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了我事實，就可以給你法律。
--拉丁格言
一門嚴格的法律科學，區別於我們通常所說的法理學就在於它把後者作爲自己的研究物件。一旦做出這種區分，那麽這門法律的科學就立即使自己擺脫了法理學中處於主導地位的關於法律論辯，即形式主義和工具主義之間的論辯。形式主義主張司法形式在與社會世界的關係中是絕對自主的；而工具主義將法律看作是一種反映，或者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工具。
就像法律學者，尤其是那些將法律的歷史等同於其概念和方法的內在發展歷史的學者所主張的那樣，形式主義法理學將法律看作是一個自主的和封閉的體系，其發展只有通過其"內在的動力"才可以理解。1這種堅持法律思想和法律行爲的絕對自主性，確立了一種具體的理論思維模式，它完全不帶有任何社會決定的色彩。凱爾森試圖建立一種"法律的純粹理論"，這只不過是形式主義思想家努力建構一套完全獨立於社會約束和社會壓力從而徹底地建立在自身之上的教條（doctrine）和規則的最終結果而已。2這種形式主義的意識形態，即法律學者的職業意識形態，已經固化爲一種"教義"（doctrine）。
與此相反，工具主義者的理論核心趨向於將法律和法理學看作是現存的社會權力關係的直接反映，其中經濟決定了一切，尤其是表達了統治集團的利益，也就是說，它們是支配的工具。這種工具主義視角的典型例子就是路易斯·阿爾都塞所復活的機器論。3但是，阿爾都塞和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都是這樣一種傳統的犧牲品，這種傳統相信，僅僅通過指出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功能（例如，"大衆的鴉片"）就已經闡述了"意識形態"。悖謬的是，這些結構主義者竟然忽視了符號體系的結構，在我們所講的這一具體的情形中，他們忽略了司法話語的具體形式。在以儀式般的表面程式肯定了意識形態的"相對自主性"之後，4這些思想家忽略了這種自主性的社會基礎，即從政治場域（即權力場域）的鬥爭中浮現出來的歷史條件，這種自主性存在的必須條件是：要有一個使相對獨立於外在約束的司法體（judicial corpus）得以出現的自主的社會世界（social universe）（例如，一個法律世界），同時這個自主的社會世界還可以通過其自己的具體運作邏輯生産和再生産出這個司法體。但是，由於對使自主性成爲可能的歷史條件缺乏清晰的理解，我們就不能確定法律基於其形式對發揮其假定功能做出了什麽樣的貢獻。
相對自主性的觀念通常基於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建築上的隱語。當那些自認爲正在與經濟決定論決裂的人們，僅僅滿足於主張法律"深深地嵌套於生產關係的基礎之中"，5以便恢復法律的全部歷史功效時，這一隱喻依然在指導著他們。這種關注於將法律置於深層的歷史力量之中，又一次使人們不可能具體地想像法律由以産生並在其中行使其權力的特定社會世界。
要同假定法律與法律職業之獨立性的形式主義意識形態決裂，同時又不陷入相反的工具主義法律觀，就必須認識到這兩種對立的視角（一個從法律的內部，一個從法律的外部）同樣完全忽視了一種完整的社會世界（我將稱之爲"司法場域"）的存在，這一世界在實際中相對獨立於外在的決定因素和壓力。但是如果我們想理解法律的社會意味，那就不能忽略這一世界，因爲正是在這一世界中，司法的權威才由以産生並得以行使。6法律的社會實踐事實上就是"場域"7運行的産物，這個場域的特定邏輯是由兩個要素決定的，一方面是特定的權力關係，另一方面是司法運作的內在邏輯，前者爲場域提供了結構並安排場域內發生的競爭性鬥爭（更準確的說，是關於資格能力的衝突），後者一直約束著可能行動的範圍並由此限制了特定司法解決辦法的領域。
在此，我們必須考慮一下究竟是什麽使得作爲社會空間的司法場域這一概念與已經發展起來的系統概念（例如，在盧曼的著作中8）區分開來。"系統理論"提出"法律結構"是"自我指涉的"。這一命題將符號結構（確切地說，法律就是符號結構）與生産符號結構的社會結構混淆了。以至於它以新的名稱提出了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依賴其自身的法則進行轉化這一舊的形式主義理論，系統理論爲司法制度的形式表像和抽象表像提供了理想的框架。但是，儘管規範和教條的符號秩序包含了客觀的發展可能性（實際上也包含了變化的方向），它自身內部並不包含它自身發展動力的原則。9我準備將這種符號秩序區別於客觀關係所産生的秩序，這種客觀關係是由行動者在相互競爭控制法律決定權中所形成的行動者與制度之間的關係。因爲沒有這種區分，我們將不能理解這一點：儘管司法場域從可以想象的各種觀點中獲得表達其衝突的語言，但是司法場域自身包含了它自己在客觀利益的鬥爭中予以轉化的原則，這些利益與這些觀點是聯繫在一起的。
一、司法勞動的分工
一
司法場域是競爭壟斷法律決定權的場所。在司法場域內發生了行動者之間的直接對抗，他們都擁有某種技術性的資格能力（technical competence），這種能力不可避免地是社會性的，而且實質上就在於由社會所認可的解釋一整套文本的能力（capacity），這一文本確認了一個正確的或合法化了的社會世界之圖景。如果我們既要考慮到法律的相對
自主性，又要考慮到剛好由"誤識"（miscognition）帶來的符號效果（誤識源於對法律在與外在壓力的關係中的絕對自主性的幻想），就必須要認識到這一點。
相互競爭對過去遺留下來的法律資源之使用權的控制，有助於通過培育一個持續的理性化進程，在普通大衆和法律專家之間建立勞動分工。這一理性化進程最理想的狀況就是基於法律的裁決與基於樸素的公平直覺的裁決之間的分離不斷加大。這一分離的結果就是司法規範體系（無論是對於制定規範的人還是對於受規範所約束的人）看起來完全獨立于它賴以存在並獲得合法性的權力關係。
社會福利法（droit social）10的歷史清楚地證實了法律規範一直在記載著權力關係的狀況。它將獲勝者淩駕于被統治者之上加以合法化，並由此將這一狀況轉變爲被人們所認可的事實。這一過程還有這樣的效果：它將那些有利於法律之符號效果的模棱兩可特徵與權力關係的結構鎖在一起。例如，隨著其力量的增強，美國工會的法律地位也在不斷演進：儘管在十九世紀之初，基於保護自由市場的名義，工人的集體行動被指責爲"犯罪陰謀"，但是，經過一點一點的努力，工會終於獲得了法律的徹底認可。11
在司法場域自身的內部，也存在著勞動分工，這種分工並沒有經過有意識的計劃就建立起來了。相反，它是通過司法場域內行動者之間與制度之間在結構上組織起來的競爭中確立的。這一勞動分工才構成了規範和實踐體系的真正基礎，這一體系就其原則的公平性、規則表述的連貫性和適用的嚴格性來看，好像是先驗地（a priori）建立起來的。它看起來既參與了科學的實證邏輯又參與了道德的規範邏輯，由此，才能夠通過一種必然性使人們無可置疑地普遍予以接受，而這種必然性既是邏輯的，同時又是倫理的。
二
從理論上講，不同與文學闡釋學或哲學闡釋學，對法律文本的解釋實踐本身並不是目的。相反，它直接針對一種實踐目標（practical object），並打算用來決定一些實踐效果。因此，要實現其效果，就要以對其自主性做出限制爲代價。由於這個原因，"權威解釋者"之間的分歧必然要加以限制，而且司法秩序根據其定義就必然要排除相互競爭的多重司法規範之間的共存。12解讀就是一種佔用潛藏于文本之內的符號權力的方式。因此，類似于宗教文本、哲學文本和文學文本，對法律文本的控制就是解釋鬥爭中所贏得的獎品。儘管法學家們相互之間就文本（其意義決不會以一種絕對的必然性強加於人）爭論不休，但是他們的爭論依然是一個群體內部的爭論，這個群體在等級層次上有嚴密的組織，而且有能力解決解釋者之間的和解釋之間的衝突。進一步講，解釋者之間的競爭受到這樣一個事實的限制：司法判決能夠區別於赤裸裸的權力操練僅僅在於，它們能夠表現爲對一致接受的文本進行合乎原則的解釋所得出的必然結果。如同教會和學校，司法機關也依照一種嚴格的等級制不僅來組織司法體系及其權力的不同等級，也由此來組織以此爲基礎的判決和解釋的等級，而且來組織給這些判決賦予權威性的法律規範和法律淵源的等級。13 因此，司法場域就像一種\"機器\"（apparatus）來運作，以至於法律解釋者的那種自由形成的慣習（habitus）14的凝聚力由於對等級分明的法律職業者群體的紀律而得到強化，這些法律職業者擁有一套固定的程式來解決那些其職業在於解決衝突的那些人們之間的任何衝突。這樣，法律學者就有從容的時間來使他們自己相信，法律的基礎是由它自己提供的，它基於一種基本性規範，一種象憲法這樣的"規範的規範"，所有低級的規範反過來都是從這種基本性規範中演繹出來的。15法律職業者的一般意見（communis opinio doctorum）植根於法律解釋者群體的社會統合（the social cohesion）之中，它們傾向於給法律理由的歷史形式和這些歷史形式所生産的社會整體的有序圖景的信仰，賦予一種具有超驗基礎的表像。16
在每一個文化生産的場域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趨向：將特定歷史共同體所分享的圖景想象爲一個超驗主體的普適經驗。這種場域看起來是這樣一些場所：其中普遍理性實現它自身，而與它由以展示的社會條件沒有任何關係。在《學院的衝突》中，康得注意到"高級學科"，即神學、法律和醫學，被明確地賦予了某種社會功能。在每一個這樣的學科中，一般說來，一旦其理論根基17的問題似乎要轉變爲真正的社會實踐問題，一種嚴重的危機就肯定會出現在給這門學科授予社會功能的契約中。看起來今天正要出現這樣的情形。18
三
司法語言極其清楚地揭示出司法場域的運作邏輯中所蘊含的佔用效果（appropriation effect）。這種語言將直接取自日常語言的要素與日常語言所陌生的要素結合在一起。但它具有一種實現非個人性和中立性的修辭手法所具有的所有標誌。司法語言所特有的語言程式，大多數有助於産生兩種效果，即中立化效果和普適化效果。中立化效果是由一套句法規則的特徵所産生的，如被動的和非人稱的法律解釋佔據了主導地位。這些句法特徵意欲標示出規範表述與個人是無關的，同時，將言說者確立爲普適的主體，他既是公正又是客觀的。普適化效果是由下列一組相互契合的程式（convergent procedures）所産生的，諸如系統地訴諸陳述語調來表述規範19；使用現在和過去時態第三人稱單數的判斷動詞，以強調表達的內容是事實（the factual），這正是官方陳述和報告的修辭特徵（例如"接受"，"承認"，"保證"，"已說明"）；使用不定式和不指代具體時間的現在時（或者說是"司法的未來狀況"），試圖表達法律規則的一般性和永恒性；訴諸某些超主體的價值，這些價值假定存在一種倫理上的共識（例如，"像一個負責任的父母那樣行事"）；訴諸一些固定的公式和措辭，這些東西幾乎不可能因人而異。20
