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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每月評論》雜誌（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刊登了俄勒岡大學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的文章《資本主義普遍性中的矛盾》。文章勾勒了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揭示了它的本質。現將文章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經濟自由主義的中心思想及馬克思對它的批判
經濟自由主義的中心思想是：以每個人的私利爲基礎組織起來的市場社會是人類的自然狀態，只要沒有外部障礙阻擋，這種社會必定會通過看不見的手走向繁榮；資本主義從來就存在；全部人類歷史不過是市場關係的逐步解放，這種普遍性、理性化的社會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對它的束縛。
與這種自由主義經濟觀相適應的是這樣一種強有力的趨向，即將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市場關係看作是無限的，認爲一切阻礙它擴張的外部障礙都是暫時性的，都將被克服。資本擴張過程中的危機在這種經濟哲學中被歸因爲“外部因素”對市場的限制或干涉，而不是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內部矛盾。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如果不是直接服務於資本本身的利益，就會被經濟自由主義者視爲這一體制順利運行的主要障礙。其他的存在於市場體制之外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因素，例如傳統的非商品經濟的存在，阻礙自由競爭的壟斷（或寡頭制）的發展，各國邊境、關稅、市場的存在，對勞動力商品化的限制，以及外部自然界本身的局限，也被看作暫時的障礙，並將被擴張著的資本主義市場社會所消解或克服。
對資本主義普遍化這一不可抗拒的進程，沒有人比馬克思理解得更深刻了。《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在對資產階級歷史作用的肯定中強調了資本主義普遍化這一內在趨勢所具有的進步意義。然而，馬克思始終很清楚與資本主義普遍化趨勢相聯繫的矛盾以及這種發展趨勢所具有的絕對局限性。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制度極力追求的“普遍性”所遇到的外部障礙，就其性質來說是資本本身異化的産物，資本普遍性的最大障礙只能到資本本身中去尋找。由此，資本實際上不可能克服諸如外部自然界、勞動力再生産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以及民族區別的存在等制約因素，因爲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本身單方面擴張的結果，資本由於以異化的方式尋求普遍性而進一步使人類和自然界分裂，使生産和人類生産及再生産的條件（以及普遍需要）分裂，使民族和民族分裂。
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
早期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在商品化的無限驅動力中只看到了“資本的積極要素”。他們將一切事物都簡化爲生産和交換體系而且反對對該體系的擴張加以限制。但是，自從19世紀末2O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興起後，對資本主義普遍化趨勢的這種理解就退縮了，自由主義的意義開始發生變化，它採取了更爲防禦性的、改良主義的姿態。
古典自由主義的死亡由於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大蕭條、法西斯主義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內的世界危機的發生而加速了。到了40年代，對於自我調節的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的信仰看來走到了災難性的盡頭。凱因斯主義革命爲採取干預措施的政府在資本主義經濟內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提供了理論基礎。美國的新政和其他地方的社會民主主義看來預示了一個將資本主義市場體制與一定程度的國家計劃相結合的混合經濟的新時期的到來。
正是在這個危機和古典自由主義破産的年代，經濟自由主義者開始嘗試構建更純粹、更不妥協的自由主義理論。這種學說後來被稱爲新自由主義。這一新思潮的理論奠基者出自一戰後“紅色維也納”的環境中。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早期，奧地利産業工人階級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勢力盛極一時。在這種激進的氛圍中，奧地利保守主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組織了“私人講座”，吸引了哈那克等一批思想家參加。這些人否定社會主義計劃制度下進行理性的經濟核算的可能性，同時倡導關於普遍化市場經濟的理論。米塞斯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任何中間的社會組織形式”都是“行不通”的，社會主義最終也是“無法實行”的；所以“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勞動分工基礎之上的惟一可行的社會組織制度”。他否認有“第三條道路”之類的東西，認爲“要麽不干涉市場的自由運作，要麽把對生産和分配的管理全部給予政府。要麽資本主義，要麽社會主義。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選擇”。不能對市場機制作任何限制，市場規則是普遍的，除非選擇社會主義，但那將導致災難性的結局。
1936年美國政治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出版了他的《良好社會原則的探究》，爲經濟自由主義辯護。他在書中承認自己的思想直接受到米塞斯和哈那克的影響。他說，“與集體主義不同，自由主義不是對工業革命的反動。它是工業革命的哲學。”而且，他堅持認爲，由於安逸的生活，自由主義變得軟弱了，它需要更強硬的方式。他說，“自由主義改革的惟一目標是維持並促進現存交換經濟中的勞動分工。”
李普曼的著作標誌著新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轉捩點。1938年，
26位學者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李普曼著作討論會。討論會的主題是自由主義的危機。參加者包括李普曼、哈那克和米塞斯等。從這次集會中産生出哈那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1944年）的若干主要思想。更爲重要的是，集會産生了組織貝倫山學會（MontPelerin
