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社會主義的失勢


文章提交者:【放老】於2001-4-20 17:19:21 加貼在 貓言無忌

𨪜𨪜（革命俄國的）身體狀況，全靠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即絕不容許任何地下權力的市場存在（就好像一度曾發生於教會的情況一般）。要是一旦歐洲那種金錢與權利相結合的現象也滲透進了俄國，那麽敗亡的恐怕不是國家，甚至也不是黨，而是共産主義本身了。

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德國哲學家本傑明（Walter Benjamin，1979，pp．195-196）

𨪜𨪜單單靠一個官方黨綱，再也不能指導行動方針。不止一種的意識思想，各種混合的想法與參考架構，如今一起並存。不但在社會上如此，甚至在黨裏，在領導階層中亦然……除了官方的辭令以外，一個教條式的“馬列主義”，再不能適應這個政權的真正需要了。

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𨪜——盧因（M．Lewin in Kerblay，1983，p.xxvi）

𨪜𨪜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幹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

𨪜𨪜 𨪜𨪜𨪜𨪜——鄧小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7年（《鄧小平文選》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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𨪜𨪜70年代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憂心其在經濟上相當不如人的落後狀態。不論別的原因，單看緊鄰它的日本，竟然是一個最爲輝煌燦爛的資本主義成功範例，就令它著急不已。中國的共産主義，事實上絕不只能看作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分支，而它作爲蘇聯衛星集團一員的色彩更淺。即以一點來論，中國的人口便遠比蘇聯爲多，事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爲多。中國的實際人數也許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計，地球上每五個人裏，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國（東亞及東南亞一帶，也有大量的華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國民族的同一性不但遠超過其他許多國家——94％的人口爲漢族——並且作爲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雖然其間或有分裂中斷），至少可能已有兩千年歷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兩千年中華帝國歲月的絕大多數時間裏，並在絕大多數關心天下事的中國人心目當中，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與典範。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產黨政權獲勝執政的國家中，除了極其少的例外，由蘇聯開始，都是自認爲文化邊區，相比于先進文明中心顯然落後的不毛之地。史達林年代的蘇聯爲什麽極聲尖叫，一再強調自己不必依賴西方的知識科技，大力堅持自力研製從電話到飛機所有先進的創新發明，就是它自認不如的心態的明顯流露。

𨪜𨪜但是中國可不這樣想。它認爲——相當正確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藝術和文字，以及社會價值系統，是其他國家公認的精神鼓舞及模仿物件，對日本尤其恩深澤重。像這樣一個文化大國，不論由集體角度看，或從個人地位與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無半點知識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覺。而中國周圍的鄰近國家，也沒有一國能對它造成絲毫的威脅；再加上中國發明了火藥，更可高枕無憂，輕而易舉將犯境的野蠻人拒之邊外。於是中國人的優越感，更獲得進一步的肯定，雖然這種心態，曾使得它在面對西方帝國的擴張時，一時措手不及。19世紀時，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變得再也明顯不過——因爲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現爲軍事上的不如人。但是這種落後現象，事實上並非由於中國人在技術或教育方面無能，尋根究底，正出在傳統中國文明的自足感與自信心。因此中國人遲疑不願動手，不肯像當年日本在1868年進行明治維新一樣，一下子跳入全面歐化的“現代化”大海之中。因爲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衛者——古老的中華帝國——成爲廢墟之上才能實現；只有經由社會革命，在同時也是打倒孔老夫子系統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開。

𨪜𨪜中囯共產黨，因此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又兼有民族主義氣質——希望這個字眼不致有反答爲問的嫌疑。點燃共産主義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國人民極端的貧困受壓。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國主義租界（有時並有不失現代的工業）裏的勞工群衆（上海、廣州、香港），其後則有占中國90％人口的小農加入。中國農民的狀況，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慘，後者的平均消費是前者的兩倍半還有餘。中國之貧窮，西方讀者難以想象。在共產黨取得政權時（根據1952年的資料），中國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糧食得以糊口，每年也僅有不到一公斤的茶葉可享用。至於他或她的足下，則每約五年才有一雙新鞋上腳（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 31，15．2，15．5）。

𨪜𨪜中國共産主義的國家性格，是通過上層與中層知識份子的血脈流送，他們爲20世紀的中國政治運動，提供了大多數的領導人才。而它的國家性格，同樣也透過中國民衆普遍感受的心情傳播。中國人民認爲，那一批批野蠻的洋鬼子，不論對與他們有過接觸的中國人個人而言，或對中國作爲國家整體來說，都沒有半點好處。自從19世紀中期以來，每一個力所能及的外國勢力，中國都受過它們攻擊，曾被它們擊敗，慘遭它們瓜分，受到它們剝削利用；因此中國人這種深惡痛絕的感受，自然絕不是無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滅之前，中國便已經掀起過數次帶有傳統意識色彩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如1900年的義和團。而共產黨的抗日，無疑是共產黨翻身的關鍵時刻，使它由一個被看作是業已潰敗的社會亂源（即這個黨30年代所處的地位），搖身一變，成爲全中國人民的領導和代表。共產黨同時呼籲對中國的窮苦百姓進行社會解放，自然使得它對國家民族進行解放復興的政治目標，在以農村爲主的大衆眼裏更爲可信。