這樣一種體現自主性、中立性和普適性的修辭技術，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意識形態面具，它可能是思想和實踐實現真正自主性的基礎，它表達了司法場域的整個運作過程，尤其是表達了法律規範體系總是要服從的理性化運作。多少個世紀以來無疑都是這個樣子。其實，我們所說的"法律感"和"法律能力"剛好說的是這樣一種普適化的態度。
這種態度就構成了司法場域的入場券，當然可以肯定的是，還多少要掌握一點世代相傳所積累起來的法律資源，包括規則文本（canon of texts）、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和再生産出規則的行動方式。這種基本態度主張生産一種特定的裁決形式，它完全不同於我們經常運用的普通公平感的這種直覺，因爲這種裁決形式是從一個內部連貫一致的規則體中嚴格演繹出來的。這種態度也是一致性的基礎之一，這種一致性可以使個人的不同態度達成一致並相互支撐，甚至那些依賴生産和銷售法律物品和法律服務的人們在競爭同一職業資産時，這種一致性也可以將他們團結起來。
四
一套規則、程式和普適性主張的發展是勞動分工的産物，這種分工源於不同形式的能力（既相互敵對又相互補充）之間的競爭。就像與不同位置聯繫在一起的特定資本的多種形式一樣，21這些資格能力的不同形式也是在司法場域中發揮作用的。比較法律史無疑支援了這種觀點：即假定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以及同一法律傳統中有不同的時期，不同類別的法律行動者之間的等級序列以及這些不同類別本身的等級序列，就會依照特定的不同時期，不同的民族傳統，以及它們所劃定的不同的專業化領域（如公法與私法），産生相當大的不同。
結構性的敵對，即使在那些截然不同的法律體系中，也同樣使沈溺於純粹的建構法律教條的"法律理論家"處在與只關心法律適用領域的"法律實務者"（practitioner）相敵對的位置上。這種敵對狀態源於長期以來的符號爭奪，在這些符號爭奪中，作爲對規範文本的權威性解釋，對法律工作的不同定義相互發生了衝撞。權威解釋者的這種不同類型趨向於將他們自己劃分爲兩個相反的陣營。在一個陣營中，對規範文本的解釋旨在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發展法律的教條，即這個陣營壟斷了這樣的法律職業：負責傳授以常規化和形式化的方式存在的現行有效規則。在另一個陣營中，對規範文本的解釋旨在在實踐中評價某一個具體的案件，即法官有責任採取法律推理（acts of jurisprudence），因此也就至少在某些具體情況下，有責任對司法解釋做出貢獻。但事實上，法律、規則和規章的制定者總是必須考慮整個法律群體（尤其是法律實務者）的反應，這些反應有時是抵制。這些專家能夠將他們的法律能力服務于他們的客戶的利益，並且在那些無窮無盡的法律技巧上下功夫，借助這些技巧使得法律的效果無法施加在這些客戶身上。實際上，法律實際意義僅僅取決於受不同具體利益驅動的不同法律群體（比如法官、法學家、律師）之間的面對面的爭鬥。這些法律群體本身反過來又劃分爲不同的集團，他們受不同利益（其實，有時是敵對的利益）的驅使，這些利益依賴於他們在法律群體中內在等級體系中的位置，而這些位置毋寧說更緊密地對應于他們的客戶在社會等級
體系中的位置。
其結果是，法律生産的比較社會史和關於這種生産的法律話語的比較社會史一方面系統地闡明了在符號爭鬥中這些位置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系統地闡明了在司法勞動的分工中這些位置之間的關係。傾向於強調法律的句法結構，毋寧是法律理論家或教授們的特徵，而關注法律的實用方面，更可能是法官的特徵。但是，社會史同樣也應當考慮導致司法工作兩極化趨向的相對權力的種種變化之間的關係，這些變化取決於地點和歷史時刻，同時也應當考慮導致司法場域的權力結構內的兩個群體的相對權力的種種變化之間的關係。
司法體的形式本身，特別是其形式化和常規化的程度，似乎特別取決於在特定的具體時刻，"法律理論家"與"法律實務者"、法律教授與法官、法律注釋家與法律專家在司法場域權力結構中的力量對比關係；也取決於他們各自的施加其法律觀和法律解釋觀的能力。不同法律群體施加其特定的法律觀的相對權力的種種變化，有助於說明區分國家法律傳統（特別是在所謂的羅馬日爾曼法律傳統與英美法律傳統之間所作的主要劃分）的系統性差異。
在德國和法國的傳統中，法律，尤其是民法，似乎是一種真正的"教授的法律"，她強調法律教條高於程式，並且高於有關舉證和執行判決的所有事情。這種學術的支配地位再生産出並強化了高級法律官（high magistracy）對法官的支配，前者是與法律院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後者畢業于普通大學。比起在"工作中"接受法律訓練律師，他們更傾向于承認官員解釋法律的合法性。相比之下，在英美傳統中，法律是法理學的（判例法），幾乎無一例外地基於法院的判決和先例規則，其法典化程度很底。這樣的法律制度優先考慮程式，程式必須是公正的（"公正審判"）。這種法律首先是在實踐中掌握的，或者是通過教育技巧掌握的，這種教育技巧的目的是盡可能地模仿職業操作中遇到的條件，比如，英美法學院中採用的"案例教學法"。在此，法律規則並不主張建立在道德理論或理性科學上，其目標僅僅是解決一個法律訴訟，她故意將自己置於關於具體適用法律辯論的層次上。只要人們認識到在一個具體案件中，起決定作用的法律家（jurist）是處於法律實務者的等級序列中的法官，那麽就可以理解這種規則的地位了。
五
不同法律傳統中的不同種類法律資本的相對權力，是與法律場域在更大的權力場域中的總體位置聯繫在一起的。這個位置通過給"法治"或政府規章賦予相對分量，決定了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行動的界限。在法國，目前的法律行動受到了國家和國家行政學院生産出來的技術官僚們的權力的限制，這種權力在廣大的公私行政管理領域發揮著作用。
另一方面，在美國，主要的法學院所生産出來的律師，能夠在法律場域之外的領域，即在政治、行政、金融或工業領域中佔據位置。司法場域在美國所擁有的更大的力量，導致了托克維爾以來人們一直提到的，在法律的社會角色方面産生了某種系統的差異，更確切地說，在可能行動的世界裏，尤其是在糾正具體錯誤的運動中，法律資源所扮演的角色方面産生了某些系統的差異。
不同類型法律資本的擁有者，在其具體的法律解釋工作中服務於非常不同的利益和世界觀，他們之間的敵對並不妨礙他們發揮的作用相互補充。事實上，這種敵對爲符號支配的勞動分工的微妙形式提供了基礎。在這種微妙的形式中，客觀上彼此相互共謀的對手都滿足了對方的需要。法律條規（juridical canon）如同存儲權威的地方，保障了個別的法律行動，一如中央銀行保障了流通一樣。這種保障說明了採取預言的架勢和傾向這種法律慣習相對趨向於減弱了，這種減弱的趨勢在法官中尤爲明顯，他們更喜歡扮演讀經者（lector）或解釋者的角色，隱藏在簡單適用法律的表像背後，而且當她或他事實上在從事創造法律的工作時，他們傾向於掩飾這種事實。22 一個經濟學家，無論他是如何直接捲入到實際的行政管理中，依然和那些純粹的經濟理論家聯繫在一起，雖然後者生産的數學定理多少缺乏真實經濟世界中的具體所指物件，但是由於他的理論獲得了最不純粹的經濟學家的認可，從而使得他區別于純粹的數學家。與此相似的是，最低級的法官（或者說，追蹤與其最終發生聯繫的關係，甚至還包括警察或監獄的看守）通過合法化的鏈條與純粹的法律理論家和憲法專家是聯繫在一起的，這種合法化的鏈條使得其法律活動擺脫了任意暴力的範疇。23
法律理論家與法律實務者都主張自己壟斷了對司法權的合法行使，這種競爭性的主張形成了永恒的衝突，其實，在這些永恒的衝突中，我們不難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動態的、功能性的相互補充。法律學者和法律理論家傾向于將法律導向純粹的理論，將法律安排在一個自主且自足的體系中，使得法律在關注一致性和正義的同時，擺脫了它在實際操作中産生的不確定性或縫隙。另一方面，普通法官和法律實務者更關心這種法律體系在具體情形中的適用，使得法律發展爲一種針對具體情形的決疑術（casuistry）。他們並不是求助於關於純粹法的學術論文，而是使用一套針對實際的要求和迫切需要發展起來的職業工具：成套的法律書，法律摘要，法律辭典以及現在的法律資料庫。24法官直接參與了對衝突的解決，他直接面臨無數的、不斷翻新的法律上的緊急情況，他負責將法律體系適用于具體現實，這個體系如果只是留給理論家的話，就會有將其局限於嚴格的理性主義之危險。通過賦予法官在適用規則中對規則進行或多或少的擴張解釋的自由，法官在法律體系中引入了變遷和革新，這些變遷和革新對於法律體系的存在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緊接著，法律理論家就必須將這些變遷整合到法律體系之中。法律學者通過對法律規則進行理性化和形式化的工作，實現了保障一套原則和規則體系的連貫一致和永恒不變所必須具備的同化功能。這些原則和規則一旦被同化之後，就絕不能還原爲有時矛盾的、複雜的、且最終無法掌握的一系列連續不斷的法律推理活動。
與此同時，儘管法官的位置和稟賦使得他們傾向於僅僅依賴他們的正義感，但是這些由於被同化而保持連貫一致的原則和規則爲法官提供了這樣一種手段：使他們的判決區別於衆所周知的卡地司法（Kasijustiz）25的任意性。法律學者的角色，至少在所謂的羅馬日爾曼傳統中，並不是描述現存的司法實踐，或者描述那些被認爲是合適規則操作的條件，而毋寧是通過發展出一套基於理性原則的且適合於普遍適用的系統性的規則體系，將司法實踐中所涉及到的原則和規則加以形式化。因此，這些法律學者就具有兩種思維模式：一種是神學的思維模式，即他們努力在法律文本中揭示出什麽是公正的，另一種是邏輯的思維模式，即當他們將法律適用于特定案件時，他們宣稱是將演繹方法運用到實踐中。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門"法律規則的科學"（nomological science），即一門法律和法律創制（law-making）的科學，而法律形成就是以科學的術語來陳述法律應當是什麽樣子。仿佛努力將"自然法"的兩種不同的含義統一起來，他們採取注釋的方法，旨在依靠邏輯的指導將實在法理性化，這種邏輯的指導對於保證司法體的一致是必須的，同時，對於在法律文本以及在其相互作用中發現無法預見的後果，從而填補法律中所謂的縫隙來說，這種邏輯的指導也是必須的。
