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的危機二

现在的情况是，文化越来越难以胜任它那一贯的调和作用，而这个社会的英国文学研究恰恰以文化的调和作用为基础。理由很明显，只要这种文化观念力图调解的是物质性的矛盾冲突，如战争、阶级斗争、社会不公等，那么作为调和尘世纷争的更高形式的文化概念就会有一点微弱的说服力。但是，一旦这些争执也成了文化的东西，调和的力量就越来越小。因为文化现在显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弭合差异的奥林匹亚神台。传统的文化概念不啻于听到了一个噩耗，占据过去几十年主要政治议程的少数民族、性别、革命民族主义等矛盾冲突现在成了一些语言、价值、身份以及经验的问题。这些政治思潮认为，文化就是拒斥或加强，赞赏或弹压，确定或否定。文化要么是尽情挥舞的无敌剑，要么是受到唾弃的强横之物，要么把它作为身份的徽章而孜孜以求，要么对它坚决抵制，认为它顶多只会说你没文化，以前和以后永远都不会有文化。这一切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文化不仅被认为与权力没有任何瓜葛：甚或是权力的对头。在雪莱和丁尼生之间的某个地方，重新设定了诗与政治、审美与制度的互相对立，前者的亲切感化的深刻与后者的令人讨厌的抽象是直觉地相对立的。就是说，构建文学的理论方法是相互抵触的。在勃克和潘恩的论战中，批评家和知识分子、英国特色和大陆特性、抒情的邓恩和革命的弥尔顿、感性直觉和人最重要的智慧都胜利了。这种彻底异化的书写理论在当时随时准备向理论对头开火，因为理论就像所有这类对立面一样，使保守者不再享有不说出自己的名字的特权，但是这种书写理论现在却成了人类心灵自发的一种肯定方式。

    然而，正在颠覆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它的左翼，而是右翼，不是批评家在颠覆这一系统，而是这一系统的守护人。正像贝尔托尔特 . 布莱希特说过的那样，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他的同道瓦尔特 . 本雅明补充说，革命并不是失控的火车，而是一次紧急制动。资本主义使每一个价值都成了疑问，使熟悉的生活形式分崩消解，使一切坚实的东西化成空气或肥皂剧。但是资本主义难以承受这样的根本性革命所带来的焦虑感、怀旧感和灭绝感，需要某种称为文化的东西来呵护它，而它一直全力削弱的也正是这文化。文化更加零散、折中、通俗、世界化，这是符合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但根本不是马修 . 阿诺多期盼的文化，而且活灵活现地羞辱了阿诺多为文化确定的前提。接着，后现代主义把这种矛盾简单地颠倒过来，企图用异质性来拆解该文化系统形而上和独白的方面。这种毛糙的理论使商品形式在反对精英主义的名义之下轻松地获得了签字。其实，这种理论比任何精英主义都更加盛气凌人，比任何学院派头都更加孤高冷漠，它不负责任地为市场制度呐喊助兴，但是对平民百姓来说，市场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并不曾引起什么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从全球看，市场引来战争，把世界变成了大厨房。人们也许会说，这种“激进主义”使一切反动都瘫痪了，所以必然要引起反动，这就叫相克相生的辩证法。激起反动的并非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因为离开十步远，那东西就认不出来了。认为受到侵蚀的文化标准激起了反动，这种现象在语言中尤为明显，这是文学研究为什么转而注视政治风雨的又一个原因。“语言是法西斯主义者，”罗兰 . 巴特说了许多诸如此类夸张过火的话，但也因此可爱。这话虽然有点儿离谱，但语言的纯洁性的的确确是那些骨子里怀着法西斯幻想的妄想狂和病理学患者的最后避难所。他们觉得自己促成的这个多语社会秩序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存在。因为语言是人的本根属性，只有诗歌或背叛才会削弱这个本根。

    当然，推想中的文化标准的衰落至少可以上溯到塞缪尔 . 约翰逊时代，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出埃及记》时代。亚述人无疑因为他们的青少年注意力不够长久而忧心忡忡，腓尼基人则因为那些可怜的拼音文字而辗转反侧。有人以反精英主义的时髦名义对确凿可鉴的文化的衰败视而不见，我以为不应该任由这些人去胡闹；当然我们也应该记住，并没有单一的指标可以显示文化的繁荣或衰败。但现政府认为英国文学研究在学校里开展不够，这是十足的机械主义的理解，在这种理解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弥补方案可能严重破坏学生的道德进步和社会能力。如果政府继续推行这些唯利是图、不辨是非的计划，将会产生出一代语法能力强但没有创造头脑的孩子。根据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所恪守的意识形态，语言的本质不外乎就是让人开口说话，诗歌就是琅琅上口的爱国主义，而英国文学就是语义的巨石阵。 (4) 人们不禁想，他们为什么不把英文教学事务完全交给国家托拉斯去管。语法和拼写当然属于社会交际的物质基础，我觉得英国的学校老师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但是，要求具备语法和拼写能力是一回事，对地方的、少数民族的以及工人阶级的言语形式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敌意只会使已经有遗弃感的孩子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官僚们都害怕创造性，所以政府总想对探索性强的课程严加防范，集中领导。如果让他们的企图得逞，我们的孩子就会被塑造成他们那种苍白呆板、沉闷乏味的形象。

