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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軍
——《匈牙利市場社會主義之路》結束語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市場社會主義的終結，給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留下了一個迷團，爲什麽一種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新嘗試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之後突然破産？匈牙利人和外國經濟學家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反思，已從不同方面指出了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實踐中存在的部分問題。除已經提及的上述問題之外，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我們加以總結、研究和思考。需要指出的是：東歐共產黨人的失誤及其失敗，有些是主觀認識不夠或缺乏經驗造成的，有些則是由於內外壓力過大造成的。作爲一個小國，匈牙利的實踐受到各種制約，它的失敗原因中有不可抗拒的因素，但也有許多偶然的因素。在此，我們深入地探討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市場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並非爲了爭論歷史上的孰是孰非，只是爲了總結經驗教訓。
一、執政黨高層領導人喪失信念的原因
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指出：“東歐的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仰。多數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共產黨已喪失了意志和信心。……新的一代東歐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實用主義者，而用實用主義可以打開和平變革之門。”令人慨歎的是尼克松的話不久就得到了證實。
領導層信念的喪失集中表現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党的高層領導人中的蔓延。匈牙利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既有40年代的老社會民主黨人涅爾什，也有後起的黨內激進派代表人物波日高伊。波日高伊以思想激進而著稱，他當選政治局委員時，敏感的西方記者就看出了其中的象徵意義，指出匈牙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最大新聞，不是卡達爾的下臺，也不是格羅斯當選總書記，而是具有“激進自由思想”的波日高伊進入政治局。波日高伊果然沒讓西方記者失望，他積極參與了匈牙利第一個反對黨民主論壇的籌備和建立，建立了第一個黨內反對派“改革俱樂部”，擅自宣佈爲1956年事件平反，在1989年的劇變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爲什麽党的高層領導人會喪失社會主義的信念？最深層次的原因是沒有能夠正確看待70年代以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力量對比的變化。戰後，資本主義獲得了長期穩定的發展，而曾經十分強大的蘇聯陣營卻在80年代後逐漸衰落。力量對比的變化使東歐的部分高級領導人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多方面條件促成的，而社會主義陣營經濟的困境則存在更深層次的原因。
戰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持續發展由多種因素綜合促成。第三世界工業化引發了西方資本從傳統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向全世界的大規模跨國運動。新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財政與金融擴張，爲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復蘇和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生産力源泉並使其生產關係得到了相應的調整。第三世界的工業化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獲得了資本和市場擴張的新機遇，使第三世界人民創造的財富源源地流向西方。這些因素的綜合，有力地促進了資本運動的全球化趨勢，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全球性擴張。從而，爲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
而蘇聯經濟的衰落除其經濟體制逐漸僵化，失去活力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前蘇聯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失誤，就是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爲此消耗了過多的寶貴資源和科技力量，60年代政策曾一度有所調整，但是，仍未能根本改變農業、輕工業落後的局面，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僅僅以此解釋前蘇聯失敗的原因，則過於簡單化了，因爲，前蘇聯在鋼鐵、航太和軍工方面的成就，畢竟反映了相當的經濟實力，沒有理由認爲一個能夠發射數千個衛星的國家，不具備生産相對簡單的輕工消費品的能力。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不合理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改革加以解決。匈牙利的實踐證明，經濟體制的改革可以在短期內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使生産力獲得空前的發展。如果說戈巴契夫的前任們存在思想僵化，不願意改革的問題，那麽戈巴契夫的思想非常解放，並致力於推進改革，主觀和客觀方面都不存在經濟改革的巨大障礙。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最近出版了一本題爲《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的著作，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劃瓦解前蘇聯制度的內幕，雷根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雇傭一大批專家，包括心理學、歷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專家，擬定了美國瓦解前蘇聯的“軟戰爭”戰略，重點放在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
