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對中國實際上瞭解多少？把中國置於難以捉摸的神秘他者（Other）之境，這種貌似謙遜的姿態難道不是一種登峰造極的神秘化嗎？因而惟一要做的誠實之事，就是以此“前言”致力於回答如下問題：如何與這個他者建立起真正的關聯？讓我們從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說起，這件事情發生在1942年11月7日。彼其時也，希特勒乘著搖搖晃晃的專列穿過德國中部地區。在餐車上，他與幾位副官興致勃勃地地談論著當天的重要消息。盟軍的空襲破壞了鐵路，所以列車總是不得不減速穿過某些路段。當盛在精致瓷器上的晚餐端上來時，列車再次停靠在鐵路的側軌上。幾英尺遠的地方，停著一列醫護列車。傷兵從排列整齊的病床上凝視著對面燈火輝煌的餐車。在餐車上，希特勒正在忘乎所以地大放厥詞。突然，他擡起頭來，無意中看到了這樣一番景象：一雙雙充滿敬畏的眼睛正凝視著他。於是他勃然大怒，命令拉下窗簾，把那些傷痕累累的士兵重新扔進了屬於他們自己的黑暗、陰冷世界。
這一場景所産生的奇妙效果是雙重性的：無論對哪一方而言，他們都對透過窗口看到的一切深有感觸，而那個窗口則是夢幻的幽靈（fantasmatic
apparition）。對於希特勒來說，這是夢魘一般的景觀——他的軍事冒險竟然造成了如此不堪的結局；對於那些大兵而言，這是與領袖本人的不期而遇。不過，如果發生了如下一幕，那才有真正的奇迹可言：一方把手伸出窗口——比方說，希特勒把手伸向傷兵。但是很顯然，希特勒深以爲懼的恰恰是這樣的不期而遇，這是對他的現實（reality）的入侵。所以他沒有伸出手去，而是在驚慌失措之中命令放下窗簾……如此說來，我們如何才能穿透這道屏障，抵達實在界的他者（the
Real Other）？
二戰中還有一次不可思議的不期而遇，它與德軍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次不期而遇發生在史達林格勒保衛戰之中，那時正值1942年12月31日，是新年除夕。俄國演員和音樂演奏家前來訪問這個被重重包圍的城市，給軍隊作慰問性演出。小提琴演奏家米哈伊爾·戈爾德施坦因（Mikhail
Goldstein）去戰壕爲士兵作獨奏。一曲終了，沈寂籠罩在俄軍士兵的頭上。忽然，從遠方喇叭裏傳來的聲音打破了此時此地的沈寂，那聲音來自敵佔區。它用結結巴巴的俄語懇求道：“再拉點巴赫的曲子吧，我們不會開槍的。”戈爾德施坦因拿起了小提琴，開始演奏巴赫那活潑歡快的加伏特舞曲（gavotte）。
當然，由此帶來的問題是，這次小提琴演奏只是行之有效地發揮了如下作用，即形成了短暫而崇高的延遲片刻（a
brief sublime moment of suspension）——稍後不久，雙方的槍擊還會繼續下去。因此，這次演出不僅無法阻止槍擊，反而維繫了戰鬥的延續，因爲它給交戰的雙方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背景。有人想冒險做出如下假設：它之所以無法阻止槍擊的繼續，恰恰是因爲這樣的演奏實在是太高貴和太“深邃”了，而那時的當務之急則是做些更爲皮毛的事情。對於普適人性進行更加切實的體驗，即是說，對我們正在介入的衝突的無意義性進行切實的體驗，會以交換目光的形式呈現出來，那目光可以說明一切。在以前南非發生的一次反種族隔離示威中，一群白人警察奮力驅散、追趕黑人示威者，其中一人手提警棍，緊緊追逐一位黑人女士。誰也沒有想到，那位女士竟然跑掉了一隻鞋；警察毫不思量地遵循了“禮儀”，揀起鞋子還給了她。此時此刻，他們交換了目光，都意識到了這種情形的空虛無聊。在經歷了這一禮儀性姿態之後，即是說，在把那只鞋子交還給她並等她穿好之後，警察已經不再可能揚著警棍繼續追擊她了。於是，警察彬彬有禮地向她頷首致意，然後轉身離去。這個故事的寓意並不在於，警察如何在一瞬間良心發現；即是說，我們在此並不關心如下問題：天賦的善良（natural
