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良知

 [捷]哈維爾 肖岩譯

一
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在鄉村住過—段時間，我清楚地記得那時的經歷：我經常沿著田間的小路到鄰村小學，途中看見遠遠地在地平線上矗立的，完全是戰時倉促建成的工廠的大煙囪，噴吐的濃煙在天空中飄散。每次看到這些，我都強烈地感到有些地方是大錯特錯了，這是人類在污染天堂。我不知有沒有生態學這樣的科學，如果有，當時我也毫不知曉。然而，那樣“污染天堂”，令我本能地憤怒。在我看來，人類這樣做是在犯罪，他們破壞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專橫地搞亂自然秩序，這樣必受懲罰。當然，我們的厭惡主纂是審美意義上的，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排放有毒物質將會在某一天摧毀森林，滅絕野生動物，危害人們的健康．
如果一個中世紀的人外出打獵，突然看見地平線上有像大煙囪的東西，他很可能以爲這是魔鬼所爲，並跪下雙膝求神明保佑自己和同族能免受傷害。


一個中世紀的農夫的世界，和一個小男孩的世界之間究競有什麼共同之處？我想，是一些實質性的東西。他們倆和大多數現代的成年人相比，都更爲堅實地立足於某些哲學家所說的“自然世界”或“生活世界”(Life—world)之中。他們還沒有與自己真實的個人經驗的世界疏離。這個世界有其晨，有其夕，有其下(大地)，有其上(藍天)；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橫越天空，向西方落下；在那裏，觀念，例如“在家裏”與“在異域”、善與惡、美與醜、近與遠，責任與工作，仍具有鮮活和明確的定義。他們仍置根於一個有著分界線的世界，這條分界線將所有我們十分熟悉並合情合理地爲我仍所關心的東西與在它的地平線之外的，因某神秘色彩我們應在其前謙虛地彎下腰來的東西區分開來。我們的“我”從小就信誓於那個世界，由衷地肯定它。這是我們活生生的經驗的世界，一個還不曾木的世界。因爲在我們的愛、恨、尊敬、輕蔑、傳統、利益的衍生文化的“前反思”。(pre-reflectine)的定義裏，我們註定和它緊密相聯。它是我們內心裏切實的，不可轉讓的快樂與痛苦的領域。在它裏面，憑籍著它，爲了它，我們得以面對問題，承擔資任。在這個世界裏，正義、誠實、叛逆、友誼、背信、勇氣或同情，有了完全明確的，跟真實的個人和真實的生活相關的內容。這個世界自有它的價值依據。這些價值在我們談到、想到和探求之前，早已存在。這個世界的內在統—性，歸功於某種“前思辨的”假設(Something likea"pre-speenlative" assumption)，假設世間萬物萬事的運轉之所以可能，都只因爲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它超出我們的理解和把握，但也因爲如此，它把世間的萬事萬物鞏固在堅實的基礎上，賦予秩序和標準，也是世間所有的律例、習俗、誡條、禁令、規範的隱秘本源。自然世界，依憑著它的存在自身，內在地具有關於絕對的先設，這絕對鞏固，界定、啟動和引導著自然世界，沒有了它，將無法想像自然世界。我們只能默然地尊敬絕對，試圖輕藐它、主宰它、取代它、在自然界的框架都只是狂妄自大的表現，爲此人類必須付出沈重的代價，就像唐璜和浮士德—樣．


對我個人而言，煙囪污染天堂不僅是沒有顧及“生態因素”的令人遺憾的失誤：這種失誤，只需加裝適當的篩檢程式便能輕易地糾正過來。對我，它意味著更多的東西。它是—個時代的象徵，這個時代企圖超越自然世界的界限和規範，使之成爲“僅僅”是私人興越，是個別人的幻想、偏見和古怪念頭，是主觀偏好和私人感情而已。它是一個新紀元的象徵，這個紀元否認個人經驗的連結的重要性，包括對神秘和絕對的經驗，並以一種既不神秘也沒有主觀性“奇想”—的，因而是非個人和非人性的、新的、人造的絕對，取代了作爲世界標準的個人體驗到的絕對。這就是所謂客觀性的絕對：對世界的科學模式的客觀和理性的認可。
現代科學，以它建構的普遍有效的世界形像，衝破了自然世界的規限，它只能把自然世界理解爲偏見的牢籠，以爲我仍必定要衝出這個牢籠去找尋客觀真理之光。自然世界在它看來不過是落後祖先遺留下的不幸殘餘，是他們幼稚和不成熟的幻想。以此來看，即使是我們自然界最內在的基礎，也被它理所當然地看成僅僅是虛構而取消了：它殺死了上帝，佔領了真空的王位，作爲唯—的合法監管人。把存在的秩序掌管在自己手裏。畢竟，只有科學臨駕於一切個體的主觀真理之上，並代之以高級的、超越主觀的、越超個人的真理，這樣才是真正客觀和普遍的。


