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正義，後現代主義和城市

戴維·哈維 著；朱康 譯

　編者按 這篇選文出自牛津大學地理學家哈維•戴維（David Harvey）之手，它借由紐約一座公園內所發生的城市衝突的一幕，獲得了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描述“洛杉磯堡壘”（Fortress L.A.）時的神秘洞見。但哈維超越了戴維斯的描述與批評，而努力去攻克關於如何解決現代城市中的社會和空間衝突的哲學難題。在這篇文章中，哈維巧妙地在城市地理學的兩股主要力量——馬克思主義方法與後現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之間搭建起了橋梁，而文章的標題則是哈維前後相距近20年的兩部著作——《社會正義與城市》（1973）和《後現代性的狀況》（1990）——標題的拼貼。這篇文章闡明了哈維和其他地理學家都曾走過的知識旅程：在最近的20年間，地理學在1970年代信奉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到了1990年代，則日漸轉向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的方法。

　像皮特•霍爾（Peter Hall）所指出的，1970年代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統治”城市理論的時期。美國各城市的種族衝突和海外的越南戰爭使哈維和其他城市地理學家、政治科學家、社會學家和規劃師變得頗爲激進。在這些以及其他學科和專業領域，理論家們重新在馬克思那裏找到了批判的理論基礎，這種批判針對的是20世紀後期的資本主義和他們所看到的環繞著他們的國內壓迫和殖民暴力。

　哈維寫於1970年代中期的《社會正義和城市》分析了城市衝突，並探究了解決衝突所需的一致的哲學和道德基礎。哈維研究了在巴爾的摩、馬里蘭（靠近他隨後將執教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不同團體相互衝突的主張——這些主張證明了他們立場的正當性，試圖爲他們相互衝突的信念系統提供解釋，並尋求城市社會正義具有包容性的原則。

　是否要在巴爾的摩地區修建一條高速公路？如果是，又在哪兒修建？圍繞著這些問題，哈維所看到的是諸多相互競爭、彼此衝突的利益群體。交通設計師爲效率展開爭論——從A地到B的流動人口必須盡可能地迅速，城市官員爲潛在的經濟增長大費口舌——良好的高速公路可以刺激巴爾的摩衰落的商業區的發展，少數族裔和窮人的支持者、環境主義者、地區的激進主義分子、歷史保護主義者和其他這條高速公路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則基於他們自己的分配、環境、共産主義和文物保護的價值觀而選擇看法。哈維得出結論：沒有普遍不變的正義，正義隨時間、空間以及個體的變化而變化。

　像他的諸多同道一樣，在寫了《社會正義和城市》之後的若干年裏，哈維離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轉而信奉後現代理論。在這篇文章裏，他運用了後現代主義的批評方法來分析紐約湯普金斯廣場公園（Tompkins Square Park）的鬥爭。通過“解構”摩托駕駛夾克、三片式的套裝、紫色的莫霍克（Mohawks）和高度時尚的髮型這一形象，哈維爲我們理解這一小片被爭奪的城市區域提供了幫助。哈維和其他後現代主義的批評家都指出，不僅僅是不同群體間彼此無法達成一致，就在每一個群體內部，不同的主張也都有其不同的世界觀。他們都致力於自身的“話語”，而理解這些多樣性的“話語”是後現代主義批判理論的目標。

　紐約當局就面對存在於同一城市空間而廣爲不同的文化要採取怎樣的態度，産生了分化，而這些文化是指這些人的文化：無家可歸的人、溜滑板者、玩籃球者、撫養小孩的女人、光頭仔、塔法裏教徒（Rastarians）、下象棋者、遛狗者、重金屬樂隊、雅皮士、快克經銷商、摩托車幫。最後紐約警察局關閉了湯普金斯廣場公園，這場戲劇才徹底落幕。

　在文章中，哈維重讀了弗裏德裏希•恩格斯關於十九世紀曼徹斯特階級關係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述，重新思考了邁克•戴維斯在“洛杉磯堡壘”中描述的圓形監獄似的購物大街、禁閉懲罰意味的社區和紀念碑式具有建築學意義的洛杉磯旅館斜堤，他把它們作爲壓迫的表現來思考，從而呼喚社會正義的到來。但戴維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嗎？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地理學家愛德華•索加（Edward Soja）和社會學家沙龍•祖金（Sharon Zukin）對於其他採用後現代主義文化分析方法進行城市研究的著作所作的評論。

