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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學術】 中國的“新左派”是“自由左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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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今後論戰的方向有可能受到這種定位的影響：如果雙方都是“自由主義”，只不過是其左、右兩翼，則雖然仍有很多重大課題需要辯論，但應該有基本的共同點。通過對“定位”問題的清理，如果中國的“自由左派”、“自由右派”能夠對分歧與共同點達到某種共識，在有分歧的領域繼續辯論，在有共同點的領域共同作戰，那將是這場論戰的一個正面成果。 爲了下文討論中概念的明晰，先把所涉及的派別的涵義及代表人物說明如下。 王紹光[2]給出與甘陽互補的一個定義：“中國的‘自由派’實際上屬於右派”即“自由右派”，或者說“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這就確定了按照美國參照系定義的“自由右派”。他對“自由左派”的定義----“站在自由右派對面的是自由左派”----卻說不通，因爲“站在自由右派對面的”可以有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格瓦拉主義等等。 綜上，甘、王兩位定義的“自由左派”是“新政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自由右派”是“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不熟悉Liberalism和Libertarianism這一對英文概念的讀者，請參看筆者另文[3]中的詳細分析。 (2)過去論戰中的自由主義論者：站在論戰前沿的有李慎之、朱學勤、秦暉、何清漣、徐友漁、劉軍寧等人，從刊登論戰資料最全的“思想的境界”網站看，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文章蔚爲大觀，作者包括前輩作家何家棟，以及秋風、毛壽龍、袁偉時、任劍濤、任不寐、吉永生等一批論者。客觀地說，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 被稱作“經濟自由主義”有張曙光、張維迎、盛洪、樊鋼等人，在論戰中的地位有點特殊。“新左派”批判的觀點常常涉及經濟自由主義，但他們點名並“交火”的是朱學勤、秦暉、徐友漁、劉軍甯、何清漣等人。另一方面，上述自由主義者，例如秦暉、何清漣，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觀點早有直接批評，何清漣和張曙光等曾有激烈的論戰。筆者認爲“經濟自由主義”論者中一些人的觀點如“腐敗有理”、“腐敗有利”實際上不符合自由主義學理，此文不詳論。但應該把“經濟自由主義”與上述自由主義明確劃分，以避免過去論戰中因“旗號”不明而導致的混亂。 (3)過去論戰中的“新左派”：在大陸的代表人物有汪暉、韓毓海、曠新年、韓德強等，在大陸以外有甘陽、崔之元、王紹光等。 以上流派成員的界定容有偏頗遺缺之處。把流派“旗號”與成員並列，主要目的是避免因不同論者對“主義”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用法(例如“自由主義”是指Liberalism還是Libertarianism？左、右、保守，參照基準是什麽？)，而産生誤解混亂。定義既明，下面的篇幅主要用來評論“新左派”的文論，然後再對論戰的進一步發展略作討論。 是否可以毫無疑問地判斷：高喊這樣的口號的“紅小兵”，是“左”派，不是“新政自由主義者”？ 統計分析是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國際比較尤其困難。作者引用的資料多半出自1985、1988年出版的兩本國內書籍，而在那以後中國統計在資料提供和專業分析兩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中國直到八十年代晚期才試行並最終採用了GNP統計指標體系(所謂SNA體系)，在此之前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採用據說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上的物質生産平衡體系(所謂MPS體系)。