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衆時代的來臨

⊙ 何懷宏

奧爾特加• 加塞特這位在歐洲富有影響的多産作家長期是我們翻譯上的一個盲點，這大概不僅因爲他是西班牙的一位思想家，還因爲他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他1929年出版《大衆的反叛》，對作爲“大衆人”的社會力量在現代的崛起並佔據支配地位表現出深深的懷疑。四年前我曾從臺灣攜回一本蔡英文迻譯的中譯本，最近我們在吉林人民出版社“人文譯叢”再推出了由劉訓練和佟德志翻譯的一個更好讀的新譯本，希望能引起漢語學界的注意。

　加塞特認爲，當代歐洲的公共生活凸現出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大衆開始佔據最高的社會權力。加塞特把這種現象稱之爲“大衆的反叛”（the revolt of masses），或如德國社會理論家拉特諾所說：“野蠻人的垂直入侵”。

　這裏所說的“大衆”、“反叛”、“權力”都還需要一些解釋。在加塞特看來，社會總是由兩部分人構成，而與精英相對而言的“大衆”是指那些並無自己獨立見解的人們，它和下層或勞動階級的概念並不重合，而人們習慣上認爲的上層倒是出現了不少“僞精英”或“僞知識份子”。當然，這也正是“大衆時代”來臨的一個徵兆。加塞特的“精英”概念也不是指出身和地位，甚至也不像帕雷托的“精英”概念那樣強調能力和成就，而主要是指那些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個性、對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賦予自己以某種使命的人們。當然，天賦和能力、性格的因素可能也還是會在考慮之列。這樣的“精英”概念當然就不易從客觀上進行判定和研究，它更多地將是一個自我認識和意識的問題——雖然這在實踐上倒頗有意義。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一種劃分在歷史上可能始終是存在的，一個人云亦云的惰性的、無名的“大衆”也始終是存在的，在傳統社會也一直是屬於多數，爲什麽到了現代社會就出了問題？

　在加塞特看來，問題就在於到了現代社會，本來在後臺的“大衆”走到了前臺，就像“慣壞了的孩子”一樣試圖頤指氣使。“大衆人”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由自由權利和工業技術的發展調動起來的各種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劇增長，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同時並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麽來的，並不知道維持這種發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樣的智慧。由於十九世紀自由民主和工業技術的長足發展，歐洲的人口也從過去上千年大致都維持在1億左右而迅速增加了幾倍，再加上工業化及城市化，所以，觸目所及，就能很容易地看到一種可稱之爲“麇集”的現象。

　當然，大衆所掌握的這種權力還主要地是一種社會的權力而非政治權力，但今天的政治精英必須十分地重視他們。過去的開明的統治者可能也關心他們，但只是像家長一樣關心，而現在的政治精英必須重視他們自己的欲望和意見，重視他們自己對幸福的理解和追求。當然，精明的統治者也還是能操縱他們，甚至玩弄他們於股掌之間，以“大衆”的名義獨攬大權。

　加塞特並不是完全否定大衆在現代社會的崛起，他談到大衆在現代社會的統治標誌著歷史水平線的上升，使生活的各種可能性大大增加，使普通人的生活達到了一個比過去大大改善的水平，人們選擇生活的範圍是過去所望塵莫及的，而且，人們對攀登“時代高度”的自信心和能夠掌握的手段也是過去所遠遠不及的。現時代感到自己優越於過去所有的時代，超溢出所有已知的富足。但在他看來，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徵（也是病症）就在於：平庸的心智儘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卻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利，並把它強加於自己的觸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正是在這一方面，其“野蠻”的特徵一覽無餘。這使人們進入一個“平均化”的時代，不僅財産收入被平均化，文化也均勻地分佈於社會各階層之間。

　加塞特則試圖強調保持“高貴”，他說，高貴的定義標準是我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即是義務，而不是權利。他引歌德的話說：“隨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貴的人追求秩序和法律。”如果說還可以允許有某種少數人的特權的話，這種特權必須是一種戰利品，享有特權的人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再度征服它，所以它絕不能依靠出身或蔭庇。他反對“子因父貴”，而欣賞中國古代人通過自己的功名而使祖輩得到封蔭的“父因數貴” 。任何一種世襲貴族制都擺脫不了迴圈起落的悲劇，也就是說，貴族的繼承人將發現他所擁有的那些身份、地位及生活條件，其中沒有一樣是他自己所創造或掙得的，因此，它們無法構成他個人生命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他說，在他的心目中，“貴族”就等於一種不懈努力的生活，這種生活的目標就是不斷地超越自我，並把它視爲一種責任和義務。這樣，貴族的生活或者說高貴的生活，就與平庸的生活或懈怠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所以，用“大衆”來指稱這一類人與其說是因爲他們人數衆多，還不如說是因爲他們的生活是懈殆的、頹惰的。

　加塞特並沒有特別強調“大衆反叛”的政治意味，但在法西斯主義剛開始在歐洲興起的時候，加塞特就積極地捍衛自由民主制度，捍衛代議制，他說：“歐洲需要保留其基本的自由主義，這是超越自由主義的必要條件。”他甚至認爲，民主政治——不論其類型與程度如何——的健全與否完全取決於一個簡單的技術細節——選舉的程式，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沒有一種真實的選舉制度的支援，民主政治制度必將變得虛無縹緲，不切實際。

　大衆時代正在來臨，這並不是加塞特一個人的意見。19世紀末勒龐在其《大衆心理》中說：“我們就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接近20世紀末，莫斯科維奇又寫有一本《群氓的時代》。這兩位作者且都強調“大衆”興起的另一面常常是“元首”、“領袖”的崛起。2000年出版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巴爾贊的巨作《從黎明到衰落——1500至今的西方文化生活500年》在結尾部分描述了他直稱爲“大衆時代”的諸多方面，他並且認爲，在大衆時代的高潮——20世紀的下半葉，竟然在知識界找不出一位可與過去歷史中的人物相提並論的人物，而只能回到其上半葉去尋找有相應廣度和力度的思想家，在此一個明顯的人選就是加塞特——《大衆的反叛》的作者。他身後名字並不常被提起，學說並不常被引用，但這並不等於對他的定論。“早晚有一天，人們要聽取他作爲目擊者的聲音。”

　最後也順便說一下，2004年底前出版的“人文譯叢”這批書目還有阿巴拉斯特的《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巴裏的《正義諸理論》、勒龐的《革命心理學》、帕多瓦的馬西利烏西斯的《和平的保衛者》，均值得關注政治理論與實踐的讀者一讀。

來源：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