現代理性主義和現代科學表明，雖然人的工作(包括人類的全部工作)在我們的自然世界中進行著，然而，現在卻在有計劃的背棄它，否定它，貶低它和誹謗它，當然，與此同時也在開拓它。現代人的自然世界已被科學和技術徹底征服，只有在惡臭侵入住宅後，才會抗議煙囪冒煙。他們絕不會形而上地提出根本性的抗議，因爲他們知道擁有該煙囪的工廠製造著他們需要的物品。作爲科技時代的人，他們只能在科技的局限下考慮補救措施，例如，在煙筒裏裝上催化洗滌劑。


請勿誤會，我並非建議人類取消煙囪，禁止科學，或回到中世紀。何況，絕非偶然的，現代科學某些最深奧的發現顯示客觀性的神話有極大的爭議性，曲折地把我們引回人的人類主體和他/她的世界。我只要求在最一般的、大家都同意的大綱上，考慮現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及今日危機的根源。儘管反省首先會著眼於危機的政治性而不是生態性方面，我還是希望用—個生態學的例子來理清我的出發點。


多個世紀以來，家庭農場是歐洲農業的基本組成部分。在捷克，它的舊名是Gunt，這個名字有它詞源學上的份量。這個名詞，源自德文Grund，事實上指土地或基礎，而在捷克，增添了獨特的語義學上的色彩，作爲“基礎”一詞的口語同意詞，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不可置疑的、傳統和前思辨的賦予本真性(pre-spcutatirely given authenticity)。家庭農場無疑是各種沒完沒了和激烈的社會衝突的根源，可是不能否認，它紮根於自然的本質中，恰當和諧。由一代代的農民體認，由他的耕作的成果確證。同時，它展示出一種相互均衡：包括田野、牧草、樹木、牛羊、家畜、水、路和所有屬於它的一切，在數量上和種類上都達至最優化。多個世紀以來，從沒有農民系統地研究它。然而，它構成了一個一般而言令人滿意的生態系統，其中每—項事物被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定義地聯繫在一起，保證了它的特定性，也保證了農產品的穩定性。與今日的“農業綜合企業”不同。傳統家庭農場是充滿朝氣和自足的。雖然它會受到各種常見災禍的影響，但這不是他們的過錯。惡劣天氣、牲畜疫疾、戰爭和其他災難是家民力所能及之外的。儘管，現代農業科學和社會科學有千種方法改良農業、增加産量、減少粗勞苦作，根絕最壞的社會不平等。但是，要做到這些，只有當現代化是由某種人情指引的才有可能，它得尊重自然的神秘秩序及由之而濟生的適當性，這種適當性是個人經驗和責任的自然世界所固有的。現代化絕對不應是非個人的客觀科學，遭受自以爲掌握了“科學世界觀”的農學家或官僚所代表的妄自尊大和粗暴的侵略。


然而，那恰是我們國家發生的情況：我們稱之爲“集體化”。三十年前，它像旋風一樣席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鄉村，影響遍及每一個角落。其結果包括，一方面有數以萬計的生命遭牢獄折磨，犧牲在科學烏托邦的祭壇上；另一方面，某種程度地緩和了社會衝突，減少了粗重工作，提高了農業生産率。然而這些，都不是我提出此例子的原因。我的原因是不同的：旋風把傳統家庭農場掃蕩乾淨的三十年後，科學家驚奇地發現了即使是識字不多的農民也早已知曉的經驗和事實；人類每—次嘗試激進而徹底地取消以往曾對之謙虛恭敬的自然的界限，抛棄審慎的個人知識的傳統，結果都必定付出沈重的代價。他們必定會爲俘虜自然、支配自然和嘲笑其神秘而付出代價；爲廢除上帝和自以爲是上帝而付出代價。事實上，付代價的時候到了：隨著矮樹和林木被砍倒斬伐，野鳥絕迹，農作物也就失去了抵抗蟲害的免費天然屏障；大量的統一處理的農田每年無法避免地流失數百萬立方米的表層土壤。這些流失的土壤是經過了幾個世紀才累積成現在的樣子：化肥和農藥幾乎災難性的毒害了幾乎所有蔬菜産品和水土；重型機器長年不絕地壓在泥土上，使泥土因空氣不流通而貧瘠；巨型乳牛場的乳牛患上神經機能病，不能産奶；同時農業從工業那裏吸吮更多的能源製造機器、人工肥料，在地區專業化程度持續增長的時代不斷提高的運輸成本，等等。簡言之，症狀可怖，誰也不能預測未來數年和數十年還會有什麼令人震驚的變化。