法律學者的這些工作在歷史中發揮了巨大的效力，這些工作由於變成其研究物件的一部分，從而成爲研究物件發生轉型的首要因素，對此我們怎麽說都不過分。但是，我們不應當被法學理論家們關於司法活動的那些洋洋得意的表述而搞的誤入歧途。26無論誰，只要不馬上接受作爲法律場域之運作基礎的這些前提假定，就很難相信法律學者的純粹建構，還有少數普通法官的判決，是按照使所有這些職業法律家們的獲得榮譽的精神支點--演繹邏輯--進行的。就象"法律現實主義者"證明的那樣，要發展出一種完美的理性的的司法方法論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將某一個法律規則適用於一個特定的案件是一些相互衝突的權利之間的相遇，法官必須在這些權利之間進行選擇。從先前的案件中引申出的"規則"從來都不可能完全地、簡單地適用到一個新的案件中，因爲從來都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案件，因爲法官必須確定適用於前一個案件中的規則是否能夠以這樣的方式延伸到後一個案件中。27一句話，法官遠遠不是一個簡單的法律執行者，他的角色並不是從法律中推演出那些可以適用於眼前案件的結論，相反，他享有一定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無疑成爲衡量他在法律權威這一特定資本的分配結構中所處位置的最佳尺度。28 法官的判決基於邏輯和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非常接近於他必須做出解釋的法律文本的價值。確實，法官的判決具有發明的功能。儘管成文規則的存在無疑會減少行爲的可變性，儘管法律行動者的行爲多少會嚴格地參照和服從法律的要求，而與此同時，法律判決中以及先於判決並預先決定判決的行動中，諸如警察機關關於逮捕的決定，依然有任意的成分。這些任意性可以歸結爲組織性的變數，諸如決定機關的組成或當事人的認定。
六
法律解釋通過將法律淵源適用於新的環境，通過在這些新的環境中發現新的可能性，通過消除那些已經被取代的規則或過時的規則，導致了規範的歷史化。假使規範文本極其富有彈性，它可以完全變成不確定的或含糊不清的，那麽裁判（declaratio）中對規範文本進行闡釋將會從這種極度自由中受益無窮。法律作爲一種聽話的、可以適應不同情況的、柔順的工具，被迫接受判決（在這些判決中，法律並沒有起什麽作用）的溯及既往的理性化，這並沒什麽稀罕的。法學家和法官都有權隨心所欲地利用法律原理的多重含義或含糊不清之處，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他們的手段就是訴諸這樣一種修辭裝置，這種裝置作爲restrictio（狹義解釋）是這樣一道程式：必然要避免適用按字面意思應當適用的法律；作爲extensio（廣義解釋）是這樣一道程式：允許適用按照字面意思不應當適用的法律。此外，他們的手段還包括一整套的技術，諸如類推、區分字面意思與立法精神，這些技術趨向於實現法律彈性的最大化，甚至使法律的矛盾、含混和空隙實現最大化。29
事實上，法律解釋決不僅僅是法官考慮爲判決提供法律基礎的單獨行爲，判決至少就其起源而言，與法律和理性無關。法官既不是作爲一個小心翼翼地、忠實地適用規則的解釋者來行事（如同加達默爾相信的那樣），也不是作爲受"具體化的方法"的嚴格演繹所束縛的邏輯學家來行事（如同Motulsky宣稱的那樣），法律顯示在判決中的實踐內容是擁有不同等的技術性技巧和社會影響的法律職業者之間進行符號爭奪的産物。因此，他們通過探求和開發"可能的規則"來安排可用的法律資源的能力是不平等的，而且他們有效地使用這些作爲符號武器的資源以便在案件中獲勝的能力也是不平等的。人們可以在法律職業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中發現規則的司法效果，即規則的真實含義。假使他們所代表的敵對的位置具有抽象的公平性，那麽他們之間的這種權力關係就可以被看作是符合案件中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力關係。
無疑，法律判決與其說歸功於純粹的法律規範，不如說歸功於行動者的倫理稟賦。在這個法律判決被賦予了判斷（judgement）的地位時，理性化的進程爲這種判決提供了任何被認爲是合法的行爲（假使人們忽略了這種行爲的任意性）所擁有的符號的效力。這種符號效力至少部分依賴於這樣的事實：形式上給人們留下的邏輯必然性的印象同樣會玷污其內容，除非對此保持特別的警惕。韋伯以及其他人特別將理性主義法的理性（或理性化的）形式主義區別於儀式和古代判決程式（諸如個人發誓或集體宣誓）的巫術形式主義，前者以最爲理性的方式促成了法律的符號效力。30從帕斯卡爾時代以來，諸如對文本的形式化解讀、對判決的分析和宣佈這些解釋行爲就總是宣稱引起了分析家的關注，而這些旨在強化解釋行爲之權威性的儀式，僅僅有助於旨在表明判決表達的並不是法官的意志或世界觀而是法律或立法機關的意志（voluntas legis or legislatoris）這樣一種集體的昇華工作。
二、壟斷的機構
一
事實上，"司法空間"的機構意味著在行動者之間確立邊界。它區分了兩種行動者，一種有資格參與遊戲，另一種儘管發現自己也在其中，但事實上由於自己的沒有能力完成進入這個社會空間所必需的心理空間（尤其是語言態勢）的轉換而被排除在外。要確定適當的職業能力，要想在技術上掌握通常與出於常識的簡單勸告相反的一套複雜的知識，就需要認定非專家的公平感是不合格的，就需要撤銷他們對事實的天真理解，撤銷他們的"就事論事觀"。將要進入法院裁判範圍的個人，也就是說當事人，他對案件的普通想象與專家證人、法官、律師和其他司法行動者的職業想象之間的差異，絕不是不重要的。這種差異對於權力關係而言毋寧是根本性的，兩種假設體系、兩種意圖表達體系，即兩種世界觀正是建立在這種權力關係之上。這種差異正是排除非專家的基礎，它源於通過場域結構而確立的禁令制度，源於確立有關視界與分類原則的體系（這些原則被寫進了基本法即憲法中）。這種制度的核心就是假定有一種特殊的全面態度，這種態度尤其在語言方面是可見的。
儘管我們可能都同意，如同每一種專業化語言（比如哲學語言），法律語言也無非是以一種獨特的方法使用了普通語言，但是分析家一直很難發現這種"獨立與依賴相混合"的真正原則。31所謂語境或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網"的效果，並不是根據其通常意義來推斷語詞和日常語言的用法，但是，僅僅考察語境或"網"的效果依然是不夠的。影響所有語言特徵的變位元與假定某種一般的態度是聯繫在一起的，這種對所謂一般態度的假定不過是一系列視界與分類原則的混合形式。這些原則構成了場域，這個場域本身的特徵就在於它是在依賴中或通過依賴而實現獨立。提出言說行爲的哲學家奧斯丁感到驚訝的是，從來沒有人提出這種問題：爲什麽我們"用同樣的名稱稱呼不同的東西"。
人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麽我們這麽做不會産生任何問題。如果說法律語言本身就允許使用一個詞語來命名與這種詞語在日常使用中所指的完全不同的東西，那是由於語詞的這兩種用法是通過兩種語言姿態聯繫起來的，這兩種語言姿態如同（現象學上所說的）感知意識和想象意識一樣，截然相對。其結果是，通常所謂同一空間中兩個能指32之間的衝突可能導致的"同形異義的衝撞"（或誤解），其實是極少出現的。我們通常講兩個能指之間的相互分離的原則，並將其歸結于文本中上下文的效果，但這一原則不過是心理空間的二重性，而這一心理空間又依賴於支撐它的不同的社會空間。這種姿態上的不一致構成了所有誤解的結構性基礎，這種誤解可能發生在那些博大精深的法則的專業使用者（比如物理學家，法官）和普通的門外漢之間，這種誤解既可能是句法上的誤解，又可能是詞彙學上的誤解。這種誤解中最突出的就是在這種場合中發生的誤解：來自日常用法的語詞由於學術用法而使得它背離它的通常用法，在這個時候，它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普通的門外漢由於不理解其學術用法而按照通常用法而"牽強附會"地理解這個詞語。33
二
司法過程的運轉如同一個中立的空間，它通過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直接衝突轉變爲調解人之間的對話這一過程中所固有的去現實化（de-realization）和遠離現實，將任何處於衝突中的利害關係加以中立化。由於第三方在這場衝突中並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這與中立是兩回事），同時它還準備通過參考古老的文本和久經考驗的先例來瞭解當下處於緊張狀況中的現實，因此專門化的法律機構就不知不覺地引入一種中立化了的距離。至少在法官那裏，這就成爲一種發揮作用的命令，但是這種命令已經銘刻在最深層的慣習之中。對那些過分不設防地捲入到金錢交易或政治問題的第三方立即予以譴責和審查的貴族團體（a peer group），不斷地回想起並強化著一種禁欲苦行的、同時也是貴族化的態度，這種態度正是這種超然于外的中立化要求的內化了的顯現。一句話，將涉及個人利益的不可調和的衝突轉化爲平等主體之間受規則約束的理性論辯的交流，構成了一個與處於衝突中的社會集團相獨立的專業化機構的存在理由。這個機構負責根據已經確立的形式將社會衝突以公開的方式表現出來（public representation），並由此來找到被社會認爲是公平的解決衝突的辦法。這些解決辦法之所以被人們作爲公平的方案而接受，就是由於這種解決辦法的確定是基於形式的同時邏輯上也是連貫一致的學理規則，這種規則被看作是獨立於直接的衝突雙方的。34將法庭描述爲利益衝突由以轉化爲專家對話的一個獨立而有回彈力的空間，將審判描述爲一個井然有序地通向真理的過程，35這種自我表述（self-representation）剛好喚起了司法活動之符號效果的一個維度，即司法活動是自由而理性地運用被人們普遍地並以科學的方式認可的規範。36判決作爲不可調和的要求之間的一種政治妥協，體現爲對立命題之間的邏輯綜合，它本身就包含了司法場域的全部混含性。它的效力在於它同時參與到兩個相互分離的場域的邏輯之中：一個政治場域，它的特徵在於朋友（或聯盟）與敵人之間的敵對，在這種對立中，發展的趨勢就是排除任何第三人作爲仲裁者的介入；另一個是科學場域，它傾向于承認實踐優先於真理與錯誤的對立，從而給專家們的一致意見賦予了産生效力的判決權。
三
司法場域是一個圍繞直接利害相關人的直接衝突轉化爲由法律規制的法律職業者通過代理行爲進行的辯論而組織起來的社會空間。它也同時是這種辯論發揮作用的空間。這些法律職業者具有共同的知識，他們都接受法律遊戲的規則，即司法場域本身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甚至是要求不顧法律的文字表述而打贏官司的法則（因此，在卡夫卡的《訴訟》中，律師和法官一樣使人生畏）。從亞裏士多德到Kojève，法學家常常被定義爲一個"作爲第三人的調解者"。在這個定義中，實質性的理念是調解，而不是判決。調解意味著法學家面前缺乏任何可以直接馬上採納的"判例"。因此，在訴訟當事人面前就出現了一個更高的權力，這種權力超越於私人世界觀的衝突，而這種權力不過是這些衝突可以在其中發生的結構和社會建構的空間。
