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翼學術】
我爲什麽停止寫對汪暉和朱學勤等人的評論？ 作者：張無常／世紀沙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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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永遠也不會寫完的文字了，本來分三部分，還將談到（二）優先：價值的與實踐的和（三）價值：個體的與集合的，可惜，因爲越研究越發現其中不過空空蕩蕩，於是在看穿皇帝新衣之後，連寫作的興趣也就不存。嘿嘿，就把它獻給世紀沙龍吧，這可是絕對原創。哎，想在當今時代找點智力滿足，也是如此的困難，真不好玩。
“最爲重要的是弄清分歧的焦點究竟是什麽？這個焦點不是自由主義，而是社會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它既包括國內的平等，也包括國際的平等。爲什麽恰恰是平等和公正問題構成了分歧的焦點呢？這是因爲大部分知識份子都關心政治自由問題，但批判的知識群體認爲政治自由不能與社會平等分割開來，而“市場主義者”則認爲政治自由僅僅是一個獨立的目標。至於那些詛咒知識份子的社會批評、詛咒普通民衆的抗議運動的新權威主義者則從未真正關心過政治自由。，。但問題有其更爲複雜的部分：如果像後者那樣把政治自由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過程，或者，認爲政治改革僅僅是爲了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不去關注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那麽，這實際上是說經濟和其他社會方面的安排是一個超越於政治的領域，它只能交給“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來調節了。我們不禁要問：這個秩序在什麽意義上是自生自發的呢？如果這個秩序不是一個自生自發的秩序，那麽，我們就需要認真地研究這個秩序與權力的關係，研究通過怎樣的社會力量才能使得這個秩序的形成過程能夠公正地、民主地和人道地進行。“通過對汪暉這一段文字的研讀，筆者以爲其大致包含三層意思：首先，在一系列具體的政治問題，大部分知識份子—包括作爲“新左翼”的“批判知識份子”與作爲“新右翼”的“市場主義者”也有共同關心的問題，也就是政治自由問題，其次，兩者之間也存在著不一致，這表現在，“批判的知識群體認爲政治自由不能與社會平等分割開來，而“市場主義者”則認爲政治自由僅僅是一個獨立的目標“，或者說，“後者。。。。。。把政治自由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過程，或者，認爲政治改革僅僅是爲了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不去關注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那麽，這實際上是說經濟和其他社會方面的安排是一個超越於政治的領域，它只能交給“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來調節了。“最後，汪暉先生據此而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和主張，在他看來，將政治自由看作一個獨立的目標與擁有“經濟和其他社會方面的安排是一個超越於政治的領域，它只能交給“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來調節“這樣的認識是相關的。也就是說，市場主義者將政治與經濟也就是是權力與市場秩序割裂開來，以自生自發秩序的名義，忽視了經濟中的權力因素，同時也遺漏了政治中的經濟因素，因此，汪暉希望“認真地研究這個秩序與權力的關係，研究通過怎樣的社會力量才能使得這個秩序的形成過程能夠公正地、民主地和人道地進行。