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國家—論經濟全球化的後果問題
社會福利國家妥協面臨終結
作者：于爾根•哈貝馬斯
資料來源：《士柏網》 發表日期 ：2001-4-30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20世紀末，西方發達社會重新遇到它們以爲在社會競爭壓力下剛剛解決了的問題。這是一個與資本主義本身同樣古老的問題；怎樣才能有效地發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配置功能和發現功能，而不致造成背離民主制自由社會的一體化條件的不平等分配和社會代價？在西方混合經濟中，國家可以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的份額因而擁有轉移支付、補貼，乃至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政策、就業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的活動餘地。國家能夠對生産和分配的框架條件施加影響，以便達到增長、價格穩定和充分就業的目標。換句話說，調節式的國家可以一方面借助刺激增長的措施，另一方面借助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
如何解決把經濟效率同自由和社會保障，即把資本主義同民主結合起來的問題，關鍵在於實行某種致力於在高就業水平下比較全面地推行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政策。儘管美國、日本和聯邦德國等國家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但是直到80年代，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部門都在不斷發展。從那以後，所有經合組織國家的發展趨勢都出現了轉折：福利支出遭到削減，同時，享受福利制度變得困難，失業壓力加重。社會福利國家的轉變或削減是以供給爲導向的經濟政策的直接結果。這種經濟政策的目的是放鬆對市場的調控、削減補貼和改善投資條件，它包括遏制通脹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政策、降低直接稅、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及類似的措施。
顯然，放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導致社會福利國家曾經抑制住的危機趨勢重新擡頭，由此産生的社會代價使自由社會的一體化能力不堪重負。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註2)就業者、就業不足者和失業者之間生活條件的差距日益拉大。就業者群體本身的地位不僅像迄今爲止那樣因勞動市場狀況而分化，而且還因勞動合同的種類（是核心職員還是臨時工）、勞動崗位的穩定程度（是在主公司還是在供貨公司工作）、籍貫（是本國人還是勞動移民），或勞動關係（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而分化。"風險群體"往往淪爲失業者和貧困者，或被視爲"難以幫助的人"。他們深受性別、年齡、子女數量、知識水平、籍貫、身體殘疾等一些特徵的影響。這些特徵明確表明了他們已成爲"多餘者"的集體命運。與以往相比，個人更難抗拒這種集體命運。在來自就業制度和培訓制度、國家轉移支付、住宅市場、家庭資源等方面的排斥現象密集的地方，就會出現"下層社會"。遭到淘汰的、與其他社會階層完全脫節的群體難以靠自己的力量改變其社會處境。(註3)
然而，從長遠來看，上述社會分化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而這種文化的普遍主義的自我理解則是民主制社會的基礎。以正當形式作出的多數決定如果只反映受地位下降威脅的階層對其地位的憂慮和維持其地位的要求，即只反映右翼民衆主義的觀念，就會侵蝕程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新自由主義者認可較大程度的社會不平等，同時相信世界性的金融市場作出的"經濟基地評價"具有內在的合理性。他們對上述情形的估計勢必不同於信仰"社會民主主義時代"的人，因爲後者知道，人人享受相同的社會權利是民主的公民地位的保障。但是，雙方以類似的方式描述了這種困境，他們的判斷結果是，各國政府被迫參與零和博弈，在這場博弈中，不可動搖的經濟目標值只能以犧牲社會和政治目標爲代價來實現。在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想保持其"經濟基地"的國際競爭力，只能走國家自我限制塑造力量的道路，即採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註4)
