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者專家：福柯】
瘋癲的真相
作者：危舟／
2001.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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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主體怎麽會把自身當作知識的物件？主體以什麽代價才能講述有關自身的真理？這是福柯提出的問題。"把瘋人說成絕對他者，不僅付出了理論代價，而且也付出了一種制度的乃至經濟的代價。"於是福柯在"偉大的尼采式求索的光輝照耀下"開始了對瘋癲的考察。 由於福柯認爲"瘋癲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産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癲並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癲的歷史。"所以撰寫出來的只能是另一種瘋癲的歷史，即用理性禁閉自己的鄰人，把理性與瘋癲斷然分開的那種瘋癲的歷史。 福柯的考察是從麻瘋病院開始的。中世紀晚期，麻瘋病人逐漸減少，但是人們排斥麻瘋病人的社會結構卻保留了下來，而麻瘋病人的角色也由貧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錯亂者"所替代。這種方式也將帶著全新的意義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續下去，這種嚴格區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種社會排斥，又是一種精神上的重新統一。" 在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一種東西，即"愚人船"。"愚人船"起了驅逐流放瘋人的功能，福柯認爲這種地理變遷發展了瘋人在中世紀的邊緣地位。那爲什麽會出現 "愚人船" 這種東西呢？福柯告訴我們那是因爲它是一種中世紀末突然出現在歐洲文化地平線上的巨大不安的象徵。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學術作品中瘋癲和瘋人變成了重大現象，瘋癲的形象成爲縈繞西方人想像的重要部分。 到十五世紀的最後歲月，"對瘋癲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肅穆。"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轉變爲內心體驗，從外部這種萬物都無法逃避的結局和秩序轉向戲謔地思考生存本身就是虛無。死亡無處不在，因此死亡的毀滅不再算回事。生存的虛無不再被認爲是外在的終點而是內心體驗到的永恒生存方式。而"瘋人比死人更早地消除了死亡的威脅"，過去，人們因瘋癲而看不到死亡，現在就用死亡景象來恢復理智，開始譴責瘋癲。"不再由時代和世界的終結來回溯性地顯示，人們因瘋癲而對這種結局毫無思想準備。而是由瘋癲的潮流、它的秘密侵入來顯示世界正在接近最後的災難。" 接著福柯發現瘋癲出現了一種裂痕，一方面是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安排的那種深刻的悲劇性瘋癲體驗，另一方面瘋癲又成爲人們嘲弄的幻覺，而不再是悲劇現實，也不是通往彼岸世界的絕對痛苦。 在17世紀又出現了禁閉制度，禁閉成爲一種強迫勞動的手段，而且這種勞動是低成本的。於是禁閉被認爲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用於吸收失業，另一方面用於控制成本。但實際上禁閉所的勞動效率很低且對在業人員形成就業威脅，所以福柯認爲禁閉的實踐不是由經濟條件規定的，而是由一種道德觀念維繫和推動著。古典時期，勞動社會第一次獲得一種實行隔離的道德權力。至此，"國家法律和心靈法律最終合二爲一。"由於瘋人勞動能力低下，瘋癲之所以成爲"他者"已不在於瘋人來自非理性世界，而在於其越出了資產階級秩序的雷池，置身於其神聖倫理界限之外。所以，禁閉在瘋癲的歷史上標誌著一個決定性時刻，"此時人們從貧困、沒有工作能力、沒有與群體融合的能力的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最終決定了人們對瘋癲的體驗，改變了其歷程。"