因此第一張表中的中國資料不是GNP。經查《中國統計年鑒》[6]，7.49%的增長率應是“國民收入”。當時的國民收入指標只包括“物質生産部門”，不包括服務産業。因此就有這樣的情況：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集中發展重工業(以及其他物質生産部門)時，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可以很高，但第三産業的停滯甚至下降不反映在國民收入中。與此對照，非社會主義國家的GNP和國民收入包括所有第一、二、三産業。其次，這一表用1965-1985年間的增長率來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是四類國家中最高的”，但這個期間包括改革後的1978-1985年，因而不能支援作者三十年和二十年的比較。實際上，如果把1965-1985期間以1977年爲界，劃成改革前、後的兩段，則前一段(77年比65年)的增長率爲6.7，後一段(85年比77年)的增長率爲8.6，正好與作者想說明的相反。第二表的産品實物量統計也有指標定義的問題，因爲統計局按照“統計報表制度”獲取資料，而生産單位報産量的條例依據是“加工完畢、驗收入庫”。因此就有這樣的情況：産品堆積倉庫，沒有人要，但産量、産值卻直線上升。當産品按計劃運到商業部門的倉庫堆積時，則有“工業報喜，商業報憂”一說。這種情況在市場經濟下除了嚴重經濟危機時很少發生，即使發生，也有“庫存”統計與“産出”統計並存，可供調整。另一因素是政治干預。該表中鋼鐵在52-78年間增長12.9%，包括了大躍進年代。經查《中國統計年鑒》[6]，該表所列是“鋼”産量，不包括“鐵”，大躍進前後的鋼産量是：57年535萬噸，58年800萬噸，59年1387萬噸。據計委官員回憶，當時的鋼鐵産量(産出量，不僅僅是計劃指標)都是李富春、薄一波等與周恩來反復磋商，由周擬定，報毛澤東批准的。那些鋼鐵産量包括明知完全不能使用的“土法煉鋼”産品。近年産量虛報或許不如大躍進年代嚴重，但重要統計數位必經黨委討論通過才能上報，依然如故。(這涉及“國家能力”的一個側面，與下文王紹光的觀點有關。)最後，鋼鐵之類産量的增長率可以是工業化過程的一個指標，但並不是判斷改革前後經濟成就的恰當依據。當今世界，鋼鐵産量的增長率越高越好嗎？是否應該看一看關係人民生活的産品、關係發展前途的新興産業呢？ 這裏重要的問題其實是：韓德強的觀點，與“新政自由主義”學者的觀點，是否相容？信手舉一例：“新政自由主義”陣營的重要思想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的中國研究專家、資深研究員哈定(Harry
Harding)在那一時期的著作[7]，在評論“改革的必要性”時列舉的資料是：1965-1973年間(改革前年代)的增長率，中國7.4，日本9.8，新加坡13.0，香港7.9，臺灣10.3，韓國10.0。注意日本的增長率，韓德強列出4.7，哈定列出9.8，超過一倍。 這是以馬克思理論爲依據對“現代社會的總體趨勢”的嚴厲判決。而且，“新政自由主義”學者，如果不“從馬克思所說的現實出發”，就會被排除於“一切肯動腦子，肯思考的人”之外了。托賓是凱因斯主義理論大師，同時是以財政手段干預經濟的實踐者，曾任甘乃迪政府的經濟顧問。在與弗利德曼學派辯論時，托賓曾滿懷信心地認爲已經懂得如何通過“現代國家”來調節經濟，實現充份就業和其他社會目標。以托賓爲代表的“新政自由主義”經濟學派，不可能同意“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隨著市場的壟斷(筆者按：市場究竟是否是“壟斷”的，需要實在的分析證明)，越來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會的邊緣”這種觀點。 幾乎毫無疑問，任何“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者”不會對自由主義做出這樣的批判。甚至可以認爲馬克思本人都不會首肯這樣的批判。馬克思生前就看到了美國“直接奴隸制”的廢除，他對林肯領導的廢奴鬥爭給予高度評價，曾代表第一國際起草了給這位“勞工階級的忠誠的兒子”的賀信，說“這個事件是未來時代的標誌”[10]。作爲嚴肅思想家的馬克思，並沒有因爲奴隸制被消滅，“從世界地圖上把美國抹去”。 