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專家：布迪厄】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份子和知識政治

作者：徐賁／2002-04-12／世紀中國 

　　在過去的三、四十年廣義的文化研究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成就與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巴爾特(Roland Barthes)和艾科(Umberto Eco)的符號學、梅茲(Christian Metz)的電影理論、雷非布弗(Henri Lefebvre)的都市研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哲學和德裏達(Jacques Derrida)的現代語言論述等一樣享有盛名。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極爲關注知識份子行爲。布迪厄的現代社會研究特別重視社會分層、政治矛盾、不平等社會關係、象徵權力和象徵暴力、統治和被統治關係的再生等一系列問題。社會學對社會關係基本問題，如怎麽劃分社會階級，怎麽界定社會群體，怎樣的劃分和界定才具備正當性和合法性等等的考察，它本身就必然涉及象徵權力的爭奪。知識份子是象徵産品的主要生産者，因此在這一爭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知識份子分析也因此而成爲現代社會分析的一個關鍵部分。布迪厄對知識份子的分析是一種以"象徵生産者"角色爲著眼點的知識份子文化社會分析。

　　一、知識圈子和圈內習性

　　布迪厄從文化社會學來研究知識份子，首先是拒絕從預設的知識份子普遍定義來討論知識份子問題。他認爲，誰是知識份子，哪些可以算作是知識份子的基本特徵或素質，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本身就包含著不同利益的爭奪。回答這些問題，關鍵在於要具備回答這些問題的資格、權威和權力，而這些資格、權威和權力是在不同層次的社會和文化領域中形成和再生的。(1988b:第269頁) (文中凡引述布迪厄著作處，均在括弧中直接以出版年份加以標明)因此，從社會學研究知識份子，實際上就是研究那些與此有關的社會文化領域，布迪厄稱這種領域爲"圈子"(champs或fields)。

　　布迪厄用文化經濟學來分析"圈子"。布迪厄的文化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同，它強調的不是自由的資本交換，而是不自由的資本交換，也就是那些在特定權力關係支配和影響下的資本生産、流通和再生情況。在布迪厄那裏，圈子指的是由尊卑、高下、優劣等一系列關係構成的專業場所。圈子是由不同"位置"間的客在關係所形成的"網路"和"建構"，這些位置由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所決定。〔注1〕形成圈子的不同位置間存在著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在不同位置上行爲者相互爭奪以獲取、積累或壟斷不同形式的資本(物質、服務、知識、身份、地位等等)。圈子就是這些資本生産、流通和佔用的場所。圍繞不同類型資本的爭奪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圈子。知識(分子)圈子就是象徵物品生産者(如藝術家、作家、學者)爭奪象徵資本的地方，知識份子圈子的各種體制、組織和市場都以象徵資本的生産、流通和獲取爲其主要特徵的。

　　在布迪厄那裏，圈子不僅是解釋文藝創作、學術研究和教育等具體知識領域中文化資本運作的核心概念，它也是把握其他領域的一般結構特徵的鑰匙。布迪厄的圈子分析因此超脫了一般市場分析的限制。布迪厄很重視不同圈子所共有的"不變法則"或"普遍機制"。布迪厄把圈子看成是人們爭奪有價值資源的場所，這種資源就是不同形式的資本。當人們相互爭奪有價值資源時，資源也就形成了"權力的社會關係"。(1989b:第375頁)知識圈子中人們爭奪的是文化資源或資本，這和人們在商業圈子中爭奪經濟資本，在政治圈子中爭奪權力資本形成了區別。在不同的圈子中，人們對什麽是圈內最有價值的資源這個問題本身就有爭議。所以，圈子的資本爭奪包括爭奪規定有價值資源的合法性。

　　布迪厄強調，儘管現代社會中的不同圈子具有相對獨立的自足性和競爭規則，但不同的圈子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參照的同型性。例如，在法國的權力圈子和精英高等教育圈子之間就存在著"結構同型"關係，學校越好，進入權力高層的機會就越大。(1989b:第373頁)又例如，在律師和社會階級之間同樣存在著"同型對應"關係，律師名位越高就越爲上層階級服務。(1987a:第822，850頁)再例如，文化生産者和消費者之間也有類似的同型關係，從事大衆文化生産者在文化圈中的低下地位與大衆文化消費者遭受精英文化消費者的歧視是一致的。(1984b)

