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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社會學中，倡導反思性研究，提出"反思社會學"的學者從1970年代開始就已經有了，如現象學、闡釋學、常人方法學以及後現代社會學等理論，先後都有社會學者提到"反思社會學"的問題。1 但與當代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相比，其分析的深度和影響力似乎都要少得多。
在社會學中，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個體"與"整體"、"主體"與"客體"、"微觀"與"宏觀"等各種各樣的二元對立命題。作爲當代著名的社會思想家，布迪厄一生都致力於批駁和揚棄這些二元對立思想，如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知識模式的對立、符號性分析與物質性分析的分離、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長期脫節等等。因爲在布迪厄看來，上述二元對立中的一元選擇體現了對社會現實的常識性知識，正是這種常識性知識妨礙了社會學的活力。因此，他認爲社會學的危機正是正統社會學的危機，而要進行科學的社會學研究，就必須反思性地考察科學的物件以及從事科學的研究者自身。爲此，從社會實踐的主客統一性出發，在對語言交流和文化現實的反思性批判中，通過實踐理論(praxeology)來建立一門反思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已顯得十分必要。而這種以實踐爲出發點，以反思性爲基本原則的反思社會學與以往其他社會學者對"反思社會學"的研究相比，形成了布迪厄自己獨特的研究特徵，這主要表現在：
從反思的主體來看，與僅僅把個人作爲反思主體的其他學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歸自身"，既把個人作爲反思的主體，又認爲反思社會學是一項集體事業，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經驗主體的範圍，而要延伸到科學的組織結構和認知結構，因而，"反思的主體最終必然是要作爲一個整體的社會科學場域"1 。從反思的物件來看，"反思社會學的基本物件不是個別分析者，而是植根於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3 。因爲，每一個社會學家不僅受到他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的影響，而且爲其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時，每個人都帶有天生的唯智主義偏見，這種偏見一方面會使學者在構建自己的研究物件時，不自覺地將其與物件的關係投射到物件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學究式的謬誤"之中，對深深嵌入我們對世界的思考的事實中的、內化於概念、分析工具和經驗研究的實際操作中的預設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論的邏輯代替和否定實踐的邏輯。從反思的目的來看，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不是要破壞社會學的認識論保障，而是要鞏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觀性，而是要擴大社會科學知識的範圍，增強它的可靠性。正是這一目標使布迪厄主張的反思性與現象學的、文本闡釋學的以及其他後現代形式的"反思性"分道揚鑣了。
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不僅使之與以前的社會學區別開來，而且形成了自己獨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論特色。在他看來，社會學是一門名副其實的科學，因爲它具有界定科學所需要的各種基本特徵。社會學家要想進行科學的社會學研究，就必須反思性地考察科學物件以及從事科學研究的研究者自身，考察在實地調查和理論分析時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因此，布迪厄倡導思維方式的多元性和從關係的角度來進行社會現實的分析與研究，並以雙重(而非二元)運動規律的辯證關係---即"內在性的外在化"和"外在性的內在化"爲基本假定所發展出來的"場域(field)"和"慣習(habitus)"等概念，來跳脫傳統的二選一的二元論思維困境的，並指出社會學的研究必須抛棄傳統的方法論迴圈：觀察→假設→實驗化→理論→再觀察，取而代之的應是新的認識論秩序：(與常識的)決裂→(科學物件的)構建→事實檢驗(即驗證)。因此，在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和實踐中，反思既是一個基本的理論概念和範疇，也是一個十分有效的實用技藝和武器，這充分表現在布迪厄的反思對社會學學科進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有利於增強社會學科學的自主性。社會學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無禮的干預和潛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爲社會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強和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其是否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判斷標準是根據它的科學研究是否能夠獨立於各種世俗權力、獨立於經濟和政治權威的干預來加以判斷的。"