Society）的最初想法，這個新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組織後來成立於1947年，學術領袖是哈那克。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在反對國家干預主義時，較少以傳統的自由放任觀念爲基礎，而更多地以“競爭性秩序”的觀念爲基礎。
波拉尼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同樣出自“紅色維也納”背景的卡爾·波拉尼，在他的著作《大轉變》中對新自由主義作了最早也是最具毀滅性的攻擊。在波拉尼看來，在1914一1945年之間的危機年代破産的正是由古典自由主義社會表明的資本的普遍化趨勢，這一趨勢所要求的“不外是世界範圍內的一個自我調節的市場”，因爲它企圖將全部基本的“生産要素”，即勞動力（人）、土地（外部自然界）和金錢本身都歸結爲商品形式，並且不接受任何對它自身的“偉大機制”所作的限制。由此，與無限制的商品化和積累相一致的對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的執著，會破壞生産本身的條件——人類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産的條件、自然界的可持續性和貨幣穩定，而資本主義生産的延續依靠的正是這些東西。
波拉尼說，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奇怪的辯證法：一方面，它以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資本積累是其目標）促進商品生産和交換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它針對來自市場社會和積累過程的危害力求提高“社會的現實的自我保護”。就是說，資本主義除了普遍化趨勢，還有一種“雙重運動”的特徵——一種管制和解除管制（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的辯證法。這是因爲自我調節的市場這一基本的自由主義信條乃是一種危險的、烏托邦式的神話。保護社會和調節市場的嘗試與其說是意識形態運動的結果，不如說是不受調節的市場社會的“自發”産物。狂熱地促進建立自由主義這種非理性的並且具有社會對抗性的秩序，正是危機年代産生危機的真正原因。
波拉尼的分析的主要弱點是他過分強調了管制和解除管制這一雙重運動（仿佛這是自由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邏輯），並且進一步認爲這一辯證的雙重運動已經因“大轉變”而結束了。對波拉尼而言，“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的普遍化是一種天真的空想的信念的産物，隨著人們從世界大戰和大蕭條中學會社會必須保護自己的教訓，這種信念已經最終煙消雲散了。
波拉尼的實際主張是，米塞斯和哈那克那派人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是行不通的，只有社會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才是具有可持續性的。就這一方面來看，他的觀點和馬克思的觀點是相衝突的。在馬克思看來，普遍化趨勢是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資本不會接受任何對它的“人爲限制”。在努力實現其普遍化時，資本就破壞了阻礙其擴張的外部限制，而在觀念上超越這些限制的時候，資本便將表現其自身的絕對局限性的矛盾展露在人們面前。當羅莎·盧森堡問一旦資本主義已經成爲普遍的並且將其他一切經濟都吸納到它裏面，資本主義是否還能繼續存在的時候，她強調的正是馬克思所理解的資本的辯證法中一個重要的然而經常被忽視的方面。
當今的新自由主義及對資本主義的惟一替代
以上所有論述對於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當今時代也是貼切的。今天的新自由主義將全球化強調爲自由市場制度的自發産物。人們現在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義，“別無選擇”；我們生存於全球的“競爭性秩序”中，國家抵擋不住全球化的力量；市場不再是國家的，而是全球的；由此公司也應當變成全球的，而不僅是多國的或跨國的。凱因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一切地方都被一種看來要否定民族（國家）空間的制度戰勝了。
其實，當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只不過以功能主義的方式反映了資本主義普遍化的更爲根本的趨勢。那些一度被視爲“大轉變”的東西現在倒成了反常的了。它們包括混合經濟、凱因斯主義、福利國家，還有最重要的“帶有人道面孔的資本主義”。
以上論述告訴我們，正是資本主義的現實（不僅僅是新自由主義的狂熱）不斷消滅著“中間道路”的全部可能性，而同時看起來打破了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限制。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之內還是之外，都沒有任何一處地方能讓人們逃離這一惡性邏輯。最終的結果恰恰是波拉尼在其對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的批判中所說的：土地、勞動力、貨幣這些“生産要素”，正遭到一種不能接受任何邊界的制度的破壞。這正是“全球化”新的更高級的功能主義現實的結果。
同時，全球危機加劇了。全球生態（經濟學家習慣簡稱爲“土地”的東西）正處於困境中，勞動力的價值和普通人的生活條件到處都受到打擊，實際工資在下降，生活狀況在惡化，世界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全球金融危機擴展到世界各地的“實際經濟”中。世界經濟處於停滯，生産嚴重過剩，金融動蕩已經成爲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對於這一切，新自由主義沒有答案。而這時左派陷於混亂，這與其說是由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還不如說是由於凱因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左派已陷入各種“後現代主義”的假說中不能自拔，其結果是左派政治普遍癱瘓，意識形態走入死胡同。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狀況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並不是一個什麽“大斷裂”，而恰恰是資本主義表現了其最本質的東西。資本主義的矛盾正以新的積累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爲那些舊的擺脫危機的方式，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越來越行不通了。其原因就在於資本主義已經如此普遍。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一個被剝去了一切人性僞裝的資本主義，它無路可走，已經到了盡頭。確實，只有一種真正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就是生産者聯合起來的社會，此外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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