關於這種兩難困境人們已做過大量可信的描述。在此我不能深入探討，甚至也不能-一列舉這些描述。(註5)它們集中於兩個論點：（1）富裕社會的經濟問題來自--以"全球化"這個關鍵字所表達的--世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轉變；（2）這一轉變限制了民族國家的行動者的行動餘地，留給他們的選擇餘地不足以充分地"緩解"跨國市場流通所産生的不受歡迎的社會和政治的副作用。
1、對"市場全球化"的說法要進行區分，因爲根本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世界市場。市場全球化指的是一個過程，人們認爲它主要有四項指標：(註6)
--國際貿易，尤其是工業産品貿易在不同區域市場上的地理擴展和相互影響程度的加強，促使各國國民經濟日益依賴於世界經濟。同時，貿易的內涵發生變化：新的通訊技術的應用使勞務貿易國際化，使遠距離的生産、倉儲和消費成爲現實（例如軟體設計勞動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金融市場的全球網路化推動了短期投資，加速了資本流動，致使流動性增強的資本更容易擺脫各國稅務部門的監控；各國政府本身則遇到國際交易所的壓力，後者能對利率和預算政策作出反應；此外，外匯投機和金融衍生物投機導致諸如獨立的"符號經濟"一類的事物出現。
--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歸因於跨國公司的增多。這類公司在作決策時日益不依賴于其所在國，因爲它們能夠採用新的撤資辦法（並以此相要挾）。在這方面，關於所謂的"勞動崗位出口"，例如勞動崗位從西歐向東亞、拉美以及中東歐低工資國家轉移，正在引起人們的討論。在發達社會，技術裝備差的工業部門中的非熟練勞動力首先受到這種趨勢的衝擊。
--"新興工業國家"工業産品出口的急劇增長加強了對經合組織國家的競爭壓力，迫使後者大力改造經濟，重視高技術産業。
2、如果關於上述趨勢的描述符合實情，那麽世界經濟無非是一種"國際性的"交換體系，其中各個民族國家是主要的行動者，它們立足於各自的國民經濟，並通過外貿關係相互競爭。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導致一種"跨國性的"、打破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界限的世界經濟體系觀念，而這種世界經濟體系爲民族國家的行動者規定了新的前景。(註7)隨著國家的塑造力量轉讓給跨越地域的、不受約束的市場，民族國家的政治活動餘地便不再受其他民族國家（或其他類型的行動者如大銀行、跨國公司）的戰略決策限制，而是日益受體系相互依賴性的限制。由世界上無數市場參與者的個別決策凝成的結果構成種種關聯，人們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估計這些關聯，但是還弄不清如何影響戰略對手的行爲。跨國模式使人注意到如下情況：即使最強大的政治行動者也變得依賴於市場，他們對市場框架條件的影響可能越來越小。
以下兩種選擇可以排除：保護主義和恢復以需求爲導向的經濟政策。只要資本運動的確還能得到監控，那麽在現有的世界經濟條件下，對本國經濟採取保護主義措施所造成的代價將很快達到難以容忍的程度。目前，國家就業計劃失敗的原因不僅僅在於公共預算的債務限額，即使從民族國家範圍內看，這類計劃也不再有效。在全球化的經濟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單獨實行凱因斯主義"已行不通了。
有廣闊前景的政策是主動、合理和穩妥地調整國內的形勢，使它適應全球競爭--這也是"新工黨"所奉行的戰略。其中包括前瞻性的工業政策的著名措施，如促進研究和開發，即促進對未來的投資，通過改善培訓和進修條件提高勞動力素質，實行勞動市場的合理的"靈活化"。從中期來看，上述措施能夠帶來經濟基地優勢，但它們改變不了國際經濟基地競爭的格局，也無益於遭到淘汰的礦工和船廠工人。而假如放鬆對勞動市場的調控，這些人將最先獲益，當然，前提是在補貼低工資職業（例如採取所得稅負稅率的辦法）的條件下開放低工資行業。(註8)