如果存在著一批共用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體性地掌握和運用，這本身就是爭取自主性的一種強大武器"4 。當然，要保持自主性，不僅要有自主性的社會條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學資本(包括各種防禦、建構、論辯的手段，以及得到認可的科學權威)。不過，社會學的特殊性質總是使其受到外來需求壓力的支配，在社會場域內，總有很多人自以爲擁有對社會世界與生俱來的知識，擁有天賦的科學；在科學場域內，總是存在著一些受"異治性（heterronomy）"支配而兜售常識的人，所有這些人的機會主義行爲，也起著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反思雖然不能完全消除這些人，但卻可以減少他們的危害。
其次，反思有利於推動科學的進步和知識的增長。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爲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像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總是以一種具有"元"科學性質的姿態來審視社會的一切領域。社會學家這門職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於它是一門力圖成爲"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爲，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麽，自己正在幹什麽，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瞭解。並堅決否定那種只肯將其他思想周圍研究物件的"元"觀念，因爲那種"元"觀念的唯一用途就是煽起毫無學術價值的爭辯和毫無學術的建設性提升。5 這樣就能消除由於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再次，反思有利於科學而獨立地建構起自己的研究物件。反思性原則於社會學來說之所以重要，不僅是由於社會學研究物件本身的結構和性質的特殊性所決定，還由於從事研究的學者本身具有思想、觀念、精神世界等，必須在反思中不斷把握其物件，並在把握物件的過程中，通過主、客體間的互動，即"互爲主體性"，進一步把握和理解自己，並調整自身與客觀物件和環境的關係。對社會學研究者而言，更具有實踐意義的是將關注視角首先轉換到其自身的社會學研究這個問題上來，而其中最爲關鍵的則是在其自身的社會學研究中科學而獨立地建構研究物件。布迪厄指出，社會學裏登峰造極的"藝術"便是能在十分簡樸的經驗物件裏考慮具有高度"理論性"的關鍵問題，而這一高度"理論性"的關鍵問題又是與研究物件的嚴格建構緊密相關的。當一種思維方式能夠把在社會上不引人注目的物件建構成科學物件，或者能從一個意向不到的新奇角度重新審視某個在社會上倍受矚目的顯赫的話題時，它的力量就會凸現得更爲明顯。"今日的社會學家正經歷著一種突變，他們的處境酷似當年的馬奈或福樓拜，後者爲了充分實現他們的摸索創造出來的新的現實建構方式，不得不將這種方式運用於新的物件上，而這些物件在習慣上往往被排除在學院藝術之外，因爲當時的學院藝術只關注那些被社會看作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人與事"。6 而要科學地建構社會學的研究物件，不僅要與日常性常識（ordinary common sense）與學究性常識(scholarly common sense)劃清界限，而且還必須做到對社會學家自己的操作過程和思考工具進行徹底質疑。 7
最後，反思有利於消除幻覺，使知識份子獲得更大的自由。知識份子往往自以爲有知識而自視高明，認爲自己全無幻覺，尤其是對自己全無幻覺。其實，由於社會決定機制無所不在，由於符號性的支配和對社會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識份子同樣存在著偏見和幻覺，不僅有對社會世界的幻覺，而且有對自己的幻覺。與此密切相關，知識份子喜歡獨立思考，喜歡從個性解放中尋求自由，卻忘記了"知識份子自由"背後存在的一種政治學。布迪厄認爲，對於個人來說，無意識與決定論是彼此契合的，同樣，知識份子的集體無意識是其與支配性的社會政治力量間契合關係的特殊表現。8 將反思社會學用於自身，可以産生更多的知識，發展自覺意識，擴大自由空間，從而把各種歷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範圍之內，有助於知識份子走出他們的幻覺；同時可以使知識份子確定和識別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場所自己切實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場所並沒有什麽自由，從而減少在自由問題上的盲目性。
二
