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翼學術】
毛澤東：一份沈重的遺産――爲韓國《進步評論》作
作者：曠新年／
2000年10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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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美國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對新舊中國作過這樣的對比：“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層層壓榨之下暗無天日的社會。是一個農村整個破産，工業被帝國主義全盤控制的社會。用魯迅的話說，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受了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在中國産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産生了新的世界觀，在發達國家裏産生了對人的價值觀念的重新估定。”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何炳棣教授說：“毛主席將一盤散沙、各自爲謀、忍辱待斃、任人宰割的舊中國變成爲艱苦卓絕、急公好義、勤仆儉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國。”“從客觀歷史觀點看，毛主席無疑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對人類影響最大的人物。”委內瑞拉的外交部長埃斯科瓦爾·薩洛姆甚至這樣認爲：“沒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寫不出二十世紀的歷史。”列寧所領導的俄國革命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一個發生在歐洲的歷史事件，毛澤東所發動的中國革命則更深刻地改變了這個世界的結構。彭德懷元帥在朝鮮戰爭結束以後說，帝國主義只要在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東方國家的歷史已經過去了。毛澤東有力地扭轉了人類的歷史，扭轉了人類的思維方式，改變了人類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他以從容不迫的態度告訴人們：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然而，當今天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面前土崩瓦解和全面潰敗，當資本主義宣告歷史已經終結了的時候，再來談論社會主義，談論毛澤東，已經成爲了一種冒險。今天即使是在中國，毛澤東的影響也正在日漸消失。在知識份子所掌握的各種媒體上，毛澤東被塗描成爲一個封建暴君，毛澤東的時代被塗描成爲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社會主義的實踐被視爲一場不堪回首的噩夢，是饑餓和迫害的象徵，甚至被他們稱爲“國恥”。當然在中國，也有人在懷念毛澤東，而且這些人比官僚和知識份子的數量要大得多，但是他們與任何話語權力無緣，因此這種懷念在報紙、電視等大衆媒體上幾乎沒有公開表達的可能性。他們屬於“沈默的大多數”。（這也因此使我一直對“言論自由”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充滿了懷疑。言論自由真正能夠使所有的觀點都能夠得到正常的表達嗎？尤其是能夠使資源和權力匱乏的大多數人的願望和意志能夠獲得表達的機會嗎？）中國的沈默的工人和農民以他們的方式懷念著毛澤東――這位人民共和國的締結者。當中國的官僚和知識份子極力醜詆毛澤東的時候，他們卻把毛澤東神化了，他們把毛澤東當成他們的保護神。在城市，司機們在他們的駕駛室裏挂毛澤東像；在農村，農民爲毛澤東修建清官祠。儘管工人和農民的這些表達在意義上是含混的，但是卻與官僚、知識份子對毛澤東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在今天中國被分裂成爲完全不同的兩幅肖像，正像今天的中國被分裂成爲官僚、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兩個不同的中國一樣。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表徵著今天中國官僚、知識份子與工人和農民之間政治、經濟利益之間的嚴重的分裂和思想的巨大的鴻溝。 在今天，毛澤東（如果不是詛咒毛澤東的話）已經成爲了權力話語和知識話語的一種共同的禁忌。在１９９９年國慶５０周年的時候，即使是官方也很不情願把１９７９年以後“改革開放”的２０年與毛澤東的時代聯繫起來，人們感覺不是國慶５０周年而是國慶２０周年。倒是一位元外國記者把５０年作爲一個整體來理解，並且把它和另一個同樣是大國的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鄰國印度進行了比較。１９９９年8月10日，《洛杉磯時報》發表了該報駐北京記者羅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長文，對比了中印兩國五十年的歷史和道路。羅恩說，中印兩國差不多同時宣佈獨立。印度選擇了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制度，尼赫魯在1947年8月宣告：“機會之門爲我們打開了”，我們要結束“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兩年以後，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國家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但是，羅恩說：“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準備慶祝印度頭一個五十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面，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長、前駐中國大使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國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羅恩說：“例如，從1960年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爲69歲，中國婦女爲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識字率方面，差別更大。儘管中國有十年文革的動亂，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爲52%。從1990-1994年，中國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爲12.9%，印度爲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爲320美元，只占中國的530美元的60%。”