𨪜𨪜因此在這一點上，共產黨比它的對手佔有優勢。1911年帝國覆滅後的中國，到處是軍閥割據。（早期的）國民黨，打算在這滿地殘破上重建一個強大單一的共和新中國，一時之間，兩黨的短期目標似無不同之處。雙方的政治基礎，都在南方中國較先進的幾處大城市（共和國便定都其中之一）；雙方的領導階層，也都由頗爲類似的知識精英組成——不過一方較親企業，另一方則貼近農工大衆——比方說，兩邊都擁有同樣比例的傳統地主與士紳階級出身的男子，即帝國中華的精英分子，不過共產黨內，西式教育程度較高者似乎較多（North／Pool，1966，pp．378-382）。雙方發起運動之始，也都出於本世紀初年的反帝國主義思潮，並經過“五四運動”（1919年北京學生教師發起的一場民族思想浪潮）愈發強化。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是一位愛國者、民主人士，同時又是社會主義者，他接受蘇維埃俄羅斯的教導及支援——當時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國主義力量——同時發現布爾什維克式的一黨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適合他完成任務。事實上，共產黨之所以在中國成爲主要大黨，多半是通過這個與蘇聯攜手的路線之故。中共不但由此加入正式的國家運動，到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後，更加入共和國，將其勢力延展至北方中國的北伐大軍。孫中山的繼承人蔣介石（1887-1975），始終不曾在全中國完成全面控制，雖然他在1927年與俄國鬧翻，並且進行清党，鎮壓共產黨人。而後者當時擁有的群衆基礎，主要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階級而已。

𨪜𨪜於是共產黨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向鄉間，在那裏，掀起了一場對抗國民黨的遊擊戰，但是整體而言，成效甚微——共產黨內部的鬥爭混亂，以及莫斯科對中國現狀的不瞭解，自然有損害作用。1934年，在那場英雄式的“萬里長征”之後，中共軍隊被迫退居西北部邊區的遙遠角落。種種形勢，使得長久以來即贊成採取農村戰術的毛澤東，在中共困守延安年間，躍居而成它無可置疑的當然領袖。但是就共產黨本身的躍進而言，新形勢卻沒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爲止，國民黨卻逐步確立了它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統治。

𨪜𨪜但是國民黨畢竟缺乏吸引中國人民大衆的真正目標，再加上它放棄了當時同時也具有現代化及復興民族意義的革命路線，因此當然不是共產黨的對手。蔣介石始終不會成爲另一個凱末爾——凱末爾同樣也帶領了一場現代化、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一方面與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爲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產黨爲己用，然後再一腳踢開；只是凱末爾的手段沒有蔣那麽咄咄逼人罷了——蔣介石跟凱末爾一般，同樣擁有一支軍隊，可是這卻不是一支向國家效忠的部隊，更無共產黨部隊具有的革命氣節。這支部隊的成員，是那些知道大可憑一杆槍、一身制服，在動亂中打出天下的一幫人。而帶隊的軍官，則是一群深諳“槍桿子可以出政權”——正如同毛澤東本人也深諳此道——同時也可以“出財富”的傢夥。落在都市中產階級中，擁有相當的擁護基礎，海外華僑對他的支援恐怕更大。可是中國的老百姓，卻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國土地亦有九成屬於鄉間。這些廣大的地面——如果有半點控制的話——都在當地有勢力的人手中，從擁軍自重的軍閥，到前朝遺留的士紳，不一而足，而國民黨則與他們達成妥協。日本人大規模發動侵華，國民黨部隊無法抵禦日軍對其精華力量所在沿海各城的猛烈攻擊。而在中國其餘各地，國民黨則終於成爲它一向有可能變成的又一個地主加軍閥的腐化政權，就算它從事抗日，效果也極其有限。在此同時，共產黨卻動員了群衆，在敵後進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場幾乎毫不留情大敗國民黨的短暫內戰之後，共產黨於1949年全面接收中國，帝制王朝結束之後40年的統一中斷的局面，總算告一段落。對於所有中國人民來說——除了逃到他處的國民黨殘餘是例外——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是中國政權正統的真正繼承人。在衆人眼裏，它也被如此看待。因爲憑著多年實踐馬列黨綱的經驗，共產黨的統治足以通令全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嚴格體系，從中央開始，一直到龐大國土最偏遠的鄉野——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裏，一個像樣的帝國就該如此。組織紀律，而非教條學說，是列寧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這個變化中的世界的最大贈禮。

𨪜𨪜然而，共產黨中國絕非只是舊有帝國的復興。當然，中國歷史的千年不墜，共產黨受惠良多。因爲在這綿延不斷的悠久時光當中，中國老百姓學會了如何面對應“天命”而生的政權統治；而那些當政主事之人，也嫺熟了治理之道。請看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共產黨國家，竟會在其政治辯論中，引用16世紀某官員對嘉靖皇帝的忠耿進言。50年代有位老牌中國觀察家——《泰晤士報》特派記者——當時即語出驚人（包括本書作者在內）作此預言：到21世紀時，除了中國以外，世界將再無共產黨國家；而共産主義，也將在中國成爲民族性的意識思維。他的意思既在於此。因爲對多數中國人而言，這場革命，主要也是一場“復舊”：回歸和平秩序與福利安康，重返襲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復偉大帝國與文明的舊觀。

𨪜𨪜剛開始的頭幾年裏，這似乎也是中國老百姓得到的賞賜。農民的糧食生産，在1949－1956年間，增産了七成之多（China St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爲他們尚未受到太多干擾之故吧。到中國開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雖然難免引起一陣相當恐慌，但是面對強大的美軍，中共軍隊竟然能先挫其勢，後又能拒其於雷池之外，這份力量實在不容小覰。而工業與教育的發展計劃，從50年代中期也已開始。從1956年起，中共與蘇聯的交情迅速惡化，1960年兩大共產黨政權終告決裂，於是莫斯科盡撤其重要的科技與各項援助。但是中國人民的磨難並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罷了。他們受難的十字架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1955－1957年間農村的高速集體化；二是1958年的工業“大躍進”運動，接著有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恐怕也是20世紀史上人類最大的一場饑荒；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隨著毛在1976年去世才告結束。

