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者專家：福柯】
我沒見過知識份子－－《福柯與性——解讀福柯〈性史〉》
作者：李銀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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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與性——解讀福柯<性史>》簡介：福柯的《性史》並不是一部人類性行爲的編年史，他探討的是：這麽多世紀以來，把性與真理的追求連結在一起的線索是什麽，人們是如何和爲什麽要到性當中去求得關於自身“真理”的知識的。福柯的書比較難讀，人們可以通過李銀河的這本書瞭解福柯和他的《性史》。
福柯有一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覺得‘知識份子’這個詞很怪。就我個人而言，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知識份子。我遇到過寫小說的人，治病的人，在經濟領域工作的人，創作電子音樂的人。我遇到過教書的人，繪畫的人，還有我從不知道他們幹些什麽的人。可就是沒有遇到過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在漫長的歷史中曾自以爲能夠爲人類、爲社會的發展提供一種普遍適用的理論和知識，但實際上能夠爲人類提供這種知識的所謂“一般的知識份子”已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有“特殊的知識份子”即專家：物理學家、基因學家、資訊學家、藥理學家……福柯明確地說：“我在某一特定領域工作，我並不創造一種普遍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理論。”
福柯這種“怪論”的實質，是以所謂“特殊的”知識份子取代“普遍的”或“一般的”知識份子，這種“特殊的”知識份子像任何其他人一樣，只應談論他所知道和所經歷的東西。按照福柯的傳記作家謝裏登的看法，福柯認爲，他自己的任務不是啓蒙，而是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去影響他在其中運作的特殊的真理規範；他的使命不是揭示真理，追求真理權力的意志屬於無情的暴君，而只有暴君才需要專一而徹底的虔誠。所謂揭示真理是一種誘惑了柏拉圖以來的歐洲人思想的儀式。尼采發出了它搖搖欲墜的第一個信號，並且提供了一條他稱之爲譜系學的出路。譜系學是“灰色的”行動，但它也是快樂的科學、假說的科學。對這種快樂、這種假說的熱愛充滿了福柯的全部著作。對他來說，不確定性不是什麽令人苦惱的東西。他懷著其他人在揭示了真理後油然而生的喜悅之情提出假說。而對假說、創新的愛當之無愧地是對美的愛。 福柯對傳統的知識份子定義的批判是從兩個方面來闡明的：一個是否定的角度，另一個是肯定的角度。否定角度的重點是對傳統知識份子的預言家功能的否定。他說：“我認爲知識份子--如果真有這個範疇的話，這一點既不能確定，也不值得期望--正在放棄他們過去預言家的功能。我這麽說，指的不僅是他們對未來所作的判斷，還包括他們一直渴望的立法的功能：‘想知道什麽是必須要做的，什麽是好的，跟我來吧。在世事的混亂紛擾中，有我來爲你指路。’今日從事說話和寫作職業的人的腦海中，希臘智者、猶太先知和羅馬的立法者的形象仍然徘徊不去。”“知識份子的角色並不是要告訴別人他們應該做什麽。他有什麽權利這樣做？想想兩個世紀以來知識份子竭力表述的那些預言、承諾、指示和藍圖吧，那産生了怎樣的後果，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知識份子的工作不是要改變他人的政治意願，而是要通過自己專業領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對設定爲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他們的行爲方式和思維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認可的事物，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以此來實現他的知識份子使命），並參與政治意願的形成（完成他作爲一個公民的角色）。”
對於舊式知識份子自以爲擁有的預言功能，福柯不但冷嘲熱諷，而且深惡痛絕。他甚至連提建議都不能容忍。有人問福柯什麽時候我們才能提出建議，福柯說：“我認爲並不應該由我們來提建議。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語彙、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我們應該奉獻的是人們可能會發現有用的零件和工具。提高組建致力於這種分析的小群體，進行不懈的鬥爭，運用這樣或那樣的工具：在此過程中新的可能性將會得到開闢。但是如果知識份子又開始扮演他已經扮演了一百五十年的角色--某種預言家，致力於什麽是‘必然的’，什麽又‘必須發生’--支配性的後果又會再現，我們又會有其他的意識形態，以同樣的方式起作用。只有在鬥爭本身中，並通過鬥爭，積極的狀況才會出現。”
在福柯對傳統知識份子定義的批判中，從肯定的角度他又是怎樣論述的呢？他說：“我夢想有這樣的知識份子：他們反對普遍性的原則；他們在今日的遲惰和約束中尋找和標出薄弱環節、力量作用的路線和出口；他們不斷地在運動，可又不知道正在朝什麽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明天的觀點會變成怎樣，因爲他們太關注此時此刻了；他們不管怎樣地運動，都要堅持問一個問題，即是否值得爲革命付出代價。”
與傳統知識份子繪製社會藍圖、預言世界發展前景、領導人群向某一目標前進的做法不同，福柯所主張的是一種隨時隨地的反抗、抵制、鬥爭和批判。他爲批判所下的定義是：“不服管的藝術，或更確切地說，不以某種方式或某種代價接受管理的藝術。”“我認爲批判是一種運動，它使主體被賦予一種權利”，即通過運用“一種自願反抗的藝術，一種經過認真思考的不服從的藝術，來發現真理的權利”。
福柯告訴我們，無須屈從那些以往看來天然真實的事物的專斷和兇暴，人永遠能夠鼓起勇氣予以抵制並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思考。
福柯所提出的“不服從”和“自願反抗”的重大意義在於，這種反抗權力的鬥爭並不是出於某種事先設計好的程式，也不是爲了實現某種政治和社會藍圖，而是隨時隨地對於自身感覺到的壓制的抵制。因此，這種鬥爭絕不會是無病呻吟或事出無因的。換言之，它一定會有切實的理由，而鬥爭的勝利一定會改善某些人的狀況，改變某種權力關係，不會是爲了某種虛無縹緲或不切實際的目標，更不會用一種壓迫取代另一種壓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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