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之交的壟斷資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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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本文獻給保羅·斯威齊九十華誕。我個人深信，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的《壟斷資本》（1966年出版）至今仍然是觀察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演進的最有價值的起點。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凱因斯、克萊基和熊彼特對資本積累和危機的分析。本文希望用這一一般分析框架來討論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領域內、在這個新的千年之交、在壟斷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一些關鍵性的實際發展。 衆所周知，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如何運轉有著極不相同的看法。最重要的分歧存在于右翼和左翼之間，其根源在于階級。但即使在左翼學者中，也存在著尖銳的爭執。其中之一是凱因斯主義革命對于經濟學的發展到底有多大重要性。難道象凱因斯和克萊基這樣的思想家的經濟思想革命，的確說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應該視爲本質的東西嗎？另一個爭議是關于壟斷和競爭的作用。在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激進學者首次提出壟斷資本主義的問題整整一個多世紀後，對于我們理解今天的資本主義運轉機制，資本中心化和集中化重要到什麽程度？不管一個人的抽象理論是什麽，－－而理論總是依賴于一定程度的抽象－－其有用性在于它能否使日常現實有意義，能否對革命性地解决實際問題提供必需的戰略分析。 在《每月評論》的全部歷史中，它發展了被稱爲“壟斷資本”或“停滯理論”的理論視野。由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中構勒的這一觀點認爲，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不再能直接應用于出現在二十世紀初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而必須由“剩餘上升趨勢規律”代替。這裏，剩餘被定義爲生産工人的工資和全部增加價值之間的差額。因此，在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的關鍵矛盾，是增長的剩餘和相應的剩餘吸收問題的矛盾。 剩餘的增長及其巨額積累意味著資本主義企業面臨著如何充分利用剩餘的問題，即，怎樣用堆積如山的現金來獲取更多的利潤。不錯，資本主義可以使用或浪費一些剩餘，用于個人揮霍。但這與不斷增長的剩餘的規模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因此，問題仍然是如何吸收全部實際和潜在可得的剩餘。一般來說，答案在于尋找新的投資，但擴張的資本遇到收入分配帶來的消費極限問題：誰來購買越來越多的産品？可以想象，像蒸汽機、鐵路和汽車這樣的創造發明的新紀元在積累方面的總體效果，提供了大量的有利可圖的投資出路，但此類劃時代的發明是歷史而不是經濟因素，不能指望它們出現在我們需要的時候，或以吸收剩餘所需要的規模出現。甚至令人震驚的電腦／數位技術的新領域也只是吸收了一小部分淤積于經濟體中的大量經濟剩餘。對外投資一度爲剩餘提供了出路，但已經成爲將剩餘從周邊轉移到中心資本主義的有效方式，因而更加劇了這個問題。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這一體系有著强烈的停滯趨勢。産生這一趨勢的原因，是不能爲在生産層次上産生的潜在的和實際的剩餘找到出路。當然這一問題部分地（但僅僅是部分地）爲種種反因素的增長所抵銷，例如銷售費用的增長，軍事開支，以及金融膨脹。 像所有理論觀點一樣，這一觀點也得接受現實的嚴峻檢驗，必要時加以修正，以便解釋變化著的歷史條件。