𨪜𨪜幾場浩劫性的冒進，一般以爲，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毛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黨中央內部往往只得到勉強的接受，有時甚至面對公開坦白的反對——大躍進中便可見最顯著的例子。他對付這些反對意見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們必須先瞭解中囯共產黨特有的本質，才能對這些事做進一步的認識；而毛自己，就是其中最佳的代言人。中囯共產黨與俄共不同，它們與馬克思及馬克思的思想，等於沒有任何直接關聯。它是一場“後十月革命”的運動，是通過列寧才接觸了馬克思，或者更精確一點地說，它是經過史達林的“馬列主義”才知道了馬克思。毛本人對馬克思學說的認識，看來幾乎全部襲自史達林派所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 Course of 1939）。直到他成爲國家領導人之前，毛始終未曾出過國門，其理念知識的形成，全是中國本土製造。但是即使是這種理念，也有與馬克思思想接近之處，因爲所有的社會革命夢想，都有其共通之處，而毛呢——毫無疑問具有十分誠意——正好抓住了馬列思想中幾點符合他見解的地方，用以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然而他所設想的理想社會，一個衆人異口同聲，意見完全一致的社會，“個人全面自我犧牲，全面投入社會集體，最終將止於至善……一種集體主義的神秘思想”，事實上正好與古典馬克思思想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論及終極目標上，後者的主張，乃是個人全面的解放與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爲，一個人可以經由改造，産生精神的變革力量。這種強調心靈變化能力的看法，雖然是先後得自列寧和史達林兩人對意識知覺與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發揮得過火了。儘管列寧對政治行動決心的角色深信不疑，可是他卻從不曾忘卻現實——他怎麽能？——他知道行動的效力，受到現實狀況的局限；甚至連史達林，也清楚其權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觀意志”的力量無限，若不是以爲只要願意，人定可以移山勝天，“大躍進”這種過火行爲，根本難以想象，又怎麽可能發生？專家可以告訴你，什麽事辦得到什麽事辦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熱，卻可以克服一切物質障礙，意志力能夠轉變外物。因此“紅”的意義，並不在其比“專”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條路。1958年間，中國各地同聲掀起一陣熱情高潮，這股熱情，將使中國“立即”工業化，一跳躍過好幾個年代，進入未來。而在末來，共産主義必將“立即”全面實行。於是無數劣等的自家後院高爐，紛紛投入了生産洪流；靠著土法煉鋼，中國的鋼鐵産量在一年之內加倍——到1960年時，甚至還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卻又跌回比大躍進之前還要低的程度。這些土高爐，只是轉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個“人民公社”，於1958年中短短不到兩個月內成立；公社內的農民，代表著另一面的轉型。這些公社，是道道地地十足的“共産”，不但將農民生活所有的內容都全部集體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內——如公社一手包辦的幼稚園和食堂，解脫了婦女家務和育兒的操勞，反之，卻將她們編成隊伍送下田去——並以六項基本供應，全面取代農家的勞動所得與金錢收入。這六項供應是：糧食、醫藥、教育、喪葬、理髮和電影。顯然，這一套並不靈。不出數月，在衆人的消極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極端的例子終於被放棄，不過一直要到1960－1961年間，天災人禍一起造成了大饑荒（正如史達林推動的集體化行動一般）方才結束。

𨪜𨪜就一面來說，這種對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實主要來自毛對“人民”的信仰：人民隨時願意接受轉變，因此也願意——帶著他們的創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與發明能力——參與這項偉大的大躍進工程。基本上，這是藝術家浪漫的觀點，就是這股浪漫心態，引導他不顧黨內其他領導人士提出的疑慮與務實忠告，徑自於1956-1957年間，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呼籲舊精英分子出來回應，自由發表他們的看法。毛髮起這個運動，是基於一項假定，他以爲這些老知識份子，或許已經在革命中（甚或由於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結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較欠佳”的同志所擔心的一般，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證明衆人對新秩序毫無一致認同的熱情。毛心中對知識份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於是獲得證實；他對知識份子的懷疑和不信任，在十年文化革命中達到最高表現程度。十年之間，中國的高等教育等於完全停擺，原有的知識份子紛紛被送到鄉間勞動。然而毛對農民群衆的信任卻始終不變，大躍進期間，在同樣的“百家爭鳴”（即發揮各地的本土經驗）原則之下，他力促後者找出種種辦法解決生産問題。毛澤東在根本上深信，鬥爭衝突、緊張壓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國重蹈舊社會的覆轍。因爲舊社會堅持的和諧不移，正是中國的弱點所在——這一點，其實是毛在馬克思學說中找出論點支援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産主義本身，必須靠不斷的一再鬥爭，方能保持血脈暢通而不阻塞。革命，永遠不能停止。