    在这个国家，英国文学研究是与所谓的大众文化同时出现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抗击大众文化。但是还有另一层积极意义。我们把如今的解构主义看作谈论文本的一种特殊方式；可是，当初英国学术界看到的曙光乍露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实实在在是一种解构主义。它是尝试着刻写在既成学术建制心脏的某种他性，既是阶级的他性也是性别的他性。当时，在遍布全国校园之外的各种学习班里，英文是深受普通男男女女们喜欢的一门课程。由于盎格鲁—撤克逊的大学教授们很难把所有这些人尽收在他们的教室里 ( 我相信这个缺陷今天已经弥补起来了 ) ，这些人很难找到老师。所以大学开始设置英文课，不过，反对开设英文课的原因也正在这里。从性别看，女性在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学校里占三分之二，剑桥英文系就是由现代语言学校发展而来的，牛津大学英文系在头五年里有六十九个女生，只有十八个男生。英文显然成了一个有问题的科目，是一门两性畸形、女人腔的课程，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是科目不明的学科，太轻松随意了，无法予以得当的考核鉴定。这门显示出很大性别倾向的学科刚刚赢得一点儿尊重，就立即被弹压下去了，制度暴力也许对这门非课程的课程采取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剑桥大学用充满阳刚之气的硬朗语言重铸了这项本来是解构的和女性化的危险工程，这是一种肌肉发达有力、道德成熟、具有生殖中心充实感的语言，这一切都可以在现代英国文学经典中真正病理学意义上的大男子主义作家那里找到例证，因为经过这么一番筛选之后，他们再也不那么委靡不振了。只是最近几十年里，被压抑的文学才开始反攻倒算——就是说，我们开始注意这样的事实：如果说文学有一个关注的中心，这中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道德，而是幻想和欲望，浪漫主义理想的止痛膏再也不能遏止这些危险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就没有远离男性统治的语言。研究英国诗歌史的第一人托马斯 . 沃顿对这一点自有理解，他想把欲望脚本即我们所称的哥特文学从对古典主义的顶礼膜拜中解救出来；他的努力带有启蒙的意思。

    就在别人忙着写电影剧本或科幻小说教程或探讨康德和克里斯蒂娃的时候，牛津人却在慎之又慎地反复考虑盎格鲁—撒克逊的必修课问题。当然，这种迟来之思不是没有其历史原因的，就是说，牛津长期以来，不仅是前理论的，而且是前批评的。连利维斯都不得要领，更不用说德里达了。至少从我二十多年前由利维斯思想盛行的剑桥来到这里以来所浏览到的情况看，的确可以这样说。有些左派可能因为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胆行动包含着俗滥的自由人文主义的东西而把它更为激进的方面打压下去，我不是那种人。亡羊也可以补牢，我想提一些补牢的方法。首先，不要把女权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与中世纪威尔士文学研究放在等同位置，这种幻想毫无用处。如果没有把文学作品置于欲望的多维环境之中，如果没有悉心研究性别权力的运动及其无意识情况，那么，我们就不用自诩什么关注书页上的词语。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仅只成了对文学写作的系统思考。目前很有一帮异想天开、乖张反常的家伙，他们只想知道阅读的时候读到什么，与那些不反常且很正派的敬畏上帝的良民恰成反面，良民们无需为这些事情多操心。如果把这种系统的思考纯粹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学生无需接受有关专业方法和历史的基本强化训练，那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幸亏医务人员和航空工程师不学我们的样子。牛津的英文专业以其重历史的治学方法而自豪，这种方法通常就是用繁杂玄妙的冗辞赘语编写文学史。但是艺术作品并不是由前面的艺术作品产生出来的。前后艺术作品的承继关系是非常含糊的，它们往往像俄狄浦斯式的孩子一样，想方设法不认父母，即物质的历史。把这些作品放在产生和接受它们的物质条件中去研究：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朋友和同志雷蒙德 . 威廉斯所讲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意思，这将是针对唯心主义沉疴的一付很有价值的良药，这里英文系的做事方式已经打上了深重的唯心主义印记。

    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研究哪些作品呢 ? 我以为，不研究英国文学，而是研究英语写作，这两件事情大不一样。如今的英语没有家，没有中心，而我们的教学大纲却令人失望地没有反映这一事实，到了多佛港那儿就裹足不前了。中心难以为继，就是说，把新殖民的异域花边补缀在宗主国作品之上，已经没有多大用处。我们恐怕不得不从本根开始反思，我们在通俗文化的研究中已经那样做了。现在的文学涉及电影、电视、录像以及新闻等广大范围，无法想象这种语境之中的文学仍然能保持自我同一性，能够分毫不差地表示它曾经表示的东西，它的崇高地位能够丝毫不受已经改变的文化环境的沾染。这并不是说，对这种文化可以不加区别地一律放行，也不是说它自身就包含着某种激进的东西。堆满英文系的博士论文更多的是写《邻居》而不是纳什，这种情况可能正说明我们成功地害了英文。为什么不研究通俗文化呢 ? 因为它没有价值 ? 可是实际上，即使按照划分经典作品的严格标准来衡量，以电影为主的通俗文化领域的许多作品也是非常成功的，或许还可以补充说，有些作品可以划入经典之列。对通俗文化研究的反对与审美价值没有多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却关系甚大。