如果把這種思路極端化，就會形成由國家保證基本收入的思想（A．高茲）。收入與就業脫鈎雖然會促使現有的、以職業勞動爲中心的經濟社會轉向其他前提，並在用國家保證的基本收入抵禦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給個人生活方式造成的破壞性後果的意義上，爲瀕於解體的社會福利國家創立一個等價物。然而，這類極端的再分配計劃需要一種在國際上幾乎無法實現的價值轉變。除此以外，假如所設想的基本收入高於目前的社會救濟水平，如何在個別國家的籌資空間內實行這種計劃也還是個問題。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超越民族國家
直到17世紀，歐洲才出現以擁有對一塊領土的主權統治爲特徵的、在調控能力上勝過傳統政治形式（如古老的帝國或城市國家）的國家。現代國家作爲功能專門化的管理國家從法制化的市場經濟交往中分化出來，同時它作爲調控國家也獨立於資本主義經濟。在19世紀的進程中，現代國家作爲民族國家開始採用民主形式來認證合法性。在一些享有特權的地區和在戰後有利的條件下，當時在世界上被奉爲典範的民族國家--通過在不觸動國民經濟的自我調節機制的情況下對其實行調控--發展成爲社會福利國家。然而，這種成功的組合隨著全球化的經濟擺脫這種調控國家的干預而受到危害。顯然，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
因此，人們首先關注跨國機構的設立。(註9)這也是成立各大洲的經濟聯盟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亞太經合組織的理由，它們可以實現各國政府間有約束力的、往往靠適度的制裁來保證的協調。像歐盟這種雄心勃勃的計劃所帶來的合作利益更大，因爲隨著這類洲級體制的創立，不僅會形成能夠減少匯率動蕩風險的統一貨幣區，而且還會形成擁有等級制許可權的更大的政治共同體。
歐洲統一過程極有可能證明，對這些放棄貨幣主權而堅持大多數其他主權的國家來說，缺乏統一的社會福利政策和就業政策的貨幣聯盟所帶來的問題將比它所解決的問題更多。,(註10)原因在於，只有把各主權國家變成一個擁有民主立法權的共同體的成員，才有可能實行統一的社會福利標準和環境標準。當然，對本身具有國家特徵的、由不同的民族國家組成的聯盟來說，只有通過平衡生活狀況同時做到以另一種方式推動一體化，它才能發揮更大的調控能力。必須像瑞典人和葡萄牙人、德國人和希臘人表示願意互助那樣，把迄今只限於民族國家的公民互助推廣到這種聯盟的全體公民。只有這樣，才有望在他們中間實行統一的最低工資，乃至爲個人的生活計劃和各種集體的生活形式創造同等的條件。(註11)
即使這樣一種體制，充其量也只會由於其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的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建立較大的政治共同體固然會結成針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防禦性聯盟，但是它改變不了經濟基地競爭的模式，也不會自動地使適應跨國性世界經濟體系的方針轉向企圖從政治上對該體系的框架條件施加影響的方針。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政治聯盟是在全球化的經濟力量面前彌補政策的必要條件。任何一種新的跨國體制的形成都會使政治行動者的數量減少，使由少數有全球行動能力的、即有合作能力的行動者組成的圈子得到充實，後者據說能夠就執行框架條件達成協定。(註12)這種合作能夠使所有參與者比在無規定或自行其是的情況下更好地行事。在這方面，人們長期以來所討論的對投機利潤的徵稅（即所謂的托賓稅）便是個很好的例證。由於世界政治體系--儘管擁有跨國性的機構--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大量戰略行動者之間的國際關係的支配，所以迄今連這樣一種明顯符合各有關政府共同利益而且簡便易行的協定都未能達成。
要在下述對世界經濟秩序的設想上達成一致就更爲艱難：這種世界經濟秩序不僅要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補充跨國性的市場流通，而且要引進世界範圍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抽象地、純主觀地講，儘管全球化的經濟超出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迫使人們去尋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國家所承擔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跨國性的機構--但是在跨國機構的層面上，尚缺少一種能把受市場調節的跨國流通所造成的不受歡迎的社會後果和生態後果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內的政治合作模式。雖然參加聯合國各機構的180個主權國家借助一個龐大的機構網路相互交織在一起，(註13)