在科學和技術時代，人們確信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爲他們能夠探索和掌握自然的複雜性與規律。但是，到最後，竟正是這些規律悲劇性地指出人們的錯誤，並使人類受挫。這是荒謬的。人類以爲他們能夠解釋和征服自然，結果卻摧毀了它，自己剝奪了繼承自然的權力。“脫離自然”的人類前景究竟會是怎樣的呢？畢竟，正是最新的尖端科學發現，人的身體只不過是數以兆計的有機微體的某種特別繁雜的交接，它們一同參與了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大有機體的形成。那大有機體，我們稱之爲“生物圈”，它覆蓋著我們的地球。
這不是科學本身的錯，而是科學時代人類自大狂妄的錯。人類明明不是上帝卻去扮演上帝的角色是有嚴後果的。人類取消了他們所有關係的絕對界限。否認自己對生活世界的“前客觀”的經驗，同時把良心和自覺趕到浴室中去，彷彿那只是個人的私事，與大衆無關．我們把我們的責任看成是“主觀幻覺”，把它丟棄了，卻在它原先的位置，另外放置了今日正被證明是幻覺中最危險的東西：一種杜撰的，完全沒有具體人性的客觀性，聲言能理性地認識宇宙，虛擬出一個被稱爲“歷史必然性”的抽象圖式。在這幻想的頂峰，我們建構了一個普通福利的幻想，它是純粹科學上可計算技術上可實現的。只需由實驗機構發明並由工業和官僚化的工廠把它變成事實。在科學指引的集中營裏，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將會被奉獻給這個幻覺，但“現代人”，並不意識這點，除非他或她偶然地處於鐵圍之外，並被猛然擲回自己的自然世界。畢竟，移情現象屬於那被廢棄了的個人偏見的領域，它不能不屈服於科學、客觀性、歷史必然性、技術、系統和“黨機構”以及那些不具人格因而不可能憂慮的東西，它們抽象，無個性、總是有用的，因此總是先驗地清白的。


至於未來？
當與房屋有關的一切都放鎖進浴室，假如還不曾被放逐到童話世界，就個人而言，誰會關心它呢，甚至誰會擔憂？如果一個當代科學家會想及未來二百年將怎樣，他／她只是作爲旁觀者去思考。毫無本人的體驗和利益介入其中，這和他／她研究跳蚤的新陳代謝，脈衝星的放射信號或地球的天然氣儲量比較，基本上不會多關心一點一個現代政客呢？他／她完全沒有理由要關心這點，尤其當這會影響他／她在競選中的機會。只要他／她生活在—個有競選的國家……


捷克哲學家瓦茨拉夫·羅勒斯基(vaclav Belohrdshy)曾令人信服地闡釋了這樣的想法：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個人化客觀性的假設上的現代科學性主義和精神，除了自然科學上的奠基者伽裏略以外，還有—個政治學上的奠基者馬基雅維利。他第—個把政治理淪表達成(雖然用的是惡毒諷刺的語氣)一種有關權利的理性科技學。儘管歷史錯綜複雜，我的仍然可以說，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權利的一根源，就在這裏。離棄個人經驗，離棄個人良知和個人責任，離棄所有責任，均以之作爲絕對界線並都與之具體關聯的自然世界。—如現代自然科學家把真實的人類(作爲對世界有活生生體驗的主體)抛開—樣，現代畫家和現代政治也是如此，而且更明顯。


誠然，以匿名經過非個人化的過程，以及把自身化爲僅僅是統治技術和操縱技術的手法，有上千種的僞裝、變種和表現方式。它有時隱秘難辨，有時卻完全公開；有時它迂迴曲折偷偷摸摸地出現，有時卻粗暴而直接。然而，實質上它是相同的一種普通趨勢。它是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徵，直接由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構中生長出來。它盤根錯節地紮根在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構之中，即使在思想上，也無法跟它的科技本質、大衆性格和消費取向區別開來。


