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翼學術】
我看《切·格瓦拉》一劇 作者：何清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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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切·格瓦拉》一劇牽動著不少關心中國未來前途命運的人的心。 我遠在深圳——這是一個社會公衆對政治冷漠、而上層卻一味采勸用政治上的極端保守來換取經濟上的繁榮”的“策略”的城市，沒有幾個人對誕生於遙遠的北京城的一個“有爭議的”劇本感興趣。但我還是有機會讀了《切·格瓦拉》，並詳細問了看過該劇的朋友的現場感受。這位朋友這樣對我說：“對《切·格瓦拉》這個劇本不能僅僅從理性上去理解，我原來只看過這劇本，很不同意它的許多看法，但到了現場觀看，感受到整個劇場氣氛後，我認爲《切·格瓦拉》現象值得好好思考。” 這個劇本寫作得比較技巧，作者用切·格瓦拉這一極具人格魅力的傳奇人物所信奉的理想，取代了他從事的那個運動後來的社會實踐，劇本中始終張揚著對那一理想的追求，而那一社會實踐，由於與目前還活著的政治人物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更由於它還是現實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所以其真實面目始終隱藏在神秘的、厚重的歷史幃幕之後。“真實”被迫裹上重重莫名其妙的外殼，再加上個別遠在大洋彼岸的學者，用滿嘴洋概念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從來不曾存在過的文革、鞍鋼憲法、大躍進，將歷史塗抹得面目全非——如此不認真對待歷史的“研究成果”，與官方有意隱瞞歷史真實遙相呼應，其結果就是引導那些從未經歷過文革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竟在不知其然的情況下，對“文革”莫名其妙地崇拜起來。最近我所讀到的“經濟文革”一文，作者就以爲“文革”只是一群高幹、高知及其家庭受難的歷史，殊不知千千萬萬普通人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之痛，遠遠甚于這些高幹高知們，只是歷史從來不是“人民群衆”的歷史，所以高幹高知們在打倒“四人幫”以後，還有機會傾訴苦水，將自己家族跌落塵埃的種種不幸公諸於世，而不少遭遇滅門慘禍、死得豬狗不如的普通民衆，卻永遠也沒有辦法再伸張他們所受到的冤抑，他們的悲慘遭遇只能消失在茫茫歷史長空。而“由於種種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知識份子們極少能夠將這段歷史記載下來，如果有人記錄，那也只能在國外發表（這一點恰被黃紀蘇先生輕飄飄地斥之爲“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在耶魯批毛澤東”），如鄭義記載廣西吃人的《紅色紀念碑》，本人十年前用筆名寫的記載湖南邵陽縣殺人的文章《爲了被遺忘的數千冤魂》等——不過必須聲明，拙作可不是在國外寫的——我經歷過那時代，至今不願意回首那個時代的荒謬、血腥與不人道。我只認定一條：理想再光輝燦爛，但如果落實到現實，全是蘇聯的《古拉格群島》、東歐與中國的社會實踐，那就只能說明這理想缺乏可操作性，只能存在于書本與理念之中。這就好比太平天國的理想是《天朝田畝制度》，天下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而其實卻等級森嚴，上層人士縱欲無度，下層卻必須嚴格禁欲。所謂“天國”的上層與下層，過的全然不是一樣的日子，這場革命除了通過這種秩序顛覆將一些邊緣人物送上了統治者位置之外，對廣大下層人民又有什麽意義呢？難道我們能對勞苦大衆說：“太平天國有著光輝燦爛的理想，現實不需要與之計較嗎”？ 與切·格瓦拉熠熠生輝的理想人格對照的，是矛盾叢生的現實社會。作者將其智慧傾注於筆端，再加上北京語言特殊的煽情魅力，用去掉一切中間人士、中間看法的二元對立，使得整個劇本只剩下黑白地帶，非甲即乙，似乎這世界只剩下這兩種選擇：不是剝削就是革命；這世界只剩下兩種人：不是剝削者就是革命者。