以下，我將試圖通過研究當前歷史變化具體地展示，爲什麽我相信這一總的研究方法對于解釋今天的經濟條件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在這一新千年的開始。 盛會 翻開那些充斥著當今商業新聞的消息，人們首先注意到，公司正沈浸在高漲的利潤之中。在1999年的後幾個月裏，商業報道是大唱贊歌的，因爲越來越明顯，一個“盛會”，指當前這段不同尋常的高利潤的時期，將會順利地渡過千年之交，進入2000年。在8月中旬的季度利潤記分榜上，《商業周刊》宣布：“美國公司的利潤正以不尋常的速度巡航。《商業周刊》的公司記分榜上的900家公司的利潤在今年第二季度愉快地上升了28%，這是自1996年最後一季以來的最佳表現。”在商業周期的晚期恢復階段，是什麽在刺激著這一擴張？這家雜志兩周以前宣稱，這是由于公司正擁有大量現金，其保留的收入高達8510億美元。1999年12月，商業界有人傳出話來說：“美國經濟正以空前的熱情迎接新千年”。
不用說，發生在社會的經濟頂峰的狂歡只是一小撮人的事情。正如《商業周刊》告訴其全體讀者的那樣，最上層的財富增長，伴隨著底層的收入和財富份額的相對减少，目前掙工資者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任何增長。根據國家經濟研究局的資料，1999年底的哈裏斯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相信他們沒有從眼下的商業周期的上升階段中受益，而這個商業周期的上升階段在美國歷史上是最長的，從1991年3月就開始了。毫不奇怪，實際工資仍然“幾乎沒有變動”，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擁有退休金以外的股票市場資産。 “最大的鴻溝”，《商業周刊》1999年12月27日那一期稱：
“似乎在于那些從股市或互聯網雇主那裏得到額外收入的美國人，和 其他所有人之間。事實上，對于許多人來說，在新經濟中最驚人的變化是 40小時工作周的結束：美國人現在比其他任何工業化國家的工人的工作時 間都多。但實際小時報酬的增長却從1998年第三季度4.3%的年增長率下降 到今年的2.3%。……這也許可以解釋爲什麽51%的美國人感到被他們的老 板騙了，這是國際輿論研究公司的一份新報告的結果。” 事實上，《商業周刊》警告其全體讀者，在同一次哈裏斯調查中，52%的人對西雅圖示威者表示同情，這其實是對實際經濟不滿的回應，而且示威可能很快可以大規模地從街頭移到工作場所。 壟斷資本和剩餘上升趨勢 然而，經濟矛盾遠比商業新聞媒體讓人相信的要尖銳得多，這是與在壟斷資本統治下積累的全部發展相聯繫的。理解當下美國經濟所面臨的狀况的方法之一，是更具體地觀察社會所産生的經濟剩餘。 從政府官方對國民收入和産出的估算中編制全部相關組成，一項一項地計算全部經濟剩餘，這是一件困難的任務，在這裏顯然不能完成。然而，在此類分析的一個高度簡化的版本中，公司利潤加折舊加淨利息可以被作爲實際經濟剩餘的初步近似。然而，這一估計漏掉了許多完全屬于剩餘的因素，例如營銷費用，這筆費用現在每年以超過1萬億美元的規模在運轉著。以這種有限的方式來觀察經濟剩餘的趨勢，我們發現總產出中剩餘的份額在增長。在GDP中，公司業務中利潤加折舊加淨利息的年平均百分比，從1946年到1976年的14.2%上升到1974年到1998年的14.7%。更進一步，公司利潤加折舊加淨利息占GDP的百分比曾在1997年上升到其最高水準16.6%，這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升高到超過16.1%，而那一水平是在1929年達到的（即大蕭條的那年），超過了1942年二戰高峰時期的16.5%。這强烈顯示著：剩餘上升的問題在最近幾十年裏沒有任何减少，而且在壟斷資本進入新的千年之際仍然與其結下不解之緣。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剩餘上升趨勢的强度可以歷史地追溯到這樣一些變化，這些變化是隨著體系從自由競爭狀態到壟斷階段的演變發生的。這一變化亦即從大量以家庭爲基礎的企業所構成的經濟到被巨大的壟斷性（或寡頭性）企業所主導的經濟的變化。競爭産生壟斷，而壟斷産生競爭，但却是在一個歷史演進的形式中。競爭幷沒有簡單地在壟斷資本主義中消失，還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更加激烈了。生産率和創新的競爭，這一向是追求低成本的動力，只是加快了它的脚步。新的競爭的主導形式也出現了，特別是那些與市場定位、産品研製、廣告和促銷相聯繫的部分。 