約有350個政府組織--其中一半以上成立於1960年以後--在履行經濟、社會和保障和平的職能，但是它們過於弱小，不能作出有政治約束力的決策，也無法在經濟、社會保障或生態方面履行調節職能。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全球福利體制"似乎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過於熱切的觀念。這一點也適用於這樣一些理論觀點，它們不像系統論那樣通過基本概念的選擇排除對複雜的社會本身進行自覺政治干預的可能性。無人願意追隨烏托邦，在所有烏托邦的能量似乎已經耗盡的今天尤其如此。(註14)由於未做切實的社會學努力，關於彌補市場的政策觀念迄今也沒有發展成爲一種"計劃"。要做到這一點，在政治意志構成方面至少要形成合適的機制的雛形，在政策性的世界經濟秩序方面，要形成一個爲所有參與者所期待的利益均衡模式。
如果說這種計劃要在各國及其國民現有的利益基礎上取得合法性，並由獨立的政治力量來實現，那麽社會學的保留態度就是有根據的。在參差不齊的世界社會中，由於相互依賴的不平衡性，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將産生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缺少跨國性意志構成的制度化程式時，上述觀點才符合實情，這些制度化程式會迫使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不得不更加關注"全球政府"的觀點。
不僅限於經濟方式的全球化過程將使我們逐漸接受另一種觀點，使我們日益清晰地看到社會舞臺的局限性、風險的共同性和集體命運的相關性。通訊和交通的加速和日益頻繁正在縮短時空的距離，而市場的擴張卻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即使從中期來看，日益變小的世界已不允許人們將行爲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的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從事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生産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註15)於是我們不禁要問，把社會代價轉嫁給勞動大衆中的"多餘者"的做法還能實行多久？
毫無疑問，只有當各國政府在其爭取支援和重新當選的民族國家舞臺上不再被視爲獨立的行動者時，它們才會接受制止上述外化行爲的國際協定和規則。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人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因此關鍵問題在於，能否在共生於廣闊地域的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中，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的意識。只有借助于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的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改變，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爲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只要國民出於可以理解的自我利益的原因尚未贊同這種意識轉變，就不能指望執政的首腦人物實現這種由"國際關係"轉向跨國性世界內部政策的觀念轉變。