“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均收入計算得出，中國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亞洲國家中唯一低於印度的是老撾和孟加拉國。原因何在呢？羅恩說：“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爲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較早時更粗暴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專政統治時期在槍尖下強迫實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們只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進失敗之後的饑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統治和迫害。但是，特別是在共產黨統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國卻得利於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於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總是要複雜得多，但是共產黨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認爲：‘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産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定方向的結果。’”這樣一種歷史的思考方式啓發了中國的一位名叫韓德強的年輕學者，使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５０周年國慶前夕寫下了《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一文。韓德強的文章遭到了來自知識份子合作撰寫的慝名文章的攻擊和誹謗，對毛澤東的否定代表了今天的政治正確。因爲這種不容置喙的困境，所以借用他人的語言來表達我的話語就成爲了這篇短文的一個特點。 實際上毛澤東思想是一筆含糊不清的遺産，有人認爲毛澤東所推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至少不能把它稱爲社會主義，因爲它距離馬克思所描述的社會主義非常遙遠，８０年代的改革派就認爲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筆封建主義的遺産；然而，它無論如何也不是資本主義，因爲它明確反對私有制，９０年代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就是要使歷史轉向毛澤東時代的反面。毛澤東一開始定義他們的事業就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現代中國的基本特徵是所有社會階級都是軟弱的，因此在現代中國所建立的是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等組成的聯合專政。毛澤東說：“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歷史上歐美各國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造成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莫裏斯·梅斯納指出：“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新政權主持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在農村地區廢除了傳統的社會經濟關係，消滅了紳士地主階級，並且重新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不過，土地改革運動雖然具有激進的社會意義，它決不是社會主義運動。用馬列主義的術語來說，廢除資本主義前的土地關係僅僅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要進程的一部分，它是創造真正的全國性市場和政府所需要的基本措施。用毛澤東主義的術語來說，土地改革也是‘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一幕。”但是，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毛澤東決心將它迅速轉變成爲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程中與劉少奇等人産生了嚴重的分歧。劉少奇等人認爲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應該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也就是說，應該讓資本主義充分發育成長。毛澤東在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的報告中仍然肯定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全國解放後，毛澤東很快就宣佈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文革結束以後，尤其是９０年代以來，對毛澤東這種急劇的轉變提出了批評，認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義，並且因此提出中國應該“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然而，如果在今天簡單地提出“補資本主義這一課”的話，那麽它卻包含了對於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的簡單化理解。 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間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被稱爲大革命）以國共分裂而告結束，這場革命不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而且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流産。１９２７年國民黨的“清黨”使它喪失了對於社會底層的有效動員，它沒有能夠完成土地革命，使得國民黨成爲了一個脫離了社會基礎的孤立的軍事利益集團。確實不論毛澤東爲社會主義的歷史事業的貢獻是多麽有限；然而，毛澤東卻有力地掃除了資本主義道路上的障礙，完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沒法完成的歷史任務，他完成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的前提。 毛澤東高度重視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但是實際上這個國家一直並沒有放棄現代化的目標。