　這篇文章應用了哈維19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和1990年代的後現代主義文化分析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他的《社會正義和城市》（Oxford:Basil Blackwell,1973）和《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研究》（Malden,MA: Blackwell,1990）。

　戴維•哈維的其他著作包括：《正義，自然和差異的地理學》（Oxford:Blackwell，1996），《城市經驗》（Oxford:Blackwell，1989），《資本的城市化：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歷史和理論研究》（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意識和城市經驗：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歷史和理論研究》（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限制資本》（Oxford:Blackwell，1982）和《地理學的解釋》（Lodon:Edward Arnold,1969）。

　關於城市地理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參看法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亨利•列菲弗爾（Henry Lefebvre）的《空間的生産》（Oxford:Blackwell，1991）。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Cambri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是關於正義的自由主義理論的經典著作。哈維在文章中討論的壓迫的五副面孔（The five faces of oppression）來自于伊利斯•馬里昂•揚的《正義和差異的政治》（Priceton: Priceton,NJ University Press,1990）。

　這篇隨筆的標題是我兩本書《社會正義和城市》和《後現代的狀況》標題的拼貼。這兩本書前後相距近20年，而我在這裏意欲考慮的是二者之間的關聯，究其原因，部分是將此作爲一種方式去反映最近20年間許多人在努力去解決城市公共議題中所走過的知識與政治歷程，同時也以此去檢查我們現在可以怎樣思考城市問題，以及根據這樣的思考，我們在解決問題中可以怎樣更好地給自己定位。我將要說明的是，爲二十一世紀的生活和工作怎樣創建基礎設施和城市環境，對於關乎此的所有爭論，定位的問題都是一個基礎性問題。

　正義和後現代狀況

　我想從約翰•基夫納（John Kifner）在《國際先驅論壇》（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 August 1989）的一篇報道開始，這篇報道講述的是紐約湯普金斯廣場公園（Tompkins Square Park）這個被激烈爭奪的空間，——自從1988年8月“警察暴亂”以來，這個空間反復發生通常是暴力的鬥爭。混居在這個公園周圍的人們是基夫納關注的首要焦點，那裏不僅有近300無家可歸者，也有：

　溜滑板者，玩籃球者，和小孩一起生活的母親，看起來像從1960年代重生的激進分子，穿黑衣梳羊角辮的朋克搖滾樂手，聲稱要痛毆激進分子和朋克的穿著沈重工靴的光頭仔，被恐懼圍困的塔法裏教徒（Rastarians），重金屬樂隊，下象棋者，遛狗者——所有的人都在公園佔據空間，在專門攜帶乾洗套裝的僕從的跟隨下奔向那些被刷新的“貴族化”了的建築，而這些建築正在改變這些近鄰們的特徵。

　基夫納注意到，到了晚上，公園中的這些大不相同的人物甚至變得更爲奇異：

　新移民摩托俱樂部（The Newcomers Motorcycle Club）正在它位於第12大街和B大道交接處的會所舉行一年一度的街區晚會，作爲車手的健男壯女們身著黑色皮衣，第12大街排列著車把升高的鍍鉻哈裏•戴維森摩托。在北邊的街區，一場搖滾音樂會越出了他們的“老巢”——一座由叛逆者主要是年輕的藝術家所佔據的廢棄公有建築，街上擠滿了梳著高高羊角辮的紫發青年。在鄰近C大道緊傍哈斯頓大街的世界俱樂部，黑人青年開著那些手握重金的少年權要才偏愛的吉普型汽車，鳴著高音喇叭呼嘯而過。在B大道和第3大街拐角——那裏被認爲是紐約海洛因吸食最嚴重的街區之一，另一場音樂會正在一個被稱爲“修車廠”的藝術家的空間裏舉行。這個空間設置在一座以前的加油站內，加油站的牆則由塑膠瓶和別的取自自然的物品壘成，而這堵牆圍出了一個可以仰看被燒毀的廢棄建築的園地：這和貝魯特可怕地相似。擠在這裏的都是打扮入時的白人，一個被派往檢查噪音的巡警大惑不解，搖著腦袋說：“都是雅痞。”