曠新年[11]對毛澤東的遺産有這樣的評價：“毛澤東有力地扭轉了人類的歷史，扭轉了人類的思維方式，改變了人類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他以從容不迫的態度告訴人們：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對派都是紙老虎。”他還詳盡地列舉、讚揚了毛澤東的多方面遺産，例如：“‘思想改造’是毛澤東的一種創造，他企圖通過上山下鄉、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思想改造運動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改造成爲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毛澤東沒有爲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遺産，......但是他卻爲中國人民留下了豐富的甚至可以說是永恒的財産。這一財産就是人的自由與尊嚴，也就是現代個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雙重目的。” 這種話語使筆者驚訝並痛心，因爲筆者當年是一個知青。首先說明，“上山下鄉”要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除了66屆高三學生以外，連中學學業都沒有完成的的“老三屆”中學生。與筆者在同一公社插隊的就有唯讀了初一、年僅十三、四歲的孩子。其次，他們被送去改造(他們別無選擇！)，本身就違反“人的自由與尊嚴”。按“新政自由主義”價值標準，政府無權對人民進行“思想改造”。再次，毛澤東除了在主編《湘江評論》那一時期，全部文章中恐怕難以找到任何促進“現代個人自由”的論述。他在建國以後實踐，不是以促進“現代個人自由”爲目標，而是以“階級鬥爭”爲綱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其創新是“繼續革命”的物件不斷擴大。不僅資產階級、地主、富農是鬥爭物件，知識份子飽受摧殘，初一的孩子成了改造物件，就連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包括貧下中農也不能倖免。 筆者認識不少持“新政自由主義”觀點的美國人，交談時如果涉及插隊，哪怕只少許涉及筆者經歷的“黑暗面”，他們就會激憤起來，同情起來，典型的反映是：“I am lucky that I didn\''\''t have this kind of experience(我很幸運，沒有經歷這樣的事)”。沒有經歷這樣的事的人都是幸運的。希望所有的中國人，今後也不再經歷這樣的“改造”。 這裏的“新自由主義”應理解爲從古以來的自由主義，因爲作者所論涵蓋了殖民主義、奴隸貿易等時期。“自由左派”阿羅、托賓的經濟學，現在仍然在大力闡發競爭、效率、自由貿易等等基本觀念。 汪暉[13]表述了對“現代性”的實踐過程所達到的成果的看法：“現代性”批判理論要“研究它(筆者注：現代性)的一些進步作用如何掩蓋了現代世界的歷史關係和壓迫形式”，“所謂全球化的歷史，也是把各個區域、社會和個人編織進一個等級的、不平等的結構之中的過程”，這個過程導致“從歷史的視野來看，......全球化的壟斷結構。” 這裏對“全球化的壟斷結構”，既沒有加以定義，也沒有提供統計證據，因而無法具體討論。但很清楚，這種看法不是來自阿羅(Arrow)和托賓(Tobin)所代表的經濟學派，因爲他明確說明其思想資源是西方的“知識份子的批判性思潮”或“批判性運動”。 汪暉的近作[14]則進入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領域，其思想資源可以通過所依據的文獻看出。全文共引文獻47處，其中馬克思16處，列寧1處，盧卡契2處，黑格爾5處，一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作者Angus Walker) 6處，此外左翼論者沃勒斯坦4處，博蘭尼2處，布洛克1處，布羅代爾1處。 如果文獻目錄不能充份表明作者的觀點，那麽作者的代表性話語應該可以清楚地做到這一點：“卡爾.博蘭尼和布羅代爾......自覺地與各種各樣的有關資本主義的規範式的敍述方式劃清界限，從而清楚地揭示出歷史中的‘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如何依賴國家、權力和壟斷。資本主義是反市場的這一論斷正是從這一歷史研究中産生的結論。”