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強國，一直是國家的目標。“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在文革後期１９７５年１月的四屆人大會議上提出來所以是並不意外的。莫裏斯·梅斯納說：“毛澤東時代的許多觀察家們長期以來一直設想：使現代工業化手段同社會主義目標相調和的獨特嘗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毛澤東時期所獨具的特色之一。無疑，這就是毛澤東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澤東派的主張。但是，毛澤東作爲一位推進經濟現代化的人物終於比他作爲一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功得多。當然，這種情況並不與一些人對毛澤東時代的通常認識相一致。這些人說毛澤東爲了‘意識形態’而犧牲了‘現代化’，並且宣稱，當這位已故的主席爲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精神烏托邦而著手進行一種無效的追求時，經濟的發展被忽略了。實際的歷史記錄表明了一個相當不同的進程，而且這一進程實質上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過程。……在毛澤東時期，工業總產值增長３８倍，重工業總產值增長９０倍。從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７年，工業産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長；如果從１９５２年算起，那就是11.3％。這是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而且，中國工業産量在這個期間增長的步伐，比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所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這種經濟建設的成果不是爲一部分所壟斷，而是相對公平地爲全社會所分享。也正是這樣，毛澤東接管政權的時候，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３５歲，而當他的統治結束的時候，中國的人均壽命達到了６５歲。也就是說，在他統治中國的２５年裏，中國的人均壽命翻了不止一番。與此同時，中國的嬰兒死亡率降低到了與發達國家相當的水平。中國的基礎教育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已經基本普及了廉價的中學教育，保證所有的人都能夠進入學校；“赤腳醫生”儘管在後來的歲月裏遭到了嘲笑，但是對於從來就是缺醫少藥，得不到現代醫療保護的廣大農民來說，確實減少了他們的疾病，延長了他們的壽命；不僅城市職工實現了免費醫療，在廣大農村也建立了合作醫療，不僅在城市建立了職工退休保障制度，在農村也建立了嚴格的“五保戶”制度，使需要救濟的農村社員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正是在這些方面體現了這個政權的一些社會主義因素。因此毛澤東在中國所進行的又確實不僅僅是一場單純的資產階級革命，正如美國學者莫裏斯·梅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所說的那樣：“把中囯共產黨人簡單地看作‘民族主義者’或‘推進現代化的人物’，既不能公正評價他們的目標和努力，也不能讓我們有一個足夠高而強有力的判斷標準去評估他們的成敗。” 我們通常低估了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或者僅僅把它理解爲一場災難。這是與我們通常的觀察角度有關的。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農村醫療條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上山下鄉”改變了城市對於農村的單純汲取的政策，毛澤東時代雜交水稻的試驗爲８０年代糧食産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術基礎，２０年來農村的發展仍然受惠於毛澤東時代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人們都道文革時期高等教育遭到了嚴重破壞，但是基礎教育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現在被譴責的‘文革十年’裏，農村中、小學的註冊人數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裏小學的註冊人數從大約1.16億增加到1.5億人，中學的註冊人數從1500上升到5800萬人。”在文革後期，已經開始普及了中學義務制教育。然而，今天九年義務制教育卻依賴於“希望工程”。 毛澤東時代爲國家的長遠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鄧小平時代的物質繁榮正是毛主席時代所積累的巨大潛力突然釋放的結果。相反，二十年來對於毛澤東時代資源的單純的掠奪性利用，不僅使我們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相對下降，使得９０年代以來水旱災等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産的災難性影響成爲了經常性的；而且也毀壞了我們這個民族無形的道德基礎。與毛澤東時代對於基礎設施的戰略眼光相對照，９０年代急功近利的政策甚至使得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也成爲了“豆腐渣工程”（ 朱熔基總理的說法），甚至“豆腐花工程”。我本人正好在７０年代完成中小學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學期的學費分別從1.5元到7.5元，而今天則是從幾百元到幾萬元。１９７７年正式恢復高考，我又在８０年代初完成了免費的大學教育。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學的機會；同樣，如果沒有鄧小平，我則會失去上大學的機會。毛澤東時代，在中國所進行的主要是基礎工業、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建設，尤其過分偏重於重工業，相對來說忽視了糧食、住房和日用消費品的發展。與此同時，相對忽視了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發展了下層階級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它確實反映了這個政權的“工農聯盟”的性質。可以說，毛澤東的政治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然而，對於毛澤東的評價的困難並不在於１９４９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於１９４９年之後的歷史。