　當然，正是這種景象使紐約成爲充滿誘惑之地，使任何一座大城市都進入了刺激而令人興奮的文化衝突和文化轉變的漩渦。許多城市亞文化的學生酷愛這種景象，他們甚至如同喜歡Iain Chambers 的人一樣，在這種景象中尋找我們現在稱之爲“後現代”的那種獨特景觀的根源：

　無論後現代主義在知識化過程中可以採取怎樣的形式，它根本上是在近二十年的大都市文化中被預先發現的：在電影、電視和影像的電子版中，在錄音工作室和答錄機中，在時尚的年輕人的各種流行風格中，在當代城市這塊巨大螢幕上每日混合、再迴圈和“刻劃”在一起的所有那些聲音、圖像和多樣的歷史中。

　懷有這樣的見識，我們才能夠把握後現代觀念和技術的整體構成，嘗試去“解構”在城市這塊巨大螢幕上看似相互分離的圖像，我們能夠剖析和歡慶破碎的呈現、多種話語的共存——那關於音樂、街道、身體語言、服裝和技術裝備（如哈裏•戴維森摩托）的話語，或許我們也才能夠在多種相互矛盾的編碼間進行複雜的轉換理解，由此，具有高度差異性的社會存在（人）能夠將自身呈現於彼此、展示于世界並超越他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才能夠肯定或者甚至是歡慶文化道路中的分歧，先前事物的留存，以及在一個某些方面均質化的世界（homogenizing world）裏對嶄新而獨特的“他者性”（othernesses）的創造。

　而在那樣一個美好的日子，我們才能夠歡慶湯普金斯廣場公園內的這種衝突景象，而這個公園自身則是城市包容差異的絕佳例證……

　由於城市生活的自由已經“導致群體內在的分化，導致群體間連帶關係的形成”（揚，1990：238），——這種連帶關係的群體正是基夫納在湯普金斯廣場所認出的群體，因此，我們關於社會正義的概念就“要求的不是消除差異，而是確立種種制度，否定壓迫而推進體差異的再生産和對群體差異的尊重”（同上，47）……

　那麽，城市的政策制定者應該怎樣做來面對這苛刻的要求呢？最好的路徑是取出已被翻出指痕的簡•雅柯布斯的書（1961），強調在我們的政策與規劃中，我們應該尊重“城市人口中的自發的自我多樣化（spontaneous self-diversification）”並爲其作出準備。這樣做我們能夠避免她指向城市設計者的憤怒批評，在她看來，他們“似乎既沒有認識到自我多樣化的支援力量，也沒有被吸引到關於自我多樣化表達的美學問題之中”……簡而言之，我們不應該將目標設定爲在湯普金斯廣場公園內消滅差異，根據某種觀念——譬如說資產階級趣味或社會秩序的觀念——使其均質化，相反，我們應該投身於一種信奉或激勵雅各布斯所言的“自發的自我多樣化”的美學。然而這個提議即刻就産生了這樣的疑問：例如，以怎樣的方式，無家可歸能被理解爲“自發的自我多樣化”？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應該這樣來回應無家可歸的問題：以城市設計者的風格爲無家可歸者建造紙板箱一樣的越來越好笑也越來越脆弱的遮蔽所？雖然簡•雅各布斯的提議頗爲中肯，許多城市規劃專家在最近這幾年也吸收了這一提議，然而很明顯，無家可歸的問題包含著比雅各布斯的論述更多的內容。

　問題中所包含的困難在湯普金斯廣場公園的一個邪惡的日子被凸顯了出來。所謂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以武力驅逐了無家可歸者，在相互衝突的派別之間設置了屏障。隨後公園成爲了剝削和壓迫之地，成爲一道沒有包紮的傷口，從中綻露出揚所界定的“壓迫的五副面孔”,即剝削、排斥、無能、文化帝國主義和暴力……

　[……]