“有關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形式主義描述無法解釋經濟體的實際運作，從而按照這一站不住的描述(筆者按：原文如此)建構宏觀經濟理論的基礎是極爲危險的。” 這裏所說的“形式主義描述”正是現代經濟學的主流。阿羅是證明競爭市場均衡的存在性和最優性的微觀經濟學大師，他的理論框架是公理化數學，他的工具是“不動點定理”。托賓是凱因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大師，他的一大成就正是宏觀經濟模型。自稱“本人不是經濟學家”的人對經濟學做這樣的判決，使人想到文化革命中馬列哲學專家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批判。“資本主義是反市場的這一論斷”與阿羅和托賓的經濟學完全不相容。 “馬克思則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最爲重要的版本。”“在十九世紀，這一自由放任主義(筆者按：指亞當.斯密的理論)對於國家干預的批判轉化爲關於世界市場和歷史進步的普遍敍述，從而以市場擴張這一抽象概念替換了殖民主義等充滿血腥的歷史過程。”“當代社會理論和政治哲學以市場、市民社會和自身自發秩序(筆者按：原文如此)作爲現代性的社會想象的更爲基本的框架，醉心於世俗時間的觀念，目的正是爲了根除這種黑格爾--馬克思的思想傳統。” 這裏清楚地表明作者的思想資源是“黑格爾--馬克思的思想傳統”，當然，那是與“新政自由主義”不同的流派。 與上述論者不同，王紹光明確表明自己是“自由左派”[2]，但就在這篇文章中有不少觀點很難認爲符合“新政自由主義”學者的立場。舉例如下。 “自由放任主義者的天敵是政府，他們的理想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如果政府必須存在的話，其規模與許可權越小越好，至多只應扮演個守夜人的角色。而伴隨積極權利而來的必然是福利國家；伴隨福利國家而來的必然是政府規模和許可權的擴大。因此，要實現‘讓國家縮水’(shrinking the state)的目標，必須把積極權利批倒批臭。在中國，福利國家連雛形還沒見到影，但這兒的自由放任主義者也鸚鵡學舌，說什麽積極權利‘易於滑向專制暴政。’” 這段論述無視歷史而且歪曲了自由主義的觀點，“伴隨積極權利而來的”並不“必然是福利國家”，而可以是專制政府，“自由放任主義者”例如哈耶克批判的政府首先是德國法西斯政府，而不是福利國家[15]。在中國，福利國家確實“連雛形還沒見到影”，但是有過“積極權利”在文革中實施的“大民主”即“大專政”的慘痛經驗，這不僅僅是“易於滑向”的問題。直到今天，如王紹光所承認，中國仍然是“權威主義”政體，而不是民主政體，也就是說，人民的無論是“消極權利”還是“積極權利”都遠沒有落實，政府的權力壓過了人民的權利。中國的問題不是“讓國家縮水”就損害“福利國家”，中國自由主義要求“限制政府”是爲了實現公民權利和民主。 “很明顯，對有產階級而言，私有産權至關重要；對知識精英而言，信仰與言論自由至關重要。如果政府將資源優先用於保護這些權利，那麽用於保護窮人福利權利（welfare rights）的資源就會相應減少。馬克思主義學者指出的，對窮人而言，財産權和很多政治權利只是‘形式上的權利’，他們根本無法享用。......保護窮人的福利權利實質上是爲他們容忍剝削，安分守己提供一種補償，僅此而已。” 私有産權對最窮的人也是重要的，這是自由主義者包括“新政自由主義”者早已明確的道理。産權無關貧富，要點是“自由處置”。中國農民在公社制度下的財産權幾乎被剝奪得一乾二淨。按公社條例應有的自留地、自養雞豬，甚至住房，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時也屢屢遭到侵犯。“承包”改變了那種産權關係，使農民能自主經營，産生了巨大成果，是一實例。馬克思主義學者關於“形式上的權利”的觀點，與“新政自由主義”者確實不同，但馬克思對於自由出賣勞動力的産權形式比人身依附的前資本主義産權形式是一種進步的闡述，是一理論例子。“保護窮人的福利權利實質上是爲他們容忍剝削”這一觀點所隱含的經濟學結論----在美國社會窮人是剝削造成的----與阿羅和托賓的經濟學不相容。 “一個喪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威脅。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權組織。” 對此可以問：具有強大治理能力的法西斯政府是否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威脅？