goodness）如何戰勝了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後天訓練。恰恰相反，就其全部或然性而言，從心理狀態上看，這位元警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者。在這裏，真正大獲全勝的只是他在禮節方面接受的“皮毛”訓練。
警察伸手遞過鞋子，這一姿態的意義已經不再限於身體接觸。白人警察和黑人女士實實在在地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社會-符號世界（socio-symbolic
universes）之中，雙方沒有進行直接交際的可能。對於任何一方來說，在這一瞬間，將兩個世界隔離開來的屏障被推翻了，仿佛一隻來自某個奇異世界的手，伸向了另一個日常現實之中。不過，要想把這個顛覆了符號性屏障的神奇瞬間轉化成更加堅實的成果，還必須做更多的事情，諸如分享黃色笑話之類。在前南斯拉夫，到處傳播著有關不同種族的笑話，這些笑話頗具特色：蒙特哥尼羅人（Montenegrins）總是懶得出奇，波斯尼亞人總是愚蠢不堪，馬其頓人總是賊性難改，斯洛文尼亞人總是吝嗇成性……耐人尋味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隨著民族關係的日益緊張，這些笑話日漸衰落。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民族對抗的加劇，這些笑話完全銷聲匿迹了。這些笑話，特別是那些描述不同民族成員相遇時鬧出的笑話（“一個斯洛文尼亞人，一個塞爾維亞人和一個阿爾巴尼亞人去商店買東西……”），與一目了然的種族主義無關，而是“友誼與團結”這種現實存在的重要表現形式，而“友誼與團結”則是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官方所拼命倡導的。在這種情形下，共用的黃色笑話沒有被用來充當排斥“非我族類”之異己的工具，而是被用來包容業已存在的符號性契約（symbolic
pact）的最小值。印第安人（即土著美洲人）以善於與人和平相處著稱於世，而我們這些來自更爲原始的巴爾幹半島的人們，卻不得不交換黃色笑話。爲了確保眼前的團結，僅僅共同體驗高級文化（high
culture）是遠遠不夠的，人們不得不和他者（Other）交換淫穢快感，這是令人尷尬的癖好。
我服兵役時，與一位阿族士兵交誼甚厚。衆所周知，阿爾巴尼亞人對涉及自己最親密的家庭成員（母親與姐妹）的性污辱十分敏感。在脫下了溫文爾雅的外裝之後，我們開始以污辱對方的方式打招呼，我的阿族朋友居然接受了這一點。是那位阿族人開風氣之先的。一天早晨，他給我打招呼，不過沒有說“你好!”，而是說“我×你媽!”我知道這是他發出的一個挑戰，我必須作出恰如其分的回應，所以我乾脆回敬道：“請便，歡迎惠顧，不過得等我和你妹妹完事之後。”這種對話很快失去了它表面的淫穢性或諷刺性特徵，而成爲一種常規會話形式：過了沒幾個星期，我們倆兒就失去了說出完整句子的耐心。每天早晨一見面，他就會點著頭說：“你媽!”我也只是簡明扼要地回敬道：“你妹妹!”……此一範例清楚地表明瞭這一策略的危害之所在：以淫穢爲基礎的團結總是以犧牲第三方的利益爲代價。在上例中，男性之間的團結是以犧牲女性利益爲代價的。
還有一個事關權力和權威的問題：只是因爲在我與那位阿族士兵之間存在著預先假定的平等（a
presupposed equality）——我們都是普通一兵，我與他之間的淫穢儀式才會發生。如果我是軍官，對於那位阿族人而言，邁出第一步就會冒很大的風險，在實踐中也是難以想像的。不過，如果那位阿族人是位軍官，情形就會變得更加淫穢不堪：他的言行會成爲虛假的淫穢性團結的象徵，目的在於掩飾潛在的權力關係。這是“後現代”權力踐行（exercise