𨪜𨪜毛澤東路線的奇特之處，即在其“既是極端的西化，卻同時又局部地回歸傳統”。傳統模式，事實上正是毛政權甚爲倚重的基礎。至於以蘇聯爲模式，具有高度重工業傾向的工業化發展，更是絕對的第一優先。大躍進的荒謬，主要來自一種盲目的看法——這一點中蘇相同——認爲不但要以農業養工業，在此同時，農業還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爲所有的資源都必須投入到工業中。這種重工輕農的做法，意味著以“精神”回債，取代“物質”誘因。轉爲現實，在中國就變成以無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國鄉間，始終作爲毛式體系的基石，正如同當年遊擊年代以來，一直未曾改變。大躍進運動排山倒海而來，中國鄉間又成爲工業化的最佳場所，這一點則與蘇聯不同。在毛的統治之下，中國不曾發生過任何大規模的都市化發展——又與蘇聯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農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𨪜𨪜毛澤東統治的20年間，攙雜著超現實的幻想。對這種混亂，世人自然感到震驚。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若以飽受貧窮折磨的第三世界標準而言，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其實不算壞。毛時期結束時，中國人平均糧食消耗額（以卡路里計）剛好居世界各國的中等（median）以上，並高於美洲14國、非洲38國，在亞洲也屬居中——遠超過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以外的南亞及東南亞全部地區（Taylor／jodice，Table4．4）。中國人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也由1949年的35歲，增加爲1982年的68歲——死亡率則持續下降（Liu，1986，p．323－324）。而即使將大饑荒考慮在內，從1949年到毛澤東去世，中國人口還是由5億左右增長爲9．5億多，可見得中國經濟畢竟有法子喂飽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見增長——衣類的供應也比前稍有進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15．1）。至於中國教育，卻同時遭到饑荒與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連初級教育也不例外。天災人禍之下，分別使入學人數銳減2500萬左右。但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毛死去的那一年裏，全中國進入初小的學童人數，比起當年他取得政權時多出6倍——即高達96％的註冊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還不及50％的比例，當然更見成就。誠然，縱使到了1987年，20歲以上的全部人口當中，仍有超過四分之一目不識丁或屬半文盲——女性中不識字的比例，更高達38％——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讀書識字，在中國是一件極爲困難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當中，有幸完全就學者可謂少之又少（ChinaStatistics，pp．69，70－72，695）。簡單地說，在持懷疑心理的西方觀察家眼裏——其實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懷疑的精神——毛澤東時期的成就也許不堪一提；可是換作印度人或印尼人來看，他的成就卻相當不凡。對於80％屬於農民階級、與外界隔絕的中國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較滿意了。他們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

𨪜𨪜不過在國際舞臺之上，中國自革命以來顯然大爲落後，尤其與非共產黨的鄰國相比，表現更見不如。它的國民平均經濟增長率，雖然在毛澤東統治期間頗爲出色（1960-1975年），可是比起日本、香港、新加坡、韓國，以及臺灣這幾個中共當局必然密切注意的東亞國家和地區，顯然相形失色。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固然龐大，卻只與加拿大的總值相當，比義大利要少，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Taylor/jordice，Table 3．5，3．6）。總之，50年代中期以來，在偉大舵手帶領下的這趟迂回之旅，險象環生，之所以尚能持續進行，是因爲毛於1965年在軍隊撐腰之下，發動了一場剛一開始是由學生領頭的無政府“紅衛兵”運動，藉以對抗已經在默默跟他唱反調的黨中央領導人士，並用以對付所有知識份子。這就是陷中國於多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最後，毛必須徵召軍隊入場，方能收拾殘局，重新恢復秩序。同時發現他自己也不得不稍做屈服，將黨的控制力做某種程度的恢復。毛本人顯然已到了生命的晚期，沒有了毛的毛澤東主義，便缺乏實質支援。於是1976年即偉大的領袖去世後不久，由其遺孀江青領頭的“四人幫”便幾乎即刻被捕。緊接著鄧小平率領的實用主義路線，便馬上上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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𨪜𨪜鄧在中國實行的新路線，不啻爲最坦白公開的承認：“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構造需要大事修改。而且除了中國而外，當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時，凡是世上自稱爲社會主義的制度，顯然都出了極大的毛病。只見蘇維埃式的經濟動力漸緩，所有可以計算的重要增長數位，也隨著1970年後的每一個五年計劃逐期降低：國民生産總額、工業産品、農業生産、資本投資，實際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沒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蘇聯經濟畢竟露出疲態，宛如牛步進行。更有甚者，蘇聯不但沒變成世界貿易裏的工業巨人，反而在國際市場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輸出品還以機械設備、運輸工具，以及金屬及其産品爲大宗；到了1985年，卻轉以能源爲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氣）。反之，它如今的進口貨物中，幾乎有60％爲機械及金屬類等，以及工業消費産品（SSSR，1987pp．15－17，32－33）。換言之，蘇聯的地位已經宛如專事生産天然資源的殖民地一般，爲其他較先進的工業經濟提供能源——事實上，後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國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爲主。而後兩國的工業，也可以依賴蘇聯無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場供應，無須從事重大改進以補自身不足。

𨪜𨪜事實上到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不但經濟落後，連一般性的社會指標，如死亡率也停止縮減，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打擊之重，莫此爲甚——因爲根據社會主義的精神，它應無須過度倚重其創造財富的能力，即可經由社會正義，改進一般人民的生活質量。蘇聯、波蘭、匈牙利三國人民于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在共産主義體系瓦解前的20年內幾乎毫無變化——事實上還時有下降之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嚴重深思的問題，因爲同時間在其他多數國家裏面，平均預期壽命卻在延長（值得一提的是，甚至連古巴，以及一些可以獲得資料的亞洲共產黨國家，此時都在增長之中）。1969年時，奧地利、芬蘭、波蘭三國人民，平均可享同樣壽數（70．1歲）；但是到了1989年，波蘭的預期壽命卻比奧芬兩國少了4年。也許這表示活著的人比較健康——如人口學家即如此認爲——但是那也只是因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可以繼續救活的病人，換到社會主義國家就只有死路一條了（Riley 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蘇聯在內，對此趨勢都不免憂心如焚（World Band Atlas，1990，pp．6-9 and World Tables，1991，passim）。