進入司法場域意味著默認了這個場域的基本法，這實質上是一個同意反復，它要求在這個場域中，衝突只能以司法的方式來解決，也就是說，依照這個場域本身的規則和常規來解決。因此，進入司法場域完全是對普通經驗和任何訴訟中的所有處於決斷中的情形的重新界定。如同其他任何場域一樣，司法場域的構成體現了實在（reality）本身的構成原則。加入遊戲，同意玩遊戲，接受給出衝突解決辦法的法則，都無言地接受了一種表述與討論的方式，這種方式意味著放棄了物質暴力和符號暴力37的基本形式，比如辱駡。這首先是認識到了在法律上建構這一問題的具體要求。由於法律事實是法律建構的産物，而不是相反，因此將爭紛的所有方面徹底地轉譯（retranslation）爲法律事實必然如同羅馬人所說的那樣，是爲了"提出"案件（ponere causam），那就是將爭紛建構爲訴訟，建構爲能夠成爲受司法規制之辯論物件的法律問題。這樣一種轉譯將可以用法律相關的觀點來辯論的所有問題作爲案件的一部分，而且是僅有的一部分，最後只有作爲事實能夠成立的所有東西，或者作爲能夠成立的所有有利或不利的主張，才能夠保留下來。
四
在確定進入司法場域的契約的隱含條款中，依照奧斯丁的觀點，我們尤其需要提到三個方面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給出一個判決，無論是對原告還是對被告，都要給出一個差不多要"白紙黑字"的判決：確定是有罪還是無罪，是有責任還是無責任。其次，就是要求起訴和答辯都必須符合法律史中確立起來的人們認可的一個程式性範疇。這些程式性範疇儘管有一定的數量，但是和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控訴請求和辯護相比，它們是相當有限的，而且是陳規老套的。形形色色的衝突和爭辯由於是針對非常瑣細的問題，就可能被認爲是還不具備法律來管的資格，或者這些衝突和爭辯完全是一個道德的訴求，就可能被認爲是不由法律來管。第三，進入司法場域還要求參照並服從先例，這個要求可能導致歪曲普通的信仰和表述。38
遵循先例這個規則宣佈以前的法律判決對任何目前的訴訟都具有權威效力。它與法律思想的關係就象塗爾幹的格言所說的那樣："用社會來說明社會"，而與社會思想的關係則是：它以另外一種方式主張法律推理和法律判決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先例被看作是如同一個可能解決問題的空間在起作用，參照先例就可以使得出法律判決似乎是中立且客觀地適用具體司法程式的結果，從而使法律判決具備了合法性，儘管參照先例的動機事實上是出於完全不同的考慮。先例是被作爲使某個判決結果正當化的工具來使用的，同時也是作爲某個具體判決的決定因素起作用的。同一個先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也就能夠用來爲完全不同的判決結果進行正當化。而且，法律傳統中有各式各樣的先例和法律解釋，從中人們可以選擇最適合某一個具體判決結果的先例和解釋。39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遵循先例無疑不應當被看作是通過限制主觀決定來確保法律判決之一致性、可預期性和客觀性的一種理性的假定。無疑，韋伯賦予"理性法"的可預期性和可計算性只能源于法律慣習的一致性和同質性。通過基於一種共同家族經驗的法律學習和法律職業實踐，塑造了法律慣習流行的稟賦，這些稟賦就像一些知覺和判斷的範疇那樣發揮作用，它們支撐著對普通衝突的知覺和判斷，並將這些衝突轉化爲法律上的對峙。40
五
即使人們並不是完全接受"糾紛理論"之方法論的前提界定，但是，這種方法論仍可以用來描述"範疇化"的集體勞動，這種勞動傾向於將一個人們意識到的抱怨，甚至是還沒有意識到的抱怨，轉化爲一個可以明確找到原因的傷害，並由此將一個簡單的爭紛轉化爲一個訴訟案件。最不"自然"莫過於"需要法律"，換句話說，莫過於使人訴諸法律服務的那種不公正的印象。顯然，不公正的感覺和意識到某種經驗是不公正的能力，並不是以一種統一的方式來分佈的，它差不多是依賴於一個人在社會空間中所處的位置。將一個沒有意識到的傷害轉化爲一個被意識到的、被加以命名的且可以具體的找出原因的傷害，期前提條件就是建構社會實在的勞動，這樣的勞動很大程度上落在了法律職業者的肩上。發現不公正本身就依賴於他具有權利（"應得的權利"）這種感覺。因此，法律職業者的具體權力就在於揭示出這些權利，這一過程也揭示出不公正，或者反過來，僅僅基於一種公平感否決了這種不公正的感覺，並打消用法律來捍衛這些主觀的權利。一句話，法律職業者的權力就是操縱法律激情，即在某些案件中創造法律激情，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誇大或打消法律激情。41法律職業者將日常語言所表述的問題重新界定爲法律的問題，將日常語言轉譯爲法律語言，並對不同策略的勝算機會進行預期的評估，從而爲他們的服務創造了需求。無疑，他們在建構爭紛的工作中是由金錢利益所指引的，但是，他們同樣受到倫理傾向和政治傾向的引導，這些構成了他們和其當事人之間的社會親和力的基礎。首先，他們被他們更爲具體的利益所指引，這些利益是由他們與其他職業者之間的客觀關係所決定的。例如，這些利益在法庭上就顯現了出來，由此導致了一些明顯的或隱含的交涉。司法場域的運作傾向於強加一種封閉的效果，這種效果體現在司法機構生産真正獨特傳統的傾向中，體現在感覺和判斷的範疇，這些感覺和判斷永遠不能被轉譯爲非法律職業者的感覺和判斷。司法機構依照法律外行們無法掌握的深奧邏輯生産出他們自己的問題和他們自己的解決辦法。42
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中，心理空間的轉化依賴於社會空間的改變，這種轉化保證了擁有法律資格的人們把握著司法形勢。他們自己就可以採取這樣的態度：允許依照司法場域的基本法來構築司法形勢。那些通過接受進入司法場域而默許放棄了自己直接解決衝突的努力（例如，放棄了訴諸暴力，訴諸非官方的仲裁，訴諸直接努力尋找友好的解決辦法）的人們，他們的身份就變成了當事人。司法場域將他們進入司法之前的利益轉化爲法律案件，並將職業資格轉化爲社會資本，這種職業資格保證法律職業者掌握著司法場域自身的邏輯所要求的那些司法資源。
六
司法場域的構成與一種職業壟斷了生産和銷售獨特種類的法律服務産品這一制度是分不開的。通過決定哪一種衝突值得進入司法場域，通過確定要將這種衝突建構爲符合法律的主張必須被包裝成怎樣的形式，法律資格包含了一項允許對進入司法場域加以控制的特定權力。僅僅這種法律資格就可以提供完成這種建構工作的必要資源，這種建構工作通過選擇合適的範疇，允許將現實化約爲我們用法律定義來稱呼的有用的虛構。法律職業群體正是由他們壟斷法律建構所必需的工具來界定的。這種壟斷本身就是一種侵佔：壟斷市場保證的每一個法律職業者所獲得的利潤的大小，取決於壟斷能夠對法律職業者成員的生産的控制程度，取決於對法律人員的訓練程度，而且首先是頒發執照從而授權他們出售法律服務的程度。通過這種方式，法律服務的供給收到了調節。
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我們都可以在法律職業准入（其實還有醫生群體、建築師群體以及其他不同類型文化資本的持有者群體的准入）的傳統模式出現危機而産生的效果中，找到證明上述主張的最好的證據。例如，在這種聯繫中，值得一提的是努力通過增加職業准入難度的措施來限制法律職業服務的供給，努力限制不斷增加的提供法律職業服務的競爭所導致的效果，比如收入的普遍降低。另一方面，法律職業者通過各種各樣不同的手段來努力增加法律需求。這種手段的一個例子就是作廣告，這在美國比在歐洲更爲普遍。另外一種手段就是激進小組的工作，他們的作用（這並不意味著是他們的目標）就是通過支援弱勢群體的權利，通過鼓勵少數者群體主張他們的權利，來開闢新的市場。類似的努力就是更廣泛地說服公共當局，使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支援那些可以被名之爲"法律需求"的事務。43
最近司法場域的演化使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侵佔司法構成的過程，這一過程相應地伴隨著將通常的法律外行排除在外，這一過程通過將以前被看作是司法外的衝突解決方式這一社會存在領域，納入到司法秩序的領域中而創造了需求。例如，在涉及到大量不同類型的勞動合同的糾紛中，勞動仲裁委員會基於一種公平感，依照簡化程式來進行仲裁，這種仲裁是由一個在這種糾紛領域中有經驗的個人來主持的。這種糾紛已經被緩慢地納入到司法領域中。44通過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仲裁委的官員與某些強烈關注社會弱勢成員利益從而擴展其法律服務市場的法學家之間的客觀合謀，這塊獨立於司法的飛地已經被慢慢地整合到職業法律市場中。於是，勞動仲裁委員會的成員越來越頻繁地被迫訴諸法律制度來實現他們的裁決，或者使他們的裁決獲得正當性，尤其是原告和被告不斷地趨向於訴諸法院並求助於律師的服務。上訴的大量增加也迫使勞動仲裁委員會服從上訴法院的判決。結果，勞動管理機關和各種協會越來越頻繁查閱專業法律期刊並求教于律師，從而使後者獲得相當可觀的利潤。45簡而言之，一個迴圈強化的過程開始運作了：趨向實踐緯度之"司法化"的每一步都創造了新的"司法需求"，由此，在那些擁有必要的特殊資格（在這個情形中就是勞動法的知識）的人們中間，新的司法利益在這些需求中發現了新的市場。通過這樣的法律實務者的干預，他們導致法律程式的形式主義的增加，並由此促使對他們自己的服務和産品的需求也隨著增加，促使在實踐中將法律外行排除在外。法律外行被迫求助於法律職業者的建議，後者將一步步取代原告和被告的角色，而原告、被告也只不過變成了落到法院管轄範圍內的一群人而已。46
那種與外行態度所保持的距離決定了場域的成員資格，這種距離將會由於對原告利益的任何過分狂熱的捍衛而受到損害。小心地維持這種距離的欲望導致了在交涉機制中發揮作用的半職業的調解人不斷地以一種技術的方式參與到交涉過程中，以至於以極其引人注目的方式顯示出他們遠離於那些其利益由他們來捍衛的人們。因此，他們傾向於爲他們的主張賦予了一個日益具有權威性的中立特徵，但是他們這樣作的風險就在於破壞了友好交涉本身所具有的邏輯。47
三、命名的力量
一
審判就是個人觀點之間的對抗，在此，這些觀點的認知方面和評價方面很難徹底區分開來。這種對抗只能通過一個"權威"莊嚴宣佈的判決來加以解決，這個"權威"的權力是由社會賦予的。因此，審判代表了社會世界固有的符號衝突的範式展現：這是彼此不同的、其實是彼此敵對的世界觀之間的鬥爭。每一種世界觀都以其個體的權威，尋求獲得普遍的認可，並因此獲得自己的自我實在化（self-realization）。在這場鬥爭中，真正關鍵的是壟斷了強加普遍認可的關於社會世界的知識原則的權力，也就是壟斷了強加一個合法化了的歸屬分配的原則的權力。48在這場鬥爭中，司法權力通過伴隨著刑罰（包括物理約束的行爲，比如剝奪生命、自由、財産）的判決，證實了某種超越個人視角的特殊觀察角度，即國家主權的觀點。因爲國家單獨擁有對合法化符號暴力的壟斷。