    大家可能觉得这些想法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下次教师董事会可能通过这些动议吗 ?( 我很高兴地说，经过二十三年的考察期之后，我终于获准进入了教师董事会 ) 实施这些动议需要大量精力，精力有的是。当然，大量精力都投入所谓的博士论文里，造成对时间和精力的不正常的误用。这赌注下得太大了。就文化而言，我们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时刻，病毒性的人文主义时刻威胁着文明。这种斗志昂扬的意识形态以文雅得体、理智稳健、充分个性和完全独特等名义，竭尽全力地播撒着一种关于人的观念，对最有力地决定着普通生活的因素却一概视而不见。但是这种观念似乎不适用于女人、劳动人民以及有色人种的男男女女。仅靠几次教师董事会不足以撵走这种意识形态，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知识界操劳的事情了。

    十九世纪的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英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极差，但是有写诗的天赋。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简单化的对立竟然可以高度概括我们的社会史和学术史。我们能感觉，但不会思考，或者说，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力图对整个生活形式提出批判质疑的思想方式。在英国，与诗相对的不是散文，而是雅各宾激进思想。如果说有些人觉得文学理论这个术语像个矛盾语，那是因为对英国人来说，文学可以代替系统的追问，而不是被系统地追问的对象。总是有人敦促修习文学的学生避开抽象，注意个别 ( 我本来想说“具体”，但那是剑桥人的用词，牛津人不用这个词 ) ，似乎一旦粗暴地剥去提供不少信息的文化语境之后，这个可怜巴巴的个别之物就不是最干瘪的抽象之物了。不妨再来一次老生常谈吧，关于文学作品的这种意识形态完全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伤痕的反应，在民族的政治无意识中，这伤痕仍然活着，动着，英国文学批评一直与它进行着魂牵梦萦、没完没了的对话。英国文学研究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和那个任性的雅各宾主义的孩子即我们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起出生的。文学批评竟然登上了英国文化的前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围的经院学科自动放弃了它们的学术责任。因为关于真理和正义、自由和幸福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总得有个落脚之地。如果这种思考求索不喜欢干巴巴的技术哲学或沉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就会移置到知识准备还欠充分的批评上来。因此，文化理论 ( 我至少用两个词来称这种批评 ) 被认为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它试图从文学领域内部着手解决认知学科几乎完全推在一边的问题，使这些问题具有科学严谨性。因此，文化理论是双重描绘的产物：一方面，英国哲学和社会科学明显地把这些问题简化成纯粹的伪问题或技术问题；另一方面，道学家把这些问题移置为只有批评才会以反动的方式提出的东西。

    就此而言，文化理论是对当前学术劳动分工的根本挑战，这也是现行体制对它感到头疼的原因。不必跑到牛津之外，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我说到文化的危机，其实，我们遭逢的是更深层的危险。因为男人女人们并不单靠文化活着；就文化的更窄意义而言，大部分男男女女们的生活与文化沾不上边。激进的文化理论家们有许多过错，但是他们之中似乎没有妄自尊大者，正是唯物主义使我们懂得，在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中心位置。这不是艾莉斯 . 沃尔克是否比托马斯 . 曼更伟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由华盛顿去估量吧，它眼下正在估量苏联集团的倒台会给它带来巨大好处呢，还是释放出摇动它的全球统治的危险力量。也可以走着瞧，看看昔日的后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在降服南方的事业中证明自己是可以长远合作的可靠伙伴，看看这些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创伤性插入是否会真的引起分裂，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枪炮来保护自己。这些事情都与文学经典无关。这些问题的中心不是文化，但文化也绝不在这些问题的边缘。因为研究人类文化就是研究这些世界历史问题如何表现为生活经验的形式，如何穿过能指的行列呈现为象征意义。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与其说关注自身的生存和繁荣最需要的东西，不如说它关注最独特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剩余和超出的东西，无法用严格的物质尺度来衡量。但是自我僭越和自我超越的能力恰恰是衡量人性的尺度。

    （本文略有删节，全文将发表于“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的伊格尔顿文集）

    注释：蕌

    (1) 转引自 Stefan Collini, “ Genealogies of Englishness:Literary History and Cultu ral Criticism in Modem Britain ” in Ciran Brady(ed.)Ideology and the Historians(Dublin,1991),p.247.

    (2) 转引自 Chris Baldick,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Oxford,1983),p.7 4.

    (3) Ibid,pp.88-9.

    (4) 巨石阵：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遗址。

    特里 . 伊格尔顿 (Terry,Eagleton,1943 — )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思想家与批评家，主要著作有《从文化到革命》、《权力神话》、《批评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幻觉》等，曾两次访问中国。

    马海良，学者，现居太原。有著译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