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與知識—在德國書業和平獎頒獎大會上的答謝辭（節選）
哈貝馬斯／文
張釗/譯
資料來源：東方雜誌2001年第12期
［編者按］此文爲哈貝馬斯於今年10月14日在德國書業和平獎頒獎大會上的答謝辭節選，譯者張釗還爲此寫了背景介紹文字（見文後的譯者按），由衷感謝張釗博士將譯文惠寄本刊。
就在不久之前，還是另外一個題目引起觀念的對峙，即：我們是否，或在怎樣的程度上，允許基因技術的自我工具化，甚至將人類自我的優化作爲追求的目標。圍繞著這條道路的第一步，在科學組織與教會的代言人之間，爆發了不同信仰勢力的相互鬥爭。鬥爭的一方擔心愚民主義，擔心對科學充滿懷疑的、陳舊的情感孑遺所構成的藩籬；鬥爭的另一方則反對簡陋的自然主義科學觀對進步的迷信，反對這種迷信所造成的道德的削弱。但9月11日，世俗化社會與宗教之間的矛盾以另一種形式爆發了。
那些決心自殺的兇手們將民用客機變成炮彈，射向西方文明的資本主義城堡。通過阿塔斯（Attas）的遺言，從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口中我們知道，他們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鼓動。在他們眼中，那全球化、現代化的象徵代表著撒旦。就連我們這些坐在電視機前的、“世紀末日”的平凡見證人，這些懷著自我折磨的感受，一遍又一遍地觀看曼哈頓那兩座巨塔倒塌的人們，頭腦中也不由自主地浮現出《聖經》中的場景。作爲對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的回答，美國總統那些報復性的語言，也明顯地帶著《舊約》的色彩。好像這個令人眩目的襲擊在世俗社會的最深處撥動了宗教的琴弦，它的震顫充盈了猶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廟。
儘管他們使用宗教的語言，原教旨主義卻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現象。在那些伊斯蘭教兇手那裏，其動機與手段之間的時代差距，恰恰反映了在他們的祖國中，文化與社會之間的時代差距。這種文化與社會之間的時代差距是那個正在不斷加速的、徹底剝奪文化根基的現代化進程的結果。幸運的是，我們（歐洲）所經歷的這個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在創造中毀滅的過程。但在他們那裏，傳統生活方式的破壞所帶來的痛苦，卻不能獲得補償。物質生活的改善僅僅是其中之一。政教分離——這個觀念上的轉變才是決定性的。但是，這個觀念的轉變卻被遭受了屈辱的情感所阻滯。在歐洲，歷史給了我們幾百年的時間，用來尋找一個細膩敏感的、對待現代門神的態度。儘管如此，有關基因技術的爭論表明，世俗化進程依然充滿著複雜、矛盾的心情。……
誰要防止文化之間的戰爭，他就必須回想一下（我們）自己的、西方的世俗化進程中那個尚未結束的辯證過程。“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不是一個（軍事）戰爭。在恐怖主義之中，也同樣體現出不同的世界之間災難性的沈默的碰撞。這些不同的世界必須超越恐怖主義者和導彈無言的暴力，而發展出一種共同的語言。面對著衝破一切國境的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全球化，很多人期待著另一個政治的回歸：不是霍普斯最初設想的那種全球化的治安國家——即在警察、情報機關和軍隊的層面上，而是一個全世界的、推動著文明化進程的建設性政治。此時此刻，我們除去對理性和一點點自我覺悟蒼白無力的期望，別無選擇。……
對世俗化進程的一種理解認爲，宗教的思維與生活方式應該被理性的、被更優越的東西所取代；另一種理解則將現代的思維與生活方式視爲非法盜竊來的東西。那種以排斥爲主的模型帶著失去了神秘色彩的世界對進步的樂觀情緒;
而那種批判墮落的模型則試圖揭示現代社會無家可歸的慘狀。這兩種對世俗化的理解所犯的錯誤卻是共同的。他們都將世俗化過程看作一種無增值性競爭。競爭的一方是資本主義社會那種掙脫了約束的、知識與技術所帶來的生産力，競爭的另一方則是宗教與教會持續的勢力。一方的利益必然以對方的損失爲代價。這個競爭必須遵守自由的規則，而自由的規則卻是偏向於現代化發展的。這種對世俗化進程的理解不符合後世俗化社會的實際情況。後世俗化社會需要在世俗化進程的同時，繼續保持宗教組織的存在。……
在科學與信仰的爭執中，具有中性世界觀的國家所做出的決策並不偏袒一方。只有當世俗化的結果與強大的傳統和世界觀保持著均衡的距離，國家公民多元化的理性才會認可與贊同它。世俗化進程是善於學習的，但又不失其獨立性，對於雙方都是開放的。……
的確，宗教自由的另一面是對世界觀多元化的解放。但是，這個多元化並非對任何世界觀都是平等的。迄今爲止，自由主義國家要求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在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之間劃一道界限。爲了獲得多數社會的認同，他們必須將其宗教信仰翻譯成世俗化的語言表述。比如今天，天主教會與新教教會就是這樣做的。他們賦予母體外未受精的卵子以人的基本權力。這就是一個——也許稍嫌輕率——將作爲上帝的複製品的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翻譯成憲法中的世俗語言表述的努力。只有當世俗社會也能明白宗教語言的表述方式時，那種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釋的努力，才不會導致將宗教不公平地排擠出公共生活，世俗的社會也才不會與自己重要的思想源泉發生隔絕。世俗的解釋與宗教的解釋之間的分界本來就是模糊的。因此，劃定這個有爭議的界限的這項工作應該被當作一種合作，呼籲雙方也同時採用對方的視角觀察世界。