　1991年6月8日，問題被解決了：所有的人都被驅逐出公園，它以“恢復舊貌”的名義被徹底關閉，至少有20個警察持久把守……

　然而面對這些狀況，城市政策的制定者和規劃者應該做什麽？放棄規劃，參與到那些著迷于湯普金斯廣場那種混亂景象而正在發展的文化研究專案之中，同時不做任何關於對混亂採取措施的承諾？調動所有解構和符號學的批判力量，尋求對說著“去死吧，雅痞垃圾”之類的塗鴉做出新的迷人解釋？我們是否應該加入到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團體，爲窮人和文化上被排斥的人的權利展開鬥爭，表達他們對權利的籲求，如果必要爲他們在公園中建造一個家？還是我們應該抛棄簡•雅各布斯那已經被翻破了角的書，同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合作，幫助它們強制推行專制主義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必須做出某種決定，也必須採取某種行動，對別的任何城市基礎設施都同樣如此。而雖然我們都會同意城市公園原則上是一件好事，但我們要怎樣才能解釋這樣的事實：對公園的不同利用産生了如此對抗性的結果，甚至關於這個空間爲什麽存在以及它要怎樣被管理都在相互競爭的派別間引發激烈的分歧？在某個邏輯一致的框架內將這些相互背離的需求與欲望的政治結合起來也許是一個值得稱賀的目標，但實際上有太多的利益它們相互排斥而不允許彼此間的相互接納。甚至經過了絕佳設計的妥協方案（更不用說那被野蠻推行的專制主義的解決方法）也偏袒這一個或那一個派別的利益。這引出了所有問題中最大的一個問題——體現在公共空間的建築中的這個“公共”的概念到底指什麽？

　[……]

　社會正義和現代性

　現在我暫時放下有關當下情形及其相關難題的話題，轉向一個年代稍久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在我從一堆文件中發現一部泛黃的手稿時被想起的，而這部手稿寫於1970年代早期的某個時候，在我剛剛完成《社會正義和城市》後不久。在手稿中我研究了這個關於一個提議的事件，這個提議是要在正好穿過巴爾的摩中心的一條東西軌道上架設一節跨州高速公路系統，而它在1940代早期被提出至今還沒有被完全解決。我現在重提這件舊事，部分緣由是想表明，現在常常被我們作爲典範的現代主義問題來描述的問題甚至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被討論了，它被討論的方式中包含著如果不是某種事物的本質，至少也是其種子的東西，而這種事物被許多人視爲屬於後現代主義特有的討論形式。

　那時，在看過了大量爭論，聽過了各種傳聞，又閱讀了許多的文件之後，我對這個事件的興趣首先在於那些高度分化的主張，這些主張由各種不同的群體明確表達而關係的是整個建設方案的得與失。我發現，有七種主張被提出：

　（1）追求效率的主張。這種主張屬意於緩解交通擁堵，促進整個城市以及遍及這個地區物流和人流更快捷的流動。

　（2）追求經濟增長的主張。這種主張期望的是，在交通系統改善之後，隨之而來，整個城市的投資和就業機會有一個預計的增長（或者能防止虧損）。

　（3）保護審美和歷史遺産的主張。這種主張反對這條擬建高速公路的路段選擇，認爲這將摧毀或損壞那斷定具有吸引力和歷史價值的城市環境。

　（4）維護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主張。這種主張強調，優先考慮高速公路的投資、資助汽車一族而不是投資於例如住房和衛生保健之類，是非常錯誤的做法。

　（5）環境保護主義/生態學的主張。這種主張考慮的是，這條擬建高速公路將影響空氣質量，加重噪音污染，破壞某些寶貴的環境（例如一座河谷公園）。

　（6）分配的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主張。這種主張關注的是，這條路有利於商業事務和在城郊之間經常往返的人——他們主要是住在郊外的白人中產階級，而不利於低收入者和主要是非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的市內居民。

　（7）鄰居情誼和社群主義（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arian）的主張。這種主張認爲，高速公路建設可能摧毀、分裂或擾亂了緊密相連但是在其他方面脆弱、敏感的社區。

　當然，這些主張並不相互排斥，其中幾種主張還被這條高速公路的支持者合併入共同的思想脈絡——例如，交通系統的效率提升將刺激經濟增長，減少交通擁堵中的污染，從而有利於弱勢的市內居民。而也可能打破每一種主張成爲完全各異的部分——對於獨自撫養小孩的母親與對於女性工人，分配的影響將非常不同。