𨪜𨪜就在此時，另有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反映出蘇聯制度的日趨衰敗，即“特權階級”（nomenk latura）一詞的出現（此名似乎是通過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字傳達西方）。直到那時爲止，共產黨的幹部——即列寧國家的統治系統骨幹——在國外一向爲人敬重，並享有幾分不情願的豔羨之情。雖然其手下敗將的本國反對派，如蘇聯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曾指出這支隊伍也頗有官僚腐化的潛在危險。不過在50年代，甚至進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國——卻認爲共産主義向全球挺進的秘密法寶正在其中，在共產黨嚴密的組織系統，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別歧見、無私無我的幹部隊伍，忠心耿耿地執行著黨的“路線”（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 Duverger，1927）。

𨪜𨪜但在另一方面，“特權階級”一詞（這個名詞在1980年以前幾乎默默無聞，只在蘇共行政體系的辭彙中出現而已），卻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那自私自利官僚系統的弱點所在：也就是無能與腐敗的混合體。事實上情況也愈來愈明顯，蘇聯本身的經營，的確是在一個走後門、拉關係、照顧自己人等的充滿了營私舞弊的系統之中進行。

𨪜𨪜除了匈牙利，自從布拉格之春以後，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氣餒之餘，事實上都放棄了認真改革的努力。至於偶有幾個企圖重拾中央計劃經濟舊路的例子，或以史達林式（如齊奧塞斯庫治下的羅馬尼亞），或採用毛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熱情取代經濟理論（如卡斯楚），有關它們的後果在此還是少提爲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後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滯時期”的稱號，原因就在其政權根本放棄了任何認真的嘗試，以挽回這個顯然走下坡的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小麥喂飽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決農業生産問題容易多了。靠無所不在的貪污賄賂，爲這部生銹的經濟引擎上油潤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別提把整部機器換掉——簡單多了。將來會怎麽樣，誰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著讓消費者高高興興地過日子——最不濟，不要讓他們太不高興——顯然是比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裏，蘇聯居民可能還覺得日子過得不錯，最起碼，比起他們記憶中的其他任何時候都要好得多。

𨪜𨪜歐洲“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最頭痛的問題，在於此時的社會主義世界，已經不像兩戰之間的蘇聯，可以置身於世界性的經濟之外，因此也免疫于當年的“大蕭條”。如今它與外界的牽連日重，自然無法逃遁於70年代的經濟衝擊。歐洲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以及蘇聯，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區，竟成爲黃金時期之後大危機下的真正犧牲者；而“發達市場經濟”雖然也受震蕩卻終能歷經艱難脫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擊（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這實在是歷史的最大諷刺。事實上直到90年代初期以前，某些國家如西德、日本，更是一路衝刺毫無半點踉蹌。相比之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得面對本身日益棘手的制度問題，同時還得應付外面那個問題叢生且不斷在變化的世界；它們自己，則越來越成爲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個中情況，也許可以用國際石油危機的曖昧例子解釋。一場危機，改變了1973年後的世界能源市場，論其影響，因正反兩面俱在，因此極爲曖昧。在全球產油國的卡特爾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壓力之下，當時極低廉的油價（其實就實際價格而言，自大戰以來甚至一路下降），於1973年間幾乎猛漲4倍，到了70年代末伊朗革命之後，又再度做三級跳。漲幅之大，實在超出想象：1970年時每桶油價爲2．53美元，到80年代後期，每桶已經高達41美元左右。

𨪜𨪜一方的石油危機，對另外一方卻顯然福星高照，其中好處有二：對包括蘇聯在內的産油地而言，黑油搖身一變成爲黑金，就好像一張保證每周中獎的彩券一般，不費吹灰之力，數以百萬的鈔票滾滾而來。一時之間，腰包鼓脹的蘇聯不但可以省卻經濟改革的麻煩，也可以靠石油進賬支付它向西方日益增多的進口。在1970－1980年的10年間，蘇聯輸往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由原本占其總出口的不足19％的比例，躍升爲32％（SSSR，1987 p．32）。有人認爲，就因爲忽然有了這股意想不到的財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權在革命浪潮再度掃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躍躍欲試，意圖與美國在國際上一爭短長（見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頭撞進了自殺性的軍備競賽（Maksimenko，1991）。

𨪜𨪜石油危機帶來的另外一項機遇，在於不斷由億萬富豪產油國（這些國家的人口通常極少）向外奔流出去的油元，如今正在國際銀行體系手中，以借款形式存在，等著任何想借錢的人開口。發展中國家當中，鮮有幾國抗拒得了這股誘惑，於是紛紛伸手將一筆又一筆的鉅款塞進口袋，終於引發了8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債務危機。至於向這股銅臭風屈服的社會主義國家——最顯著者爲波蘭和匈牙利——這些錢仿佛天賜神助，不但可以用來投資刺激增長，同時也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𨪜𨪜然而，種種現象卻只使得80年代的危機愈發嚴重，因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花錢如流水的波蘭又是最佳例證——實在缺乏彈性，根本不具備利用這股資源的能力。爲了對付上漲的油價，西歐國家的石油消耗量降低四成（1973－1985年），可是同一時期的東歐，卻只減少了兩成稍多一點。兩者之別，非常分明（Kollo，1990 p．39）。蘇聯的生産成本猛升，羅馬尼亞的油田乾涸，能源經濟化的利用愈發艱難。到80年代初期，東歐陷入了嚴重的能源危機，繼而造成糧食及製造品的極度短缺（除了如匈牙利這類栽進高築的債台，通貨膨脹愈烈，實質薪金走低的國家之外）。這就是當“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步入最終證明爲其最後10年的時刻，所面臨的狀況。唯一能夠解救這種危機的方法，便是回返史達林的老路，嚴格實行中央號令及約束——至少在“中央計劃”尚能作用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如匈牙利和波蘭兩國，中央計劃早就不靈了）。這項老法子，在1981－1984年間，倒也起了一些作用，債務普遍降低35％∼70％（只有波匈兩國例外）。一時之間，仿佛點燃了一種幻覺，認爲可以無須進行基本改革，便能重新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果卻更促成了一場“大躍‘退’，債務危機再現，經濟前景愈發黯淡。”（Kollo，p．41）這就是當戈巴契夫登上領導人寶座時蘇聯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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𨪜𨪜談過了經濟，現在我們轉過來看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因爲正是政治問題，造成了東歐與蘇聯走向1989－1991年的解體。

