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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前的中國學人來說，德里達無疑是一個既耳熟能詳又捉摸不透的名字。儘管可以不無根據地推測，真正通讀過德里達哪怕一部完整著作的人並不會太多，但若說從未聽說過其人其學，只怕也有些說不過去。2001年9月10日，就在中國教師節的這一天，德里達從他艱深、晦澀、冗長的六十餘部著作中走出來，站在了南京大學知行樓報告廳的講壇上--在這裏，南京大學將授予他名譽教授的稱號。於是，這所百年老校的師生們有幸面對面地"遭遇"大師德里達了。
時間定在上午九點半。大師一行如期來到了饑渴的人群中。主持儀式的校長助理這樣介紹德里達："當你翻開任何一本當代哲學史、思想史、美學史、文學史……都會看到的名字--德里達。"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爲這是溢美之詞，對於這位幾乎以一己之力顛覆了整個西方幾千年的哲學傳統的傳奇式人物，使用什麽樣的言辭都不算過分。副校長在宣讀授予"名譽教授"的決定時，自然有義務對接受這一稱號者作出簡明扼要的評介。1967是絕對不會被忽視的年份，這一年《言語與現象》、《文字與差異》、《論文字學》三部作品的發表，正式奠定了德里達在學界的地位。1972年德里達發表另一個重要的三部曲，這被視爲他學術生涯中的第二個高峰。值得注意的是，主人爲德里達樹立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年代標記是1993年，這是《馬克思的幽靈》一書出版的年份。同時我們可以輕易地發現，在這篇顯然是經過了反覆錘煉、字斟句酌的簡短文字中，德里達被放置在既有社、資對立又有全球一體化的當代世界圖景這一宏大敍事框架之中，其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因素，也被強調到幾乎與堪稱德里達哲學之"元概念"的"解構"相提並論的程度。很顯然，德里達也不得不在不同的語境中接受對自己的不同解讀。
爲德里達頒發證書、佩帶校徽的就是南大校長本人。在雷動的掌聲中，德里達終於優雅而矜持地登上講臺，去接受這同時屬於他和南京大學的榮耀。只有在這時和在接下來的致辭中，我們才得以真切地領略大師的風采。他中等身材，著闊邊眼鏡，滿頭白髮茂盛而耀眼，已經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了，仍然步履矯健、精神飽滿。他那深沈的目光和生動的皺紋，散發出難以抗拒的睿智的光芒。德里達的聲音低沈、緩慢，但顯得自信和堅定。據說法語是世界上最優美動聽的語言之一，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但從德里達的聲音聽來，這種說法也許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停頓下來等待翻譯的時候，他的頭微微側向一邊，目光注視著前方，但好像並沒有特定的目標，似乎是在傾聽，又像是在沈思。據悉在看到德里達的照片後，南大的學生們說："他是最有風度、最漂亮的哲學家"，我完全贊同這種看法。
正如擔當這種角色時通常所做的那樣，德里達在致辭中一再強調，接受這一稱號對他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榮耀。但是很顯然，主人們沒有必要對這種說法過於認真，因爲他接著說道："我參加過很多種這樣的儀式，每一個儀式都是相似的，卻又是獨特的，因爲它與每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習俗緊密相聯，這樣的儀式永遠是超出民族國家和地域界限的。"對於德里達而言，也許這才是名譽教授稱號的真正意義所在。
在之後的學術報告和交流中，德里達將"解構與全球化"作爲自己的中心話題。也許是爲了取悅中國聽衆，他從抵抗英語尤其是美語的霸權問題開始自己的報告，儘管他提出的"一個好的方法"幾乎令人啞然失笑--讓更多的法國人學習中文，更多的中國人學習法文。但是他很快就進入了正題。他強調，解構主義是一種多元的、複數的而不是唯一的、宏大敍事式的理論。解構有其歷史淵源，但只是在當前全球化的語境中才被更明確、更尖銳地提出來。解構理論不是要反對或解構任何具體的東西，而是對各種形式的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等等--進行反思，將其納入到全球化的背景中加以新的思考。德里達從語義學的角度進行了概念分析，他聲稱，自己實際上更願意使用"世界化"而不是"全球化"這個詞，所謂世界，不是宇宙，也不是地球，其中包含著鄰居、博愛、兄弟之情等意味，是基督教對世界的一種理解方式。不同的人群對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存在著不同的生活類型，不同的民族記憶，解構理論並不打算解構其中的任何一種類型，而是將各種類型在同等的價值和意義上作爲一個問題提出來，促使人們去思索，所以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對於"異"的理解和接受。
