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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雜志近年來發表了不少關于"後結構主義"等新理論的介紹性、評論性和應用性文章，對促進文化研究的國際化與研究範圍的擴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不過，讀過那麽多文章後，還很少見到皮爾·布狄厄(Pierre
Bourdieu)的名字。
布狄厄是法國人，法蘭西學院院士，當代社會學權威。從六十年代以來，他斷斷續續對于"文學"、"藝術"、"趣味"(taste)等概念進行了社會學研究。我在這裏主要介紹他的文學社會學思想，但首先需要解釋布狄厄社會學一些基本觀點和概念。
布狄厄所有的社會學著作的出發點都是"反觀性"(reflexiuity)。他的理論思維的最基本的特點是對于結構主義的反抗。他對結構主義的不滿主要有兩點。首先，用"結構"來描寫社會時，很容易忽略在該社會中生活的人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所謂的"結構"是日常生活的實踐。實踐依靠著許多"默認"的、極少通過語言(或"話語")表現的規矩即"默會語"(doxa)來進行。它們是"結構"無法描摹的。其次，結構是研究者(觀察者)自己的實踐的一部分，包含著她(他)的許多"默認"的成見。
布狄厄所提倡的是"反觀社會學"(reflexiue
sociology)，即考慮到研究者本人的"背景"，幷儘量在研究過程中把這個背景客觀化的社會學。布狄厄把他的基本理論叫做"實踐理論"(a
theory of practice)。目的是通過重新挖掘出那些"默認規矩"和重新說出"默會語"而達到一種"身臨其境"者式的對某一社會(現象)的瞭解。也就是說，布狄厄的目的不是"證明"，也不是"闡釋"，更不是"解構"，而是理解(understanding)。
布狄厄所應用的三個關鍵概念是：場(field)，生性(habitus)和資本(capital)。任何一個實踐(比如"文學生産")的語境(context)是一個場(比如"文學場")。場這一概念是布狄厄對社會學的重要貢獻，已經被學者廣泛接受。場的定義如下：
以各種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而組成的空間
A
space of objective relations between positions
就是說：場本身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性概念。它以各種各樣的位置而組成，而那些位置之間的關係(如：著名作家的位置和先鋒派作家的位置之間的關係)就是能觀察到的客觀事實。占據某一個位置的個人和團體之間的關係共同地建立和發展一個場，也建立和發展場中的實踐的規則。一個人會不會加入某一個場，幷如果加入了會占據哪個位置等問題，和場所提供的位置和場的規則有關，但同時也和該人的"生性"有關。生性概念是布狄厄對社會學的第二大貢獻。它意味著一個人因出于某個家庭、屬于某個階級、某個性別時而特有的習慣、想法、能力、感覺等等。生性和"自由意志"(free
will)不同，和"階級意識"也不同。生性是一種氣質(disposition)，是進入場的時候的"投資資本"。此外，每個場中有一種(或幾種)該場所特有的資本，比如"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每個場中不斷地進行著以積累資本爲目的的鬥爭。積累資本的結果是"權力"(power)。擁有權力的人有兩個優勢。他們不僅可以影響和改變場的規則和場中所用的話語，而且他們還可以把一種資本兌換成另一種，幷憑此兌換加入其他的場。比如說：原來在文學場中幷不成功的政治家在獲得了政權之後，就把一部分的政治資本兌換成象徵資本，接著就作爲詩人出名，或者相反，著名作家將手中的象徵資本兌換成金融資本，宣布"今後只想賺錢"。
所謂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即俗稱"社會")內的場很多。所有的場都是"半獨立"的(semi-autonomous
)。沒有任何一個場能够完全獨立，主要是因爲貫穿著所有的場有一個大的"權力場"(field
of power)，是通過擁有資本和權利的位置之間的種種關係而組成的。除此之外，不同場中也會存在相似或相同的位置，使場和場之間互相接觸，互相"覆蓋"(overlap)。場的特殊資本和特殊規則越多，獨立性就越强。
布狄厄的理論概念和想法的最新一方面是：他把社會實踐用場和生性(或位置和氣質)之間的互動(interaction)來描寫和理解，就可以避免從前的社會科學思想的一系列"非此即彼"的對立，特別是人文界曾經激烈討論過的自由論與决定論的對立。布狄厄指出，與其沒完沒了地爲了爭論人的行爲是由"自由意志"還是由"環境"支配的而繞圈子，不如"將圈子當做圈子去瞭解"，把注意力集中在行爲本身上。