美國政府一直大力推進核軍備競賽，蓄意利用前蘇聯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發展軍事工業以消耗經濟實力，80年代雷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設法壓低石油價格以耗盡前蘇聯的外匯來源，迫使其陷入經濟困境進而瓦解對自身制度的信心。儘管美國憑藉其經濟軍事實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夠從世界各地廉價獲得大量的資源，但是，美國仍然爲其秘密戰略付出了沈重的代價，80年代國債從7000億猛增至3萬億美元。令人遺憾的是，前蘇聯政府沒有識破美國的秘密戰略，否則經濟陷入破産的可能不是前蘇聯而是美國。
由於前蘇聯長期片面強調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經濟結構不合理，消耗了過多的資源，80年代以後經濟發展速度漸趨緩慢。雷根政府推行針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進行核恫嚇，逼迫前蘇聯進行軍備競賽；壓低油價，枯竭其外匯來源，造成其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戈巴契夫沒有察覺到美國的險惡用心，也沒有深入分析導致經濟困難的原因，將經濟增速趨緩全部歸罪於自身的經濟制度，恰好誤入了西方動搖其制度信心的戰略陷阱。蘇聯領導人信心的喪失和蘇聯經濟的崩潰直接影響到東歐國家。
美國的秘密經濟戰略不僅導致了蘇聯經濟的破産，也導致了經互會的衰落，使外向型的匈牙利經濟遭到沈重打擊。戈巴契夫以前的蘇聯領導人壓制匈牙利的改革,使其錯過了價格和其他改革的良機，在石油危機中損失慘重，並導致黨內對改革的分歧；戈巴契夫在東歐國家面臨重大轉折，東歐領導人最希望獲得蘇聯支援的時刻放棄了東歐，這一緊一松對卡達爾等東歐國家領導人的命運産生了直接的影響。在改革不順利，經濟出現衰退的情況下，東歐各國執政黨的高層領導人也對制度本身産生了懷疑，將西方國家戰後的發展和本國遭受的挫折的根源歸結爲社會制度。於是，希望通過引進社會民主主義，實現所謂的“芬蘭化”，找到新的出路。東歐國家中原先主張市場社會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也無條件地接受了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上下合力，內外結合，促成了1989年席捲東歐的政治劇變。
2、 經濟發展指3、 導思想上的誤區
急於在經濟方面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東歐國家領導人的共同心態。赫魯雪夫在1962年提出要在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産主義社會。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宣佈蘇聯已經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波蘭的蓋萊克在1971年提出“國民經濟高速發展戰略”，並於1975年宣佈“已經進入發達社會主義社會階段”。羅馬尼亞提出198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並於2000年進入發達社會主義社會。匈牙利也沒有避免急功近利的發展模式。雖然卡達爾對拉科西時代發展戰略方面的錯誤也有所認識，但是，他最終仍未能擺脫經濟決定論和追求高速度的片面性。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逐漸陷入了誤區。
誤區一：片面追求高速度。
1970年，在經濟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後，匈牙利的領導人就已顯露出急於求成的傾向。當年召開的社會主義工人党“十大”就提出：“匈牙利已經進入了可以把一個中等工業水平的國家提高成爲一個工業發達國家作爲現實奮鬥目標的經濟發展階段。”1975年的“十一大”上，又提出了“爲建立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和過渡到共産主義建設創造條件”，並提出了10-15年內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時間表。1988年的“十三大”上，面臨嚴重經濟危機的社工党依然不切實際地提出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高的目標，試圖以此擺脫矛盾。結果爲了達到高指標，繼續增加外債，耗盡了國家的黃金儲備，使局勢一發不可收拾，最終落入債務陷阱。
誤區二：人民生活好了，社會就會穩定。
卡達爾政府的急功近利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戰略上，還表現盲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上。卡達爾關心人民，熱愛人民，不惜一切代價要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他相信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夠不斷提高，制度就能得到鞏固，卻沒有想到脫離經濟發展實際水平的高消費也可以帶來嚴重後果。
卡達爾的務實既是他的長處，也導致了他的錯誤。他一貫主張“少說多做”，這種品質既成就了他的事業，也導致了他的遺憾。他堅信“以人的利益爲中心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堅信社會主義就是使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片面強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忘記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人民共同佔有生産資料，共同享有勞動成果及其消滅了剝削和壓迫的平等關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當然要表現爲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但這並不表明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水平必然會在短期內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富人的生活水平。在社會主義相對公平的分配體制下，企圖讓人民生活普遍趕上和超過金字塔分配格局下西方富人的生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卡達爾經濟政策失誤的重要根源。