一個個人作爲私下言說而發出的辱駡聲，僅僅涉及的言說者本人，就很難擁有符號的效力。相比之下，某個法院的判決通過公開關於人和物真理，從而決定了涉及到這些人和物的衝突或交涉，這樣的判決歸根結底屬於命名行爲或創設行爲的範疇。判決代表了權威的、公開的、官方言說的典型形式，這種言說是以每一個人的名義的發佈的，同時是針對每一個人發佈的。這些表述，這些實體的（相對於程式的）判決，是由權威機構代表集體作公開做出的，它們都是一些魔術般的行爲，它們之所以獲得成功就是因爲它們有權使它們自己獲得普遍的認可。49因此，它們成功地創設了這樣一種情形：其中沒有人可以拒絕或無視它們所強加的這種觀察角度、這種國家主權的觀點。
法律通過將國家所持的秩序觀神聖化，從而將已經確立的秩序奉若神明。法律爲法律行動者賦予了可靠的認同、賦予了身份，而且更主要的是賦予了一系列權力（或資格能力），這些都是社會認可的，因而也是生産性的。這種賦予的途徑就是對運用這些權力的權利進行分配：通過程度的設定（比如學術程度、職業程度）和資格證明的頒發（職業專業化的資格證明、患有疾病的證明、無行爲能力的證明）。法律還批准所有與那些權利的取得、增長、轉移或取消相關的過程。法律通過判決將不同數量的不同資本分配給社會中的不同行動者（或機構）。判決中止了或者至少限制了涉及到下屬情況的鬥爭、交流或交涉：涉及到個體或群體的品質，涉及到個體在群體中的成員資格，涉及到名稱和頭銜的歸屬，涉及到聯合或分離，總之涉及到構築社會單位的所有"創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結婚、離婚、更替、聯合、解散）。法律是命名這一符號權力的最典型的形式，命名創設了被命名的事物，尤其是創設了社會群體。法律給那些從法律的分類中産生的實體賦予了最大限度的、任何社會實體都有權賦予另一個社會實體的那種永恒性，即我們認爲歸屬於客體的那種永恒性。
法律是"主動"話語的最典型的形式，它能夠僅僅通過自己的運作而産生效果。說法律創造了社會世界並不爲過，但是我們必須要記住其前提：正是這個世界首先創造了法律。如果我們不想陷入激進的唯名論（在某種意義上，福柯的分析就暗示了這種唯名論），不想主張我們生産出我們生産社會世界時所依照的這些範疇，不想主張是這些範疇生産了這個世界，那麽，重要的是弄清楚法律的這種類似魔術般的權力的社會條件極其限制是什麽。事實上，導致我們建構社會世界的感知和判斷的圖式是由集體的歷史勞動所産生的，因此，它建立在這個世界本身的結構基礎上。這些圖式是歷史上形成的結構化了的結構。我們的思想範疇有助於這個世界的産生，但是其作用僅僅限於它們對應與先前存在的結構。命名的符號行爲在這樣的程度上，也僅僅在這樣的程度上實現了其創設性言說的權力：它們提出的視界與分類的原則在客觀上適應了先前存在的分工，這些原則是這些分工的産物。通過將法律所言說的內容神聖化，這種言說使其物件完全成爲一種高級的存在，而這種高級的存在正是已經建立起來的制度所具有的特徵。
換句話說，表達的特定符號效力是依照符合生産這些符號的世界結構的圖式而産生的，它肯定了已經確立的秩序。一個"正確的"表達以一種人們所認識到的正統信仰的客觀性來描述社會世界之分類的信念式看法，從而實際上批准並認可了這種客觀正統觀。這樣一種行爲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創設行爲，這種創設行爲以每一個人的名義並針對每一個人來宣揚正統的信仰，從而賦予其作爲官方的實踐的普遍性。
二
符號權力儘管在形式上是預言性的、離經叛道的、反制度的和顛覆性的，但實際上它必須適應社會世界的客觀結構。在科學、藝術和政治學中，表達的創設性力量在革命危機時期最鮮明不過地顯示出來。然而，要想通過改變命名的術語、通過産生新的感知和判斷的範疇、通過給出新的社會分類和分配的圖景，來改造世界的話，只有由此給出的預言和由此喚起的共鳴也同樣成爲（至少部分是）有充分依據的預期的圖景和預期的描述，改變世界才成爲可能。這些對未來圖景的描述能歸喚起它們所宣揚的東西，無論所宣揚的是新的實踐、新的規範還（尤其）是新的社會群體，因爲它們宣佈這些對處在發展的進程中。這些圖景與其說是對外來發展的助産婆，還不如記錄了歷史的秘密。
正是從那些預言性的宣揚來認識歷史的現實狀況和真實情形，這些未來圖景的描述通過隱含在發表這些宣揚並使這些宣揚的東西變成官方認可的東西的合法化效果，從而爲自己提供了完全得到實現的真實可能性，於是這種圖景就成了獲得充分認可的、公開的存在。由此，只有現實主義的唯名論（或者一種基於現實的唯名論）才是我們能夠闡述我們這裏所說的命名的魔力效果。由此，權力的符號強制，只是因爲它完全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才能取得成功。司法的認可正是這些所有這些社會魔力的經典形式。但它僅僅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有效地發揮作用的：合法化的符號力量，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自然化的符號力量（因爲凡是自然的需要從來沒有人追問其合法性問題），再生産並擡高了命名的權威或權威化所強化和釋放出來的其固有的歷史性的權力。
這樣的分析可能看上去與司法實踐的現實相去甚遠。但是這對於準確地理解符號權力的原則是必不可少的。而社會學的責任就是提醒我們，就向孟德斯鳩所主張的那樣，社會是不能通過法令來改造的，我們既然意識到了支撐司法行動權的社會條件，就不應當忽略或否認究竟是什麽創造了規則、規章、以及法律本身的特殊效力。在說明這些司法實踐時，對於人們抽象地稱之爲"司法主義"的一個健康反映，就是我們應當將慣習的構成性稟賦重新放置到其適當的位置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應當忘記了明確公佈的規章的具體效果，尤其是在涉及到該規章的情形中，規章伴隨的是制裁。無疑法律擁有一種特殊的效力，這尤其應當歸功於法典化的努力，歸功於條文化和形式化的努力，歸功於中立化和體系化的努力，這一切都是所有從事符號工作的職業者依照他們自身領域中的法則所生産出來的。法律的效力是由它既反對純粹的軟弱無能又反對基於赤裸裸暴力的效力所決定的，但是，法律的這種效力只有在獲得社會的認可和同意的情況下才發揮其作用，即使這種認可和同意僅僅是默許的而且是部分的認可和同意。因爲法律的效力至少在表面上滿足了真實的需求和利益。50
四、形式的力量
一
如同宗教的實踐，司法的實踐也部分是通過司法場域與法律外行之需求的關係所決定的。司法場域是法律服務之功給的基礎，這種服務之功給源於法律職業之間的競爭，對法律的需求總是尤其受到這種供給的效果的制約。可供採用的司法規範至少在形式上看上去是普遍的，而社會需求是多種多樣的、甚至是衝突矛盾的，這二者一直處於緊張之中。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這種緊張也是客觀存在的，無論是實實在在地還是潛在地存在于激進的先鋒派在倫理上和政治上離經叛道或變革求新的形式中。在分析給法律及其機構在實踐中賦予合法性時，我們必須避免兩種誤解。首先，儘管人們服從於合法性，服從於那些職業意識形態會使我們相信作爲超越任何個人利益、表達普遍永恒價值的裁判，但是，我們不能將合法性僅僅理解爲這些人對其加以一般認可的效果。另一方面，不能將這種合法性理解爲唯由社會習慣、權力關係或更準確地說統治集團的利益所自動保證的同意所産生的效果。51我們不能再問權力究竟是來自上面，還是來自下面。我們也不能問法律的發展和轉化是不是從習慣向規則、從集體實踐向法律法典化、或者反過來從法律形式和成文化向它們指向的實踐進行演化的産物。相反，我們必須考慮司法場域與權力場域之間、以及司法場域通過權力場域與整個社會場域之間的全部的客觀關係。這意味著司法行動所特有的目的、具體效果是在這種關係的世界中確定的。
二
要考慮法律在其結構及其社會效果上究竟是什麽，就有必要超越現有的和潛在的社會需求的狀態，超越這些需求給"司法創設"所提供的可能的社會條件。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司法工作在最具體的場所中、在形式化的活動中、在從事形式化工作的行動者在司法場域中的競爭所決定的利益當中、在司法場域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的關係中所體現出來的深層的邏輯。52
無疑，負責"生産"法律和適用法律的行動者的實踐極大地得益於這種符號權力之完美形式的持有者與一般的世俗權力（無論是政治權力還使經濟權力）的持有者之間的相似性。53儘管司法裁判的衝突可以使世俗權力的持有者相互處於敵對之中，但是上述說法依然成立。利益上的相互接近、當然首先是由類似家族和教育背景所産生的慣習上的一致性，培育了同源類似的世界觀。因此，在法律領域中不斷進行的不同甚至是敵對的利益、價值和世界觀之間的選擇，不可能不利於處於支配職位的力量。因爲導致法律從業者的這些選擇的精神氣質，以及用來論證並最終決定這些選擇的法律文本的固有邏輯，與這些處於支配力量的利益、價值和世界觀是完全和諧一致的。
處於支配階級中的法官，他的成員資格受到了普遍的關注。在中世紀義大利的小型社區中，擁有我們稱之爲司法資本的這種尤其罕見的文化資本，就足以保證他獲得某個權力位置。54與此相似，在法國舊王朝統治時期，"法袍貴族"（這些人由於處於地方司法官的位置上而擁有了神聖的頭銜）儘管比不上軍事貴族那麽顯赫，但是他們通常生來就是特權貴族的成員。Sauvageot對1959年前法國從事司法實踐的地方法官的社會出身的調查顯示出：絕大多數成員來源於有法律職業背景的家庭，而且更寬泛地說，來源於資產階級。Jean-Pierre Mounier已經證實：至少直至最近，特權階層的背景所保證的財富是經濟獨立的條件，甚至是清心寡欲、嚴格執法這種精神氣質的條件，我們可能認爲法律這種職業要獻身於國家就必須有某種特徵屬性，而這種特徵屬性正是由清心寡欲、嚴格執法這種氣質所構成的。
當我們再結合職業訓練産生的具體效果時，他們的這樣一種背景有助於我們說明法官所宣稱的中立性和高傲地獨立於政治，決不排除他們獻身於維護已經確立的秩序。55在這個職業群體內部本身産生政治經濟危機的時候，這樣一種一致默契的合謀所産生的效果就再明顯不過的顯現出來。例如，當選擇支配位置的擁有者的方式發生轉變的時候，
這樣的危機就出現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剛才所討論的那些職業的共謀就崩潰了。新來的司法官由於他們的在司法場域中的位置和個人態度，傾向於不接受那些傳統上確定司法官的前提條件。他們所進行的鬥爭公開展示了構成這個群體之基礎的、在很大程度上被壓制了的因素：將司法官與支配權聯繫在一起的互不侵犯條約。在這一點上，這個職業群體緊緊地團結在一起，並且是由普遍接受的等級制和關於法官角色的共識將他們團結在一起。但是，不斷增長的內部分化導致這個群體變成了鬥爭的場所。這就導致這個群體的某些成員譴責這種互不侵犯的職業條約，並且公開地攻擊那些繼續將該條約看作是法官職業活動的不可侵犯之規範的人們。56