of power）的範例。傳統上的權威人物（老闆、父親）奉行正統的權威法則，要人們對他們尊敬有加，淫穢性交流和嘲弄性評論只能發生在他的背後。與之相反，今天的老闆和父親要我們像對待朋友那樣對待他們，他以親密無間的口吻發號施令，用性隱語（sexual
innuendos）對我們狂轟濫炸，邀請我們跟他一起飲酒，或共用一個粗俗笑話。所有這一切都意在確立男性之間的連接，與此同時，權威關係（我們要屈從於他）不僅依然故我，甚至被視爲隱秘，我們只能尊重之而不能談論之。對於那些屈從者來說，與傳統的權威相比，這種格局更具有幽閉性，更令人感到恐懼：現在，我們甚至被剝奪了諷刺、嘲弄權力、權威的私人空間，因爲主人在兩個層面上呼風喚雨，他既是權威，又是朋友。
不過，這個難題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麽棘手：在任何一個具體情形中，我們總是能夠“本能地”知道情形究竟如何，即知道淫穢交流究竟是“真心實意”的親昵行爲，還是旨在掩飾從屬關係的虛情假意。在這裏，真正的教益或許更加激進：與他者（Other）的真誠接觸只是一場令人恐懼的體驗，這與對他者的慷慨、寬容的尊敬無關。最近，印度教教徒在印度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以抗議麥當勞公司的所作所爲。他們發現，麥當勞公司用取自動物（牛）脂肪的油料，炸馬鈴薯片，然後冷凍起來。麥當勞公司承認了這一點，同時保證，從此以後，凡在印度出售的馬鈴薯片一律用植物油炸，於是滿意而歸的印度教教徒開始重新大嚼薯片。這次針對麥當勞的抗議活動不僅沒有瓦解全球化的進程，反而迅速發出一個信號——印度教教徒已經完全融入到多樣化的全球秩序之中。
麥當勞公司對印度人表現出的慷慨尊敬，被一再恩賜一般地表演著，其態度儼然我們對待小孩子時的態度。儘管我們並不把他們放在眼中，但我們尊敬他們那無傷大雅的風俗習慣，不去打碎他們編織的夢幻世界。一個遊客來到一個偏僻村落，而這個偏僻村落又有其自身的風俗習慣，他笨手笨腳地想證明自己是何等地“瞭解”這裏的風俗習慣，並且證明自己能夠入鄉隨俗。試問：還有什麽比這更具種族主義色彩？如此行爲豈不是已經證明，它與大人對小孩採取的恩賜態度如出一轍？這樣的大人總是千方百計地適應孩子，模仿他們的姿態和他們說話的方式。遊客的恩賜態度及其透露出來的虛情假意不僅表現於如下事實——他只是裝作“我們中的一員”，而且關鍵在於，在當地居民向我們流露出這樣的想法——他們要與自己的風俗習慣保持距離——之後，我們才決定與當地居民進行真正的接觸。有一個著名的軼聞，說的是彼得·彼得洛維奇·恩傑戈斯王子（Prince
Peter Petrovic Njegos）的故事，他自19世紀上半葉開始統治蒙特哥尼羅，曾經與土耳其人開戰，還會創作史詩，並以這兩個壯舉聞名於世。故事說的是，有一個英國遊客訪問他的王宮，深深地爲當地的風俗禮儀所感動，於是表達了自己的願望——他要參與其中。恩傑戈斯王子一口回絕了他：“爲什麽你也要戲弄自己？難道有我們玩這些愚蠢的遊戲還不夠嗎？”
如何看待丈夫一旦死去即把妻子燒死殉葬這種習俗？如同把牛奉爲聖物，這也是同一個印度傳統的一部分。作爲心胸寬闊的西方多元文化論者，我們是否應該尊重這種習俗？在這裏，心胸寬闊的多元文化論者不得不徹底求助於歐洲中心主義的聲譽，而印度教對此一無所知。作爲一種風俗習慣，他者（Other）之所以被寬容，是因爲它不會損及任何人的利益。在我們看來，一旦觸及某些創傷之維（traumatic
dimension），寬容就會立即煙消雲散。簡言之，我們之所以對他者採取寬宏大量的態度，是因爲他者並非“不可寬容的原教旨主義者”——而這意味著，它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他者。
這就把一個更爲激進的問題擺到了我們面前：對於他人信仰（如對牛的神聖性的信仰）的尊重，是否真的就是最終的倫理底線？這不正是後現代倫理學的最終底線嗎？在後現代倫理學那裏，提及任何形式的普適真理都會被斥爲文化暴力的一種形式，結果，可以談論的僅僅是尊重他人夢幻之類的話題。或者說得更刺耳一些：好吧，即使有人宣稱，在牛油的問題上對印度人撒謊，從倫理上是講不過去的，但這是否意味著不允許人們宣佈，印度人的信仰（信奉牛的神聖性）本身就是一個彌天大謊，一個虛假信仰？