和平主義意識即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在經歷了兩次野蠻戰爭之後，和平主義意識得到公衆的認同，並--從直接參戰國出發--傳播到許多國家。我們知道，這種意識轉變根本未能阻止其他地區的局部戰爭和大量的國內戰爭。但是，受意識轉變的影響，國家之間關係的政治文化晴雨錶終歸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以致譴責侵略戰爭和反人道罪行的聯合國人權宣言獲得了公認的國際公約那種規範性的軟約束力。然而，對於用來解決全球問題的、對世界經濟具有重大意義的措施、實踐和規則的制度化來說，這還不夠。在這裏，我們看到那種已經成爲歐洲統一進程瓶頸的欠缺，即缺乏對世界公民互助意識的培育。世界公民互助的約束力顯然弱於在各民族國家內部近一兩個世紀所發展起來的國家公民互助。然而，爲什麽那種偉大的、在歷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識和王朝意識上升爲國家意識和民主意識的抽象力不能被繼續發揚光大呢？
要使利益協調和普遍化的程式以及創造性地策劃共同利益的程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歡迎的世界國家這一組織形式來實現，而要靠以前各主權國家的自主、自願和獨特性來實現。因此，聯合國大會充其量像個衆議院絕非偶然。然而，實現這一點的前景如何呢？合理利己主義者的合作能力在全球層面上也同樣解決不了霍布斯關於如何穩定社會行爲預期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國民已先行轉變了的價值取向的回應和支援，即使在政治首腦人物本來能夠倡導制度創新的社會中，也無法實現制度創新。因此，這類"計劃"的主要承擔者不是政府，而是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即超越國界的市民社會的積極成員。不管怎樣說，必須重新形成對全球化市場的政治調控能力的思想使我們注意到，政治組織的合作能力與世界公民互助的新一體化形式之間存在著複雜的聯繫。
繼續進展的現代性還是被繼續引導的現代性
一種社會學如果總是把"社會"局限於民族國家的範圍，即把它視作民族國家的社會，那麽它在遇到像"世界社會"這樣的政治結構如此脆弱的組織時，就會陷於思維的困境。(註16)
然而，爲什麽社會科學遲遲不去討論這樣一種前景，這並不是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目前，社會科學絕對沒有忽略經濟全球化的驚人事實和聯繫，(註17)但是只有少數社會學家願意用自己的現實判斷來告誡廣大公衆。(註18)這裏缺少的不是判斷，需要解釋的是人們對關注跨國性世界內部政策這條依然艱難的道路的觀點何以持冷漠態度。爲了按"世界公民的意願"策劃共同利益以及爲了建立"全球福利體制"，人們需要一些制度和程式。爲什麽研究這些制度和程式現在竟顯得如此不合時宜？我認爲，放棄了理論批判的社會理論再也無法勝任這方面的內容，儘管"反思的現代化"的判斷主張，對繼續進展的現代性也必須加以繼續引導。
在清理西方理性主義基礎的理性批判方面，海德格爾是位關鍵人物，這種理性批判的目的僅僅在於重新玄化。在康得乃至黑格爾和馬克思那裏，理性的辯證自我批判試圖弄清西方理性主義的局限性，而海德格爾則堅持一種關聯性的理性批判，指出自我掩蔽的主體理性那種虛妄的自負。海德格爾式的理性批判似乎想從內部揭示毫無根基的、抽象的自我理解的局部起源背景，打破理性的偶像，從而重建新的泰然境界。現代性的信仰者應當重新學會在虔誠的期待中向未卜的存在命運屈服。然而，這種"末日式的關懷"有類似于傳統社會的神秘的命定論之嫌。因此，與批判式的社會理論相比，從這個源頭發展起來的文化批判更難解釋行將終結的20世紀的現實，儘管它指責批判式的社會理論的鈍化。
正如以前的"現代"啓蒙批判家一樣，"後現代"的追隨者也把海德格爾派視爲頹廢者、被抛棄者、不被認同者、受排斥者和異己者，即持異見的異類。後現代的追隨者一再對抽象的普遍性和包容式的總體性持保留態度--這種總體性斷然超越差異，剷除小圈子和局部的頑固的特殊性。借助這種方式，他們強化對不受監督的龐大官僚體制擴張的不信任感--這種擴張以建立更大的政治共同體的計劃甚至以實行世界內部政策的計劃相要挾。此外，後現代的啓蒙批判家還共同反對啓蒙本身，即也反對當時試圖以辯證的方式闡釋自我界限的啓蒙。他們不僅批評在自我反思、自我實現和自我決定的行動中對"自我"的佔有式的、個體主義的錯誤理解，也批評對現代性的規範性理解本身。他們不僅放棄了意識哲學和歷史神學，也放棄了現代精神。
後現代主義的目標在於思維轉變，把社會從過於關心未來、關心過早預期的未來狀況的集體責任壓力下解脫出來。它主張，"控制的領域"應從不堪重負的個人和政治共同體轉向紛亂的偶然性、變化無常和極度複雜的狀況以及網路化的第二自然；一旦形成對現代性的規範性的自我理解，社會以民主形式組織起來自覺地對自身施加影響的觀念便應當（亦將）消亡。然而，就出自依然如故的思想淵源的社會現代性而言，其無動於衷地繼續進展的趨勢卻反對這種期待。如果人們接受以"反思的現代化"爲關鍵字的描述，(註19)那麽就會發現，儘管西方社會的結構和基本條件發生了種種變化，但它的文化潛力卻保持不動，凝結於自我意識、自我實現和自我決定這些思想中的價值取向甚至更加清晰。我們的社會如果想爲21世紀全球性的問題找到解決辦法，就要依靠這個思想淵源。