作者借助于這種寫作手法上的“不公平”，在理想與現實中間搭了一座虛幻的橋梁，甚至不管整個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到底是怎樣寫就的。其實“革命”的結果只不過是換了一批統治者而已，底層人民的生活處境，除了用“出身論”製造一批賤民，讓一般勞苦大衆在與政治賤民那種低賤如塵埃的處境相比較中，生出幾分自己還是“人上人”的虛幻感覺之外，又有什麽實質性的改善呢？更何況普通民衆在完全喪失了自由的情況下，得到的只是配給制的低水平物質生活。在克格勃式的警察國家裏，誰也沒有享受自由。而且作者將革命寫得那麽激情萬丈，好像是一路凱歌，衆位革命英雄在瀟灑談笑間，就江山易主、革命成功。殊不知革命是千萬人頭落地，鮮血染就。中央電視臺正在放《太平天國》電視連續劇，雖然有一些血淋淋的廝殺場面，但那廝殺場面與野史中記載的慘狀相比，真是太溫情脈脈了。史載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江蘇、安徽等省赤地千里，析骨爲爨，易子爲食的事情時有發生，人肉標價出賣的事情比比皆是。 改革之後的社會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卻不是通過暴力革命可獲解決的，它必須通過另一種不流血的革命，即制度變遷來解決。二十世紀確實有國家通過社會改革達到了社會富足、人民安定並享有各種權力的境界，而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及歐美國家的人民，也並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憲政民主制度保證了他們有自己的利益訴求管道，最重要的是保證了他們擁有自己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正是這些權利保證了他們可以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維護著他們各自的利益，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完全無視他人利益而爲所欲爲。 我在美國華盛頓的納粹大屠殺紀念館，手持一位在大屠殺中死去的小女孩的護照進去參觀，在那紀念館裏仔細觀看了一個多小時。當看到納粹德國迫使猶太人挂著侮辱性的牌子在公衆場合示衆的圖片時，當看到一位元小孩在日記中記錄他所經歷的種種令人恐懼的事情時，我的心雖然在不斷顫慄，但更多想到的卻是咱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爲我那時雖然只有十歲，但已經記事，我清楚記得我家提心吊膽地渡過每一個黑夜，因爲不知道什麽時候又要來一批什麽人抄家，其實幾經洗劫的家根本沒剩下什麽東西，連過冬的毛衣和好一點的棉襖都給抄走了，差不多家徒四壁。抄家者反復上門，無非是滿足他們那種虛驕感與虐待狂心理。要知道我的父親其實只是當地一位較有名的醫生而已，與毛澤東要施之以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的幾類人都沾不上邊。而且，我總覺得這個猶太小孩的生存處境不一定比我們更差，至少他還能留下日記，我們誰敢留下記錄當時境遇的日記？一篇那樣的日記就可以將無辜的小孩打成反革命並送進監獄，還要株連父母與整個家庭。至於我們對待同胞的態度，也絕不止於只挂個牌子，還要戴上高帽子、坐噴氣式，以及其他一切當時的“智慧”想象得出來的酷刑。我看了大屠殺紀念館以後，才明白爲什麽咱們遲遲不建“文革紀念館”，因爲倘若真有那麽一個紀念館，人們只要參觀過那個紀念館，恐怕再也不會相信有關“文革”以及其他種種神話了。 我重視的是《切·格瓦拉》這一劇本引起的社會反響，由於社會現實確實如此，還由於這一劇本強烈的道德傾向，它的誕生注定要在觀衆心裏掀起滔天巨浪。我曾在湖南衛視“有話好說”節目做過一次嘉賓，就廣州南方百貨二十五位下崗職工的住房是否應該被該企業收回的問題展開討論。那些職工最長的工齡達３５年，最短的也有１５年，他們的住房並非什麽好房子，也在幾年前企業房改時以非産權房的形式買了下來。後來政府發文否定這種房改，他們也恰在這時下崗，於是他們爲之服務了長時間的企業就根據政府公文要他們搬走，這二十五位工人在失去工作之後又要失去他們賴以棲身的住房。