毫無疑問，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是對個(人)性神聖性的正面抨擊，是對知識份子的自我觀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會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賦予某種符號尊嚴的人物)的直接批判，也是對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幻覺的無情揭示。他將反思性作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原則，一方面要求把研究物件看作是客觀和主觀因素相互滲透的複合體，看作是歷史運作的結果和當前各種現實力量合成的産物；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者本身對來自傳統知識和公衆常識的各種干擾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自覺的批判性。其實，社會學理論的反思本身就是社會學學術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與社會實踐的反思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爲，在社會學理論上出現的種種問題，都可以在社會學家的學術實踐中找到它的根源。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對於我們重新認識今天的社會學狀況，反思社會學與社會學家的學術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啓示：
第一，社會學家所處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狀況一時還難以改觀。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大量變遷中問題的出現，社會學家的社會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動的自由度似乎很大，社會學家的自我感覺也不錯。其實非也，這只是社會學家的一種錯覺。社會學家的社會地位與其他科學工作者的狀況無實質差異。從歷史上來看，學問特別是社會科學學問，主要是有閑階級酒足飯飽之後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榮發展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今天，如果僅靠工資生活，社會學家也許離貧困線並不太遠，很多人在思考學問的同時，不得不爲生計籌謀。另一方面，社會又對社會學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傳、政策諮詢、經營策劃等)，似乎社會學家都可以提供現成的答案；社會學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騁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牽著鼻子走。這一切就造成了社會學家個人的無意識和學術的無意識。無論是研究物件的構建，還是理論結論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會滲入其中，發揮作用，因此，社會學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這也許還不是一個造就大學問家的時代。社會學家需要對自己生活的社會條件做出認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行動自由。從學者自身的角度來說，"純粹的"學術是不應該以任何東西爲前提的，它只能根據自由理性進行思想、判斷，只有從自由理性出發，學者才能真正面對事物本身，他面對的現實才是真正的現實，而不是僞現實。社會學研究的首要目標應該是爲了建構我們所生活的"社會"，而不是被"社會"所建構。然而，遺憾的是，在社會科學中曾經占居核心位置的社會學與社會學家的地位正在日趨衰落。正如鮑曼(Z.Bauman)曾經指出的，隨著現代國家的不斷理性化，原本作爲知識與文化價值之立法的現代知識份子（主要是指人文社科領域的知識份子）此時已成了多餘。9 不僅如此，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雅俗文化之間的界限的消失，知識份子在注釋經典性文本方面的優勢地位頁喪失殆盡，這些無疑導致了知識份子（包括社會學者）的角色危機，人文領域內的知識份子面臨著被淘汰的威脅。或許這正是他們提出諸如全球化、後現代等新時代、新話語的原因，以此能夠使自己在一個人文社會學科已逐步被科學所取代的技術專制的社會中繼續合法地保留其重要性。與科技專家相比，現代社會學家失去了其重要地位，成了一個"解釋者"，他們在社會文化方面的權威地位被安全地限制在學院內部。10
第二，社會學的學術場域中還存在大量的失範現象。目前，整個社會科學的學術場域是一個比較混雜的場域，只要是在報刊上發表了某種討論社會問題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社會學家，而官方和業界的一些人士也紛紛謀求一個學者的頭銜。因而，在社會學的學術場域內，同樣也是假冒僞劣充斥。隨著全球改革的推進，民間研究機構的出現，社會學界打破了原來的一統天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科學場域和子場域，開始形成一種競爭的態勢。這對社會學的發展無疑是件好事。學術作爲文化傳承的基礎和社會進步的保證，是人類文明和理智的最高表現，所以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的、自由的和發展的。但是，由於現階段我們的學術批評、學術規範和學術評價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沒有有效的評價、激勵、篩選、淘汰機制，學者們的學術實踐和行爲不僅會有很多失範之處，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覺。各個子場域之間的競爭，學者們在學術場域內的相互爭鬥，不僅與在社會場域中的地位有關，而且也爲其在學術場域中的地位所決定，因爲很多事情都與社會學家的利害相關，使其難以自拔。