統治者和領袖也曾憑其本身的人的橋梁以及有其實體驗的人的面目，仍在某種定義上親自負起自己不論善的還是惡的行爲責任，不管他仍是由於皇朝傳統、人民意志、戰爭勝利掙或陰謀奪權上臺的。然而，在現代，他們都被經理、官僚、黨的幹部所取代了，變成了專業的統治者、操縱者、擅長含混技巧的專家，安於在各種功能關係的非個人化的交叉點，成爲早被派定角色的國家機器的—個齒輪。這個專業的統治者是“清白的”匿名力量的“清白的”工具，其正當性來自科學、控制論、意識形態、法律、抽象和客觀性，來自除了對人類的個人責任以外的—切。現代政客是透明的，在他或她的果斷英明的面具後面，在矯揉造作的詞令後面，—點人類的愛、熱情、興趣、個人意見、恨、勇氣或兇惡(植根在自然秩序之中的人類)的痕跡都沒有。他或她都會把所有這些鎖進自己和別人的浴室裏。如果在面具後面我們還能瞥見什麼，那將只是—個較能幹或較不能幹的權力技術員。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機構已經剝奪了我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樣的良知、—般的感受能力和自然語言，從而剝奪了我們直正的人性。國家愈來愈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爲各類沒有性格的角色類別。如投票者，生産者，消費者，病人，旅客和士兵。在政治上，好與壞，這種自然世界的範疇因而是過往的古舊殘餘，失了所有絕對的意義；政治上唯一的方法，就是數量化的成績。權力是先驗的清白的，因爲它並不是來自一個像罪惡和清白等字面仍然保有自身的意義的世界。


這種非個人化的權力，在權權主義制度中獲得了最完全的表現。正如比羅勒基指出的，權力的非個人化以及它對人類良知和言語的征服，把帝國看成是世界的唯一中心，並在這樣的世界時視人類爲帝國的專有財産。但是，正如極權主義所清楚顯明的，這並非表示該現代的非人化權力本身是歐洲之外的事情。事實剛好相反，正是歐洲和根源於歐洲文明的西方世界，提供了這種權力今日的種種基礎(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工業革命、還有熱衷於狂熱抽象的革命)，並不時把此基礎強加於這個世界。這也正是歐洲，包括民主的西歐今日在面對這種含混不清的輸出時所感到的困惑。當代的兩難證明了這點，對這種以前輸出的，現在又回輸過來的擴張主義，是投降還是對抗？由歐洲輸出精神上的和科技上的潛能所製造的火箭，現在正瞄準著歐洲。歐洲應否不惜代價參與這場極不道德的遊戲，回報以相同和更好的火箭，從而顯示保衛其已經失去的價值的決心？抑或歐洲應退讓，從而顯示出關心地球的責任感，並祈望藉著這種責任感的神奇力量，感染其餘的世界？


西歐面對極權制度最大的偏差，我認為是關於極權制度最終是什麼的普遍誤解。它其實是現代文明的凸透鏡，是嚴厲的或者最後的呼喚，呼喚文明的自我理解要做出全球性的徹底調整。如果我們忽視了這種呼喚。歐洲文明將不會作出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它可能於歐洲自身的理性主義傳統的精神中，理解極權主義爲某種地區性的，以其達到“普遍福利”的嘗試，而只有邪惡的人才會歸因於擴張主義傾向。或者，在相同的理性主義傳統精神中(不過這—次是馬基雅維利式地把政治看成是權力科技學的觀念)，它可能視極權主義政治爲來自鄰國的擴張主義的威脅，藉著適當的顯示力量，便可把這些鄰國逼回可接受的範圍內，而無須另作什麼反省。持第—種看法的人，是那種即使煙霧污穢、氣味惡臭卻仍會與冒煙煙囪和解的人，因爲那畢竟爲了—個美好的目的：生産大衆需要的物品。持第二種看法的人，會以爲這不過是科技計算上的錯誤，用科技手段便可補救，例如加裝篩檢程式或洗滌器。


不幸，我以爲情況其實更爲嚴重。“污染天堂”的煙囪並非只是—個科技上可予修補的設計失誤，也不是爲了美好明天所需繳付的代價，它是一種文明的象徵。這種文明抛棄了絕對，不顧自然世界，蔑視其命令。因而，同樣的，極權主義制度提出的敬告，遠比西方理性主義願意接受的要嚴重得多。它們是映照出理性主義必然後果的凸透鏡，是理性主義內在深層趨向放大了風格奇特的畫家，是理性主義自身發展的極端顯現，是理性主義自身膨脹的不祥産物。它們是理性主義對自身危機的深刻的而富啓發性的反映。極權主義政治不僅是危險的鄰居，也不是世界進步的某種先驅，恰好相反，它們是這個文明的全球性危機的先兆(該文明危機首先是歐洲的，然後是歐美的，最後是全球的)。它們是西方世界的未來學研究的—個可能題目。這樣說並不因爲它們終將會在某日進攻征服西方世界，而是因爲更深刻的意義在於它們生動呈現了正如羅勒斯基所稱的“非個人的未世學”的可能後果。