“筆者絲毫不懷疑汪暉先生關心政治自由問題的真誠，也認同其希望將政治與經濟的複雜關係引入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研究中的抱負，但筆者不認爲汪暉先生對於分歧焦點的判斷是正確的，尤其不能同意他對“市場主義者”所持主張的歸納，並吃驚於如此簡單而脆弱的歸納居然可以出現于汪暉先生的筆下，筆者以爲，認爲政治自由僅僅是一個獨立的目標和把政治自由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過程，是一個在任何意義上都很難被正面提出的主張，政治僅僅是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應該是任何正常人都具有的常識，從而，政治不能脫離經濟、社會、文化而存在，也理應成爲知識份子思考問題的基礎，那麽，獨立云云，實在難以取信筆者；對比下面所引文字，或者有利於問題的說明——因爲在同一篇文章中汪暉先生筆下對朱學勤先生有所涉及，故筆者以爲朱學勤先生應該是汪暉先生意中的“市場主義者”： 自由主義已經注意到社會現實層面日益尖銳的利益分殊及其衝突。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正是注意到這種利益衝突，才比其他言說更爲急迫地要求政治體制改革。他們之所以甘冒風險”擠”出門縫，不斷地說，反復地說，就是因爲他們看到在社會正義問題日益尖銳化的今天，存在著兩種危險的傾向：首先是從八十年代末期延續而來的威權主義，因各種既得利益而延宕權力體制改革，既滋長大面積的結構性腐敗，又漠視弱勢階層疾苦，壓制不同訴求；其次是九十年代知識份子分化過程中新産生的向左轉傾向，將社會不滿視線移向國內的市場經濟改革與外部的世界經濟體系，既危及經濟領域裏市場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又呼喚對外開放過程中反帝反殖民的倒退情緒，反過來，則掩蓋了導致述社會不穩定因素的上述真正根源，自由主義同時抵制這兩種危險傾向。具體地說，在經濟上，它要求深化目前的市場導向改革，與此同時，反對以市場經濟改革爲名，無償掠奪低層民衆在計劃經濟時代參與積累的社會財富，也反對以社會正義爲名，向內呼喚第二次土改，向外鼓吹義和團式的虛假民族主義；二十年經濟改革卻無相應的權力制衡，由此積累的社會正義問題，只能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憲政民主的法治形式，而不是倒退回過去的群衆性動員來解決。倒退也許是對延宕的懲罰，正是曠日持久的延宕喚回了今日的倒退衝動，但從韋伯所言的責任倫理出發，自由主義即使能理解倒退所由出之社會根源，也堅決反對圖一時之快，大規模動員群衆，並由此刺激起百年中國以暴易暴一治一亂的惡性循環。正因爲自由主義者同時抵制上述兩種危險傾向，在兩面陡壁的夾縫中反復述說，固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權壓力的同時，又必然在側面遭遇來自知識界內部一部分朋友的誤解甚至猛烈抨擊。 筆者從以上文字中沒有發現“認爲政治自由僅僅是一個獨立的目標”的主張，也不覺得“政治改革僅僅是爲了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相反，“二十年經濟改革卻無相應的權力制衡，由此積累的社會正義問題，只能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憲政民主的法治形式。。。來解決”，正是試圖連接起政治與經濟，連接起權力與市場秩序，並以社會正義爲依歸的，在這裏，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以憲政民主的法治形式爲橋梁，汪暉先生可以質疑憲政民主的法治形式能否使得這個秩序的形成過程能夠公正地、民主地和人道地進行。，但卻肯定沒有理由斷言這是在主張經濟和其他社會方面的安排是一個超越於政治的領域，它只能交給“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來調節。因此，除非汪暉先生事先排除了憲政民主的法治形式作爲溝通政治和經濟的一個可能選項的存在，則他認爲的經濟和其他社會方面的安排是一個超越於政治的領域，它只能交給“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來調節就不應歸結到任何同時主張憲政民主的法治形式的知識份子的身上。 對於汪暉先生筆下出現如此簡單而不堪一駁的歸納，筆者一直很不理解，因爲，幾乎所有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都不難看出，包括朱學勤先生在內的自由主義者，確實賦予政治自由問題在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中以實踐意義上的優先地位，這才是分歧的焦點和問題之所在。