廣州媒體如雲，也素以大膽敢言著稱，但這件事情不知什麽原因就不能見報。這些無助的工人只能通過同情者牽線搭橋，在湖南衛視的“有話好說”節目上展示自己的困苦與無助。那次節目中，參與者有工人、學者、企業負責人，下面的觀衆出身各異，談話的內容真可謂是“什麽階級說什麽話”。有些話我至今記憶猶新：兩位大學生在觀衆席上閃著淚光說：我們父母是湖南某某工廠的職工，我們家從爺爺一輩子就在這家工廠工作，當我們父母被宣佈下崗時，我家的感覺就像是被父母抛棄了一樣。一位與我同台作嘉賓的企業家乾脆說，企業負責人有企業負責人的難處，如果讓這些下崗職工占著房，那新來的職工怎麽辦？企業還要不要辦下去？政府說了企業原來的房改不算數，就得按照政府說的辦。觀衆席上一位長沙負責房改的幹部則提供了一則辦法，說政府提供的解困房也就十來萬元錢，你們去買這種解困房就是。那原來抱了很大希望的廣州下崗工人們聽了以後苦笑著說，我們如果有錢買政府解困房，就不至於要到這臺上來講自己的困難，做人都有自尊。 這種社會磨擦加劇的現實狀況，如果還被當局看作“形勢大好”，一心以封嘴消音的方式撲滅不同聲音，恐怕真離“革命”不遠了。《切·格瓦拉》一劇的警示意義就在於此。 因權力市場化而拉大貧富差距的今天，我完全理解人們在觀看《切·格瓦拉》時的複雜情緒，因爲這一劇本確實用漫畫化的煽情手法反映了社會公衆對現實的一種真實認知。但我卻反對在無視歷史經驗的情況下，吹響暴力革命的號角，因爲“格拉瑪號”從來也沒有駛到過它所指向的目的地，不管坐在那條船上面的格瓦拉本人的人格魅力如何熠熠生輝。我不願意看到生我養我的父母之邦再次陷入革命的血海之中，除了社會統治精英們不願看到社會危機信號，非將社會逼上那條路不可。我認爲現在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包括上述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角色錯置造成的，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政府既要做規則的制定者、遊戲的仲裁者，又要作爲參賽者介入社會經濟活動並分取利益，而整個社會明明已形成了各個利益群體，但就是不讓這些利益群體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與利益訴求管道。程曉農先生曾深刻地總結過社會矛盾如此糾結的社會原因：“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經濟改革的政治難題是，在全能主義的體制中缺少應對上述現實的機制。政府習慣於代替民衆和社會利益集團作抉擇，因而也把制度變革的所有責任和可能的社會反彈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衆則習慣於等待政府提供的機會，也把變革中的利益損失歸咎爲政府的過失。結果政府很難從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利益摩擦或衝突中超脫出來，不能有效地扮演社會利益集團間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捲進這種利益集團間的摩擦，爲了維持安定，只好運用公共資源對各利益集團輪番安撫。這樣，本來存在於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摩擦，反而被政府變成了每個利益集團分別與政府的摩擦；本來可能只是社會中某個利益集團對另一個利益集團的不滿，卻被轉化成對雙方對政府的不滿。當輪番安撫不再奏效時，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響力最大的社會集團，以至於成爲其利益代表，這時政府繼續推動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縛住了。二十年來，我們所看到的不正是這樣的情況嗎?” 中國知識份子在這場時代變革中到底扮演何種角色？他們近幾年到底在爭什麽？由於這種爭論常有花翎紅頂的介入，常常使得這些爭論最後不了了之。近幾年來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就是這樣。