　在這令人眼花繚亂的後現代時代，我們將傾向於把這些相互區別的主張描述爲“話語”，每一種都有其自己的邏輯和規則。然而我們在看待那些特殊的“利益共同體”時不必太嚴格，它們闡述一種特殊話語就仿佛它具有唯一的重要性。由這些群體提出的特殊主義主張在改變這條高速公路的局部設計方面被證明是有效的，但它們不能從整體上阻止這條高速公路的架設。有一個群體試圖在這些完全不同的力量之外形成一個聯盟（反對破壞運動[Movement Against Destruction]，也以MAD爲人所知），爲從整體上反對這條高速公路的力量提供一個綜合的立場，但是結果證明它在動員民衆、爭取支持者方面最缺少效力，雖然它提出了非常系統的主張。

　我詳細探究的目的是要看支援和反對這條高速公路的主張（或話語）如何産生影響，能否在看似完全不同和相互對立的利益群體之間，通過闡明更高等級的主張（話語）來建立一個大體上的聯盟，而這些主張能夠爲達成共識提供基礎。多種多樣的觀點和力量都必須以高速公路建造與否的事實爲背景予以考察，雖然在巴爾的摩，憑藉出色的處事方式，我們停止了被稱作林蔭大道的一節高速公路（這使我們明白，穿越居住著低收入者和多數非裔美國人的西巴爾的摩中心地帶的這個怪物，其六車道、兩英里長的這一段與其事實不符）和另一條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的公路，——這條公路環繞著巴爾的摩的核心地帶，意欲以此消除對有影響力的社區的某種嚴重政治恐懼。

　然而，會有一種較高等級的話語將每一個人都吸引進來，解答建造高速公路是否有意義這樣的問題嗎？1960年代的文學一個突出的主題，就是認爲認同一些這樣的較高等級主張是可能的。而用於描述這種話語的最經常的短語就是社會合理性（social ranationality）。這種觀念似乎並不令人難以置信，因爲上述七種表面上相互區別的主張每一種都提出了一個合理性的立場，偶爾訴諸較高等級的基本原理來支撐自己的論述。那些以效率和經濟增長爲根據的爭論常常援引功利主義的主張、“公共的善”（public good）的觀念，他們要給最大多數人最大利益，而同時認識到（在他們最好的狀態）個人的犧牲不可避免，給將要被迫遷居的人提供適當的補償是正確和恰當的做法。生態學家或社群主義者以另外的方式訴諸較高等級主張——前者訴諸自然的內在價值，後者訴諸某些較高意義的社區價值。因此，在社會合理性的範圍內考慮較高等級主張似乎並沒有超出合理的限度。

　[哈維討論了“社會合理性”理論]

　[……]

　社會正義

　社會正義不過是我試圖予以影響的上述七種判斷準則中的一種，我顯然希望，對社會正義的仔細研究可以把這種主張從雜亂的相對主義、無窮變化的話語和利益組合的深淵中拯救出來。但是，在這一點上，研究的結果實在是令人沮喪的：有多少種相互競爭的社會合理性的理想，就有多少種相互競爭的社會正義的理論，而每一種社會合理性的理想都既有優點又有缺陷……

　……爲社會正義展開爭論意味著要設置某種初始的判斷準則，以此界定哪一種社會正義理論是適當的或者比另一種更爲公正。向更高次序判斷準則的無限複歸即刻就出現了，同樣，在另一個方向，對正義觀念的全盤解構也相對失去約束，並已到了這樣的程度：正義觀念根本不具有任何意義，除非在某個特定時刻，誰來決定他們所需要的意義。而關於正義的競爭性話語不可能不與關於社會定位的競爭性話語相關聯。

　看起來理解社會正義的主張有兩條道路。第一種道路是看正義概念怎樣被定置於語言之中，而這引導我走向維特根斯坦所提出的那種意義理論……

　由這種觀點出發，正義概念必須被定置於一個特定的語言遊戲來理解。每一種語言遊戲都附屬於說話者特定的社會、經驗和感知世界。正義沒有普遍的意義，僅僅有一個由諸多意義構成作爲整體的“家族”。當然，這個發現與人類學的研究完全一致，人類學研究證實，在比如努埃爾人（the Nuer）中正義意味著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正義概念的東西。這樣，我們回到了文化、語言或話語的相對主義觀點。