𨪜𨪜政治上，東歐是蘇聯體系的致命要害，而波蘭（匈牙利亦然，不過程度較輕）更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我們已經看見，自從“布拉格之春”以後，這一地區的大小附庸政權，顯然都已失去其正統的合法地位。它們之所以繼續維持，完全是在國家的高壓之下，並有蘇聯干涉的威嚇作爲後盾——或如匈牙利那種屬於最好的情況，賜予人民遠超東歐其他國家的物質生活條件，以及相當程度的自由，才得以苟延殘喘，可是很快又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癱瘓。然而，除了波蘭例外，各國卻難有重大的組織性政治力量或公開反對派出現。波蘭因有三項因素匯合，使得這個力量得以産生。其一，該國輿論甚爲一致，因爲衆人不但憎恨當朝政權，並且有反俄（並反猶）情緒，故能在羅馬天主教意識挂帥的波蘭民族主義下聯合。其二，教會在波蘭境內，始終有獨立的全國性機構。其三，波蘭的工人階級，從50年代中期以來，先後靠大規模罷工多次證明自己的政治實力。長久以來，波蘭政權早就聽任民情，默許容忍其行動，甚至有撤退屈服的迹象——如1970年的罷工，即令當時的共產黨領袖下臺——只要反對者不會形成組織性的力量即可。雖然政權本身施展的範圍，事實上已經縮小，瀕臨危險關頭。可是70年代中期起，波蘭當局開始面對一股具有政治性質的組織化勞工運動，這股勢力，不但有精於政治運動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作爲後盾——主要以“前馬克思主義者”爲主——以有企圖日益擴大的教會支援。而教會之所以受到激勵，是因爲1978年羅馬天主教選出了歷史上第一位波蘭籍的教皇，即保羅二世所致。

𨪜𨪜1980年，行業工會的運動“團結工會”大奏凱歌，事實上它也是一股以大罷工爲武器的全國性公開反對運動。它的勝利，證明了兩件事：波蘭的共產黨政權已山窮水盡，但是它卻又不可能被群衆騷動的方式推翻。1981年教會曾與國家默默合作，悄無聲息地抑止了一場蘇聯武裝干涉的危險（蘇方其實正在認真考慮插手），雙方同意實行幾年戒嚴，由武裝部隊司令維護政局。後者既有共產黨的身份，又擁有國家合法地位，應該可以說得過去。於是由警察而非軍隊出面，治安迅速恢復。但是對經濟難題始終一籌莫展的政府當局，卻沒有任何良策對付那繼續存在、並作爲有組織的輿論宣泄口的反對勢力。眼前只剩下兩條路：不是俄國人決定插手，就是當局讓位，放棄一黨當家的局面。但是當其他衛星國一面緊張地注視波蘭局勢的發展，一面也徒勞地力圖阻止本國人民起而效尤之際，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蘇聯再也沒有前往干預的打算了。

𨪜𨪜1985年，一位熱情的改革者戈巴契夫，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的出現，其實並非偶然。若不是重病纏身的前總書記蘇俄安全頭子安德羅波夫（YuriAndropov，1941－1984）之死，改革的時代早在一兩年前就開始了（安德羅波夫本人，也早在1983年就已經與勃列日涅夫時代劃清界線）。蘇聯的軌道內外，所有其他共產黨國家政府都很清楚，重大的轉變勢在必行。然而，即使對這位新的總書記來說，改革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卻依然一片朦朧。

𨪜𨪜爲戈巴契夫所聲討的“停滯年代”，事實也是蘇聯精英階級處於激烈政治文化動蕩的年代。這些人不但包括那一小群高居蘇維埃聯邦階梯頂層（即真正決定、並唯一能決定政治方針的所在），以及自我選拔誕生的共產黨頭頭；同時也涵蓋人數相當多、受過教育及技術訓練的中產階級；以及實際負責國家運轉的經濟管理人員，包括各種學術界的科技知識份子。專家、主管等等。就某一方面而言，戈巴契夫本人，也代表這新一代受過教育的骨幹——他學的是法律。而照史達林派幹部一步步爬上來的老路，卻是由工廠出身，經由工程或農經學位元進入黨和國家的大機器（令人驚訝的是，這條正統老路似乎依然不衰）。而且這股大騷動的深度，並不能以如今公開出現的持不同政見者實際人數爲准——後者至多也許只有數百人。各種被禁或半合法的批評或自我批評，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即滲透進蘇聯都市的文化圈，包括黨和政府內部的重要部門，尤以安全和駐外機構爲著。否則，當戈巴契夫高聲一呼“開放”，那種四方回應的現象，實在很難找出其他可能的解釋。