三
法律的力量是特殊的。它超越於由法律信奉者組成的圈子，他們信奉法律是由於法律文本的基本利益和價值、以及負責適用這些法律文本的人們所持有的倫理和政治傾向的基本利益和價值與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産生出來的實踐的親和性。體現在司法形式化工作中的關於法律信條和法律程式之普適化的主張有助於這些主張在實踐中確立"普適性"。符號權力的具體特徵就在於它只有通過被這種符號權力支配的人們的合謀才能被行使。這種合謀是相當肯定的，因爲承受這種符號權力支配效果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合謀，也許我們應當說這種合謀是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從他們那裏榨取出來的。作爲合法化話語的完美形式，法律僅僅是在它獲得認可的範圍內行使其具體的權力，即是在人們並不承認任性因素在法律運作中發揮關鍵作用（可能在一個案件中就不同於另一個案件）這個意義上來行使其具體權力。這種以默示的方式給司法秩序賦予這種信念必須不停地加以再生産。因此，將倫理表述和倫理實踐加以形式化和系統化的這一具體司法勞動的功能之一就在於促使將法律外行對法律家職業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産生信仰，即信仰法律和法律家自身的中立性和自主性。57
Jacques Ellul指出："當組成整個社會的群體中的一個群體所系統發佈的命令，由於其司法過程的公式化而獲得了普遍價值，這是法律就出現了。"58實際上，真的有必要將普遍化與形式和公式的産生聯繫起來。
法治假定對共同價值的信守（這種價值在習慣的層面上體現爲自發的和集體的制裁，比如道德上的不贊成）與出現明確的規則、制裁和正常化的程式將會結合在一起。後者與書寫的出現是分不開的，它在法治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書寫增加了普遍化評述的可能性，這種普遍化的評述發現了"普遍的"規則，而且首先發現了原則；同時書寫增加了傳播的可能性。這樣一種傳播必須是客觀的，它的成功依賴於方法上的模仿。法律必須被一般化，這樣才能夠突破地理上的（領土的）和時間上的（産生時代的）邊界。59儘管我們說口頭傳統無法使紀律的技術爐火純青，因爲它與特定的地方和社會背景所産生的經驗是密切相關的，但是，書寫的法律也是培育了很長時間才使得法律的文本成爲自主的。法律不斷地被評述，並將其置身於各種評述與現實之間。正是在這一點上，法律世界中的居民們所說的"法理"才成爲可能。這種"法理"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來自學者的知識，它擁有自己的規範和邏輯，它能夠生産出所有的理性一致性所表現出來的外在符號，這種理性的一致性就是韋伯已經細緻地區分與"實質"理性的"形式"理性，而"實質"理性毋寧說關心由此形式理性化了的實踐操作的具體目標。
四
司法勞動具有各種各樣的效果。形式化和系統化的工作在一個旨在爲後來的判決樹立典範的形式中，確立了一個範例性質的判決（例如上訴案件的判決），那麽就會使得規範擺脫了特定情形下的偶然性。這種形式同時也培育了特定的司法思想和司法行動建立在其上的先例的邏輯，並使這種邏輯獲得了權威性。它不斷地將現在與過去聯繫起來。
它提供了這樣一種保證：沒有出現將會推翻司法秩序之根基的革命，未來將會類似於已經逝去的；必要的轉型變化和適應措施將會在與過去保持一致的語言中被設想出來，並被表達出來。因此，司法勞動已經包含在這種保守的邏輯中，它作爲維持符號秩序的一個主要的源泉，通過其另一個功能性特徵而其作用。60因此，通過將系統化和形式化強加於司法判決和給這些判決提供基礎和正當化論證的規則，司法勞動爲社會世界的觀點打上了普適性的印記（這種印記是最完美地體現了符號的效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種社會世界的觀點與支配權力的觀點之間並沒有表現出巨大的分歧。從這個立場出發，司法勞動就有能力走向所謂的實踐的普適化，也就是說，司法勞動在實踐以前受制於某一局部的地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的行動或表達的過程中，走向了一般化。正如Jacque Ellul所說的那樣：
法律（laws）在一開始是陌生的，是從外面拿來適用的。通過不斷地經驗法律，它才慢慢地被人們認可爲有用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律才變成了集體的世襲財産的一部分。而這個集體是已經通過法律循序漸進地形成的。只有人們同意通過這些法律形成社會的時候，這些法律才變成了"法"（the law）。……儘管在特定時間裏的某種約束下實施的一套規則，並沒有離開社會本身。相當數量的法律習慣和道德習慣已經被創造出來了。61
顯然，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普遍化的效果是生産符號支配的機制之一，無疑也是最有力的一個機制，或者說，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稱之爲一種社會秩序中的合法性強加。當法律規範從現存官方規則的符號支配風格中製造出實踐原則時，即在一整套形式上保持一致的官方的和（依照定義乃）社會的規則中製造出實踐原則時，它就傾向予以確信無疑的方式指出所有社會行動者的行爲方式，而不考慮任何身份和生活風格方面的不同。普遍化效果也可以稱之爲正常化的效果，它的作用在於提高社會權威的效果，這種權威已經由合法的文化和控制這種文化的人們在行使。它由此補充了法律約束的實踐權力。62 通過將恒常性（即經常這樣做）轉換爲規則（即必須這樣做），將事實上的常態轉換爲法律上的常態，將源於努力支援認可和情感所形成的簡單的家族忠誠（信任）轉換爲一整套由制度和強制約束的家族法，司法制度推進了一種本體論上的榮耀。由此，司法制度普遍地有助於強加一種常態的表像，依照這種表像，與此不同的慣行就會表現爲一種偏離、反常、其實是不正常、病態（尤其是醫學制度介入到司法制度中，並支撐著司法制度）。因此，家族法作爲"普遍"規範而認可和確認的家族慣行，是在一套用來調整管理家族單位之根本關係（尤其是代際關係）的社會制度中，在支配階級的道德先鋒的努力推動下而慢慢地發展起來的。正如Remi Lenoir所證實的那樣，家族法已經極大地加速了家庭模式的一般化，這種家庭模式在某些社會世界（和地理世界）的部分中，尤其是在農民和匠人中間，與小企業及其再生産聯繫在一起的經濟社會障礙是相互衝突的。63
在家族法的例子中，人們已經廣泛地體會和認識到了將一種生活模式加以普遍化的趨勢，這種趨勢是支配群體的種族中心主義體現出來的效果之一。它也是對法律之普遍性産生信仰的基礎。這種趨勢同樣也處在那種使我們傾向於將法律看作是改變社會關係之工具的意識形態的核心。前面的分析使我們明白，這種意識形態在現實中具有明顯的基礎。法學家們所形式化和一般化的行爲原則和倫理抱怨並不是從社會世界中任何一個地方就可以産生出來的。與此相同，真正捍衛法律之實施的力量並不是任何隨便那一個法官，而是整個法律行動者，他們通常相互處於競爭之中，他們最終要確定並標示出誰是侵害者、那一種行爲構成了侵害，所以法律真正的書寫者並不立法者，而是整個社會行動者。這些行動者受制於與其在不同社會場域（司法場域，還有宗教場域和政治場域）中的位置聯繫在一起的具體利益和約束，他們提出了私人的欲望和抱怨，並將其轉化爲"社會問題"，同時還就這些問題組織各種表達機會（報紙、論文、書籍、組織論壇或政黨論壇）並施加各種壓力（示威、情願、組織代表團），以期推進這些問題的解決。由此，司法勞動鼓勵的就是對種種表述加以建構並進行系統闡述的所有努力，與這種努力相伴隨的是那些法律技術所特有的一般化和普遍化的效果，以及這種技術能夠實施的強制手段。
因此，法律的"供應"一面，即法律這一專業化的生産領域得以存在的相對自主的創造性能力，就導致了一種具體的效果，這種效果認可了支配群體或正在處於上升狀態中的群體努力將支撐其世界觀並有利於其利益的關於社會世界的官方表述強加給他人，在社會矛盾處於緊張的狀況下，或者是在革命狀況下，這種情況尤其如此。64令人驚訝的是，關於正常者與病態者之間的關係的分析，幾乎沒有考慮到法律的這種具體的效果。法律是一種本身就具有巨大力量的話語，這種話語力量伴隨著導致他人服從的物理強制手段，它可以被看作是正常化的理想工具。因此，在特定的時期裏，法律的地位會從"正統"轉變爲"信念"（doxa），前者指的是明確規定什麽應當發生的正確信仰，後者指的是由那些不證自明的和正常的東西所引發的即刻同意。其實，信念指的就是這樣一種正常狀態，在這種正常狀態中，規範現實得如此的徹底，以至於作爲強制的規範本身就無需存在了。
五
如果我們不把分析拓展到對司法的形式化的具體效果進行分析，即對古人所說的vis formae（形式的力量）進行分析，我們就不可完整地考慮這種自然化的效果。通過司法形式化對實踐的形塑，只有在法律組織給這些實踐本身所固有的趨向賦予一個明確的形式的時候，才能夠獲得成功。獲得成功的規則是這樣一些規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它們把與自己一致的事實情形加以常規化。儘管如此，從統計學上的常規到法律規則的運動代表了一個真正的社會變形。通過取消不確定的分群中所具有的種種例外和含糊之處，通過給不同統計結果形成的連續體強加一種明顯的斷裂之處和嚴格的邊界，司法形式化將明晰性和可預測性引入到社會關係中。由此，司法形式化確立了一種理性，這種理性是慣習的實踐原則和習慣的制裁（正是通過它們，這些沒有進行系統闡述的原則就直接適用到具體的案件中）永遠無法加以徹底保證的。
我們儘管不接受哲學家有時給一個真實觀念所賦予的"內在力量"這種觀念，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形式理性法"（用韋伯的術語）由於其形式化本身的具體效果才具備了的這種符號權力，屬於社會現實。通過規定這樣一些行爲模式：這些行爲模式借助成文規則或明確表述的規章的客觀性而優先於任何法律話語來管束著人們的行爲實踐，形式理性法的形式化確立了我們可以稱之爲確認效果（homologation effect）的運作。65實踐準則以明示法典（explicit code）的形式所體現出來的客觀化使得不同的言說者能夠將經驗中感覺到的相同的聲音與相同的含義聯繫起來，並將認識中設想出來的相同的含義與相同的聲音聯繫起來。與此相類似，公開（explicit）陳述的原則就可以使關於同意原則或不同意原則本身的共識有可能得到公開的證實。儘管這樣的過程不能夠完全地等同於公理化，因爲法律總是包含了構成法律評述之基礎的那些模糊不清的區域，但是，確認使得一種按照韋伯的說法可以理解爲可預測性和可計算性的理性化形式成爲可能。兩個玩遊戲的人由於沒能對遊戲的規則達成一致的看法，人們就會指責他們相互指控對方在每次對遊戲發生分歧的理解上欺騙對方，與這兩個人不同，受具體規則管束的人們知道他們可以依靠一個連貫一致的、不可或缺的規範。因此他們就可以計算和預期雙方遵守這些規則的後果和違反這些規則的效果。但是，這種確認的權力僅僅對於那些在司法形式主義的規制宇宙中具有相同身份的人才是完全有效的。由規制所導致的制裁只對那些既擁有高級的司法能力同時又擁有體現在法律戰場上具體法律職業者的能力的人起作用，這種高度理性化的鬥爭出現在將形式和公式作爲武器來使用的場合。而對其他人而言，它們被指責爲屈從於"形式的力量"，即屈從于那些由於知曉法律的形式化和適當的司法方式而能夠操縱法律的這些人所施行的符號暴力。當他們需要操縱法律的時候，它們就是這樣一些人：能夠嫺熟地使用最爲公正的嚴格的形式法（summun jus）來服務于最不正義的目的（summa injuria）。五、 結構同源的效果