　理解社會正義的第二種道路是承認關於正義的話語的相對性，但堅持話語是社會權力的表達。在此情形中，正義的觀念就必定是某種霸權話語（hegemonic discourses）的構造物,而這種話語來自於統治階級所操控的權力。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他讓色拉旭馬霍斯爭辯道：

　每一種統治者都制定對自己有利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獨裁政府制定獨裁法律，依此類推。他們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對政府有利的對百姓就是正義（right）的；誰不遵守，他就有違法之罪，又有不正義之名。因此，我的意思是，在任何國家裏，所謂正義(right)就是當時政府的利益……

　（柏拉圖，1965）

　（商務，1986年8月第1版，19頁，郭斌和，張竹明。色拉旭馬霍斯：政府是每一城邦的統治者）

　對這兩條道路的思考引導我去接受恩格斯的一個立場，這一立場在下面的文字中有著最爲清晰而明確的表達：

　用來量度正當與不正當的尺規並不是關於正當自身的極爲抽象的表達，亦即正義……正義不過是現有經濟關係意識形態化的美妙措辭，它時而來自於它們保守的觀點，時而産生於它們革命的傾向。在古希臘和古羅馬人的正義觀裏，奴隸制是公正的；1789年的資產階級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爲根據他們的正義觀，這是不公正的。因此，永恒公正的概念不僅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而且也隨相關的人的變化而變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1951：562-4）

　……採用資本主義的社會合理性或社會正義的觀念，將它們作爲普遍的價值施用於社會主義體制之下，將僅僅意味著借由社會主義的方案，資本主義價值得到被進一步證明。

　從現代主義話語到後現代主義話語的轉變

　到目前爲止，我希望從社會正義的主張中抽離出兩個大致的觀點。第一，對社會合理性和諸如作爲政策工具的社會正義之類的概念的批判，是“左”派（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1960年代的發明，他們進行了如此無情的批判以至於整個市民社會都開始激烈質疑所有普遍的權利要求的真實性。儘管如同我即刻要說明的，從這種批判到像現在許多後現代主義者那樣得出結論——所有形式的元理論要麽是用錯了地方要麽就是不合理的——是簡便但卻毫無根據的一步，但是這一步中的兩個環節還是在所謂“新”社會運動的出現中被進一步加強：和平和婦女運動，生態保護運動，反對殖民和反對種族主義運動——每一個都要明確闡述它關於社會正義和社會合理性定義。這樣看來，如同恩格斯已經指出的，將不會有一個哲學、語言學或邏輯學的途徑來解決在合理性和正義的諸多概念中所産生的分歧，因此要找到一種方式調解相互競爭的權利要求或者在根本不同的話語間作出公斷。但如此所産生的效用不過是破壞國家政策的合法性，抨擊官僚政治合理性的所有概念，至多將社會政策的系統闡述置於進退兩難之境，在最壞的情形下不過致使這種闡述除了表達其權力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規則外軟弱無能。一些參與了1970和1980年代的革命運動的人認爲，對於被假定爲具有普遍性的權利要求，透視其顯而易見的權力和階級基礎是大衆革命運動的必要前奏。

　但還有第二點，我認爲這一點也是更微妙的一點。如果恩格斯的主張——正義的概念“不僅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而且也隨相關的人的變化而變化”——是正確的，那麽思考一個特定社會産生這樣的概念變化的方式就似乎是重要的了。而在這種思考中，重要的似乎是，跟隨像維特根斯坦和馬克思這樣不同的作家，察看産生差異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察看那些具有根本差異的經驗世界的産生，在這些世界之中能夠形成關於社會合理性和社會正義的不同語言遊戲。這就必須運用歷史—地理學的唯物主義方法和原則來理解權力差異的産生，這些權力差異轉而産生了關於正義的不同概念，並把它們置於關於意識形態霸權而發生於性別、階級、種族、族群和政治團體等之間的鬥爭之中。