第三，社會學家的科學慣習令人擔憂。布迪厄把慣習看作是一種明確地建構和理解具有特定邏輯的實踐活動的方法，一種實踐操作的能力和創造性的藝術，合理的慣習既是某種適當的社會活動的先決條件，又是特定社會條件的産物。而科學慣習是一種"造就人"的規則，是體現在身體層面上的規則。它根據科學的規範在實踐中發揮作用，但並不明確意識到要把這些規範作爲自己行動的準則。在社會學家的學術實踐中，一方面，由於受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影響，很多人往往認爲，我們的認知物件和所有知識完全是客觀的，而不是被建構出來的，只要消極被動地複製，不需要積極地創造。也就是說，不必提出一些既現實又易於處理的理論假說，也不必進行必要的思想實驗和邏輯實證，就能從理論上再現現實社會生活的矛盾運動過程。另一方面，由於極端的人文主義社會學的影響，一些人把知識份子所從事的理論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種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種實踐建構活動。11 而在社會學家與其他社會科學家以及社會學家的相互交往和學術討論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場，就是藉以壓倒和"超過"對方，致使很多學術探討毫無結果。對此，我們在不斷進行反思和保持必要警惕的同時，一是要反對極端實證主義中不進行任何批判性考察就全盤接受以提供作自己概念的做法；二是要反對那些視這種反思意向只是某種哲學心態滲透的常識性社會學。而這一切都必須從根本上依靠體現在身體層面上的科學慣習來實現。
今天，社會學家實際上正陷入了難以抉擇的雙重約束中：一方面，爲了保持自己專業的純潔性和獨有性，不得不要承傳自己所謂的專業知識，從而可能陷入只是簡單機械地套用學究性常識來代替日常性常識的誤區之中；另一方面，如果要抛棄過去所謂的專業知識，他又可能失去學術傳統所賦予他的知識工具和話語方式，從而可能成爲只能依靠自我啓迪的業餘社會學家。對此，我們必須實現一種徹底的轉換。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去開闢、去創新，如果我們不能塑造一個"新人"，那至少也要培養一種"新的關注方式"，一種社會學的眼光。12 倘若沒有這種真正的轉換，沒有思想的更新，沒有精神的巨變，社會學者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就無從談起。
注釋：
1. 如古爾德納(A.Gouldner)在其《正在到來的西方社會學危機》一書中，就曾明確提出要建立一種"反思社會學"，其基本假設就是：理論是由人們的實踐以總體性方式所創造的，並爲他們檢驗的生活所塑造。因此，他所說的反思社會學是以社會學家對自身及其在社會世界中的位置的知識爲基礎，要求一種自覺的自我指涉，以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生産者。並認爲反思社會學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深化社會學家在任何給定的時間與給定的社會中他是誰和是什麽的自我意識，以及深化他的社會角色和他的個人實踐如何影響作爲社會學家的他的工作的思索。請參見： Gouldner,A.W.(1970)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PP483-490.
2.[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得著：《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頁。
3.[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得著：《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頁。
4.[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得著：《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頁。
5.鄧正來著：《關於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2頁。
6.[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得著：《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頁。
7.即一方面必須學習已經被檢驗過的現實建構工具（研究範式、問題框架、概念、技術、方法等），另一方面又必須具有一種嚴肅苛刻的批判性情，表現出無畏地質疑這些工具的傾向。因爲，一個研究物件的科學建構，並不是能夠通過某種開創性的理論行爲，就能夠一勞永逸地予以解決。
8.[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得著：《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頁。
9.Bauman, Z.(1987)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美]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著：《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頁。
11.特別是由於受學究式思維定勢的支配，一些人把實踐建構活動看作是一種人爲設計的産物，對個案研究和案例教學的忽視，對各種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隨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說與此無關。
12.[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得著：《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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