二戰以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借助第三世界工業化創造的機會和科技方面佔有的優勢，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調整了內部生產關係，在70年代以後獲得了比較快的發展。蘇聯東歐陣營則是依靠內部的資源和積累，竭盡全力地與西方陣營進行軍備競賽，經濟逐漸陷入困境。
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差距決不是小小的匈牙利靠發展生産力可以彌補得了的。陷入實用主義的匈牙利社工黨只顧埋頭發展生産，卻沒有教育人民怎樣正確看待和比較西方的發展和自己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人們看不到自己國家的人民比多數西方國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社會公平和保障，看不到東歐國家與西方國家各方面差距的相對縮小，只強調差距的絕對存在。而80年代西方政府已是自覺地利用一切手段，包括覆蓋匈牙利全境的宣傳媒體、旅遊、互訪等方式傳播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卡達爾希望通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西方國家生活水平差距的縮小來化解矛盾的努力終於沒有奏效。
由於長期片面強調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怎樣生活得更好。處於東西方夾縫中的匈牙利人與西方接觸的機會很多，經常能夠出國旅遊、接觸外國人。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比西方老百姓享有更多的平等和保障，而是更多地注意自己不如西方人生活水平高的方面：西方的城市比布達佩斯更繁華，西方人的汽車比自己的更棒，西方的電器比自己的更時髦。
筆者曾親身接觸過這樣一位匈牙利的普通小學教師，在卡達爾時期她有自己的住房和別墅，多餘的住房出租還有一筆不菲的收入。她們夫婦沒有子女，酷愛旅遊，曾去過20多個國家，足迹遍及歐、亞、非、北美和拉美（我相信這並不是每個美國的小學教師可以做得到的），但她在紐約、華盛頓、巴黎旅遊時最深切的感受卻是，自己是一個囊中羞澀的窮人，産生了極不平衡的心理。這種心理倒錯實在令人慨歎！事實上，匈牙利人在80年代中期人均鋼産量接近美國、法國，超過英國；人均肉、蛋、奶的佔有和消費量居世界前二、三位，超過了絕大部分發達國家；住房的增長速度也是空前的，大部分居民在卡達爾時期住上了寬敞、舒適、設備齊全的住房。這是匈牙利經濟發展史上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階段。
80年代後期，希望享有北歐國家高福利的匈牙利人越來越多，形成風氣。實際上，卡達爾當時也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問題，他曾調侃地說，匈牙利人只想享有西方人的生活，卻不願象西方人那樣去工作。他已在某種程度上認識到了匈牙利人希望生活上享有西方人的水平，又不願意象西方人那樣面臨就業和其他方面的競爭與挑戰。希望同時享有西方的效率和社會主義的公平，這個矛盾不僅在當時，在今天同樣無法解決。
在卡達爾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至今，匈牙利一大半人民住在卡達爾時代建造的設備齊全的房子裏，享受著卡達爾時代建設帶來的交通及其它便利。但卡達爾的政治遺産卻消失了。這不僅僅是卡達爾個人的悲劇！
誤區之三：政策搖擺。
人們在反思匈牙利市場社會主義的失敗教訓時，都提到改革不徹底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價格體制不合理，特別是外貿價格體制是導致匈牙利在1973年石油危機時陷入困境；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等。這些問題部分是主觀認識方面存在問題或就業不足造成的，部分是由於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造成的。
卡達爾一直不否認1968年發生的蘇聯出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對匈牙利的改革“産生了消極的影響”，使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改革，喪失了許多有利時機。
70年代初，蘇聯報刊公開批評匈牙利經濟改革“助長了資本主義傾向”，要求匈牙利來一個“方向性的轉變”，同時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以批判，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盛行的時代，也使卡達爾不得不倍加小心。卡達爾不僅擔心勃列日涅夫，而且擔心得罪蘇聯中層領導人影響匈牙利能源、原材料的供應，在改革中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971年匈牙利在經互會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提議，將經互會內部關係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經互會內部價格參考國際市場價格，遭到了嚴詞拒絕，萬般無奈的卡達爾不得不保持國內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的脫鈎，導致匈牙利在石油危機中缺乏應變能力。
內部壓力對改革的影響也很重要。在經濟發展順利時，內部反對的聲音會弱一些，一旦經濟困難或外部壓力增大，內部反對的勢力就乘機發難，政策就會調整，改革就要停頓。
1972年春天，伴隨著經互會國家對匈牙利經濟改革的譴責，匈牙利報刊也陸續發表文章，把經濟體制改革說成是
“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利益”的 “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把對設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探索指責爲“鼓吹民族沙文主義”和“否定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規律”。要求重新回到蘇聯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實行的史達林模式。