然而，在價格、産出和投資領域，競爭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這是資本集中化和中央化的結果，它使壟斷資本主義和其先前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顯著區別。隨著巨大的公司的出現，在成熟的壟斷工業內任何有明顯意義的價格競爭不再發生，和新的工業相反，那裏動蕩的過程正在發生（例如電腦和所有數位技術），還有某些工業分支讓人想起早期競爭階段的公司。大公司傾向于協商定價，正如約瑟夫·熊彼特所說，在間接共謀中，作爲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在成熟的壟斷市場上的製成品價格變化只有一個方向：上升。因此，通貨膨脹（無論是兩位數的還是更溫和的）成爲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徵。資本主義一度很正常的價格下降，在成熟工業中相當程度上消失了，同樣，隨著大企業權力的上升，整個體系的綜合物價水平也趨于上升。儘管原材料價格，特別是來自第三世界的，有不斷被壓低的趨勢（事實上落入了螺旋形下降）－－這是帝國主義體系的機制的功能，上述現象仍然存在。 在整個體系中價格競爭的削弱，與决定産出和投資的方式的變化有著極爲相似之處。與自由競爭經濟中面對需求縮减時降低價格相反，典型的大公司傾向于减少其産出和提高其過剩生産能力的水平來對付蕭條，以保護其利潤空間（標高主要生産成本）。結果，被預期所引導的投資，更傾向于被過剩能力的水平所引導，以及被即將擴大的在工廠和機器上的新投資的預期利潤所引導，而不是被任何其他東西所引導。經驗研究一貫顯示，只有當整個經濟的生産能力利用率達到85%以後，全國的投資才會被刺激；但這是一個自我限制的過程，因爲新的投資意味著新的製造能力的增長，它必須有市場。因此投資自身傾向于最終導致閑置能力。 在這個奇怪的、半調控的壟斷資本的世界中，不再有威脅成熟資本主義企業的生死競爭（雖然尋求更大壟斷權力的兼幷是經常發生的現象）。更準確地說，主導著當代經濟的大公司主要從事相對市場份額的爭奪。雖然傳統經濟教科書仍然告訴我們，完善的競爭經濟的存在保證了經濟利潤是短命的或者不存在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真實世界中，大公司不僅獲取持久的利潤，而且公司之間還有一個利潤率的等級。對公司來說，在許多方面這仍然是一個競爭的世界，但目標總是建立或維護壟斷權力。即通過標高主要生産成本獲得持久、高額的經濟利潤的權力。 剩餘的産生和吸收 因爲這裏的意圖是解釋壟斷資本的增長，是怎樣與剩餘上升和經濟停滯的這種根本趨勢相聯繫，而這又是怎樣對資本主義經濟據以運行的方式産生種種扭曲（按照其自身的理想概念），我們有必要來看看後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米龍·高登的著作。他對潜在的積累模式作過一個實證分析，集中研究在附加于生産工人工資之上的價值比率。高登表明，從1899年到1949年，附加于美國製造業生産工人工資的價值的比率在2.5左右波動，1949年到1994年這一比率直綫上升到5.25，是1949年比率的兩倍還多。這意味著剩餘對生産工人工資的比率增長，而這一增長是在生産層次上就决定了的。 製造業就業結構的變化，即從主要傾向于雇用生産工人的結構，轉向非生産工人遠遠超過生産工人的結構，是與生産領域中的剩餘的上升緊密相聯的，也是與對壟斷權力和利潤的追求緊密聯繫的。高登寫道： 在二十世紀之初，製造業幾乎主要從事生産。到這一世紀末，其主要 活動已經成爲對壟斷權力的追求。巨大的現代公司導致了廣泛的非生産性 活動的成本，以維護幷增加其壟斷權力。因此，這些活動也許應該被稱爲 壟斷活動。壟斷權力的目標是拉大公司産品價格對生産成本的距離，幷以 這樣的價格擴大其産品的銷售。這些活動包括爲改進現有産品而進行的研 究與開發展，發現新的産品，减少生産成本。這包括促銷和做廣告以擴大 銷售，幷標高與生産成本相對應的價格。還包括勞工關係，以勸說或脅迫 工人生産更多或接受更低的工資。它們包括政治捐獻、游說和賄賂政府官 員，以便以優惠的條件獲得自然資源和其他政府優惠。還包括雇用律師、會計師和金融家以避稅或逃稅，幷影響稅法制定。我還可以舉出很多。如果撇開成本和對收入分配的影響，這些活動也許是無害的。也許它們對生産率提高的是有益的，也許它們對社會的影響是惡性的。無論怎樣，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依靠壟斷權力來追求利潤。 除了追求此類壟斷權力所需的支出以外，當然還有可以被看成是僞裝的利潤的支出，諸如留給管理層的巨大的收入（包括用作解聘費和養老金的儲備）。