安·吉登斯用兩段話引進"反思的現代化"的基本思想："如果現代性延伸到全世界並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自己的盡頭。"從這種看法出發，他認爲："我們並未進入後現代時代，而是走近這樣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現代性的結果所産生的影響比迄今任何時候都更徹底、更普遍。"(註20)如果對第一段話做這樣的理解，即現代社會在兩個方面都走到盡頭並且"反思性地"或反身性地感受和探討這種困境，那麽可以看出這兩段話是前後相承的。一方面，現代社會無法再把社會再生産的後果--它表現爲系統化地生産出來的風險--外化，即不能再把這些後果轉嫁給其他國家和社會，轉嫁給子孫後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可以動用的外部資源越來越少，它必須日益依靠自己來再生産其基本條件。工業社會的現代性也是依靠前現代遺産的儲備才得以維持，因此烏·貝克提出"半現代"社會的現代化的觀點。(註21)這只能採取"反思性的"途徑，因爲解決社會現代化的後果問題需要依靠社會現代化本身的能力。
當然，對"反思性"既可以從系統機制"自我調整"（盧曼）的意義上理解，也可以從集體行動者的"自我反思"，即自我感覺和自我作用的意義上理解。前一種反思性的例證是通過市場經濟手段解決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生態問題；後一種反思性即自我反思的例證應當是通過對全球化市場的框架條件施加政治影響的方式補充全球化市場。由於高度專門化的子系統的功能分化不斷"進展"，系統論主張通過反思性的機制達到自愈。但這種設想是行不通的，因爲只關心自身利益的社會子系統看不到它所引起的外在代價。出於這種考慮，C．奧菲接受了阿多爾諾的一個思想："顯然，部分的現代化有損於整體的現代性。正是由於子系統對未來的開放性及其加速創新的局部合理性，社會本身似乎再也無法把它的未來當作計劃來設計，或者僅僅規定基本的期望值。"(註22)因此，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響意義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價保持在社會可承受的限度內。
對繼續進展的現代性必須加以繼續引導。當然，這並不是說要提出一種"計劃的宏大模式"來與系統和網路的"自生自長的、毫無目的的"適應模式相對抗。(註23)新自由主義主張通過解除國家的互助共同體關係把個人釋放出來，使他們進入不受調控的世界市場的"自然狩獵區"。這種觀念同已經失敗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日觀念在一種基本設想上是一致的，即兩者都放棄了複雜社會的民主自我調控的思想，都認爲後現代的主張將導致宿命論以新的形式傳播開來--這種宿命論曾是古老帝國中的政治上無能爲力的農業人口的典型特徵。然而我們能想像，應作爲或多或少合理的利己主義者駕馭自己的個人命運的主體，會對集體命運採取宿命論的態度嗎？
宿命論式的意識轉變--無論它是由系統論引起的還是由存在史引起的--無法同生活領域中日益進展的合理化協調一致。從涂爾幹、韋伯直到帕森斯，傳統的社會理論都指出現代社會意識狀況中具有越來越多的反思性。在對已經變得可選擇的傳統的不斷修正方面，多元件的文化陷於詮釋學矛盾的困境；現有的制度遇到道德合法化的壓力，以致合法性的制度日益依賴於論證和確立規範的民主程序；而陷於決策選擇多樣化困境的個人也不得不保持高度抽象的自我同一性的自我穩定。(註24)反思的現代化不會制止，更不會扭轉這種非傳統化的、價值更新的和個體化的趨勢，相反只會突出和加快這種趨勢。如果上述觀點符合實際，那麽一方面是這種逐漸明朗化的規範性的自我理解，另一方面是政治無法通過全球體系來完成制止生活領域失控的任務的經驗，在這兩者之間必然會産生矛盾。
（柴方國譯）
注釋：
1、1997年9月
25日在奧斯陸大學威廉·歐伯特講座做的報告。
2、 W．海特邁爾：《社會因何分化？》，緬因河畔法蘭克福 1997年版。
3、尼·盧曼：《超越野蠻》，載於M．米勒、H．賽夫納編：《現代性與野蠻》，緬因河畔法蘭克福 1996年版，第 219-230頁。