自由政治不能把對世俗化理念曠日持久的爭論外化，即：把它推卸給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們。民主、開明的理念不是一個單純的理念，而是對社會上多種聲音的綜合性描述。
在沒有認真聽取那些感到其宗教感情受到傷害的反對派的質疑之前，世俗化的主流社會不能強行作出任何決定。他們必須將這些質疑看作一種具有推遲效應的否決權，從而去檢驗，能夠從中學到什麽。……今天，市場的語言透過每一個毛孔，將一切人際關係壓進自私自利的模式中。在契約中、在理性的選擇中、在對最大盈利的追求中，那些以相互尊重爲基礎的社會連接沒有獲得應得的位置。
如果世俗化的語言使用僅僅將一些傳統的概念取消，就難免留下困惑。用罪行代替罪惡，用觸犯人的法律代替違犯神的戒律，其中都有一些內涵被丟掉了。……
迄今爲止，很多道義的情感只有在宗教語彙中才能獲得有細膩區分的表述。一旦一個久已遺忘，卻被暗中渴求的東西，在宗教的語彙中找到了拯救性的表述時，那些與之相應的道義情感就會立即獲得廣泛的共鳴。一個不具有毀滅性的世俗化進程是以翻譯的模式完成的。這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世俗化進程的西方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所學到的東西。如果我們不把造物與被造物等同起來，上帝就依然是“自由的人的上帝”。……
科學主義相信有一種科學，它不僅可以通過客觀化的自我描述來補充人格化的自我意識，甚至將完全取代它。這不是科學，而是低劣的哲學。我們的智慧可以非常具有科學性，儘管如此，依然沒有一種科學可以替我們在很多事情上作出判斷。比如，分子生物學的描述使得對遺傳性狀的改造成爲可能，但是，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那些尚未具有人格的人的生命呢？
假如上帝的創造所帶來的區別都消失了，假如不是上帝，而是一個人，依照自己的好惡改變染色體的隨機組合，卻又不能爲此與那個相關的對方達成一個共識，那麽，我們不必相信神學的基本前提，也不難理解，其結果必將不同於我們所設想的、簡單的因果邏輯過程。那第一個按照自己的好惡設計他人的性狀的人，會不會同時毀滅了他人在同類中保持自己的獨特的自由呢？
［譯者按］
10月14日，伴隨著第53屆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博覽會，德國書業界和平獎基金會在法蘭克福的保爾教堂向72歲的德國著名社會哲學家哈貝馬斯教授頒發了本年度和平獎。和平獎基金會評獎委員會認爲，哈貝馬斯是具有時代代表性的德國哲學家。他以批評與積極參與的態度伴隨了聯邦德國的發展，他給幾代人指出了時代精神的主題；他繼續了批評的啓蒙運動精神，將自由、公道這些約束國家權力的基本理念帶回到了人們的記憶中。
歷屆和平獎得主的答謝辭都受到普遍的重視，哈貝馬斯當然也不例外。哈貝馬斯在答謝辭中試圖對在西方社會産生了深刻影響的、有關墮胎和基因技術的爭論，與這次對紐約、華盛頓的恐怖襲擊這兩件看似毫無關聯的事情之間架起一道橋樑，從而找到它們共同的原因。
在答謝辭中，哈貝馬斯特別指出不同的世界——西方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基督教世界與世俗化世界——共同語言的缺乏。這種共同語言的缺乏導致了相互的不理解與不寬容，導致了以無言的暴力爲形式的碰撞。因此，他呼籲全球性的、社會各層面的對話。
他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的宗教情緒看作一種典型的現代社會的産物，看作錯誤的世俗化進程的副産品。西方要想防止文化之間的戰爭，不能簡單地使用武力，而必須從自己的世俗化過程中汲取經驗、教訓。在分析問題時，哈貝馬斯非常敏銳、精致。他對社會的語言的使用與宗教情感在現代社會的困境的分析，可算是鞭辟入裏，表現出一個德國哲學家特有的優勢。但是，當需要提出解決方案時，就只剩下幾個空泛的、對寬容的呼籲了。
引人注目的是，在過去的十幾年，西方有一大批知識份子對復興運動以來一再宣揚的科學理性提出了質疑。他們敏感地意識到，啓蒙運動的思想、科學理性乃至於現代科學的一切成就並不能回答人類與世界的一切問題。作爲這些知識份子的先鋒，哈貝馬斯領導著這個反思運動。這在他的答謝辭中有很明顯的體現。針對科學理性，他特別強調了宗教、宗教語言與相關的情感的重要性。但是，如同一切以經驗主義和啓蒙運動爲傳統的現代理念一樣，哈貝馬斯的解釋給我們留下的疑問多於他所能回答的。僅僅強調宗教的好處與用途，而自己沒有相應的宗教情感，就難免走回到Lange的實用主義老路上去：一方面揭露唯物主義論證中的漏洞，指出它對社會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面將宗教看作一種有益於人類的東西，而將其工具化。Lange的工具化是以當時所流行的、對理性的理解爲基礎的。但是，這個理性並非理性本身，而是依賴於人的好惡的。人的好惡會受到各種條件的左右：今天令人沈醉的宗教情感，很可能明天就變成累贅。因此，沒有一種對造物主深切的敬畏，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宗教，也不可能在語言的層面上理解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