一
要全面地考慮法律的符號權利，就有必要考慮法律供給適應法律需求而産生的效果。這種適應與其說是有意識地進行交易的結果，不如說是結構性機制的結果，比如不同階層的法律服務的生産者和銷售者與不同階層的當事人之間在社會結構上同出一源。那些在司法場域中處於邊緣次要位置的人們（比如在社會福利法中）傾向于服務於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當事人，而這些人反過來又強化了他們在司法場域中邊緣化的次要位置。因此，它們所進行的顛覆性努力與其說有機會推翻司法場域中的權力關係，不如說有機會有助於司法體的法律供應適應法律需求，因此也有助於司法場域本身的結構永恒不變。
即使司法場域在社會再生産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是，和其他場域相比，比如藝術場域、文學場域、甚至科學場域，司法場域的自主程度比較低，不過它同樣有助於維持符號秩序，因此也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本身。外在的變遷更爲直接地反映在司法場域中，而司法場域內部的衝突更直接地由外在的力量所決定。因此，顯現於職業專業化之等級制的司法勞動分工的等級制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正象民法一直享有尊崇地位所證明的那樣，這種變化僅僅發生在有效的範圍裏。這種變化明顯地依賴於社會場域中權力關係的變化。就好像司法場域中組織權力的不同專家的位置是由那些其利益與相應的司法場域密切相關的集團在政治領域中所佔據的地位所決定的。例如，由於支配群體的權力在社會場域中不斷增長，且其代表人（政黨或聯盟）的權力也在政治領域中不斷增長，司法場域中的分化也就傾向于增加。19世紀後半葉商法和勞動法的發展或者更一般地說社會福利法的發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司法場域中的鬥爭，例如公法與私法的爭奪首要位置的鬥爭，之所以含混不清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私權至上者"（privatist）以私有財産和契約自由的名義來捍衛法律的自主性和法律家的自主性，以反對任何來自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壓力集團的任何干預，尤其是反對行政法的成長、反對任何刑事法、社會法或勞動法的改革。這些爭奪在司法場域中或學術場域中通常會有精心包裝的獎品，比如對法學院課程安排的控制、在學術期刊中開設新的欄目、開設新的學科以及提供講授這些學科的教職。因此，這些爭奪都瞄準了職業群體的控制權以及該群體的再生産的控制權。通過這種從學科設置到職業群體再生産的擴展，這種爭奪關涉到法律實踐的所有方面。但是，這種爭奪既是寸步不讓的又是含混不清的。因爲那些捍衛自主性、捍衛法律作爲抽象和超驗實體的私權至上者的信徒最後發現他們自己就是正統信念的捍衛者。由於對法律文本的崇拜，使得人們在強調學理和法律注釋的重要性即理論與傳統的重要性的同時，卻又拒不承認法理中存在任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創造能力，因此，實際上否認了社會和經濟現實，也否認了對這種現實在學術上把握的可能。
二
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依照所有社會場域中邏輯上可觀察的東西，支配集團的成員就能夠找到批判將法律設想爲科學這種主張的基礎，這種主張認爲法律作爲"科學"有自己的方法論且植根于歷史現實中，它只不過外在於司法場域而處在科學場域或政治場域中。這種主張的一個淵源就是分析法理學本身。在普遍地反映於關於解釋神聖文本的神學的、哲學的和文學的辯論中所反映出來的分類中，強調信奉變遷的人們自覺地站在科學的立場上，支援意義的歷史化，支援關注于法理，即關注於新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所産生的新的法律形式（例如商法、勞動法和刑事法）。公共秩序的捍衛者傾向於認爲社會學與社會主義本身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這種社會學被看作是科學與社會現實之間有害的協調者，正是依賴於這個協調者，對抽象理論的純粹注釋就成爲最好的保護。悖繆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場域的自主化並不意味著唯有相信解讀神聖文本的群體會不斷地離開神聖文本而轉向社會現實，而毋寧是不斷地加深文本和程式與這些文本和程式用來表達或調整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對抗。隨著支配集團的代表們在社會場域中力量的增加，支配集團的在司法場域中的影響也會增加，與此相伴隨的是司法場域中分化與競爭進一步加深，這有助於培育這種向社會現實的回歸。對注解和法理的態度，比如說強調法律教條的神聖性，或者法律信條必須適應具體的現實，似乎相當準確地對應於他們在司法場域中佔據的位置，這一點絕不是偶然的。在我們今天的辯論中，我們發現一方是私法的捍衛者，尤其是民法的捍衛者，基於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傳統在最近已經得到了復興；我們發現另一方強調紀律，諸如公法或勞動法，這些法律相對于民法而形成。這些紀律的基礎就在於等級制的擴展以及爭取政治權利或社會福利法的運動逐步增強，按照社會福利法的捍衛者的定義，社會福利法一們"科學"，在社會學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將法律適用于社會進化。
三、
司法生産如同其他形式的文化生産一樣都發生在"場域"之內，正是在這一事實的基礎上，逃離了通常的分析形式的誤識（miscognition）才會産生意識形態的效果。這些分析將"意識形態"看作是直接歸咎於集體的功能，甚至直接歸咎於個人的意圖。但是，在社會場域中産生的這些意識形態的效果既不是對人們的隨便行動進行純粹數學上的加總，也不是對一個協調一致的計劃的整合性結果。它們是在社會空間內相互競爭中産生的，這個空間影響了競爭的總體趨勢。反過來，這種趨勢又與那些書寫在遊戲結構中的種種假定聯繫在一起，這種假定又構成了遊戲的基本法則，比方說在我們所考慮的情形中，這種法則就是司法場域與權力場域之間的關係。如同再生産司法場域及其內在分工和等級制的功能，以及作爲這種功能之基礎的視界與分類原則，捍衛司法場域意在予以實施的符號秩序，這一功能實際上是並不是打算實施這種功能的無數行動的結果，這種結果甚至有可能只是處於相反的目的所促成的。比如，司法先鋒人物的顛覆性努力最終將有助於使法律和司法場域適應於新的社會關係狀態，由此保證這種關係的既定秩序的合法性。正象在那些有意識的努力産生相反的結果的這些事例所證明的那樣，正是遊戲的結構而不是機械相加的簡單效果使得那些一個一個累加起來的個人行動産生了超然的客觀效果和集體效果。
注釋
* 原文載The Hastings Law Journal， 805-853，July，1987。 英譯者爲Richard Terdiman。
*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100871），E-mail: jiangshg@law.pku.edu.cn。本文在翻譯中就個別術語和段落求教于李康博士，當然文中可能的錯誤全部由譯者承擔。
1 參見：J. Bonnecasse, La Pensee Juridique Francaise De 1804 a l\'Heure Presente, les Variations et les Traits Essentiels (1933)。
2 凱爾森的方法論基於兩個假定，一個假定是在詳細說明司法規範上並不準備化精力進行調查研究，一個假定是排除對歷史因素、心理因素或社會因素的考慮，同時也不參照這些規範在運作中所決定的任何社會功能。這種方法論完全類似于索緒爾，索緒爾所建立的純粹的語言理論就基於對內在語言學和外在語言學的區分，也就是說，這種語言理論並不考慮任何支配語言之運用或轉變的歷史、地理和社會條件。
3 對馬克思主義法律社會學研究的總體評述，以及關於這一主題的一個精彩的文獻目錄，參見：Spitzer, Marxist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Law， 9Ann. Rev. Soc.103(1983)。
4 布迪厄在此指的是阿爾都塞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127, 135-36(B. Brewster tran. 1971)一文中關於意識形態與法律的討論。"相對自主性"是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某些版本中的概念，這種理論認爲，儘管經濟（"基礎"）"最終"決定社會存在，但是社
會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發生在傳統上馬克思主義稱作社會"上層建築"領域（即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社會生活，相對說來不受經濟"基礎"的決定。經濟基礎只有在經濟因素與其他社會層面的因素發生公開衝突的危機時，才趨向於起干預和支配作用。--英譯者注