這些回報雖然在計算利潤以前被當作“成本扣除”，但顯然是經濟剩餘的部分。事實上，給公司最高官員和他們的奉承者的也許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他們成功尋求壟斷權力的回報。這是今天“ 戰略管理”的直接目的。 高登定義的“壟斷工人”是除去生産工人之外的全體雇員，因而等同于非生産性工人。在1899到1949年間，壟斷工人的數量以生産工人兩倍多的速度增長。從1949年到1994年，生産性工人的增長是停滯的（在這一時期的末期是下降的），而壟斷工人的年均增長率大約是2%。 大公司在這方面發生的急劇的變化的具體例子可見于微軟公司案例。在1997財政年度，微軟共有114億美元的銷售收入，而其工資和生産的物質成本只有11億美元。（研究和開發是19億美元，銷售和推銷是29億美元，一般管理費是3.62億美元，稅前毛利潤是53億美元）。因此，主要生産成本（勞動力和生産的物質成本）只占銷售收入的不到10%，而利潤却占了47%。其餘部分是用于追求壟斷權力的成本。53億美元的利潤，只用了不到20億美元的設備總投資、庫存和建築的全部成本。 微軟也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作爲世界上領先的高技術公司，它也一般地反映了資本的最終走向。更有甚者，這一現象幷非簡單地限于電腦軟體公司或互聯網公司。再舉一個例子，耐克，它幾乎將所有的生産轉包給中國、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工廠主。成千上萬的亞洲工人被轉包商雇用生産耐克的鞋子，這樣，耐克就可以用其全部的直接付薪雇員追求壟斷權力。1992年，耐克的在全球的工資表包括8000人，幾乎所有人都是在管理、促銷和廣告部門，以保持耐克的名聲。 通過這些手段産生的經濟剩餘是巨大的，正如耐克追求壟斷權力的成本同樣巨大。1992年，邁克爾·喬丹收到耐克公司的2000萬美元，以促銷耐克鞋。這相當于四個生産耐克鞋的印度尼西亞工廠一年的全部工資。在這些工廠裏工作的主要是女工，有時1小時只掙15美分，而每天得工作11小時。到1996年，這些工人的工作條件仍然沒有什麽改善，25000名工人每年生産7000萬雙鞋（在北美，每雙鞋的售價在45美元到100美元之間），平均每天得到2.23美元，而且經常被迫加班6小時以上。在越南，情况甚至更糟糕。到90年代後期，越南轉包了耐克的大部分生産。1997年，生産耐克鞋的35000名越南工人大部分是婦女，她們每天工作12小時，每天的收入則只有2美元。耐克由于其鞋廠的勞動條件太差而受到攻擊，但耐克回復說，它只是一個銷售公司，不從事生産。用亞洲部副總裁的話來說：“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生産第一綫的事情。我們是銷售者和設計者。” 耐克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主要因爲其外包和轉包生産的程度上極端。在大多數製造業，直接生産投資被認爲是至關重要的，因爲産生經濟剩餘的能力是根源于生産，而且創新也是發生在這個層次。然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大公司演變的中心是將其全部經濟重心從生産轉向市場和金融。早在1939年，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一次調查中，通用汽車公司透露，一輛售價爲950美元的雪佛蘭牌汽車，其生産成本大約是150美元，剩下的成本是銷售、配送和利潤。 兼幷和金融投機 按照前面的分析，對壟斷權力的追求增加了企業所産生的經濟剩餘，而追求壟斷權力本身又産生其自身的成本，後一項日益主導了公司的收支賬目。和追求壟斷權力相聯繫的支出是不能簡單歸約爲銷售的成本，它還包括通過諸如公司兼幷和金融投機等方式吸收剩餘。隨著經濟剩餘的膨脹，公司兼幷也在加劇。兼幷的目的是追求更高程度的壟斷權力，手段是通過資本的集中化和中央化。因此，可用于投資的經濟剩餘轉而在企業的買進賣出中消耗掉了。這是一場競賽，它變得越來越具有全球性，也越來越急迫。歷史上最大的兩次兼幷的浪潮，一次是在二十世紀初，一次是在二十世紀末。據1999年總統經濟報告，“以相對于經濟規模的尺度來衡量，只有上世紀之交的托拉斯形成的浪潮和當前兼幷活動的水平相接近。”僅僅1998年一年，美國兼幷和購幷額就超過了16000億美元。在1992年到1998年間，除一年外，公司購幷額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長。全球而言，僅1999年頭三個季度，就宣布了20000多億美元的購幷額。