　　布迪厄用"習性"(habitus，亦可譯爲"習慣行爲")來解釋存在於不同圈子間的同型關係。在布迪厄那裏，習性指的是"不同領域間活動的統一原則，"(1977:第83頁)習性使得不同圈子中的行爲者表現出相似的稟性傾向。圈子分析的要旨並不在於確定不同圈子間全然客觀的區別，因爲這種貌似客觀的圈子分析定然會將圈子和圈子成員的行爲割裂開來。"習性"這一概念強調的正是行爲者與行爲環境的密切聯繫，所以它特別能說明那些不受客在圈子限制的跨圈子的"結構同型性"和"轉化關係"。(1977:第83-4頁)在布迪厄的行爲理論中，習性和圈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爲行爲就是這二者相互作用的結果。布迪厄強調，行爲既不能還原爲表現爲圈子的"當下的環境"，也不能還原爲"生成習性的過去環境"，行爲來源於這二者間的相互關係。(1990b:第56頁)

　　布迪厄曾用"文化下意識"、"習慣力量"、"深層內化的基本模式"、"思想習慣"、"觀察、領會、行動的腦、體程式"、"有節制靈活運用的生成原則"等不同的說法來說明習性。習性所指的不是個體性的、技能性的熟練習慣，而是一種集體性的、持久的、規則行爲的生成機制。布迪厄強調"習性"一詞的關鍵是"稟性"。"稟性"(disposition)特別能表述"習性"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義。它首先是指"起組構作用的行爲結果"，近似於"結構"這一概念。它還指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種習慣狀態(尤指身體)，特別是指一種趨向、傾向、素質、偏好。"因此，在布迪厄那裏，"習性"有兩層意思，一是結構，二是傾向。(1977：第214頁)習性是外部條件結構轉變爲自我期待的結果，這一由外轉內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化的過程。在等級化的社會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將實際生存可能性內化而形成種種不同的行爲傾向(自我期待、應對方略、行事標準等等)，這些不同的行爲傾向也就是不同的習性。習性一方面在制約行爲，另一方面又在産生行爲。習性是行爲的結構性限制，但又是行爲(包括觀察、自我期許)的生成模式。

　　以往研究知識份子者大多從理性類型出發，著重說明知識份子所謂的典型稟性和素質。例如，席爾斯(E. Shils)就認爲知識份子的基本特徵是"對神聖的不凡敏感，對世界本質和社會規律的不平常的反思。"〔注2〕科瑟(L. Coser)稱知識份子是"永遠不對事物表示滿意的人，"是"爲思想而非靠[別人]思想的人。"〔注3〕布迪厄所強調的知識份子稟性與這種意義上的稟性特徵完全不同。布迪厄強調的不是唯意志論的選擇，而是在實際生存環境的限制下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門道和路數。知識份子的習性指的是知識圈中行事的路數和門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布迪厄把知識份子習性概括爲"貴族禁欲主義"。與它相區別的是"及時行樂主義"的有產階級(資產階級)習性。知識份子的貴族禁欲主義"趨向於最廉價、最嚴格的閑逸活動和嚴肅甚至苛刻的文化行爲，"換言之，也就是窮高貴。這種習性在教師這樣的知識份子那裏尤其顯著，這一習性使得他們可以"從他們自己的文化資本和空閒時間取得最大的利益，同時儘量減少花費開銷。"像教師這樣的知識份子，他們的"經濟能力很少能與其趣味要求相配，這種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懸殊使得他們不得不成爲貴族禁欲主義者(一種頗爲寒酸的儘量不浪費的'藝術'生活方式)。"(1984a:第286，287頁)布迪厄所說的知識份子習性不是本質的，而是相對而言的，不是意志主導的，而是由客觀生存條件形成的。對於知識份子的客觀生存條件，布迪厄尤其重視他們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間的矛盾，而這兩種資本又都與現代社會中權力爭奪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

　　二、統治階級中被統治的部分

　　布迪厄區別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標準是前者佔有寶貴資源的優勢。但是布迪厄所說的統治階級的內部還有區別，原因是內部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分配不均。例如，文藝人士、科學研究者和教授等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而工商企業家則擁有雄厚的經濟資本，這兩種人之間存在著優劣、上下位置之爭。布迪厄認爲，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間存在著強弱優劣之別，而佔有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所代表的實際上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部分，"或者"權力圈中的被統治一端。"(1984a:第176頁)就其階級地位而言，知識份子處在既統治又被統治的矛盾地位中。他們隸屬於統治階級是因爲享有文化資本的權力和優惠。他們有力量是因爲他們有能力提供或顛覆社會秩序的合法性。但是，他們卻不得不受支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者的統治。從根本上說，文化資本對於經濟資本的獨立自足性只是相對的，遠不如精神生活崇尚者所誇大的那麽完美超然。布迪厄將知識份子確定爲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部分，與一般的知識份子自我形象頗爲不合。這在法國和中國都差不多。在法國，自從左拉時代的德萊弗斯事件以後，知識份子就往往與政治左派和工人階級政黨、工人運動組織站在一邊，成爲正義的化身或下層群體的代言人。布迪厄質疑這種知識份子神話。在布迪厄看來，知識份子立場是由其特權地位和職業利益所決定的，他們與工人階級的團結其實很脆弱。同樣，中國知識份子自五四運動以來與民主自由理念的結盟也具有極大的曖昧性和脆弱性，出於其特權和本身利益的需要，中國知識份子同樣也可以安然身處於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統治階級之中。