這是—種膨脹的、匿名的官僚力量的全面統治，還沒有負責任便已在所有良知之外運作，建立在一種無需面對真實卻能使認同性合理化的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虛構上。它是作爲控制、壓迫和懼怕的全面壟斷的力量，命名、思想、道德、穩定都被國家壟斷從而使它們非人性化。這種力量很久之前就已不是只與一小撮專橫統治者相關，它攫取並吞沒了每—個人，以致所有公民都參與到它裏面去，即使沒有積極參與，至少是透過他們的沈默來進行這樣的給合。沒有人真正的有這股力量，因爲事實上是這股力量擁有每一個人，它是一頭怪獸，不但不聽人類指引，而且拖曳著全人類，沿著它的“客觀”沖勢(客觀在於它脫離了所有人類標準，包括理性)進入恐怖的未知的將來。


讓我再說一遍：這種權權主義力量是對當代人類的嚴重警告。或許在什麼地方會有某些將軍以爲，只需把這類制度從地球上剷除掉，世界便會美好起來。但是，這和—個相貌平凡的女子，以爲只要把鏡子打碎就可以解決相貌問題沒什麼差別。這種“最終”正是非個人化的理想的典型夢想，(正好“最終解決”這個辭彙形像地提醒我們)把理想轉變成現實並且把現實轉變成惡夢。它不但解決不了今日世界的危機，反而，要是還有人生存的話，它便加劇了危機。它爲早已負擔沈重的世界再添加數以百萬計的死亡，卻阻止不了其極權化的趨勢，反而加速了它。這將是一場代價慘烈的勝利，因爲勝利者將面臨這樣一種矛盾：要勝利就要更像敵人，像得比今日任何人願意接受和可以想像的程度還更厲害。隨便舉—個小例子：試想，在國家、民主、進步和軍事紀律的名義下，西方世界要多大的一座古拉格群島式的監獄，才能把所有拒絕參與行動的人拘禁起來(不管他們這樣做是因爲無心、原則，還是恐懼或邪念)。 只對付表面的結果，根本不能消除任何邪惡，我們必須從原因本身著手。


三
我常有機會與不同的西方知識份子談話，他們到我們國家來訪遊，想在這個過程中探訪一些持不同政見者。有些人這樣做是出於真正的關懷，或者很希望去理解，並表示團結和支援；另一些人只不過是出於好奇：在旅遊者們看來，除了奇特的和巴羅克式的紀念館外，持不同政見者顯然是沈悶單調的旅程中唯—令人感興越的事物了。這些談話常常有啓發性，我從中學到很多、認識很多。他們最常提的問題是：你們人數這樣少，又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你真的以爲能改變現實嗎？你是反對社會主義呢，還是只想改進它？你會不會譴責在西歐部署潘興二導彈和巡航導彈？我們能爲你們做些什麼？你所做的一切只會爲你帶來迫害和牢獄之災，卻又沒有可見的效果。是什麼驅使你去做你們做的一切呢？你會不會希望在你的國家重建資本主義？
提這些問題的動機都是良好的，從渴望理解出發，而且顯示出發問者真的關心世界的現實和將來。


然而，正是這類一次又—次提問向我揭示出許多西方知識份子是如何壓根不明白。從某些方面而言，不能明白究竟這裏發生了什麼事？究竟我們這群人在爲什麼而奮鬥？最重要的，我們的處境最終說明了什麼？例如，就拿“我們能爲你們做些什麼？”這個問題來說，當然可以做得很多很多。愈多自由思想的人支援我們、關心我們，跟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們便愈少被捕的危險，愈有希望，我們不只是荒野中的一聲呐喊。但是，在這個問題深處的某個地方有內在的誤解。畢竟，說到底關鍵並非幫助我們這—小撮“持不同政見者”能暫時不致入獄。甚至也不在於幫助捷克斯洛伐克這個民族能生活得好一點、自由一點。我們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幫助自己。我們受特別的幫助太久了，太依賴於此了，也失望太多了：要麼就是人家在最後一刻毀約，要麼就是結果跟我們的預期完全相反。在最深刻的意義上說，還有某些事情更爲生死攸關：救贖我們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對話者。難道他們不是和我們全部人相關的？難道我的暗淡的前景，或者相反，我的希望，不也同樣是他們暗淡的前景和希望嗎？難道我們入獄不也是對他們的公開污辱，他們受到的欺騙不也就是對我們的指控嗎？難道布拉格人的毀滅不也是每個外省人的毀滅嗎？難道對發生在這裏的事視若無睹，甚至心存幻想，不正是在爲其他地方發生同樣的悲劇作準備嗎？難道他們的慘況不正是我們的慘況的先決條件嗎？關鍵並非捷克某個“持不同政見者”作爲受難者需要幫助。我能夠最好地幫助自已脫離危難。只要我不再做反對派便成了。關鍵是那些“持不同政見者”徒勞無功的和他們自己的遭遇告訴了我們什麼，是他們作爲和可以作爲他人的思想養料的那些方面？是他們瞭解自己的命運(因此也同我們共用命運)的角度？還是他們在什麼形式下變成向我們的探訪者提出的警告、挑戰、威脅或教訓？