𨪜𨪜然而政治和知識階層的回應，卻不可與蘇聯廣大人民的反應混爲一談。因爲蘇聯老百姓跟歐洲多數共產黨國家的人民不同，始終接受蘇聯爲他們的合法政權。最起碼，也許是因爲他們不知道，也無從知道，還會有其他政府存在（除了1941－1944年間，在德國佔領下是例外。德國的統治，當然不可能讓他們欣賞）。1990年時，但凡60歲以上的匈牙利人，多少都有共產黨統治之前的記憶，也許是青春歲月，也許是成年時期。可是遍數蘇聯原有國境之內，卻找不出一名88歲以下的人有這類第一手的經驗。如果說，蘇聯政府當政的歷史悠久，可以一直回溯到內戰時期，始終不曾中斷；那麽俄國作爲一個國家，其延續性更爲長久，幾乎無時或斷（1939- 1940年間，那些新獲或重得的西部邊界領土例外）。如今的蘇聯，不過是舊有的沙皇俄國換人經營罷了。這也是爲什麽在80年代末期前，蘇聯境內均不曾出現過任何重大的政治分離主義的原因，只有波羅的海一帶，以及西部的烏克蘭例外，或許也包括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今摩爾多瓦。（波羅的海諸國在1918－1940年間曾爲獨立國家，烏克蘭在1918年前屬於奧匈帝國而非俄羅斯帝國，比薩拉比亞於1918- 1940年間則爲羅馬尼亞的一部分。）但是即使在波羅的海，公開的不同意見，也比俄羅斯境內多不了多少（Lieven，1993）。

𨪜𨪜更有甚者，蘇維埃政權不但是根於斯長於斯，土生土長的本國貨（隨著時間過去，甚至連起初帶有強烈大俄羅斯風味的黨本身，也開始向其他歐洲及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國吸收新人），就連其中的人民，也借著種種難以確切描述的方式，同樣地調整自己，與政權配合；當然政權也試著適應他們。正如諷刺家和不同政見者季諾維也夫（Zinoviev）所指出，世上的確有一種所謂“新蘇維埃人”存在——雖然正如蘇維埃境內的一切事物一般，這個新人的表裏之間，與其外在公開形象差異甚大（當然，這個他換作她也是一樣，不過新蘇維埃“女”人少之又少）。他或她在這個體制裏安之若素，自在得很（Zinoviev，1979）。在這裏，生活有保障，福利又完全，雖然水準平平，但是貨真價實絲毫不假。這的確是一個在社會上、經濟上，衆生都平等的社會，至少也是社會主義傳統理想之一的實現，也就是拉法吉（Paul Lafargue）所說的“什麽都不做的權利”（Rightto Idleness，Lafargue，1883）。更有甚者，對大多數蘇聯人民而言，勃列日涅夫年代可不是什麽“停滯時期”，卻是他們本人，以及他們的父母，甚至他們的祖父母，所知道所生活過的最好時代。

𨪜𨪜難怪改革家們發現，自己面對的頑敵，不只是蘇聯的官僚系統，更包括蘇聯的人民大衆。某位改革派即以那種反庶民階級的典型口吻，滿腔不快地寫道：

𨪜𨪜我們的制度，已經製造出一批由社會供養的個人，他們對“索取”的興趣，可比“給予”高得多。所謂平等主義，已經完全侵蝕了蘇聯，而這就是這種政策之下産生的結果……社會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邊是做決定做分配的人，另一邊則是聽命于人接受於人的人。這種狀況，對我們社會的發展大車，形成了一個主要的刹車效果。蘇維埃人種（Homo sovieticus）……既是壓艙底的底貨，又是停止前進的刹車。就一方面來說，他反對改革，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同時又是維繫現有體系的基礎（Afanassiev，1991，pp．13-14）。

𨪜𨪜社會上與經濟上，蘇聯社會大部分維持著相當大的穩定。其中緣故，無疑部分來自高壓及言論的檢查，以及蘇聯人對其他國家的無知，可是這卻絕對不是全部原因。不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蘇聯始終不曾發生過類似1968年學生暴動一類的事件。即使在戈巴爾喬夫的領導下，其改革運動也不能將年輕人大舉動員（除了在西部主張民族主義的地區之外）。這一場改革運動，正如有人所說，乃是“三四十歲者的叛變”，即生於二戰之後，可是卻又在勃列日涅夫那倒也不難過的麻痹年代之前出生的一輩。種種情況，可是偶然？蘇聯境內要求改革的壓力，無論來自何方，肯定不是由基層群衆而起。

𨪜𨪜事實上，它的動力來自上方，而且也唯有來自這個方向。這位熱情洋溢、誠意十足的共產黨改革家，到底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之下，繼承了史達林的寶座，於1985年3月15日成爲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個中情由，外界仍不甚了然。這段秘密，恐怕要到蘇聯最後數十年的歷史成爲史學界研究的物件時——而非仍爲互相攻訐或自我辯護的現在——才能真相大白。但是無論如何，重要的並不是誰在克里姆林宮裏黨同伐異、上臺下臺，而是其中存在的兩項條件，才使得像戈巴契夫這類人得以上臺掌權。其一，是勃列日涅夫時代共產黨領導階層中日益嚴重、而且越發遮掩不住的腐敗現象，看在黨內依然篤信共産主義思維的一群人眼裏（不管這種信仰是以多麽扭曲的形式出現），自然會感到憤怒不已。而一個共產黨，不管墮落到什麽程度，如果其中缺少一些社會主義者的領導人，那就像一個羅馬天主教會，沒有由天主教徒出任主教及樞機主教一般；因爲兩者都是建立在真實信仰的體系之上。其二，那些受過教育、有科技能力、真正保蘇聯仍運作於不息的一群人，他們都深深感到，若再用激烈手段，進行根本上的變革，蘇聯經濟遲早會完蛋。不單單因爲體制內天生缺乏效率彈性，同時也由於它意欲登上軍事霸權寶座，愈發深化了它的弱點——像這樣一個衰退中的經濟，根本就不可能支撐它的軍事需求。自從1980年以還，軍事需求對蘇聯經濟造成的壓力，已達危險境地，因爲忽然之間，蘇聯軍隊發現，多年以來自己頭一次直接投入戰場——蘇方派軍前往阿富汗，以助當地建立穩定局面。阿富汗從1978年開始，便在信仰共産主義的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統治下，然後又陷入衝突分裂。但是衝突兩方都目中無神，提倡土改與女權，得罪了當地的地主階級、伊斯蘭教神職人員，以及其他相信維持現狀是上策的人士。50年代初葉以來，阿富汗一向都安安靜靜地坐在蘇聯的影響圈內，不曾發生過任何令西方人士血壓升高的大事。但是美國卻選擇了視蘇聯行動爲大規模向自由世界軍事進犯的看法，於是通過巴基斯坦，美方的金錢武力，開始源源不絕湧入，將先進武器裝備，送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別的高山戰士手中。結果不出所料，在蘇聯大舉支援之下，應戰的阿富汗政府輕易地守住國內各大城市，可是蘇聯爲這場戰爭付出的代價卻非同小可。最終——華盛頓方面，顯然有人極有此意——阿富汗變成了蘇聯的越南。

