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自由的經典定義，自由是個人的權利、自由與政府强制之間的一種平衡，不管是從邏輯上看還是從經驗上看，這種平衡都是脆弱的。就我自己的認識，羅爾斯和哈耶克都是對現代西方世界自由的現狀之反思而提出的不同的方案。然而却是出自不同的理路和問題意識從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哈耶克看到的是自由受到政府的侵蝕和威脅，在他看來，自由與政府强制之間的天平明顯地向政府一方傾斜了，自由受到了政府的擠壓，所以他的使命是要捍衛自由，所以我們注意到，哈耶克再三强調他只是在重述或者說重新構造和詳盡論述先前的（英國式或者更準確地說蘇格蘭啓蒙運動的）自由主義的理論，從這一意義看，他注定了是一位保守主義者（劉軍寧意義上的）。
而羅爾斯（以及更寬泛地說20世紀興起的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義）則似乎是認爲現實中的自由不能令人滿意，是不完美的，是自由的不平等，自由的不正義，所以，他們所努力的是完善自由，提升自由的水準，使自由趨于完美，所以他們要的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由，而是一種更完美的自由，所以他們對自由作了種種延申的解釋，擴展了古典意義上的自由的含義，從而使自由不僅僅是自由，而是附加了種種條件（比如正義、平等）的自由。
在西方的理論和現實背景下，這二者都有其合理性，因爲他們都是對現實的批判。而從學術本身的邏輯、以及社會氣氛觀察，羅爾斯的批判性似乎更弱一些，我忘了從什么地方看到一個評論，說是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是爲現代福利國家建築理論依據，這種說法未免庸俗，但也幷非全無根據。
其實我覺得羅爾斯的最大問題可能在于，他忽視了誰來實現他所謂的正義的問題。在一般趨向于他那種流派的自由主義者那裏，負責正義的分配的一般都被委托給政府，然而，在哈耶克看來，這正是通往奴役之路。當然哈耶克的論辯被證明言過其實了，但是自由的經典結構——個人自由與政府之間的對立平衡，預示著一種完整的、自足的自由理論體系，必須對這一對概念給出明確的定位，然而，羅爾斯却似乎沒有明確地談到這一點，個人和政府之間的相對位置，在他的理論中似乎幷不清晰。那么，你用什么樣的制度來保證你的正義的分配是正義的而不是不正義的從而甚至連自由都被損害？同樣的問題是，你用什么樣的制度保障你的政治自由主義？所謂的公共理性，將體現爲一種或一套什么樣的制度？
這樣的問題可能對一種形而上學來說幷不重要，但對于自由的構建和維繫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爲自由最終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而一切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的解决都必須落實到制度層面。事實上，盧梭的問題幷不在于其理論的初始假設和邏輯的推演，而在于理論落實到現實層面後的制度設計，根據他的理論所設計的制度反過來最終吞噬了該理論中的一切最美好的推理，這也算一種异化吧？
對于中國自由主義者來說，羅爾斯和哈耶克這兩者都幷不是完全適當和充足的。畢竟中國人，不管是從學術傳統還是從現實考量，跟哈耶克和羅爾斯都是有一定距離的。比如哈耶克，我自己閱讀得越多，心中的疑惑也就越多，因爲我心目中的根本問題在他哪里是輕描淡寫或者簡直是付之闕如，比如，關于他晚年最核心的思想——以市場爲原型的自發秩序，如何形成此一秩序的規則？這些規則是內部規則（內生的），還是外部規則？或者是更複雜的互動？人爲的規則設計（制度建設）在自發秩序的形成到底處于何種位置？然而畢竟哈耶克幷沒有忽視制度問題，相反，制度問題始終是他關注的核心問題。
從這種角度看，哈耶克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獲得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青睞，因爲他的理論通過對于其理想制度之反面的堅定批判而凸現出他認爲合理的制度設計，而經驗也證明他的制度設計具有相當的可實行性。