在文學研究範圍內常年以來存在的一些對立和矛盾，也可以用布狄厄思想來克服。布狄厄的理論特別能有助于我們瞭解和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關的一些問題。布狄厄不僅想突破類似"新批評派"的內在方法，他同樣地突破了類似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外在方法，突破了該理論就文學作爲生產關係或階級意識的反映(reflection)而造出的假設。
放弃了反映那個比喻之後，布狄厄就介紹了一個新的、可以更確切地描寫文學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的比喻，而那就是"折射"(refraction)。所有的場外社會現象只能通過折射在文學場內起作用。使它折射而不直接反映的恰好是場本身，因爲它有它本身的歷史和規則。
布狄厄前不久把他的一些舊的、與文藝有關的文章和演講稿，經修改，編成了一本書。書的原文是法文，出版于一九九二年，題目是Les
Regles de I'art(藝術的規則)。在一九九三年，經過再次修改的英文版本也在英國問世了，題目變成了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文化生産場)。我自己用的是按照法文原文翻譯的，同樣是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荷蘭文版本。
在這本書中，布狄厄按照自己的理論概念描寫了法國文學場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他將整個過程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爭取獨立(acquiring
autonomy)
這一段主要涉及到波特萊爾和福樓拜。布狄厄認爲這兩個作家當時使文學實踐獨立于國家機構，也使它脫離了頽廢的、波希米亞式生活。他們創立了"爲藝術而藝術"這個新概念，也"創造"了一種新的人，即爲藝術而生活的、表面上不在乎金錢(即金融資本)而只在乎同行的承認(即象徵資本)的"純粹藝術家"。布狄厄通過這種渠道(包括兩位元著名作家的作品)達到了對于當時文化場的狀態，和對作家們的生性的瞭解。他特別指出，在福樓拜用語言表達他的新位置的時候，他用了表面上矛盾的口號，即："精采地寫普通的東西"(to
write well about the auerage)。布狄厄從此推論說：造出任何一個嶄新的、在場的歷史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位置時，只能通過"雙向否認"(double
refusal)。雙向否認的深層結構是：
我討厭X，但我同樣地討厭X的相反。
I
loathe X，but
I also loathe the opposite of X.
而雙向否認只能通過表面上矛盾的語言而表現。
布狄厄的這段分析頗有實用價值，馬上可以聯想到很多具體的例子，如"雅俗共賞"，"平民文學"，"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等等，都是用看似矛盾的語言表達具體的新突破。
布狄厄强調，只有像福樓拜的那種從生性來講最適合于進入文學場的、幷對場內所存在的和隱藏的位置非常熟知的人(俗稱"天才"，但和天毫無關係)，才能成功地進行這種雙向否認。而我們，作爲研究者，只有通過一步一步地重建當時的文學場狀態和作家的生性，才能真正地瞭解他所做出的貢獻是何等不易而罕見。
第二階段：二元結構的浮現(the
emergence of a dualistic structure)
文學場獨立之後，慢慢地發展成一個由兩個分場組成的、有二元結構的大場。兩個分場當中有一個是有支配性的(dominant)。這就是所謂的"有限生産場"(the
field of limited production)，也就是所謂"純"文學的所在地。參加這個場的文化生産者的生産量很小，而且他們的消費者(讀者等)一般自己是文化生産者(即批評家，別的作家等)。這是所謂的"雅"文學。在這個場內能爭取到的資本主要是象徵資本。場中人一般都有目的地避免(和裝作避免)通過生産可得到的"金融資本"。這種生産的迴圈過程很長，投資很大，而收回投資的時間都往往要好幾十年，生産所得主要是象徵資本。布狄厄把這個現象叫做"有限生産場的顛倒經濟"(reversed
economy)。有限生産場在整個文學場中之所以處于支配性位置主要是因爲"大幅度生産場"(the