有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也是這樣。它給我—種來自上個世紀深處的感覺。在我看來，這些完全意識形態他並且常常在語義上混亂不清的範圍早就不對味了。問題根本不在於此，它其實更爲深刻，並與所有人都同樣相關：我們是否先不管什麼方法，只努力把自然世界帶回政治，並使之成爲政治的真正舞臺？是否應該重新恢復人類個人經驗作爲評斷事物的首要標準的地位？是否置道義於政治之上，置責任於欲望之前，使人類社會有意義，使人類的語言再獲內容？是否應把重點人性的“我”，自主的、個體的、有尊嚴的，因而尊崇更高的存在而自我負責的“我”作爲所有社會活動的核心，在面對這場極爲簡單而又具有全球意義的嚴酷鬥爭(反抗非個人化權力的擴張)時，不管對手是一個東方官僚還是西方經理？只是偶然的地點問題，毫不重要。如果我們能保衛自己的人性，那麼可能還有一線生機，使人們也能找到某些更有意義的途徑去平衡我們的各種自然權利，去參與經濟決策，去獲取有尊嚴的社會地位。配合行之有效的所有推動方式，我們或許能在真正市場交易中創造出符合人性的企業。然而，假若我們不保衛管理局的人性，我們便不用指望任何用以去改進經濟運作的科技設計或組織安排可以保護我們，正如在工廠煙囪上加裝篩檢程式不可能阻止普遍的非個人化發展。畢竟，制度運作的目的是什麼，比它如何達到目的更爲重要得多。難道爲全面毀滅服務的行當可以運作得頗順暢嗎？


我這樣說是因爲，從命運分配給我的角度看世界，我無法避免如下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類，仍然並不明白當代的真正危機是什麼。


例如，如果我們再看一下今日西方知識份子搖擺於其間的兩種其本的政治選擇、我們便會發現，它們只不過是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去玩相同的遊戲，這個遊戲由權力作匿名性操縱。正是這樣，它們其實是殊途同歸的；向著全球集體化前進。這個匿名的理性遊戲中的一種玩法，是不斷玩弄質的奧秘，扮演上帝，不斷發明和部署新式的大規模毀滅武器。當然，所有這—切都是爲了“保衛民主”。然而，事實卻把民主貶成“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在東歐，社會主義制度早就是如此了。匿名的理性遊戲的另一種形式，是所謂“爲和平而鬥爭”運動，這誘人的旋風捲入了許多認真的好人投身其中。常有這樣的印象；這股旋風是非個人化權力所設計和調度的，它彌漫一切的權力以更詩意的手法征服人類意識。請注意，我所說的非個人化權力，是—種充斥全球的原理，而並不只在莫斯科。說真的，莫斯科還沒有能力去組織什麼像當代和平運動那樣廣泛普遍的事情。然而，在這個理性主義的和意識形態的世界，要使一個誠實和思想自由的人(—切非個人化權力的主要敵人)迷失，還有比下述方法更好的嗎：告訴他或她最簡單易明的的論題，伴隨著高貴目標的各種表面性，讓他或她去爲此奮鬥。要毀滅公正的心靈必須先迷惑它，然後佔領它，最後令它失去理智的批判能力。你能想像什麼比令其相信“反戰鬥爭”的可能性更厲害，比欺騙人民，令他們以爲只要干擾武器的部置(任何情況下總得部署)便能阻止戰爭的爆發。當代還有更聰明的做法嗎？很難去想像—個能令人類意識到極權化的更容易的途徑。武器始終都會部署，在某個地方，這結果愈明顯。原先完全認同反部署的人就變得愈激進、愈狂熱，而最後愈與自身疏離。於是，被最高貴的意圖所驅使上路的人走到盡頭，卻發覺自己恰恰走到匿名權力要他走去的地方，極權主義思想的巢穴。在那裏他或她不再是自己，爲了另一個“不節實際的幻想”抛棄了個人的理性和良知。只要還是爲了極權主義的目標服務，我們稱那幻想爲“人類福祉”、“社會烏托邦”或“和平”都無關緊要。當然，從保衛的立場和西方世界的利益著眼，有人宣稱“活著總比死好”確是不太妙。然而，從全球性非個人化權力——高高在上的權勢集團和無所不在的邪惡的角度看，沒有比這更好的了。這句口號清楚無誤地反映出說話者已經不要自己的人性了。因爲他或她已經放棄了一種能力，憑藉著這種能力，可個人地保證和體認到使之超越自己的某種東西，甚至願意爲這種有意義的東西奉獻出生命。帕托卡曾經寫道：有人若不願意爲賦予生命的意義犧牲自己，生存下去也沒有什麼價值。


