共同利益所需要的，並不是更大的政治參與，而是尊重法治，放棄追求個別欲望之滿足的意願，其中就包括，或者可以說尤其是要放棄針對具體個人的正義——即承認個別的“社會角色”，追求不同群體之間“共用的自我理解”及追求預想的實質性結果——這種想法。

哈耶克也不承認存在某種一般的原則，可藉以客觀地決定互相衝突的具體目標誰重要誰不重要。再多的討論、思考，都不可能對個別的具體目標達成一致，我們應該認識到，在我們複雜的社會秩序內，這樣的共識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強使人們服從於以“共同利益”爲旗號的層級目標，只能意味著，“強加於所有人的共同目標，只可能出自於個別意志的專斷決定”(Hayek 1976, 32)。因此在哈耶克看來，抽象的共同利益與具體的共同利益之間的對立，也是個道德問題：人們是否承當服從追求某種實質性目標之政治決定的道德義務，而這一目標只不過是政治上有權勢者的專斷命令而已。

在一個龐大的社會中，我們跟我們的同胞共同擁有的，因而也就是達成關於共同利益之共識的唯一基礎，就是某種共用的抽象價值，及關於我們樂意生活於其中的“那種社會”的共同意見，唯有這些才構成一個龐大社會的凝聚力，而不是應被設想爲對某種共用的普適價值之具體義務的意見，也不是追求同一個具體的目標。不可能有誰擁有充分的知識，能夠證明要大家追求那同一個具體目標是合理的，我們所擁有的共通的知識，只能是對我們的社會及物質環境的某種抽象的知識（我們分享我們穿的那種衣服、我們吃的食品及我們欣賞的文學的知識）。對於空間上無限廣闊的自由秩序之中，決定我們同胞生活的無以計數及變動不居的事實和條件，我們是、並且永遠是無從知曉的。

不管我們是如何地無私、公正、聰明、利他，我們都永遠不可能理性地設計出所有人應該追求、且不是專斷的具體目標體系，因爲，那些目標必須根據具體的事實和條件來確定，而對這些事實和條件，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不可能掌握。我是該買一本《聖經》，還是買一根麵包？這麽一個簡單的決定，都得根據我的需求、價值和欲望來決定，得依賴社會中的其他人的決定（由相應的價格反映出來）、得根據當時的具體環境（相關的短缺情況）。只有個人利用自己的知識使自己適應當地的具體環境，才能不斷地找到最合適的相應的行爲方式，而惟有在個人被允許追求自己選擇的目標之時，這些知識才能顯現出來。在哈耶克看來，“最佳的”行爲方式，只能來自最充分地利用分散在整個社會中詳盡條件之一切知識，這些知識作爲一個整體，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的。哈耶克認爲，抽象的自由主義規則之所以獲勝，就是因爲這種規則恰恰能克服人類心智的局限，也不需要在採取行動前必須得就具體的目標達成一致。如果看不到這些認識論考慮，就可能曲解自由主義社會的“最基本的原理” (Hayek 1976, 9)，此即：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人們可以選擇他們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標。哈耶克拒斥任何形式的試圖通過政府的權力來實現個別具體目標之共同利益的觀念，其最根本的理由就在於，任何這種政府的安排，都必將抑制知識的産生和運用，尤其是抑制關於具體的社會環境的知識之産生和運用，這種知識只有構成複雜社會的無數個人才知曉，這些個人可能只是無意識地在運用。哈耶克指出，如果共同利益要能使總體秩序得以有效運轉，並且能夠每個人的長遠的福利，有利於文明的維繫和發展，那麽，任何抑制這種知識的利用的安排，就都是不符合普遍的利益的。

哈耶克指出（1960），“一切自由的制度（法、市場、貨幣、道德），都是對無知這一最基本的事實的適應”（30），是對人類心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適應。如果我們假定自己已經知道了“美好社會”的“最佳”具體形式，那麽自由制度就成了多餘的。如果有全知全能的人來指導每個人的行爲，使之最完滿地實現自己和他人的價值，那麽，我們當然就不需要那種試錯過程，經由這一過程我們才發現實現我們的價值的途徑（事實上也弄清我們的價值到底是什麽）。人的價值之實現——全部的善——不可能由“參與性的自治”預先設定。