最近，海外一位朋友跟我談到他的看法，很有見地，謹錄之如下： “不管是從真正的自由派立場，還是從真的新左派立場去看，避談政治自由的‘經濟自由派’和奢談‘革命、公平’、卻半句也不敢批評專制的‘新左派’，均屬冒牌貨。我越觀察越覺得，在當今中國的土地上，他們雖各有後臺，利益並不一致，相互妒忌、爭鬥，彼此攻擊不已，但其實他們各自的後臺效忠的是同一個‘主子’，雙方均爲其‘主子’所需要，因爲他們分別支援主子的經濟和政治基矗就象‘羅鍋子’與和申（左王右申）一樣，彼此鬥得再熱鬧，‘皇上’也不會真除掉誰。因此，這些在臺上‘演戲’的‘角兒’深知，自己無論怎樣批評另一方，都會安然無事，而且既能提高知名度，又能增加稿費、顧問費之類的收益。同時，他們也並不擔心被批評的另一方會觸及自己刻意避談的真正‘痛腳’。所以，他們的‘表演’就象傳統中國戲劇中的‘武打’，看著熱鬧，煞有介事，其實是不必當真的。在對外關係上，他們也分別扮演著相得益彰的角色，‘經濟自由派’爲爭取國際資本唱‘中國市場歌’，‘新左派’則幫著‘主子’抵制‘和平演變’、維護‘紅色’江山。這個‘主子’真正恨的，是不願意依附的‘清流’知識份子，這樣的知識份子力圖獨立于任何權貴（包括掌握經濟資源的新權貴以及佔據意識形態位勢和‘革命’資格之政治資源的老權貴），只講真話實話，這才讓‘沒穿衣服’的‘皇帝’恐慌。‘皇帝’真正害怕的，是‘清流’會幫著老百姓看穿了‘皇上’與‘羅鍋子’、和申（左王右申）們演的這台‘戲’，要‘轟’他們‘下去’。……” 中國的“新左派”們針對的從來就不是本國的專制政體——黃紀蘇先生已將這種批評輕蔑地稱之爲“反極權的蹦極跳”——而是所謂的“外國資本”。這一點與外國的新左派矛頭所向是本國政府很不相同。旁觀者清，這位海外朋友的話談得倒還真是中國的實情。《切·格瓦拉》一劇如果將現在的社會不公歸結於沒有延續格瓦拉理想的聖火，而將真實的歷史一筆帶過，只給我們展示虛幻的理想，至少是對讀者的一種不公道，也是對歷史的嚴重侮辱。 黃紀蘇先生在《革命及相關詞語》一文中，以罵遍中國大地無敵手的氣概，將所有他想涮的各種思想觀點都大大涮了一遍，但有幾句話卻徹底暴露了他對言論自由的真實看法：“期貨派挾將來以自重，仗著洋人看不起官，認爲在一體化的全球，洋人才是師祖，官不過是收編的邪派，要矮著一輩兒，自己雖然更矮，但與師祖最親，是精神上的嫡系。他們和官不大融洽，雖然官那裏的好處他們逐月逐項領取一文不差，但就是不肯打收條，而且時不時還要玩回反極權蹦極跳，引得國外觀衆大呼小叫。官沒有辦法，只好請最頭疼的幾位到他們最理想的國度去做活烈士。面向刑場或勞改農場的老右派和走向美元馬克的新右派真是不可以同日而語。” 這是什麽話？活脫脫一幅在屠宰場邊分肉吃邊幸災樂禍的模樣。黃先生弄錯了幾個問題：第一，如果大家在所服務的單位拿的是工資，那麽這是勞動所得，不叫“好處”，他總應該知道勞者取其酬的簡單道理；第二，反極權又有什麽錯？文中之意頗有爲官現在采勸大度”姿態，只是將新右派們趕出國家，而不是將他們送上刑場或勞改農場而遺憾，不知黃先生讀過這句話沒有：“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要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第三，不知黃先生是故意遺忘，還是確實對外界情狀懵然不知，“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到耶魯批判毛澤東”的事情之所以發生，只是因爲國內沒有言論自由，而那些真正挾“洋學問”以自重、爲中國人重新塑造了一個完全虛假的文革的人，那些每天只批外國資本、而不批本國專制政體的人，恰好就住在耶魯、麻省等地。 革命的煽情搞了整整一個半世紀，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歷史的起點。這已經不僅僅只是幾個知識份子的悲哀，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哀了。因爲它表明，一個半世紀的苦難歷史，並沒有將我們這一古老民族教得聰明一些。所有的歷史苦難，都被我們用煽情語言與虛假學術輕輕抹上一層明亮色彩，化成了後人應該頂禮膜拜的聖殿。 如果是這樣，我只能說，在二十一世紀，我們中國還將是現代化道路上的遲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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