在這一波購幷浪潮中，領頭的部門是高技術、媒體、電信和金融，但巨額兼幷也發生在基礎製造業。 重要的不僅僅是購幷的數量程度，而且還有它們的類型和目的。正如總統經濟報告中所指出的，許多購幷是“協同合幷”，即大公司尋求通過進入緊密相關的市場來獲取“範圍經濟”的優勢。更進一步，二十世紀之初的巨大合幷浪潮的主要指向是，由三到四家公司壓倒性地控制國內市場；而今天的合幷戰略已經轉變爲鞏固國際市場的巨大份額，其手段爲：（1）在其他工業化國家建立生産設施（那裏有最大的市場）；（2）跨國購幷。 1998年戴姆勒·賓士和克萊斯勒的合幷形成了一個價值1300億美元的公司，戴姆勒克萊斯勒，《商業周刊》稱之爲“第一家全球汽車巨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試圖在一個“每年至少有1500萬輛汽車過剩汽車生産能力”的工業中鞏固其全球市場地位的舉動。據邁克格羅－希爾的商業分析家說，世界範圍內汽車工業這樣的聚合舉動是不可避免的，預期在新世紀開始的十年裏，世界上領先汽車公司的數量會下降一半，從四十家下降到二十家。去年，繼戴姆勒克萊斯勒的合幷後，福特公司又購幷了沃爾沃公司。更進一步，汽車工業壟斷資本的全球化正在加快脚步。按照《華爾街雜志》2000年2月14日的介紹： 世界上最大的兩家汽車公司正準備參加對一家破産的南朝鮮汽車制 造商的競標戰爭，其結果將會决定誰是汽車業的老大。 福特總裁維恩·布克周末證實，在大宇汽車公司的拍賣中，福特汽 車公司打算和通用汽車公司直接較量。這結束了幾個星期來對福特計劃 的猜測。通用汽車對全部大宇的資産出價60億美元，發起了這場拍賣。 瞭解形勢的人說，戴姆勒克萊斯勒也在認真地考慮是否加入。戴姆勒克 萊斯勒的發言人沒有評論。 爲什麽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商如此强烈地關切此事？乍一看，大宇汽 車似乎不值得引起如此注意。它欠下了160億美元無法償還的債務，幷 且在世界上某些很奇怪的角落裏擁有製造廠，它的美國營銷部出版的一 個小册子的開頭問題甚至是：“大宇是誰？”。 但這是一場决定誰主導世界的競爭。1990年代福特的一系列購幷， 以一年以前對沃爾沃汽車公司的收購爲高峰，已經使它取代了通用汽車 公司的全球領先地位。哪家公司得到大宇汽車年産兩百萬輛汽車的能力 將有潜力成爲最大的公司。 正如上述例子所戲劇性地展示的，儘管當前這場瘋狂的購幷是瞄準全球而不是一國市場的，但基本的目標仍然是我們熟悉的。正如邁克爾·曼德爾，《商業周刊》的經濟學主編在1999年10月所宣告的：“舊的市場法則仍然適用：隨著集中的加劇，留存下來的競爭者就更容易提高價格。在銅工業中，自6月中旬以來，合幷的前景有助于將期貨價格提高20%多。”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這輪合幷浪潮正在迅速改變全球競爭環境。到1990年代中期，世界上最大的三百家公司已經占到外國直接投資的70%和世界資本資産的25%。最大的10家電信公司現在控制了一個2620億美元世界市場的86%，而且分析家預期，控制世界市場的巨型電信公司的數量在新世紀之初還將减半。隨著公司追逐分割越來越大的世界市場領地，巨型公司之間的競爭正在跨國的水平上增强。 考察合幷得以融資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更充分地理解當下這場巨大的合幷浪潮的基礎。雖然教科書經濟學仍然在不斷聲稱，發行新股票和非金融公司借款的主要目的是爲擴大生産能力融資，現實却遠非如此。在1980年代，美國公司大量借債，决不是爲了真實投資（它們繼續從毛利中支付投資），而是爲了股票回購（刺激其股票價格的上升）和收購。因此，公司債務是用于對現有資産的投機性收購，因爲預期到資本贏利將會增長。至于收購，是爲了創造新的壟斷地位，手段是通過“協同”。在1990年代，投入到華爾街的共同基金增多了，但公司已經日益依靠自身利潤而不是債務來達到這一目的（雖然繼續借債，這是作爲防備惡意收購的防禦戰略）。與互聯網特別是納斯達克相聯繫的投機泡沫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情形，在2000年的第一個月中，數位巨人美國在綫居然能收購時代華納！這是一樁1830億美元的交易，是全部歷史上最大的合幷案（雖然尚未定案）。儘管美國在綫的年收入只有時代華納的20%，工作人員只有時代華納15%，它却能收購後者！ 我們越來越面臨這樣一個世界經濟，金融投機者主導一切，有人在努力建立起全球壟斷（或寡頭）權力，由媒體和電信業領導，伸展到全部生産領域。在這一向更加全球化競爭的轉變中，資本主義集團間外匯和貿易戰的可能性也在增長，儘管核心資本努力通過在國際層上建立制定規則的新組織來擺脫麻煩，例如世界貿易組織。