正是在這個棄絕有意義的生命的世界上，在這樣的“和平”裏（即在日常生活乏味單調的條件下）最容易發生戰爭。在這樣的世界，沒有道德屏障(由最高犧牲的勇氣所保證的屏障)能對抗戰爭，大門向非理性的“保衛我們的利益”大大敞開。沒有只爲理想而死的英雄，是萬人坑的第一步，這萬人坑堆滿了像牲畜般被殺死的人的屍體。“赤化總比死好”這旬口號，作爲向蘇聯投降的表述，沒有令我意外，但作爲西方人類放棄追求有意義的生活和接受非個人化權力本身的表述，卻令我震驚。因爲這句口號的真正意思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爲它犧牲個人的生命。然而，沒有了最高犧牲性的界域，所有的犧牲都失去了意義。於是，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價值和意義，結果是—種徹頭徹尾否定人性的哲學。對蘇聯的極權主義而言，這種哲學只不過提供了一點點政治上的幫助，而對西方而言，這種哲學直接産生極權主義。總的來說，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印象：西方文化對自身的威脅，遠遠超過5520導彈對它的威脅。在一個法國左派學生懇切地對我說，古拉格群島是爲社會烏托邦理想納的稅，索爾仁尼琴不過是—個心懷個人兇狠的人時，我被投進了深深的憂慮裏。難道歐洲真的不能從自己的歷史中得到點什麼嗎？那個快樂的年青人深深的憂慮裏，難道歐州真的不能從自己的歷史中學到點什麼嗎？那個快樂的年青人能否明白，即仍是“所謂“普遍幸福”的最誘人的計劃，一旦要求一致地非自願赴死(即非自覺地爲生命的意義而犧牲，就等於承認自身的非個性，是否直至他自己也被囚禁在古拉格群島的某個死角，才能理解這點？現代的新語言是否已滲透自然的人類話語中，以至即使是如此基本的經驗也無法溝通？


我想，提出了所有這些嚴厲的批評之後，人們希望我說—說。面對當代世界的兩難政治困境，我認爲究竟什麼是今日西方人的有意義的選擇。


正如我的一貫思路所顯示的，在我看來，我們所有人，不管東方還是西方，面臨一個基本的任務，其他的任務相比之下都是從屬的。這是一個抗拒的任務——警戒地、深思地、專注地抗拒，必須在每一個步驟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種匿名的、非個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發展趨勢。即，抗拒意識形態、官僚、行政官僚、人工語言和政治宣傳口號的力量。不論它以消費、宣傳、壓抑、科技還是陳詞濫調的形式出現，我們都必須抗拒它複雜的全面異化的壓力。這種種形式，其實是狂熱主義的親兄弟，是極權主義思想的溫床。我們必須不怕被嘲笑，從我們的自然世界中選取準則，重新確認久違的被否定的真實性。我們必須以智慧的謙卑之心，去讚美自然世界的各式界線，讚美界線背後的神秘，並接受顯然是超出人類能以外的存在(being)秩序裏重要的東西。只要我們願意，我們會不斷再發現和體驗到我們的存在(existence)。以存在的絕對界線，我們必須恒久地與地與之關聯。我們所有的行動，所有由個人體認，公開期望和未經意識形態審查的生活經驗，必須以價值和責任爲出發點。我們必須相信自己良知的聲音多於—切抽象推論，而且只對良知的呼喚負責。我們必須堂堂正正地承認自已有愛、友誼、團結、同情和友愛的能力，根本不用爲此覺得難堪；正相反，我們必須把自己的人性中這些基礎方面從“私下的”放逐中召回。並以此作爲有意義的人類社會的真正起點。我知道所有這些聽起來非常籠統、含混和不現實，但我向你們保證，這些表面上幼稚天真的字句，源於非常具體真實而難得的與世界同在的經驗，允許我這樣說，我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


非個人權力的先鋒隊拖著世界在它的非理性之路上走，沿途儘是火箭發射台和被蹂躪的自然．它是由我們這個時代的極權主義政權組成的。無論是忽視、原諒、歡迎或是接受它們的遊戲手法(從而令我們變得和他們差不多)，都是不應該的。我確信面對它們的最好方法，是沒有偏見地研究它們，從中吸取教訓，徹底而激進地與它們區分開來，並不是簡單地與體現了極權主義精神、顯而易見的邪惡作鬥爭。鬥爭應是持續不斷的，對像就在四周，在每—個地方，甚至在我們心中。對這種邪惡威脅最大的不是對準這個或那個國家的火箭，而恰恰是對當代人心靈結構中的這種邪惡的根本否定：人回歸自身並承擔起對世界的責任；重新理解人的權利；及其對在一切地方反抗的個人化權力，它宣稱超越善與惡的每—種表現之決心的再度重申，不論它面對陰謀詭計採取什麼樣的僞裝，哪怕它只有對抗極權制度的名義度——這麼做也罷。