蘇聯1968年爲了扼殺“布拉格之春”改革入侵捷克之後，中囯共產黨曾經把蘇聯稱作“社會法西斯”，那時蘇聯政府不僅在國內有強大“治理能力”，對別的國家包括中國也可以耀武揚威，那種政府對“公民權利”的威脅是否只是“次大”的？ “自由放任主義的出發點是作爲個體的人，它主張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是來自別處，而是來自作爲個體的人本身。(王紹光原注：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出版社1999年，第280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會裏......如果他們真是\"作爲個體的人\"，要權利有什麽用？只有作爲社會成員的人才需要權利。......更重要的是，權利不是個人財産，權利的成本也不是由個人負擔。自由放任主義者......千方百計地抵賴保護私有産權和其他‘消極權利’的成本，試圖將這些成本轉嫁給社會上其他人。......公共財政與國家行爲是任何權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謂‘個人’權利不過是自由放任主義者自欺欺人的夢囈而已。” 這段話語令人驚訝，它既曲解自由放任主義，又違反“新政自由主義”。第一，“個人”權利是對“個人”定義的權利，即每個人都享有的權利。權利可以對其他單位定義，比如註冊公司享有公司的權利，或者對個人的特定資格定義，比如失業者享有領取救濟金的權利。第二，“個人”權利是對“社會裏的人”而言的，這是“自由放任主義”的基礎觀念，中國自由主義者包括徐友漁不知闡述過多少遍。第三，對“個人”權利的來源有不同理論，美國憲法取“天賦人權”說，哈耶克論證權利來源於通過經驗的文明進化而形成的“法治”，但這些都不影響“個人權利”的涵義。王紹光所采觀點，其實更近于“自由放任主義者”哈耶克。第四，“個人”權利是“公共物品”，需要法治來維繫，因而是有成本的，這也是“自由放任主義”的基本觀點，哈耶克的大作數卷可證。第五，“自由左派”羅爾斯在《正義論》所討論的，正是“個人”的權利，森在“實質自由”中包括了這些“個人”權利，所用英文是“personal liberties, including some basic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個人自由權，包括某些基本政治和公民權利)”。[16]批判“自由放任主義”，連“個人權利”都否定罵倒，是否實在有悖“新政自由主義”？ 從1991年到現在，王紹光的觀點始終帶有明顯的的國家主義傾向。上述一篇短文中這麽多漏洞，一個重要原因是時空轉換的謬誤。他以美國爲參照系批中國自由主義者，反復強調的是，多征點稅、多增點財政收入，就多點福利國家、“福利”權利。中國的情況是這樣的嗎？問題還不止於此。因爲實現“消極權利”(包括“財産權”和“言論自由”)需要成本，就推出保障“消極權利”會損害“福利權利”，再進而否定“個人”權利，這樣的推理和結論，在美國本土也與“新政自由主義”根本不容。羅爾斯論證“個人”的基本權利是實現社會正義的“優先性”要求，是否也是“夢囈”？ (1)肯定私有制的市場機制，在此基礎上主張積極自由主義的國家干預。否認政府爲解決“市場失敗”的唯一的或充份的手段(與“市場失敗”對應的有“政府失敗”)，主張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都發揮作用。 (2)以羅爾斯爲代表，肯定程式性法治自由權。以森爲代表，主張以“實質自由”(或“能力自由”)把自由的目標擴展到超越“法權自由”領域。堅持以個人自由、公平爲核心的法治。 (3)堅持民主，反對侵犯個人自由的專制/集權/權威主義政權，反對以階級或其他集團爲基礎的“民主”。 (4)堅持“機會平等”，否認社會承擔“後果平等”的責任，反對集中計劃。 筆者的觀察是，幾年來的論戰涉及的問題並不只是學理或觀點。對於下述現象，筆者百思不解。“新左派”在批判“自由右派”或“經濟自由主義”的一些觀點時，確實觸及到中國現實中一些嚴重問題，例如上引汪暉[11]提到的現象：“通過權力瓜分國有資産、通過壟斷獲取超額利潤、通過權力與跨國的或國內的資本聯手霸佔市場資源”。問題是：誰是這句話的主語？汪暉說是“‘新自由主義’......這一主義代表的利益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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