這次進攻的直接後果是1972年11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全會通過的進行局部調整和緊縮的決定，以及1974年3月20日中央全會人事上的重大調整。黨內反對派的掣肘，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延緩了改革的步伐，喪失了價格改革和其他各項改革的最佳時機。黨內的鬥爭和掣肘不僅影響了國家的經濟，也動搖了黨在群衆中的威信，搞亂了群衆的思想。
卡達爾的優點是善於團結，以善於妥協著稱。但這種優點的另一面就是，在事關國家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不敢堅持原則，朝令夕改，政策左右搖擺，結果就是付出慘重的代價。
4、 處理計劃與市場關係的困難
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無疑是經濟體制改革中最大的難題，無論匈牙利的改革還是南斯拉夫的改革，在解決這個問題上都沒有成功。
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強調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在實踐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別是在農業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卻未能突破。
最主要的問題是在企業獲得較大自主權的情況下，政府如何實現有效的宏觀調控。在有些情況下，舊的管理方式仍在起作用，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市場的自發性盲目性又占了主導地位。企業管理體制改革之後，企業獲得了相當大的自主權和經濟利益，對利潤率、價格等信號相當敏感。但國家對企業財政約束和信貸約束都是軟的，企業不是通過加強管理來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而是通過提高價格的途經獲得更高的經濟收益，企業力圖通過提高價格獲得更高的利潤，而投入品價格提高時，又可以從國家取得補貼，80年代國家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補貼相當於GDP約30%。企業的自我約束機制沒有形成，在擴大投資和增加工資的壓力之下，必然導致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膨脹，推動通貨膨脹的加劇。
南斯拉夫在實現工人民主管理企業方面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實現有效的宏觀調控方面卻沒有成果，用社會契約代替了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
從1974年憲法和1976年《聯合勞動法》頒佈以後，國家在糾正“市場拜物教”的過程中，由於不願意使用國家的經濟職能，強調用自治方式解決所出現的偏差，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拜物教”，即“契約拜物教”。協定和契約包羅萬象地被運用於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成了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相互聯繫的首要形式。“在這種拜物教形態中，一種多少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用聯合勞動、自治協定和社會契約幾乎可以在現在完全排擠市場經營和國家調節。”結果造成了非計劃、非市場的局面，使整個南斯拉夫經濟和社會發展遭受嚴重挫折。
由於各共和國和自治省之間的商品流通的協定和契約，往往立足於民族和地區的利益基礎之上，而不是尊重客觀經濟規律，這就阻礙了各地區之間的商品流通，地區間的經濟聯繫越來越少，各共和國和自治省爲在本地區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而努力，不僅造成大量重復建設，浪費了資金，而且使統一的南斯拉夫經濟形成分裂。80年代，“除了援助不發達地區的資金外,各共和國間幾乎沒有資金流動”，維繫南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經濟聯繫幾乎不存在了，共和國之間形成市場壁壘。由於利益的限制，協定和契約的參加者都想從中取得好處，許多聯合勞動組織經常利用關於價格和發展的協定，壟斷一定的市場，並結成壟斷同盟。市場和價格的壟斷影響了正常的市場發育，不利於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和生産的增長，加劇了企業之間勞動者個人收入的不合理差別。自治協定和社會契約是自治企業和社會政治共同體出自自身利益的考慮簽訂的，從自治協定和社會契約中體現的局部利益往往與社會整體利益相矛盾，它們很難統一在一起。同時，契約和協定並沒有約束力，而且在實踐中環節過多，只要有一個環節出現障礙，就難以達成協定，也難以保證協定的履行。
地區之間經濟聯繫的削弱不能說與南斯拉夫的分裂沒有內在聯繫。
5、 經營者階層的異化問題
在市場社會主義條件下，廠長經理等經營者在改革過程中逐步異化爲一個有獨立利益的特殊的階層。這是東歐社會主義瓦解的極其重要而深層次的經濟原因。
科爾內在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指出：在1968年以後，匈牙利的經理們成爲更有影響力的力量，並且懂得應當怎樣維護他們自己的所有權利益，在1989年以後的“後社會主義階段”亦是如此。1988 年，匈牙利是第一個通過了所謂“公司法”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這部法律，國有企業可以商業化並轉成現代公司形式。1990年以後，新的私營企業大量湧現時，越來越多的部門傾向於合併和兼併，國有和私營企業的管理者與獨資企業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的社會團體--在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角色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最終這些人一起形成了商人階層。從執行計劃指令的前溫順黨員隊伍中逐漸産生了今天的商人和經理階層候選人，當然這個階層也有新人加入。這個領導層的轉軌在數十年內進行，沒有受到較大的干擾，在90年代轉軌加速。 科爾內無疑是將這一異化作爲正面的因素加以肯定的。