　　儘管知識份子在權力爭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布迪厄並不認爲他們構成一個特別的社會階級。某些文化資源確實使知識份子形成了與政治、經濟權力爭奪獨立自足的能力，但這尚不足以形成一種階級基礎。在知識份子行爲最活躍的圈子中(文藝、科學、教育、司法、企業管理等等)，文化和經濟資本互動關係多有不同。即使在同一圈子中，知識份子也有上下、尊卑、優劣的占位之別。這些都使得普遍知識份子階級無法形成。布迪厄反對僅僅以階級地位來衡量知識份子的立場和行爲。他認爲，"一切知識份子之所以爲知識份子，首先是因爲他們在知識份子圈內佔據著要位。"(1972:第33頁)這種要位不一定是顯要，而是有份量。知識份子乃是在知識圈內有爭奪能力者。在布迪厄那裏，知識份子圈本來就是一個體制和市場的結合體，藝術家、作家、研究人員、學者在知識份子圈中相互爭奪象徵資源，爲自己的文藝、科研、學術産品爭取具有合法性的承認，而象徵資源則又能在一定條件下轉變爲經濟資源。

　　知識份子圈子成員間的爭奪，首先集中在圈內發言的權威性，有了這種權威，就能規定什麽圈內具有是合法性的文化産品。在種種知識份子圈中，上下、優劣、尊卑的位置區分特別重要。這種占位的差別和對立是由文化和象徵資本的不平等關係所造成的。(1983:第213頁)布迪厄把上下占位的區分看作是享有尊位的知識份子和他們的挑戰者之間的對立。這兩種知識份子的策略間有保守和顛覆的區別。布迪厄稱前者爲"正統"，後者爲"異說"。這兩種知識份子分別以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先知"和"教士"爲象徵原型。(1987b)布迪厄在這二者間看到的是"文化創造者"和"文化守護者"的區分和對立，前者創造新形式的知識，後者則再生和傳承具有正當性的那部分知識。就職業區別而言，這種對立往往存在于研究者和教師之間，也存在于獨立知識份子和教授之間。一者力求維護現有的象徵資本，另一者則謀求能取代它的新型象徵資本。

　　在藝術家和作家中，教士和先知之別則經常呈現爲先行者和新進者之間的對立。前者佔據著文化權威的位置，在文化圈子中享有相當的位置優勢，後者則正在尋求立足點，以圖崛起。布迪厄看到，這種衝突往往具有隔代性，輩份代溝往往也成爲既定秩序代表和求變者之間的分野。(1971a:第178頁)韋伯關於教士/先知的宗教社會學分析模式不僅幫助布迪厄說明知識份子的圈內爭奪，而且也幫助他解釋知識份子的圈外爭奪。

　　韋伯所說的官僚僧侶和魅力先知的鬥爭還涉及另一個方面，那就是雙方都想爭取一般社會大衆。布迪厄運用韋伯的這一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象徵商品市場》一文。(1971b)在布迪厄那裏，韋伯分析模式中的"先知"成爲十九世紀法國的現代派(或初期現代派)畫家，而"教士"則成爲學院派畫家。布迪厄把文化(藝術)體制本身看成是象徵生産的一部分。韋伯所提出的(官僚)僧侶和(魅力)先知的區別，在布迪厄那裏變成了不同的"象徵貨物"生産者，它們在"俗人"(laity)中爭奪消費者。

　　布迪厄認爲，知識份子並不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在爭奪象徵合法性的鬥爭中，知識份子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等級分歧。知識份子的圈內爭奪和圈外爭奪是不同的，這兩種爭奪是在知識份子生産的兩個不同範圍內進行的。前者是在同行內部的有限範圍內，而後者則是在大衆文化市場的大範圍中。這兩個範圍的區別也是精英市場和大衆市場的區別。對於知識份子來說，有限範圍內文化生産和爭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爲它的關鍵是專業合法性。藝術和科學都是非常專門的文化市場。這些文化市場參與者所爭奪的不僅是同僚的認可，而且還是設置標準及合法性的權威。(1971b:第55，62頁)知識份子圈之所以能對政治、經濟權力圈呈現出獨立，能把自己與它們相區別，全在於其掌握了自設標準和合法性的能力。

　　在布迪厄那裏，"區分"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區分不僅是知識份子圈與政治、經濟圈保持距離、確定獨立性的手段，而且更是知識份子圈內變動的根本動力。知識份子爭求個別特性的要求尤爲強烈，對於知識生命來說，沒有特色就意味著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