我們之所以要全盤否定自美國“九一一”事件以來再次風行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論，原因也在這裏：我們今天親眼目睹的衝突，與其說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不如說是同一文明內部的衝突。也就是說，我們要睜大眼睛看一看，這種“文明衝突”究竟是因何而起的？眼前正在發生的真正“衝突”，不都顯然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密切相關嗎？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攻擊的目標不僅包括全球資本主義對社會生活的侵蝕性衝擊，而且包括某些阿拉伯國家的“傳統主義”政體。發生在盧安達、剛果和塞拉利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殺不僅已經發生於（同時也正在發生於）同一“文明”內部，而且顯然與全球經濟利益的互動有關。即使在那些大致合乎“文明衝突”定義的有限個案中（如在波斯尼亞、科索沃、蘇丹南部地區發生的衝突），他人利益的陰影還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在“自由主義”與“原教旨主義”、“麥當勞世界與聖戰”的對抗之下，還存在著令人尷尬的第三方。（譯者注：“麥當勞世界與聖戰”（McWorld
versus Jihad）是對“聖戰與麥當勞世界”（Jihad
vs. McWorld）一語的改寫，此語原是美國拉特吉斯大學（Rutges
University）本傑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教授一篇論文的標題，後擴充成一部同名著作（Jihad
vs. McWorld）。該文1992年3月發表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成書於1995年（Times
Books, 1995）。巴伯認爲當今世界存在兩種趨勢：一種趨勢是麥當勞世界（McWorld），即借助通訊、情報、娛樂、商業的國際化，把整個世界變成只有單一主題的遊樂場；另一種趨勢是走向“聖戰”（Jihad），即在盲目而狹隘信念的支配下，反對國際化的一切嘗試和努力。此論一出，立即引起轟動，“聖戰與麥當勞世界”迅速成爲“全球化”討論中的“關鍵字”。）某些阿拉伯國家屬根深蒂固的保守君主政體國家。它們在經濟上是美國的盟友，並已完全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之中。在這裏，美國具有明確而簡單的利益：爲了獲取這些國家的石油資源，這些國家必須保留非民主政體（當然其潛在觀念是，民主意識的覺醒會引發反美情緒）。這是一個陳舊不堪的老故事，其臭名昭著的第一幕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伊朗，在那裏，美國中央情報局親手導演了一場政變，推翻了1953年通過民主選舉上臺的首相穆薩德（Mosadegh）。當時的伊朗既沒有“原教旨主義者”，也沒有“蘇聯的威脅”，只有樸素的民主意識的覺醒，以及這樣的想法——國家應該控制自己的石油資源，打破西方石油公司的壟斷。結果怎麽樣？沙烏地阿拉伯經由巴基斯坦支援塔利班，直到最近都是塔利班財政的主要援助者。美國何以在中東採取如此政策？堅持“原教旨主義”的保守阿拉伯政體所採取的“不正當”立場，才是解開這一（通常是喜劇性的）難題的關鍵之所在：它們代表著一種觀念（美國也被迫明確承認這一點）——經濟先于民主，即是說，以保護人權民主爲藉口的合法化的國際幹預只是第二性的，也是任人操縱的。