然而，真實的權力幷不在于這些制定跨國規則的組織（從來就不可能成爲一個“資本國際”），而在于實際的國家和公司。 美國和世界競爭 在這個資本全球擴張流動的時代，美國最有能力設定其步調。美國優勢的資源不僅在于美元的特殊作用；它的軍事力量；它的公司在全球市場上進行戰略定位的能力，以獲取可觀的標高價格（壟斷權力的證據）；或者其作爲外國資本避難所的地位；而且也在于美國製造業相對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製造業的單位勞動成本的低增長率（即單位産出的名義小時工資）。這可見表1。從1985年到1990年，除了美國和加拿大，所有七國集團的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都以兩位元數位的速度增長（經過匯率調整後）。還有，在1990年到1998年階段，經匯率調整的單位勞動成本增長率，美國仍然低于其最大的兩個競爭者：日本和德國。 表1 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的年均變化率，七國集團：以美元爲基準 1985-1990 1990-1998 美國 1.6 0.2 日本 10.8 1.3 德國 15.3 0.9 法國 11.6 -2.0 英國 11.4 1.8 義大利 14.4 -2.3 加拿大 7.1 -2.3 資料來源：美國勞動部，勞工統計局，“製造業生産率和單位勞動成本趨勢的國際比較，1998年”。新聞，1991年8月27日，表B，第11頁。單位勞動成本的雇用工資組成包括 對雇員的直接和間接支付。直接支付包括工資和薪水（也包括對公司經理的支付）,假期支付，小費，獎金等。間接支付包括雇主對法律所要求的保險專案的貢獻，以及合同的和私人的受益計劃，包括社會保險基金、私人養老金和健康及福利計劃，對工傷的賠償。 單位勞動成本是一個更全面的國際競爭指標，比勞動生産力的增長率要好，後者只能部分地反映。因此，勞工統計局的分析告訴我們，在1985年以後的時期，是美國單位勞動成本相對緩慢的增長，使美國在總體競爭地位上獲得了與其主要競爭對手相比的决定性的優勢。幾乎不用懷疑這種優勢的最終來源所在：即美國反對勞工的階級鬥爭的成功。按照一份研究報告，美國經濟中生産工人稅後每小時真實工資在1977年到1995年間下降了幾乎14%。當前的擴張伴隨著對工會的日益加强的進攻；“非標準就業”的增長（其中半日工和其他臨時就業組成了總體就業的越來越大的部分）；更長的工作時間；國家對社會福利支出的削减。在這場通向更低水平收入的戰鬥中，美國資本扮演了帶頭羊的角色，而其主要競爭對手也在越來越朝著同一方面移動。 發生在美國經濟中的總趨勢同樣在全球發生，而且是以更大的、更兩極化的規模。哈裏·馬格道夫早在1969年于《帝國主義時代》中指出的問題今天更加明顯（現在也適用于許多國家的超大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最低單位生産成本是跨國公司（美國多國公司）公開聲明的目標。這也是它們的目標，雖然不一定是公開表述的，即在歐洲共同市場的合幷運動中成爲主宰，象在美國市場上那樣控制世界市場上的最大份額。”
事實上，對美國經濟及其對外經濟政策來說，是“本質上合二爲一的”。按照主流的大公司的共識，反對國內勞工的鬥爭，和與其他資本主義集團的鬥爭是一致的，也和反對已經被過度剝削的第三世界勞動的鬥爭是一致的。在每一中鬥爭中，目標都是狹隘地追求低生産成本，擴大利潤空間，提高資本回報，以及全球壟斷權力，所有這些都以犧牲其他利益和價值爲代價。
毫無疑問，在21世紀之初，這一體系在所有層次上的積累動力的“本質上唯一”掩蓋了其內在的對抗性。在西雅圖發生的反世貿抗議也許標志著一個事實，即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的資本的“盛會”快要結束了，各種迹象都告訴我們是這樣。 （原載：John Bellamy Foster, "Monopoly Capital at the Turn of Millennium." Monthly Review Volume 51, Number 11, April 2000. 一嵐譯；譯文原載《每月評論》中文網站） 《中國與世界》二○○○年十二月號http://www.chinabulleti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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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