𨪜𨪜可是，除了立即跟美方結束二度冷戰——而且越快越好——中止這個令蘇聯經濟大出血的對峙局面之外，蘇聯這位新領袖還有什麽其他法子可想？這項決定，當然是戈巴契夫的立即目標，也是他的最大成就。因爲在令人驚訝的極短時間之內，他甚至說服了多疑的西方政府，使它們相信蘇聯確有此意。這項成就，爲他在西方贏得了莫大好評及持久名望，卻恰與蘇聯國內對他日益缺乏熱情的狀況成對比，最後在1991年，他終於成了這種局勢之下的犧牲品。如果說，有誰只手結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戰，那麽，這項榮銜當然非戈巴契夫莫屬。

𨪜𨪜50年代以來共產黨經濟改革者的目標，均爲通過市場價格，以及企業利潤得失計算的手段，企圖使中央計劃的控制經濟，更爲理性化及彈性化。匈牙利的改革家們，就在這個方向上走了相當路程：要不是蘇聯於1968年派軍進佔，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將有更大成就。兩國也都希望，這一手段，同時可以有助於政治制度的自由及民主化。這也是戈巴契夫的立場，他認爲如此才能恢復或建立一個比“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爲佳的社會主義制度。至於全然放棄社會主義，蘇聯境內有影響力的改革家們也許有過如此想法，然而事實上極不可能。不論別的，單政治方面就極難實行。80年代，蘇聯內部首次開始對自己的缺點失誤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分析，但是爲時已晚，在別處曾有過改革經驗的經濟學家們，此時已經看出，這個體制已經不可能由內部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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𨪜𨪜戈巴契夫以兩項口號，發動他改造蘇維埃社會主義的運動，一是“重建”，政治經濟並行；一是“開放”。

𨪜𨪜結果證明，在重建與開放之間，卻有著不可調解的衝突存在。因爲唯一能讓蘇聯體制運作或轉型的事物，就是沿襲從史達林時代的黨政合一發號施令的結構。這種結構，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國歷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從上而來，可是在此同時，黨和國家本身的結構，卻成爲進行改革的最大障礙。這個系統是由它所造，它也爲此調整適應，它在其中有著極大的既存利益，現在要它爲這個系統找出第二條路，實在是強其所難。當然，現實的障礙絕對不止這一項；而且歷來的改革派（不獨俄國），都喜歡把國家人民反應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體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卻不能否認，那就是對於任何重大改革，國家機器都多半反應遲純，骨子裏更藏著一股敵意。“開放”的目的，即在動員國家機器內外的支援，以對抗這種反抗勢力。但是如此一來，卻正好毀掉了唯一還可以行動的一股力量。我們在前面也曾提過，蘇維埃的制度及運作方法，基本上是軍事性的，軍隊民主化，並不能改進它們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這個軍事化的系統，那麽在動手毀掉之前，就應該仔細籌劃，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統建立起來，否則改革非但不能帶來重建，反而導致崩潰。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便是陷在“開放”與“重建”之間，日益深刻的斷層中了。

𨪜𨪜更糟糕的是，在改革人士的心目中，“開放”，遠比“重建”，更具有確定的內容。開放，意味著引進——或重新引進——一個建立于法治與公民自由之上的憲政民主體制。背後的涵義，便是黨與政的分離，並將加大政府的作用，由党還政於國家（這一點當然與史達林興起之後的發展完全背道而馳）。如此一來，自然導致一黨專政系統的結束，黨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從此告終。這種結果，顯然也意味著“蘇維埃制度”將在各個層級復活——可是這一回，卻將通過真正選舉誕生的代表組成，層層相沿，一直到位於最上一層的“最高蘇維埃”。後者則將是一個具有實權的立法議會，而強大的行政部門的權力由它所授，同時卻也受它控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𨪜𨪜事實上，新的憲政體制最後也真的設立了。可是新經濟的改革系統，在1987-1988年間卻幾乎不見成形。因爲第一，私營小企業——即“次級經濟”的多數形態——合法化的推行不見誠意。第二，原則上卻又決定讓那些永遠賠錢的國營事業自行破産。經濟改革的高調，與日走下坡的經濟現實的鴻溝只有越來越深。

𨪜𨪜這種狀況實在危險已極。因爲憲政的改革，只是徒然將現有的一套政治機制換掉，改成另外一套而已，至於新制度到底該做些什麽事情，這個問題卻未獲得解答。不過可想而知，民主政治的決策過程，顯然比軍事號令系統累贅多了。對多數人來說，如今有了新的制度，一方面表示每隔一陣子就有一次選舉，大家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出真心選擇；而選舉之間，也有機會聽聽反對人物批評政府。而在另一方面，“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