4、拉·達倫多夫（在《德國政治與國際政治雜誌》1996年第9期上）把這種做法稱爲自相矛盾之舉："問題在於要把三個本來無法天衣無縫地聯繫在一起的東西硬捏到一起，即第一，要在世界經濟的風浪中維持並強化競爭力；第二，同時不能犧牲社會團結和互助；第三，要在自由社會的條件下並通過它的制度來做到這一切。"
5、我獲准閱讀了下列手稿，在此表示感謝：C．奧菲：（不穩定性與勞動市場。關於可供選擇的政策性對策的中期評估）（手稿寫於1997年）；J．耐耶爾、M．澤萊布一凱澤：（轉變經濟），載於《經濟全球化和勞動力的再商品化》，不來梅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1995年第16期；H．威森塔爾：《全球化。社會學和政治學在一個未知領域的協作》（手稿寫於1995年）。
6、參見J．佩拉頓等：《經濟的全球化》，載于烏·貝克編：《全球化的政治》，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98年版，第136頁。
7、 J．耐耶爾：《全球市場與地域國家》，載於《國際關係雜誌》1995年第2期；《沒有國界的競爭》，馬堡1996年版。
8、弗·沙爾普夫：《德國政策的困境》，載於《法蘭克福彙報》1997年6月 5日第35版。
9、戴·赫爾德：《民主與全球秩序》，康橋1995年版。
10、 W．斯特裏克；《新唯意志論：一種新的歐洲社會福利政策體制？》，載於《歐洲法學雜誌》1995年第1卷第1期第l-59頁。
11、 哈貝馬斯：《相容他人》，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96年版，第3章，第 128--191頁。
12、 A．高茲也用這一論據來論證歐洲貨幣聯盟的必要性。參見《法蘭克福彙報》，1997年8月 1日，第35版。
13、 D．森哈斯：《國際體系中的相互依賴》，載於G．克萊爾、H．米勒編：《國際關係中的和平與衝突》，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94年版，第190-222頁。
14、 當然，我不認爲我在1985年所下的論斷因蘇聯發生未曾料到的劇變而失效。參見哈貝馬斯：《福利國家的危機與烏托邦力量的耗竭》，載于哈貝馬斯：《新的不透明性》，美國河畔法蘭克福1985年版，第141-163頁；哈貝馬斯：《有待彌補的革命與左翼的修正要求》，載于哈貝馬斯：《有待彌補的革命》，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90年版，第179-204頁。
15、烏·貝克：《解藥。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88年版。
16、安·吉登斯：《現代性的結果》，康橋1990年版。
17、 H．維爾克：《國家的超級幻想》，緬因河畔法蘭克福 1997年版。
18、 直到帕森斯爲止，經典社會學理論都主張把社會學分析同時代判斷的要求聯繫起來。這種社會學理論顯然已被放棄。人們試圖重新作出時代判斷，以便不把這個領域留給思想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後現代判斷。這些嘗試是對目前這方面所存在的明顯欠缺的反應。參見米勒、賽夫納所編《現代性與野蠻》一書的前言（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96年版，第9-27頁）。
19、 烏·貝克：《風險社會。走向另一種現代性》，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86年版；烏·貝克、安·吉登斯、斯·拉希：《反思的現代化》，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96年版。
20、 安·吉登斯：《現代性的結果》，康橋1990年版。
21、 烏·貝克、安·吉登斯、斯·拉希：《反思的現代化》，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96年版，第56頁及以後幾頁。亦可參見烏·貝克的《風險社會》的第2部分。
22、 C•奧菲：《零方案的烏托邦》，載於J．貝格爾編：《社會世界》（增刊第4卷），格丁根1986年版，第106頁。
23、 H．維爾克：《國家的超級幻想》，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97年版。
24、 哈貝馬斯：《交往行爲的理論》，第2卷，緬因河畔法蘭克福1981年版，第212-223頁。
《全球化與政治》，【德】烏·貝克、哈貝馬斯等著，王學東、柴方國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