5 參見，E. P.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 of the Blake Act, 261(1975)。湯姆遜是著名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它是經典作品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的作者。他寫了一本書對阿爾都塞的理論進行了重要的攻擊，參見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1978）。--英譯者注
6 參見"符號暴力"的論述。這種權威是國家控制的合法化符號暴力的最佳形式。（當然，這種符號暴力與國家控制的物理暴力是和諧相處的。）--英譯者注
7 "場域"是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指由各種位置所構成的一系列客觀關係所形成的社會空間或網路。這樣的空間是一個動態的空間，也是一個爭奪的空間，不同的位置之間爲了強化或者改變場域中既有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例如支配與等級關係），利用種種可能的資本或策略進行爭奪。這種權力關係所形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是建立在高度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比如司法場域、教育場域、科學場域、藝術場域等等，而這些場域構成了一個元場域，即權力場域。參見布迪厄、華康得：《實踐與反思》，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以下關於布迪厄的社會學概念的注釋主要參考了該書。--中譯者注
8 N.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1984); Luhmann , Die Einheit des Rechtssystems, 14 Rechtstheorie 129(1983).
9 P. Nonet & Selznik, Law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Toward Respective Law (1978).
10 在法國，所有與社會福利相關的法律都被歸爲droit social，字面意思就是"社會法"。-- 英譯者注
11 參見：Blumrosen， Legal Process and Labor Law , in Law and Society 185-225(W.M. Evans ed. 1962)。
12 參見：A.J. Arnaud, Critioue de la Raison Juridique 28-9(1981); Scholz, La raison juridique à l'oeuvre: les krausistes espagnaols in Historische Soziologie der Rechtweissenschaft 37-77 (E. Volkar Heyen ed. 1986)。
13 在維持某種秩序和風格（它們已經被作爲正當的來引用其權威性）的藝術中，除了其他的種種迹象，能夠獲得人們認可的就是對這些法律規範的把握。參見，Scholz，前注12。
14 "慣習"是與場域相對的一個概念，布迪厄指出："我所說的是慣習（habitus），而不是習慣（habit），就是說，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傾向系統中的、作爲一種技藝（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說是創造性）能力，是完完全全從實踐操持（practical mastery）的意義上來講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種創造性藝術。"這種慣習一方面是歷史中或者實踐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它絕對不是消極的反映，而是在表面的再生産當中改變著結構或者場域。布迪厄用場域與慣習的概念正是爲了克服社會學理論中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這兩種偏向。--中譯者注
15 這裏顯然指的是凱爾森的觀點。參見凱爾森：《法和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中譯者注
16 依照Andrew Fraser的觀點，司法職業者群體的公民道德（civic morality）並不是基於明確規定的法典，而是基於一種"傳統的榮譽感"，也就是說，基於這樣一種制度，其中那些在獲得與職業操作相聯繫的技巧中最根本性的東西， 是不需要明說的。參見Fraser, Legal Amnesia: Modernism vs. the Republican Tradition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 60Talos 15(1984)。
17 某些作家，如凱爾森，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儘管是以理論的方式提出的。因此，他將一個傳統的哲學問題植入了法律領域。
18 "低級學科"的情形就不同了。對於哲學、數學和歷史學而言，"低級學科"只要發現它本身僅僅依賴于"權威判斷"的支援就建立起來了，那麽科學知識之基礎的問題就在社會存在的現實中被提出來了。"學科權威"的確立（它是科學場域的歷史結構）構成了科學理性唯一可能的基礎，而那些拒絕接受這一點的人們（例如維特根斯坦和巴什拉）將學科權威指責爲要麽是一些自封的策略，要麽就是由於對"基礎"（本身是所謂的解構所沒有解構掉的原則）懷有一種頑固的、明顯屬於形而上學的鄉愁，對科學進行虛無主義挑戰。
19 自然法傳統中的哲學家都同意這一長期被人們所認可的特徵，以便宣稱司法文本並不是規範的，而毋寧是命令的，而且立法者僅僅確定了是什麽，而沒有確定應當是什麽。同時他們說什麽是公正或什麽是公正地予以分配的，依照的是作爲客觀特性寫入事物本身的那些東西："立法者與其說直接確立的了規則，還不如說描寫了法律制度。"
G.Kalinowski, Intronduction a le Logique Juridique 33 (1964).
20 參見J. L. Souriaux & P. Lerat, Le Language du Droit(1975).
21 "資本"是布迪厄從馬克思那裏借用並加以拓展的一個重要概念。"資本"在布迪厄這裏指的是能夠藉以在場域鬥爭中獲得利益的資源（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這樣的鬥爭決定了資本的類型和比重），比如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而不僅僅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中譯者注
22 R. David, Les Grands Courants Du Droit Contemporain 124-32(5th ed. 1975)(citing 5 Travaux de L'association Henri Capitant 74-76 (1949)).
23 在政治組織中，或者至少在傳統政治或經濟理論中宣稱爲理論家和活動家們提供基礎的那些組織中，人們還可以發現一個類似的鏈條將理論家和活動家聯繫起來。
24 爲法律活動賦予法學形式的這一法典化程式，其典型例子可能是出版法國最高法院的判例，並對這些判例進行挑選、常規化和分配，這一過程始于主審法官根據自己的"法律興趣"挑選一套判例，最後生産出一套理性化和常規化的規則。參見Serverin, Une production communautaire de jurisprudence: l'edition juridique des arrèts, 23 Annales de Vaucresson 73(1985)。
25 參見II 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976-78( G. Roth & Wittich eds.1978)。在伊斯蘭教中，卡地（Kadi）是一個地方的小官吏。"卡地司法"時韋伯的一個術語，它指的是這樣一種法律制度，這種法律制度並不是導向"形式理性法的固定規則，而是導向實質理性法的倫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假定或者其他出於權宜的假定"。參見M.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13 & n.48 (M. Rheinstein ed. 1954)。--英譯者注
26 例如，Motulsky努力證明"法理學"是通過對假定前期進行具體而獨特的演繹來定義的，即通過"法律三段論"來定義的，這種"法律三段論"允許從一個一般的規則中演繹出各種具體情況。H. Motulsky, Princiles d'une Realistation Methodique du droit Prive, La Theorie des Elements Generateurs de droits Subjectifs 47-48(巴黎大學論文，1948). 如同那些重構研究者的實際研究過程並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學術研究應當採取的程式的認識論學家，Motulsky 重構出正確的法律"生産方法"可能（或應當）是什麽。他大略地提出一個法律的研究階段，並把這一個階段與法律的適用階段區分開來，前者尋找一個"可能的規則"，這是在方法論上探索法律規則的普遍性；後者包括將規則直接運用到一個特定的案件中。
27 Cohen, Transcendental Nonsense and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35 Colum. L. Rev. 809, 809-19 (1935).
28 賦予法律解釋的自由在高等法院與基層法院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區別，前者有權宣佈一個法律無效（例如，對該法律作嚴格的解釋），而在基層法院，法官們的學術訓練和職業經驗使得他們傾向於放棄理論上屬於他們的解釋自由，並將自己局限於適用已經確立的解釋（包括基於法律、學理、法律評述和上訴法院判決的判決理由的陳述）。Remi Lenoir 提供了這樣一個例子，在巴黎的一個工人居住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