重要的也不是毛澤東在１９４９年以後在國家經濟建設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單純這些經濟成就的羅列並不能顯示出它與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實踐的任何差別。真正構成了毛澤東的中國與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實踐的區別在於其他的方面，尤其在於它區別於史達林模式的不同政治經濟政策。也就是說，是毛澤東的獨特的“後革命”的歷史實踐使他成爲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偉大歷史人物。莫裏斯·梅斯納在他的書中引用羅伯特·邁克爾的話說：“雖然社會主義者也許會取勝，但是社會主義不會勝利，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的信徒們獲得勝利的那一時刻滅亡。”莫裏斯·梅斯納接著說：“使當代中國成爲獨一無二的現象，並且引起人們對它産生特殊歷史興趣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似乎與‘革命後’社會歷史的一般模式不相同。而且，更坦率地說，那種模式就是：當革命家變成統治者的時候，革命就滅亡。當社會的新統治者們著手處理革命後局勢中的嚴峻的政治和經濟的實際狀況時，他們就往往把革命的人道主義目標和平等目標推遲到越來越遙遙無期的將來，就會與過去的傳統和殘餘妥協，並且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爲那些背離他們自己對一個全新社會的理想和希望的歷史過程的指揮者。革命歷史上司空見慣的模式是，革命的烏托邦目標不久就變成空洞的儀式，使那些在革命後時代出現的不平等和壓迫的新形態合理化。”毛澤東的歷史實踐就是與這種宿命的偉大的悲劇性的抗爭。莫裏斯·梅斯納說：“爲了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在現代革命通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義，人們最好記住各種革命所共有的厄運，認識到失敗似乎是革命成功所固有的。因爲中國自１９４９年以來一般說來也許是在引人注目的歷史中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因爲一直是中國極其努力地扭轉革命可能會在革命後的時代滅亡這種似乎是普遍的趨勢，阻止會窒息革命要求的‘官僚主義的制度化’進程，並且努力保持中國革命的烏托邦目標和理想，作爲當代社會行動的活的源泉。”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的一個重大的區別就在於，他在革命成功後仍然繼續要求推進中國的革命，要求把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停頓地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要求對他自己的統治和政權進行革命。毛澤東對於歷史的最大挑戰在於他對於官僚體制的批判和對於技術化的、僵硬的史達林主義的繼續革命與歷史性偏離。毛澤東不願意看到中囯共產黨在革命勝利以後轉變成爲一個簡單的執政黨和利益集團，毛澤東“不斷革命”的思想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囯共產黨的“革命化”，企圖仍然使它保持“革命黨”的活力，這是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是歷史的悲劇在於，毛澤東要摧毀僵化的官僚機器，然而他本身又是這架巨大的官僚機器的一部分。毛澤東發動了“百花”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同時毛澤東又是這兩場運動的直接的鎮壓者。這正如莫裏斯·梅斯納所說的那樣：“這既具有諷刺意味，也具有悲劇性。”毛澤東是在與自己的宿命進行一場不可能取勝的鬥爭。文化大革命無疑是左傾政治的失敗，是毛澤東思想的悲劇。然而，在另一方面與其說文化大革命是單純的左傾激進化政治，還不如是一場內戰（在某種意義上，這場內戰也發生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也不論左派還是右派，在文革中同樣遭到了殘酷的鎮壓和嚴厲的清算。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滿了不斷的妥協和退卻，最後以左傾激進化政治的失敗、崩潰和對它的全面否定而告結束。文革結束，歷史似乎又重新回復它既定的軌道。 毛澤東侵犯和觸動了官僚階級和知識份子這兩個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和中國歷史傳統上官僚和知識份子聯合的封建士大夫統治傳統不同，他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都受到直接的威脅，甚至於使得他們感覺到是毛澤東有意地恥辱了他們。“思想改造”是毛澤東的一種創造，他企圖通過上山下鄉、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思想改造運動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改造成爲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這些措施不僅是毛澤東“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目標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毛澤東激勵人們追求自由與平等的願望的一部分。毛澤東沒有爲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遺産，甚至他的子女在今天會遇到普通的生活上的困難。但是他卻爲中國人民留下了豐富的甚至可以說是永恒的財産。這一財産就是人的自由與尊嚴，也就是現代個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雙重目的。在這方面我們對於毛澤東的態度是複雜的，因爲他既喚醒人們破除對於一切權威的崇拜和迷信，但是他卻是利用人們對於他的崇拜用強制的力量去摧毀那些腐朽的權威；他喚醒人的尊嚴，但是，他卻是以對另一部分人的踐踏來作爲代價的，他通過對於一直盤踞在人民頭上的統治階級的任意恥辱來使人民的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如此，今天那些自以爲是運用西方的思想在同“毛澤東的專制遺産”進行鬥爭的人，實際上也是從毛澤東那裏獲得了直接的鼓勵和啓發。中國人曾經是最馴服的臣民，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他們擺脫了長期以來的奴性。毛澤東是五四的偉大的兒子。他一直號召人們參與到公共的政治生活之中去，“要關心國家大事”。他希望人們起來造反、革命，擺脫歷史和社會強加於他們身上的任何束縛。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這樣評價毛澤東說：“毛澤東公開嘲弄了中國官吏，但他並沒有殺死他們，而是讓他們官復原職；那些取笑過中國官吏、並且看透了他們的人們，現在也許不會那樣卑下地向他們叩頭膜拜了，而按照傳統人們是傾向於這樣做的。……我認爲，毛澤東主義的宗教觀正是把人當作人來看待，尊重人性的尊嚴，不容許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國官吏的淩辱。”