　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正義和合理性的諸多概念並沒有從我們最近這麽多年的社會和政治世界中消失，但是它們的定義和運用已經發生了改變。1960年代階級和解的失敗，社會主義者、共産主義者和激進左派運動的出現，同時伴隨著資本過多積累的嚴重危機，嚴重威脅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系統的穩定性。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出現了正義和合理性的另類定義，這是向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系統進攻的一部分，而我早年的那本《社會正義和城市》要處理的就是這個問題。但是1973年5月的經濟衰退/經濟蕭條所標明的不僅是股本（capital stock）的野蠻貶值，也是工會勞工的力量遭受打擊的開始，而打擊的手段則是廣泛失業、緊縮方案、資本重組，最後，在某些情形下（如英國）是制度變革。

　……市場是實現最爲公正和最爲合理的社會組織形式的最佳方式，這一理念已成爲最近20年美國和英國強有力的霸權話語。世界上部分地區中央計劃經濟的崩潰進一步推動了市場凱旋論（a market triumphalism），它假定，在這種崩潰帶來的轉變中，由市場施行的自然狀態的公正，不僅具有社會的公正性，而且具有深度的合理性。當然，這種解決方案的優勢在於，不需要對什麽是什麽不是社會的公正合理予以明確的理論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論證，因爲可以假設，倘若市場正常運行，結果就幾乎總是公正的合理的。關於合理性和正義的普遍要求決沒有減少，它們在爲私有化和市場行爲進行的辯護中被一再堅持，就像它們在維護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時候曾被堅持那樣。

　信奉市場所包含的內在困境已衆所周知，沒有一個人在沒有某種限定的情況下堅持這種立場。市場衰退的問題，外部性財産的問題，公共設備和公共設施的提供，對不同投資決定予以某種協調的明確需要，所有這些都要求某種程度的政府干涉主義。因此，雖然瑪格麗特•柴契爾可以取消大倫敦政府（Greater London government），但是商業團體要求某種替代組織（雖然最好是不經選舉），因爲沒有它，城市公益設施就會崩潰，倫敦就會失去它的競爭優勢。但有許多種聲音超越了那種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爲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經産生了廣泛的失業，激進的資本重組和資本貶值，緩慢的增長，環境的惡化以及成堆的經濟醜聞和競爭麻煩，並且對許多國家日益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壓力沒有提供任何的說法。正是在此情形下，那些永不會休止的聲音將會再次得到表達，它們要求國家管制和福利國家資本主義，要求工業發展的國家管理，要求環境質量、土地使用、交通系統和自然與社會基礎設施的國家規劃，要求國家的收入和稅收政策通過實物轉移（住房供給、衛生保健、教育服務，諸如此類）或收入轉移完成少量的再分配。在由市場施行的公正之外，社會正義和社會合理性的政治問題將擺脫其次要地位，進入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議程……

　[……]

　從我自己的觀點看，恩格斯的論述是正確的。正義和合理性在不同的空間、時間和個人那裏呈現出不同的意義，然而人們所倚重並且不加疑問的日常意義的存在，給這兩個詞語提供了永不會被忽略的政治的動員力量。正當和不正當都是給革命性變化提供動力的詞語，對這些詞語的消極解構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這一點。那麽，一般而言，新的社會運動和激進左派從哪里才能開始獲得他們自己的概念，這些概念又怎樣才能挑戰市場和全民福利的資本主義？

　揚最近在《正義和差異的政治》（1990）一書中對此提供了最好的陳述之一。她重新解釋了正義的問題，使其擺脫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純粹的再分配模式，而集中於她所謂的壓迫的“五副面孔”。我認爲，在思考爲二十一世紀創造適於居住的城市和適於工作的環境而進行的鬥爭時，這“五副面孔”中的每一副都值得思考。

　[哈維在此討論了揚的壓迫的“五副面孔”，從中引出下面五個建議：

　公正的規劃和政策的實行必須直接面對這樣的問題：創造關於生産和消費的社會政治組織系統的形式，無論在工作場所，還是在居住地，將對勞工力量的剝削減少到最低限度。

　公正的規劃和政策的實行必須面對非家長式統治模式（a non-paternalistic mode）中的邊緣化現象,尋求對邊緣化政治予以組織並在其中發生影響的方式，將被奴役群體從這種獨特的壓迫形式中解放出來。