對抗極權主義的最好防衛方法很簡單，只需把它從我們自己的靈魂，我們的環境、我們自己的土地上趕出來，把它從人類中消滅掉。對所有極權主義制度下受害者的最好幫助，就是去正視和對抗構成極權主義的邪惡因素——極權主義制度正是從中吸取力量並由此得到滋養的。極權主義制度假如不能充當某些東西的“先鋒”和前哨，它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礎。無疑，肯定人類的責任是防衛一切不負責任的最自然的屏障。例如，如果選進國家的精神潛力和科技潛能不僅是在自私的利潤計算的壓力下，而是真的負資任的傳播，我們便能夠防止其不負責任地轉化或毀滅性的武器。從原因方面考慮和運作，經起簡單地待影響出現後再反映肯定有意義得多。否則，按照常規唯—可能的反映便是使用同一不道德的手段。繼續這種做法，等於繼續在世界上擴散不負費任的邪惡，結果已正是製造和滋養極權主義毒素。


我贊成“否定政治的政治”，即是說；政治不再作爲權力和操縱的技術學問，不再作爲高於人類自身的控制論規律或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做爲打尋和達到有意義的生活，並保衛這種生活，爲這種生活服務的衆多途徑之一。我贊成政治應用爲可實踐的道德，作爲對真理的服務，作爲對我們人類同胞真正的，人性的，並以人性爲標準的關懷。我看得出來，在這個世界上，這樣的路是極不現實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困難重重。然而，我看不到更好的選擇。


五
當受審訊和服刑時，我直接感受到國際團結的重要性和有益的力量。我永遠感謝所有那些聲援。但是，我不以爲我們這些在自身的環境下反思或行動的人，是處在只是被動接受幫助的非平衡地位，而不能加饋我們的力量去支援對方。


我肯定在英雄集團裏所謂“異論”是—種很特別的現代經驗，這是—種在沒有人性的權力堡壘中的生活經驗。正是由於這樣，我們有機會甚至責任去反省這種經驗，做它的見證，並將其傳遞給幸福的沒有經歷過它的人們，於是，我們一樣有相關的機會以某種形式去幫助那些幫助我們的人，在我們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類的利益上去幫助他們。


這些基本經驗之—是：否定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是有效的，即使它無法事前計算效果。這種效果，肯定和西方對政治成效的考慮完全不同，它是隱晦的、間接的、長期的和難以量度的。通常它只存在於看不見的社會意識的領域，因而也幾乎不可能去決定它的價值和它對未來社會發展的貢獻——如果有貢獻的話——有多大。


但是，我認爲這是一種有本質意義和普遍意義的重要經驗。一個無權無勢的個人敢於爲真理呐喊，並以自己個人的全部生命來支援自己的聲音，即使形式上被剝奪了選舉權，卻有數以千計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驚的更強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別是在飽受烈風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個人經驗和自然世界去抗權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島》的作者—樣。越來越明顯的，真理和道德能夠爲政治提供一個新的起步點，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個敢敢的科學家，儘管被困在偏遠的鄉間，被受唆使的周圍世界所恐駭，但他發出的警告，卻能越過大洋，爲他人所知悉。並且比起成群結隊的受雇宣傳的更能清楚地對這個世界的強者的良知說話。政治沒有理由只是專家的事，隨便—個人，例如—個電子工程師，只要心術正，值得讚美能使他超越和無所懼怕的那種力量，一樣可以影響他的民族的歷史。是的，否定政治是可能的：“自下而上”的政治；人民的政治，而不是官僚、政客、皇上的政治；由心滋養成長的政治，而不是由理論得出來的政治。在單調的“日常性”環境下，我們只有先沈到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當帕托卡寫有關《七七憲單》的文章時，他用了“無權勢者的團結”這樣的辭彙，他想到的是那些敢於以自己唯一能支配的東西——自己的人性去面對和反抗非個人化權力的人們。他們不參與傳統政治的腐朽遊戲，不追求名望和職權，努力從人類良知中——這正是被那些權力工程師們嘲笑的東西——鍛造出真正的政治力量。難道更美好的將來，它的前景不是有賴於“無權勢進的國際社會”這樣一類東西嗎？

【國際邊緣】【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