和平與共同利益

我將通過探討哈耶克所提出的共同利益和平之間的關係，來結束本文，目前的政治哲學大多都忽視了這一點(Kukathas 1989, 222)。人們不應忽視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對於維護使具有截然不同目標和價值的人們可以和諧地生活的條件的價值。事實上在哈耶克看來(1976)，“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現”，就是能夠使人們和平共處、能夠使人們無需認定一個共同具體目標就可使彼此優勢互補的“合作途徑”（即市場支配的交換）(3, 136)。哈耶克認爲，如果自由社會的成員能夠和平地協調彼此衝突的目標，那麽擔負著保障普遍福利之重任的政府，當然也必須維護唯一能如此和平協調成員利益的機制——即抽象的市場機制。

由於沒有任何人能知道一個發達社會中之民衆所追求的無數具體目標各自的重要性，因此，任何企圖把某種具體的共同利益觀念強加於社會秩序的做法，都只不過是企圖強迫很多人去服從于他們根本就不感興趣，也根本就不贊成的目標，其結局則必然是社會永無寧日，及社會生活令人無法忍受的泛政治化。哈耶克指出（1988），無論如何，我們對於團結和社群、對我們的複雜的“可擴展的合作秩序” (134)的社會凝聚力之偉大渴望，都不可能通過一致地追求某種已知的明顯的目標而實現，除非我們徹底地改變我們的社會秩序的本性，抛棄我們賴以生存的大部分價值——人身、個人自由、正義之神聖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他則向我們揭示了，調和個性與社群、創造性探索與社會穩定、個人權利與共同利益，端在我們自己的掌握之中。

Linda C. Raeder撰寫本文時是美國天主教大學政治理論博士候選人。本站收有該作者另一篇文章：柏克與哈耶克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批評性比較（秋風譯）

注釋：

１、哈耶克(1973)所說的秩序是指這樣一種狀態，多樣化的各色人等彼此關聯，我們可以從我們相識的人那裏瞭解到局部的空間或時間環境，從而形成我們對於其他人的正確的期望，或者最起碼我們獲得機會證明我們的期望是正確的。(36)構成自發的社會秩序的諸關係，包括諸如買者與賣者、出租人與承租人、貸方與借方、生産者與消費者、法官與訴訟人等等之間的抽象的社會關係。

2、在哈耶克看來，他的自發秩序與組織的概念，或多或少相當於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一對概念：“”、與意圖無涉的“市民的聯合”（\"nomocratic\" purpose-independent \"civil association\" [societas])與（the \"teleocratic\" end-dependent \"enterprise association\" [universitas]）。對奧克肖特與哈耶克之比較的深入討論，可參見Rowley 1998, 417－8。

3. 與Thomas Hobbes等人的設想相反，早期的人並不知道孤獨爲何物，人們總是作爲某一群體的成員生活，也只有這樣才能生存，“野蠻人是不孤獨的，他天生就是……集體主義者……孤獨的人只能是死人”(Hayek 1988, 12)。所謂“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都只是神話而已。

4、哈耶克認爲，人的心智本身是由抽象的規則體系組成的，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了這一規則體系是否能用語言表述之，它都支配著人們的知覺與行爲。有些人也許能較好地表述這些潛藏在自己行爲和社會交往中的規則，但是不管他們是否明確地陳述了這些規則或對此完全是東拉西扯，這些規則都支配著心智之運作。哈耶克據此主張，正義的規則乃是被發現的，而不是人造的。

5、哈耶克認爲，自由社會中統管自發秩序的法，即私法具有下列特性：每種法都是旨在適用于根本無法預知的複雜環境下未知個人之抽象的（普適的）規則；它是爲人周知的、確定的、具有永久性的；它一樣地對待所有人（“法律之下平等”的理想）；它一般都是體現爲否定性的禁令的形式，以劃定每個人受保障的領域（“財産權”）；它意在調整私人之間及這些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它是“互相修改的規則”體系的組成部分，除了作爲一個整體的規則體系的目標——即維繫社會的總體秩序——外，它並沒有任何其他具體的目標。

6、說起來，社群主義“共用自我理解”的概念是成問題的。那些最具有反社會傾向的群體（比如３Ｋ黨），跟一切經濟上的特殊利益群體（農民、教師、醫生等等）一樣，當然也都分享某種自我理解，爲什麽應給這些群體的政治訴求以基本權利，理由並不清楚；這些特殊的、“險惡的”利益的實現，一直以來都被認爲是對普遍的福利是有害的。

7、社群主義的夢想具有明顯的不切實際的和浪漫色彩，誠如David Levy (1989)指出的，很奇怪，“新社群主義者”似乎沒有意識到，政府是一種強制性力量，而並不是自我的實現，對公共經驗似乎也沒有多大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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