　公正的規劃和政策的實行必須賦予而不是剝奪被壓迫者進入政治權力的機會及進行自我表達的能力。

　公正的規劃和政策的實行必須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保持特殊的敏感，無論對於城市工程的設計，還是大衆磋商的模式，都要通過種種方法，尋求對帝國主義傾向的擯棄。

　公正的規劃和政策的實行必須找到社會控制的非排他性和非軍事化的形式，抑制日漸增強的個人和體制化的暴力，但並不毀壞對被壓迫者的賦權（empowerment）和被壓迫者自我表達的能力。]

　最後，我想在揚所提出的五項原則之外增加第六項原則。這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所有的社會工程同時也是生態工程，反之亦然。雖然我抵制“自然有其權利”和自然可能在承受“壓迫”之類的論調，但是，指向子孫後代和地球上其他居民的正義要求對所有社會工程可能造成的生態後果進行深刻而詳盡的研究。在打造他們自身歷史的過程中，人類必然要佔用和改變環繞著他們的世界，但是在這麽做時他們不能不計後果地放縱自己，以致危害分居在不同空間或不同時間的人們的命運。因而，這最後一個建議是：公正的規劃和政策的實行要清楚地認識所有社會工程必然的生態後果，這些既影響遠處的人們，又影響未來的子孫，因此要採取措施來確保合理地減輕這些負面效應。

　我並不認爲這六項原則能夠甚至應該形成一個整體，更不用說將它們轉化爲某種適當而系統的綜合性策略。事實上，這裏所勾勒的正義的六個維度就在個人身上的應用而言，經常是彼此衝突的——被剝削的男性工人或許在種族和女性的問題上是一個文化帝國主義者，而完全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人或許會主張作爲暴力的社會正義。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爲這些原則能夠彼此不相關聯而獨自應用。如利奧塔（Lyotard，1984）之類的人，將會僅僅停留在正義的“非共識”（non-consensual）概念的層面上討論問題，而這樣做，沒有面對關於社會進程的一些中心問題，而原本正是由社會進程産生了正義的分化概念。這表明社會政策和社會規劃必須在兩個層面發揮作用。因此，必須就其之所是和在日常生活中所顯現的形態來面對壓迫的五副面孔，但與此同時，並就其長遠來看，也必須面對不同形式的壓迫的起源，其內在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本質部分。這並非說這一本質部分是所有罪惡的淵藪，而是就其作爲資本主義的革命動力而論，它改變、破壞、解構並重構了人們生活、工作、人與人之間及人與環境之間發生關聯的方式。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問題決不是是否將會發生改變，而是我們能夠期待何種改變，爲其做出規劃，並在其到來預先打造出它的形態。

　我希望對正義多樣性及對上文所述的這種深層問題的考慮，可以爲當代的思考定下基調。借助於這種考慮，我們可以尋求打破政治、想象和體制的局限性的方式，而長久以來，這些局限性限制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對正義和合理性的普遍概念的批判仍然在繼續——無論這些概念是被定置在市場還是定置在國家福利資本主義之中，而當正義和合理性的另類概念在近二十年的新的社會運動中已經出現，對這些概念的接受，不僅是具有理論的意義，而且具有解放的潛能。馬克思和柏拉圖曾經看到，“在平等的權利之間由權力作出決斷”，儘管這一情形到最後將仍然是真實的，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對解決近幾年許多城市病症的方案的強制推行，以及傾聽正義和合理性的另類概念能力的匱乏，無疑還是問題的一部分。我粗略描述的那些概念所針對的是這個時間、這個空間內爲數衆多的被排斥者、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而就我們和他們中的多數人而言，這些說法或許看起來都是顯而易見的、毫無疑義的、公正而樸素的常識。然而恰恰就是因爲這些被廣泛秉持的概念，那麽多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和市場的花言巧語失敗了。同樣的理由，恰恰就是從這些概念之中，一個真正具有解放和變革能力的政治才能夠形成。“抓住時間，奪取空間”（Seize the time and the space），他們將圍繞湯普金斯廣場公園如此言說，而這也的確顯示出適當的時間和空間供我們這樣去做。如果完全包圍東歐的某種牆壁即將倒塌，那麽確實，我們也能夠開始著手去推倒我們自己城市中的牆。

　原載《城市和地區研究國際雜誌》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