經營者階層的異化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帶來的副産品。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即分權模式在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它從理論上對改革實踐進行了概括與闡釋，成爲指導改革的重要經濟理論之一。
波蘭經濟學家W·布魯斯首先提出了分權理論。布魯斯以宏觀經濟決策、企業經濟決策和個人消費決策等三個層次上的決策集中程度爲標準，將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分爲四種類型：“軍事共産主義”模式、集權模式、分權模式和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布魯斯認爲，依據馬克思的生産社會化理論,生産社會化必然要求産生與之相適應的生産資料的社會化。生産資料社會化的形式是社會所有制。而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實行的國有制，即集權模式並不是真正的社會所有制，充其量只是“一種間接的社會所有制，
並且是一種較低級的胚胎形式的社會所有制。
”區分社會所有制與國有制是分權模式的理論前提。
選擇分權模式的目的是賦予國有制“社會所有制的特徵”
，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産資料所有制能夠符合社會所有制的兩個基本標準：(1)對所有制物件的處置必須是爲了社會利益；(2)所有制物件必須是由社會來加以處置。分權模式與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
—— 集權模式的區別在於：集權模式在中央和企業兩級均採用集中決策方式，只是在第三級，即個人消費決策上採取分散方式，而分權模式將“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觀經濟決策”分散化，即由企業主要依據市場機制自主決策。由中央和企業分別掌握宏觀經濟決策權和企業微觀經濟決策權的經濟運行模式，即是分權模式。
他提出，分權模式並不是否定或變更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而是“在現存公有制基礎上的體系內，經濟運行機制對經濟條件的適應”。社會主義作爲歷史發展的具有連續性的新階段,也必然要承襲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生産社會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
採取企業與中央分權的深刻根源在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趨勢使然。
採用分權模式的目的在於：克服勞動的異化，消除所有權與勞動的分離和對立。其實現的根本途經是建立社會所有制。但是，在分權模式的具體設計中，它與集權模式的區別僅僅在於：將部分微觀經濟決策權力下放到企業，由企業根據市場需要組織生産。
作爲社會化大生産發展的産物，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趨勢首先産生于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中。作爲一種經濟機制，分權結構的不穩定性也首先表現於資本主義條件下。早在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阿道夫·貝利就明確指出了西方現代企業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現象並加以闡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興起，以及伴之而來的由於工業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産生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乃是20世紀中頭一個重要變化。”
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經營權膨脹及經營者侵佔所有者權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現莫過於日本的“經理革命”。所謂“經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企業的經營者--經理階層憑藉其經營者地位，逐漸以職能資本家的身份躋身於資產階級的過程。現代西方社會中，資本家階級日益分爲所有者（投資人）和經營者（代理人）兩大階層，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人格化表現。在日本，作爲職能資本家的經理階層，經過長期的經營，打破了自明治維新以後家族資本壟斷日本經濟的局面，成爲一個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家族資本集團與個別資本家的新資産者階層。
由經營者對所有者權益的侵佔造成的分權結構的不穩定性，在現代經濟活動中普遍存在。南斯拉夫和正是在最早採用分權模式的國家，分權結構的不穩定性最先表露出來。前南斯拉夫著名經濟學家杜尚·比蘭契奇在1973年發表的《南斯拉夫社會發展的思想和實踐(1945
-- 1973)》一書中指出：“60年代開始前，政治結構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而後，特別是從1965
年經濟改革起， 社會進程日益使‘經理’和‘專家治國論者’執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則和目的是把政治結構論者管理經濟的權利奪過來，並交給工人集體管理。但是,‘轉移’給工人集體的權利， 大部分是轉給了工人集體中的領導集團，而很少交給直接生産者。這種並不完善的自治概念獲得了一個政治思想的合法稱號，即所謂的‘專家治國論結構’。” 可見，比蘭契奇在當時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實行的“工人自治”的動機與效果並不統一。而這種現象，正是分權模式的邏輯矛盾在現實中的反映。其他一些東歐國家也存在類似情況。波蘭著名學者雅羅舍夫斯基在80
年代中期指出：“技術貴族-官僚主義的管理體制逐漸使直接生産者不能再對經濟、社會-政治決定施加影響，並削弱了代表機關和工人自治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團’所有制的轉化。”
經營者階層在“分權”過程中崛起。伴隨這一過程，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也發生了變化。比蘭契奇寫道：“在‘管理階級’與工人群衆分開的同時，開始出現了社會差別和發財致富的過程。形成了某種所謂的‘中等階級’。根據某些研究人員的估計，我國約占人口總數的
2％達到了高度發達國家的所謂的‘中等階級’的標準；約占10