筆者寧願相信，汪暉先生是爲避免將話“說透”從而是出於相當的善意而犧牲了表述的嚴謹。也就是說，實踐意義上的優先性很可能被看作是政治主張而不是學術意見，從而被汪暉先生小心地加以規避，如果真是這樣，筆者理解並尊重汪暉先生的如此作爲。 筆者也注意到，汪暉先生的看法也是其來有自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在對政治自由也就是法治的強調時往往援引“法治下的市場經濟運行是最爲有效的經濟體系”這樣的論點作爲支援，並與近20年來舉國上下的發展主義有所共鳴，而市場經濟運行的有效性證明，又往往來自于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對計劃經濟的批判——包括對自生自發秩序的強調，汪暉先生敏銳地發現當代中國思想界確實存在著的一種現象：賦予政治自由問題優先性的依據或論證主要來自於對發展與效率的重視，而不是來自于對於社會正義的關懷，對人的價值的重視，但是，筆者卻不認爲汪暉先生對這一現象的歸因是正確的，筆者不以爲這是對政治和經濟之間關係的漠視，而認爲是對價值和事實之間分界的認識，筆者更不以爲這是由於有意或無意地站在壟斷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團一邊討論中國問題，而將之主要歸因於我們時代由於承繼一個失去信用的價值體系的破産而出現的普遍價值觀念危機，在因僞崇高的破産而“躲避崇高”的年代，知識份子嘗試用“價值中立”——儘管未必可能——的方法認識所處的社會，應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不能簡單地認爲，在其話語中對價值觀念的儘量排除就意味著其失去了價值關懷，良心都被狗吃了，而不妨視爲對價值觀念的警惕和希望在事實的層面認識問題的努力，正如朱學勤先生自己所說：這樣的認識不僅是在學院圖書館裏讀出來的，也是從血肉之軀的切膚之痛中熬出來的。筆者以爲，這樣的認識，對錯暫且不論，但如果記憶不能消滅，寄予一定的同情和理解總是可以的。 因此，筆者不能完全同意汪暉先生對當代爭論的分歧焦點所作的判斷的理由之一，即在於汪暉先生將對政治自由問題的強調尤其是對其在實踐意義上的優先性的強調轉換成爲對政治自由問題具有獨立性或是一個獨立的過程的主張，而這是沒有根據的，儘管很可能是事出有因的。筆者願意再強調一次，政治自由問題在實踐意義上的優先，而不是獨立，這才是筆者所認爲分歧的焦點。 筆者必須指出的是，汪暉先生在闡述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問題時，始終將政治自由問題置於其中，從“所有把政治自由、社會公正和平等權利作爲自己的社會目標的知識份子都可以視爲這個群體的有機部分”的表述，我們可以窺見汪暉先生對政治自由的重視，因此，筆者不認爲汪暉先生的言論可以被歸入朱學勤先生所反對的行列之中，朱學勤先生呼籲反對以社會正義爲名，向內呼喚第二次土改，向外鼓吹義和團式的虛假民族主義，強調堅決反對圖一時之快，大規模動員群衆，並由此刺激起百年中國以暴易暴一治一亂的惡性循環，但是，強調對於社會公正和社會平等的重視，並不等於呼喚第二次土改，而強調社會參與的重要，也並不就是大規模動員群衆，正如筆者不能同意汪暉先生所作的優先等於獨立的歸納，筆者也同樣認爲朱學勤先生所以爲的危險，也大多是自己想象中的危險。而對於兩位先生在作出這麽重要的歸納或提出如此重大的危險時，沒有任何的引證，表示極大的保留筆者自然可以理解朱學勤先生的推理過程，但認爲這樣單線式的推理是不足爲訓的：由於只存在在單一産權和分立産權的現實可能，就將對市場經濟的質疑歸結爲對重歸計劃經濟的呼喚，將對參與式民主或直接民主的向往等同於對自己曾經經歷過的粗暴的大民主的憧憬，作爲觀念推演，或許在邏輯上有曲徑通幽的可能從而不能徹底放棄警惕，但作爲一種現實的可能，卻需要更爲詳盡的說明，將基於某種價值觀念的籲求代換甚至等同於特定的政治主張，尤其如此。因此，筆者認爲朱學勤先生在這裏其實擺下了一個如同汪暉先生所指出的“無物之陣”，與汪暉先生將政治自由問題的優先呼籲代換爲政治自由作爲一種獨立過程的存在，實在是同樣的一種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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