從某種比較粗疏的意義上看，羅爾斯關心的是自由爲什么，自由如何完美，而哈耶克關心的則是自由是什么，如何捍衛自由。對于中國人來說，我們目前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更完美的自由；弄清自由爲什么固然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得到自由，實實在在有制度保障、可用的自由，而不是高調的、只存在書本上的所謂更完美的自由。
在這裏我們似乎需要對自由主義作出某種區分：作爲一種學理的自由主義，與作爲一種制度的自由主義。朱學勤斷言自由主義是一種學理，未免過于簡單。歷史學幷不等于歷史，自由主義學理與自由主義制度當然是兩回事。自由主義學理當然可以根據思辯的邏輯把問題拓展到某種極致，比如探討自由奴隸制的問題，甚至連哈耶克都探討過取消貨幣、恢復金本位的問題，但是，當面對建設和捍衛自由主義制度的現實的時候，就有個學理轉換成制度的問題。自由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學理，從一開始就具有强烈的現實指向，從來就不是智力游戲，總是希望影響現實，那么，一種恰當的自由主義理論必須設想到這個轉換過程中所可能出現的資訊衰减甚至是扭曲的問題，防範制度可能走向理論的反面。而思想史上的確已經有過很多理論走向自己的反面的例子。
真正的自由的獲得永遠是一個累積的過程，因爲自由是要改變個人權利與政府之間的平衡，因而是一個利益的再分配過程，其間的艱難可想而知。英國如果從大憲章算起到光榮革命用了四、五百年，而美國黑人獲得較充分的權利也是在建國上百年後。在這些爭取自由的過程中，都是先有了某種初步的自由，少數人的自由，然後，自由本身所具有的普適的邏輯不斷擴展，自由的範圍和享有的人群不斷地擴展。當然蘇東劇變的模式也顯示，自由在一種開放的環境下也是可以速成的，但是目前的形勢也顯示在自由的基本框架建立後，鞏固自由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不能想象這些漫長的革命和天鵝絨革命一開始就致力于追求完美的自由。
從哲學的角度看，這可能只是一個策略的問題，羅爾斯和哈耶克沒有先後之分，然而對于在現實中能否獲得自由，這却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羅爾斯與哈耶克必然要有個輕重緩急之分。
如果我們能在可預見的未來爭取到基本的自由就相當令人滿意了，至于更完美的自由，當我們可以像羅爾斯那樣在書齋中任思想馳騁而不用擔心觸犯忌諱的時候，再思考也來得及。
事實上，我相信，所謂公共理性、所謂的公共空間，都有某種隱含的前提條件才能形成，那就是基本權利獲得保障的個人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等，沒有這些基本的、很樸實的自由，何以形成那高妙公共理性？然而，在中國我們具有如此的制度環境嗎？如言論和媒介在嚴密的鉗制之下，又談何公共？我想指出，哈貝馬斯的理論、吉登斯的體系同羅爾斯的體系一樣，也完全是建立于對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的現實的思考之上的。
當國內的一部分學者大談哈貝馬斯、吉登斯、羅爾斯的時候，同另一部分人士談論哈耶克的時候，其實他們心目中的問題意識是指向不同的兩個時代的，談論哈耶克我們是爲了補古典（自由主義）之課，而談論羅爾斯等人所隱含的判斷則是中國已經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等等（參見新左派朋友尤其是汪輝先生的論述）。談論哈耶克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所追求的是普通的、卑之無甚高論的自由，而談論全球資本主義的朋友所追求的則是更完美的自由。
我們承認追求更完美的自由也是對中國當下現實的批判，所以，公允的說法也許是，追求自由與追求更完美的自由幷不是相互排斥的。對手對于這兩部分人士來說，他們的敵人幷不是對方，而是第三方，是權力不受任何約束的壓制性的政府。在西方，追求更完美自由，所欲改進的可能就是自由，而在中國，追求更完美的自由需要與追求自由携手幷肩。畢竟如果自由如果根本就不存在，更完美的自由從何從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