％的人口（即工資最優厚者）接近這個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標準線之內。”
事實上，實行分權模式的東歐國家中確實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分化。將70
年代末、80年代初，兩個西方國家，美國和日本與兩個採取分權模式的東歐國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會財富分配狀況加以比較，即可發現：南、
匈兩國社會分化水平已與美、日兩國大體相當。
如果將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爲五個組別，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美國爲5.3%和39.9%，日本爲8.7%和37.5% ，南斯拉夫爲6.6%和38.7%，匈牙利爲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會貧富差距甚至比日本還要大一些。
然而，兩權分離可能導致的社會結果，即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産生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卻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獨立的經營者階層的出現意味著資本家隊伍的擴大，它衝破了財産世襲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在總體上對資本主義生産資料私人佔有制仍是一種肯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情況則複雜得多，兩權分離可能既瓦解了國有制，又未帶來社會所有制。正如科爾內指出的，市場社會主義時期的經營者直接成爲政治制度劇變之後商人和經理階層的候選人。從社會主義的企業家直接轉變爲私有制條件下的資本家，成爲“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在本書第7章中提到的自發私有化階段這部分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卡達爾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十分注意不傷害兩個社會基礎：經營者和普通群衆的利益。然而，利益的分化使這兩個基礎的觀念都發生了變化，經營者希望通過經濟制度的變化使自己的經濟利益以法律的形式（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固定下來，而普通老百姓並不認爲自己是社會的主人，寧願相信國有企業人人都是主人，實際無人負責的理論。這種悖論十分耐人尋味。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場社會主義，從本國的國情出發，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爲主體的框架內，實行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大力引入市場機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使經濟在短期內獲得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許多經濟指標甚至超過了當時的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一貫挑剔的西方媒體也將匈牙利稱爲“消費者的天堂”。
經濟體制改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理論和經驗可供借鑒。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改革的過程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壓力，由於經驗的缺乏，自身也犯了一些錯誤。在80年代國際經濟政治環境的大背景下，改革最終陷入了困境：石油危機打擊了匈牙利經濟，民族矛盾困擾南斯拉夫；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動搖了東歐老一代領導人的地位並導致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經濟的衰退和黨的分裂動搖了人民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席捲歐美的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思潮導致了主流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的合流；西方則乘機加緊實施和平演變戰略，錯綜複雜的矛盾同時爆發，導致了政治劇變，使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最終破産。
市場社會主義並非完善的經濟體制。在50年代關係到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歷史關頭，卡達爾爲代表的東歐共產黨人，爲矯正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的弊端，勇敢地選擇了改革的道路。他們在計劃經濟中引入更多的市場決策和分權因素，部分地糾正了傳統體制的弊端，一度取得豐碩的成果。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只是社會主義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實驗。相對于建立一種新的經濟體制而言，20-30年的實驗並不算長，況且這場實驗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各樣難以預料的困難和挫折。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的最終失敗只能證明社會主義發展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只是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的失敗，劇變以來10年的實踐證明，引入的資本主義制度並沒有帶來經濟上的成功。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已經並將繼續爲實踐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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