從此，瘋癲被關押起來，聽命於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在古典時期，瘋癲和非理性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瘋癲處於有別於整個非理性世界的地位。一般的禁閉是爲了避免和掩蓋醜聞，瘋人卻像猴子一樣被展示，成爲這個世界的純粹景觀。獸性就是瘋癲的真相，這使瘋癲不再是非理性，非理性成爲它的支柱，瘋癲只有通過非理性才能被理解。因爲"瘋人複現了人墮落到獸性狂亂的極點的歷程，暴露了潛在的非理性領域。" 古典主義瘋癲的主要形式表現爲譫妄話語，"語言是瘋癲的首要的和最終的結構。"這種話語有兩個層次，一層是荒謬的想象，與幻覺的交流，另一層有著嚴謹的結構，無可辯駁的邏輯，形式上符合理性法則但是卻能發現十分明顯的理性缺席的表徵。爲何會這樣呢？福柯通過對做夢和妄想的分析間接地進行了考察。瘋人不是受到欺騙而是欺騙自己，譫妄是用夢的語法體系表達的一個假命題系統。福柯還認爲笛卡爾的理性主義法則排斥辯證關係和妥協，是祛除瘋癲的偉大咒符。在古典時期，瘋癲開始從悲劇中消失，拉辛的《安德洛瑪克》成爲最後一道悲劇閃電。 通過對瘋癲具體形態以及治療方法的考察，福柯發現瘋癲被賦予新的內涵，即"道德過失的生理效果"，瘋癲被認爲是對道德罪惡的自然懲罰。醫院隔離改造著病人，使自然本性受到道德的調節。這種轉變把非理性體驗完全變成了關於瘋癲的道德觀念。 在18世紀瘋人的形象重新出現，但只是"理性在歡慶勝利之際卻讓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復生，允許它在秩序的邊緣遊蕩"。然而，人們又産生新的恐慌，人們聽說從禁閉所傳出一種疾病將危及各個城市。這種恐懼是從醫學角度産生的，卻因一種道德神話得以傳播。現在，道德與醫學開始合謀，非理性被打上了疾病的烙印。在18世紀下半葉，"瘋癲不再被視爲使人更接近於某種原始的墮落或某種模糊存在的獸性的東西。相反，它被置於人在考慮自身、考慮他的世界以及考慮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東西時所劃定的距離……瘋癲不再屬於自然秩序，也不屬於原始墮落，而是屬於一種新秩序。"在新秩序中形成醫生所說的"精神錯亂"和哲學家所說的"異化"，二者將很快變得毫無相似之處。 19世紀對瘋人的禁閉受到譴責，但福柯認爲這與醫學進步和人道主義毫無關係。首先，這是一種政治批判。由於囚徒的抱怨，瘋癲被分離出來，以不同於其他被禁閉者的形象出現，瘋癲成爲囚徒恐懼的幽靈，成爲禁閉權力的象徵。所以這種批判並沒有給瘋癲更多仁愛，而是使瘋癲與禁閉更緊密地聯在了一起。其次禁閉受到批評是因爲經濟原因，它影響了勞動力市場。在此社會經濟整合的進程中，瘋癲只是作爲一個解除禁閉的難題出現的，最終的結果卻還是讓瘋人留在那兒。 隨著精神病院的建立瘋癲開始了它的現代史。在精神病院裏，不再懲罰瘋人的罪過，但是它使負罪感成爲瘋人本人的一種意識，使自己成爲他者懲罰的物件，置自己於客體地位，從而恢復對自我的意識，恢復理性。在精神病院，瘋人喪失了自治權利，被賦予未成年的地位，看護則作爲一個權威出現，代表進行審判的嚴厲理性，從而形成一種"家庭"式結構。醫生也被神化，他享有權威，"不是因爲他是一個科學家，而是因爲他是一個聰明人。"而醫生從社會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權威也逐漸變得似乎來源於其本人，醫生很快成爲病人眼中的魔法師。所以福柯說，精神病院不是醫療機構，而是採用隔離、監視、審判手段的改造所。 最後，福柯指出藝術作品頻頻地從瘋癲中爆發出來絲毫不能表明世界的理性。而且"瘋癲意味著與藝術作品的徹底決裂。它構成了基本的破壞要素，最終會瓦解藝術作品的真實性。"世界試圖用心理學辨明瘋癲的合理性，但世界在瘋癲面前也無法用瘋癲的作品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 本文參照版本：《瘋癲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書店1999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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