關於《馬克思的幽靈》一書，德里達沒有談得很多，只是告訴我們，他想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提出一種新的國際主義，同時仍要對各種中心主義（包括民族國家中心主義）進行解構，因爲它們在西方傳統中仍然存在。但他又提醒我們，在使用"主權"這一概念時一定要十分謹慎。主權是一種絕對的權力，以前主要表現在政治和科學兩個方面，它是不可見的對人的命運的決定。但全球化的語境對它進行了顛覆，自由市場、跨國公司、貨幣一體化等對它形成了嚴峻的挑戰。"主權"概念是一個衝突，它需要解構，但必須根據不同的民族國家、歷史時期、社會背景來對待。對它而言，解構精神是雙面的：一面要解構民族國家的絕對權力，一面又要維護民族國家抵抗外來霸權的自由。因此，解構並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後現代主義、虛無主義，而是在全球化語境中"求異"、"說不"的思想。
當專治現象學的倪梁康以"責任"問題向他發難時，德里達似乎是採用了一種迂迴的策略。提問者質疑：德里達談到責任時，總是把它看作孤獨的、個體的、神秘的東西，如果這樣，它與"良知"的區別何在呢？它會不會導致絕對的權力？德里達辯解道，他只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認爲責任是孤獨的：如果你的決定已有先例，那麽你實際上並沒有作出決定，也無須承擔責任，責任只有在完全自由的意義上才能成立。作出決定是爲自己重新確立規則，這是危險的、不可預見的，在這種意義上，責任的確是唯一的、孤獨的、神秘的。他用一種幾乎是不容置疑的語氣說：解構一定要超越原來的傳統。一個學生的問題則顯得更加激烈：既然德里達曾以讚賞的口氣談論過彌賽亞主義和上帝降臨性，那麽，他的解構主義是不是也有一個邊界？是否存在不能解構的東西？德里達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上帝降臨是宗教的概念，是人們等待一個具體的形象來拯救自己，但是他從未說過這是不可解構的！降臨性是一種等待，是對未來的敞開。不過他對"公正"顯示出了令人驚訝的敬意：應該區別公正與權力（包括法律）的概念，權力和法律是可以解構的，但公正正是解構主義本身的資源。最後，德里達用意味深長的一句話結束了自己的演講："在這裏，我們'說'了，用各自不同的語言'說'了，這是最重要的。"
必須承認，在這麽短時間的演講和答問中，德里達傳遞給我們的資訊是相當豐富和具有啓發性的。但同時也無須多言，這些內容在他那等身的著作中都早已作過精細入微的闡發，和他的文字著述相比，今天的報告和答問甚至可以說是"卑之無甚高論"。但是，他所採用的言說方式很快引起了我的強烈興趣。如所周知，德里達不僅以其思想的深邃和衝擊力受到關注，同時也以其零亂、晦澀、模糊的行文風格著稱。我曾看到一本中譯的《德里達訪談錄》，收錄了法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電臺、報社對他的訪談，在訪談中德里達幾乎是原封不動地保持了他在文字寫作中的那種風格。基於這種情形，說實話，在今天踏進報告廳的大門時，我最大的願望只是領略這位解構大師的風采而已，甚至不曾奢望能夠聽懂大師所講的東西。然而事實完全相反：今天的德里達主題明確，語言流暢，思維清晰，意義確定，我們幾乎不費多少心力就明白了大師想要說什麽（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幾位優秀的翻譯）。我很想向德里達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麽促使他在今天採用了這樣的言說方式？或者說，在他心中，他的法國聽衆與中國聽衆之間究竟有什麽樣的差異，以至於他要用完全不同的策略來對待他們？可惜的是大師行程匆匆，兩個半小時的活動很快就結束了，在已經沸騰起來的廳堂裏，我心情愉快卻又不無遺憾地站起身，回來炮製這篇流水帳式的印象記了。
既然德里達以解構著稱於世，那麽我輩對大師偶爾的不敬，想必他也會不以爲忤的。國人也向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的傳統。即便是在傾聽大師優雅深沈而又飽含激情的精采演說和報告時，我又何嘗不是身在此而意在彼，已經在大腦中構思自己的文字了！大師一旦成爲大師，就不再屬於自己，他立刻成了公衆共同的財富和資源。德里達和他的先輩們早已指出，文本被書寫出來後就脫離了作者，具有了獨立性和自存性，會按照其自身的邏輯發展，剩下的事情應該留給讀者，讓他們在與文本的對話中去尋找、發掘屬於他們自己的意義。新世紀、新千年的第一個教師節，德里達這個充滿激情、充滿挑戰、充滿魅力的文本，以一種全新的面目重新呈現在南大師生的眼前，我們不能不慨歎：這世界真小、真精采，隨處都有驚奇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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