field of large-scale production)的生産者也承認有限生産場的標準和規則，雖然他們無法全部履行。(比如說：通俗文學作家一般都承認"嚴肅"的文學作家的文學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
除了兩個分場之間的對立外，有限生産場內也存在著"神聖"(consecrated)文學(即已出名的作家及其作品)和先鋒文學之間的對立。場中的年輕人(指的是社會年齡而非生理年齡)的主要戰略之一是否定這個對立而把它回歸于兩個分場之間的對立。就是說：他們譴責神聖作家謀物質利益而與通俗文學和大衆的要求協調。不過，他們通過這種譴責所保護的標準也正好是神聖作家從前擁護過而使他們成功地積累資本的標準。年輕人通過反抗，恰好承認和鞏固場的最基本的規則。
第三階段：象徵産品市場(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
場越來越發展，所積累的歷史原料越來越多，場也越來越獨立。到了這個階段，場內各個位置之間的鬥爭幾乎全部圍繞著文學生産本身的細節。在這個象徵産品市場上作爲一個與衆不同的生産者是很困難的。只有那些憑著生性在場內覺得很自在的人才能够成功。場的規則和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他們的生性的一部分，使他們的行爲和活動都顯得很自然。他們知道怎麽對付那顛倒的經濟，也知道怎麽有利地通融它的一些嚴格的規則。他們會自然地選擇一個合適的位置，幷充分地發揮那個位置裏所隱藏的可能性和機會，他們也會憑著一種"直覺"而"感覺"到新的位置或新的可能性的存在。因爲不斷有新人上場，場本身，場內的位置和它們之間的關係也不斷地在變化。因此，新人的加入等于"時間"的産生。
自從福樓拜那個時候以來，場中最主要的默認規矩是對于作家作爲"創造者"(creator)的崇拜。雖然我們無法客觀地决定"文學"這個社會現象的主要創造因素是什麽(作家，讀者，出版商，印刷業？)，但場中的象徵資本(包括文學獎等)一概落在作家的手中。維持這個幻象(illusio)對所有的場內活動的人都是有好處的，而說出甚至懷疑這個幻象的人會受到譴責和處罰。除非那些在權力場積累了其他性質的資本，如政治資本的人。那種人，如果在文學場內曾經遭到過失敗，有時會出于一種怨恨(resentment)而利用她(他)的權力來"揭露"文學場的默會語(如它的"貴族性"、"資產階級性"等)，幷對于文學場的獨立性帶來很大的危險。布狄厄認爲日丹諾夫主義就是這種現象。
布狄厄有關怎麽樣把文學作爲社會現象去研究這個問題的主要觀點是：研究者需要首先深刻地分析文學場和權力場之間的關係，然後需要研究場本身，它的特殊的規則，它的歷史以及它通過歷史的積累而達到的現狀。獲得這方面的瞭解之後才能够研究個別的作家，他們的生性，他們占據過的一系列的位置即他們的"事業"(career)
以及他們爲了占據該位置所面臨的問題和做出的努力。在這種研究過程當中，作家的著作，作爲一個"占據過的位置"(position
taken)，當然是重要資料，但幷不是能够代表該位置的唯一資料。另外，研究者可以考慮到利用一些代表該作家在其他的場內所占據過的類似的位置的資料。
布狄厄的理論很明顯地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包括許多專題和跨越許多學科的"大寫"理論。其實，布狄厄在學術場內追求的目的，與他認爲是福樓拜在當時的文學場內所追求的目的一樣：他試圖通過否認一切從前存在的對立和矛盾而造出一個嶄新的、革命性的位置。在理論上，他基本上達到了他的目的。但一講到他的具體方法的時候，他就維持不了他的"雙向否認"。他說，他的"三步方法"(即先研究權力場中的場，然後研究場本身，最後研究生性)代表一個必然的研究順序，而他說這個順序和傳統的方法恰好相反。這樣，他自己産生了一個以自己的方法爲兩個極端之一的新的對立。他否認了X，但沒有否認X的相反。
我認爲研究者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和按照任何一個順序去接近布狄厄所描寫的文學場--它的內容和它的語境。唯一的前提應該是，研究者的方法必須是反觀性的、考慮到實踐的方法。
在短短的篇幅之內把布狄厄的文學社會學思想完全解釋清楚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地，我這次對于他的思想的闡釋是完全沒有反觀性的。我對此無可奈何，但我希望至少通過這篇文章引起大家的興趣，使我以後在貴刊上更經常地看到布狄厄的名字。
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England：Polity
Press，1993.RAL
（原載《讀書》9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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