正是因爲這樣，黃克誠將軍儘管曾經在漫長的時期裏和彭德懷一起被受到極端不公正的迫害；然而，當８０年代否定毛澤東成爲了一種潮流之後，他卻站起來捍衛毛澤東思想。 莫裏斯·梅斯納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敗並不在於它沒有引起根本的社會變革，在經濟匱乏的條件下，根本改變現存的勞動分工和取消階級區分的任何嘗試無疑會導致經濟的混亂。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敗是它沒有産生大衆的、民主的政治機構和制度，從而允許勞動群眾取得對生産資料的控制權，並且隨著發展現代生産力，最終實現他們自身的社會經濟解放，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解放。”“無論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的意圖是什麽，他最終滿足于重建一個經過思想整頓的黨和經過改革的國家機構。”莫裏斯·梅斯納批評說，儘管毛澤東重視上層建築，但是文化大革命卻並沒有能夠産生新的政治制度，而是恢復和重建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制度。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官僚主義；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使官僚受到了空前的衝擊，另一方面卻又沒有從根本上對官僚制度有任何革新。“如果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改革減輕了官僚優越感的一些較突出的表現，那麽，它們並沒有根本改變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關係是國家（以及作爲其代表的官僚）對社會實行全面統治的關係。”他說：“雖然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的批評者們對於平等和反官僚主義抱有同樣的目的，但是他並不贊成他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想法。建立政治民主制度和從制度上保證思想自由是建設社會主義缺一不可的兩個部分，毛澤東不承認或者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毛澤東的這些缺點後來成爲‘毛澤東主義對未來的設想’的致命缺陷之一。” 莫裏斯·梅斯納在評價毛澤東的時代的時候引用了英國歷史學家E·H·卡爾的話說：“危險不在於我們避而不談十月革命史實上的巨大污點、那場革命使人類付出的痛苦代價、以那場革命的名義所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總想全部忘記並且在緘默中忽視那場革命的巨大成就。”然後，他接著說：“卡爾的話適用於俄國，同樣也適用於中國。不幸的是，人們不容易對革命做出公正的評價。社會大變動總會激發起人們對未來的、偉大然而達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滅，長期的幻滅感和憤世嫉俗的態度便必然接踵而來，而實際的歷史成就卻被抹煞或被遺忘了。真正看清歷史的畫面往往需要遠離那個革命時代的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用幾代人的時間。現在深深銘刻在當代政治意識和歷史意識中的毛主義的記錄上的污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人們不能也不應該遺忘：那些事件是大失敗，而且使許多人喪生。然而，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將一定在不忽略那些污點和罪過的情況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作爲世界歷史上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作爲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利益和人類利益的時代載入史冊。” 毛澤東在赤腳醫生、農村合作醫療、控制和消滅流行疾病、農村水利基本建設、消除貧困、社會保障、義務教育、掃盲、夜校等許多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這些方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普遍地鋪展開的，這些正是毛澤東思想的特殊貢獻。這些當然都還做得不夠，但哪一個政府會去做這樣一些事情，甚至想到去做這樣一些事情呢？毛澤東時代犯了許多錯誤，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比如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災難性的大饑荒，發生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對於知識份子的大迫害（同時，我們不應該忘記：如果毛澤東時代存在著“紅色恐怖”的話，在海峽和大洋的另一面存在著同樣的“白色恐怖”：國民黨政權在臺灣實行軍事統治，臺灣省的戒嚴直到毛澤東逝世多年以後才解除；美國歇斯底里的麥卡錫主義。）１９６２年的大饑荒既不單純是毛澤東時代所解釋的自然災害的結果，也不完全是後來所解釋的由於政策失誤所導致的歉收的結果，而是由於這一體制的任性專橫和拒絕任何批評所導致的災難，因爲就在大饑荒發生的同時，中國的糧食出口卻增加了一倍。毛澤東時代一方面利用計劃經濟和國家有效動員的優勢發展了生産和國家建設，在國家工業化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是它也造成物質資源尤其是人民的勞動、熱情和理想的極大浪費。以胡風案爲代表的對知識份子的大規模迫害，大躍進，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是巨大的歷史災難。災難的重要根源在於思想、學術和新聞、言論自由沒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和人們的忘我熱情以及他們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相比較起來是黯然失色的。８０年代初，農民和知識份子對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充滿了感激之情。然而，鄧小平時代不應該看作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簡單否定，反過來，毛澤東思想也不能看作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簡單批評。毛澤東的遺産的某些方面仍然在困擾著今天的中國，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沒有解決民主的問題。民主是一種制度，同時，民主也是一種傳統。毛澤東曾經爲中國人提供了“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大民主”遭到了否定。不論怎樣，如果今天我們對於民主仍然懷抱一種浪漫主義的幻想態度，那麽帶給中國的就可能並不是進步，而是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