關於“文明的衝突”，讓我們回想一下那個七歲女孩兒寫給她爸爸的那封信，她爸爸是一位飛行員，正駕機在阿富汗上空作戰。她寫道：不論她怎樣深愛自己的爸爸，她都做好了讓爸爸犧牲的準備，讓他爲了祖國而英勇捐軀。當布希總統引用這封信時，它被視爲美國愛國主義的“正常”迸發。讓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精神實驗，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一位阿拉伯穆斯林女孩兒哀婉動人地面對鏡頭朗誦同樣的文字，而她的父親正在爲塔利班而戰，那麽情形又會如何？我們不需要思考多久就會知道，我們最後會做出怎樣的反應：病態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連一個孩子都要進行無情的操縱和利用……每一個被歸之於他者的特性都已經呈現在美國的核心地帶之中：兇殘的狂熱主義？時至今日，美國活躍著兩百多萬極右翼人民黨“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在實施恐怖行動，不過這些行動被（他們所理解的）基督教合法化了。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庇護”他們。美軍是否應該在奧克拉荷馬大爆炸之後進行自我懲罰呢？如何看待傑裏·法爾韋爾（Jerry
Falwell）和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對“九一一”事件作出的反應？他們把這次事件視爲一個信號——因爲美國人過著罪惡的生活，上帝已經不再保護美國。他們譴責荒淫無度的物質主義、自由主義和瘋狂的性亂，聲稱“九·一一”事件是美國罪有應得。（譯者注：傑裏·法爾韋爾和帕特·羅伯遜是美國右派宗教派系中頗具影響力的人物。“九一一”事件後，他們在一個電視訪談節目中，公然以“天譴”（
God\'s wrath）之說，指控民權運動者、女性主義者、同性戀者及墮胎合法化論者的所言所行導致了“九一一”的慘狀，認爲“九一一”大爆炸代表著上帝對美國人的憤怒。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包括白宮在內的各界人士的反駁和譴責，結果法爾韋爾被迫通過CNN正式道歉。）對於“自由主義”美國的這一譴責與來自穆斯林他者的譴責可謂如出一轍，而這一譴責卻來自深奧美國之內部，這個事實值得我們深思。2001年10月19日，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不得不親自宣佈，發起炭疽攻擊的最可能的疑犯並非穆斯林恐怖主義者，而是美國自己極端右翼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再說一次，最早歸之於外部敵人的所作所爲，事後證明卻是深奧美國的內部人員實施的犯罪，這一事實豈不是出人意料地肯定了如下觀點——衝突總是發生於文明內部的衝突？
只有在這個層面上，只有在每一個社會都承認，將其撕裂的“衝突”來自其內部，不同社會之間的真正接觸才是可能的，這種接觸是以參與同一鬥爭的共同經驗爲基礎的。而這一最終結果正是我對本書被譯爲中文所期盼的。本書被譯爲中文，我深感榮幸，我希望本書的翻譯有助於建立這種團結。
2001年11月9日於盧布爾雅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Zizek,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1月版，30萬字，22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