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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學術】 一九八九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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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似乎提前在一九八九年那一年終結了﹐但歷史依舊延續。這一年在北京發生的事件成為蘇聯和東歐解體的觸發點﹐成為新自由主義主導全球經濟和政治結構的開端。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綱領﹐而且還經常是一種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現的政治綱領﹐它的話語形式包裹在“經濟”的範疇﹣﹣如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優先､利潤最大化､反對國家干預､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經濟秩序的中介組織的功能﹐等等﹣﹣之內。用一位學者的話說﹐它“在一個有各種強力關繫構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強力者一邊”﹐“對任何可能對純粹的市場法則構成障礙的集體結構提出質疑。這些集體結構包括﹕民族國家､工作團體､捍衛工人權利的集體組織､工會､協會和合作機構﹐甚至還有家庭。”(1)新自由主義所稱道的市場關繫從來都是一種理論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意識形態的﹣﹣抽象﹐其實質是通過這一抽象將經濟與政治﹣﹣或者更準確地說﹐經濟過程與社會過程﹣﹣徹底分離開來﹐進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實踐排除在當代世界的社會生活､特別是經濟生活之外。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新自由主義的鬥爭主要地是一種在廣氾的范圍內爭取民主的鬥爭﹐一種建立有關市場條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努力。新自由主義對於國家干預的批判､對於政治性的排斥絲毫不能掩蓋這一意識形態與利益集團和政治權力及其政策的內在的聯繫﹐例如﹐在戰爭和新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等問題上﹐新自由主義幾乎從來沒有掩飾它的政治性﹐雖然這種政治性經常包裹在諸如“主流文明”之類的偉大神話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經濟秩序的制定者不僅是跨國公司和國內經濟集團﹐而且常常是民族國家本身。因此﹐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並不能等同於贊成國家的過度干預或反市場﹐關於這一點﹐我將通過歷史分析加以展開。 新自由主義依靠超國家的和國家的政策力量和經濟力量､依靠以形式主義的經濟學為中心的理論話語建立自己的話語霸權﹐它的非政治和反政治的特點是依靠與政治的內在的聯繫形成的。(2)沒有這種政策或政治的前提﹐新自由主義就無法將失業､社會保障的喪失､貧困人口的擴大以及其它社會分化的現實掩蓋在“過渡”的烏托邦神話之中。因此﹐用國家干預的存在來拒絕承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地位是不得要領的。中國社會沒有發生蘇聯､東歐式的解體過程﹐從而社會的變遷採取了某種延續的形式。如果以簡略的方式概述這一過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國社會在國家權力結構的延續形式之下推動了激進的市場化過程﹐並在這一國家的政策主導之下﹐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積極參與者。這一延續與非延續的雙重特點形成了中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特殊性﹐它常常以反政治的方式﹙或反歷史的方式﹐或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方式﹚表達自己與國家的矛盾﹐但這一反政治的方式絲毫不能掩蓋它與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之間的事實上的牢固聯繫。中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地位是在國家通過經濟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機的過程中形成的。在理論的層面﹐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現的“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和國家現代化的理論敘述和歷史敘述（包括各種民族主義敘述中與現代化論述最為接近的部分）都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存在密切的､這樣的或那樣的關繫。這些名目的相互替換（甚至相互矛盾）顯示了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權力構架的轉變。非常明顯﹐在當代世界的不同區域﹐如北美､西歐､俄羅斯和中國﹐新自由主義各有其自身的歷史根源和社會形態。歷史條件的差異決定了﹕僅僅在抽象的層次上概括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特點是不夠的﹐僅僅照搬歐洲或其它地區的知識分子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歷史分析﹐揭示中國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得以建立的獨特的國內條件和國際條件､國家政策基礎､意識形態狀況和國內外的輿論氛圍﹐分析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各種不同的形態及其內在的矛盾﹐以及圍繞著新自由主義問題而展開的各種理論的探索和實踐的批判。針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實踐和社會運動包含了各種相互矛盾的要素﹣﹣激進的和保守的要素。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社會的進步力量的主要任務就是避免這些要素向保守的方向﹙包括那種試圖回到舊體制的方向﹚發展﹐並努力促成這些要素的轉化﹐使之成為在中國和世界范圍內爭取更為廣氾的民主和自由的動力。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強勢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它滲透在國家政策､知識分子的思想實踐和媒體的價值取向之中。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現實﹐它沒有能力描繪實際的社會關繫和經濟關繫﹐但又不是與實際的社會關繫和經濟關繫無關。因此﹐我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話語與社會進程之間建立歷史的聯繫﹐揭示它的內在矛盾。從1989年､特別是1992年以來﹐我一直致力於思考這一支配性的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試圖在一個廣闊的圖景中理解當代中國的現實﹐以及知識分子的角色演變。一九九四年初稿､一九九七年修訂發表的長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就是我的最初思考。(3)這篇文章主要記錄的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以後對於大陸知識界的相關討論的一些記錄､觀察和思考﹐也是對我自己的思想進行一點反思和自我整理﹐說不上是一篇嚴密的理論文章。從一九九四年至今已經六､七年了﹐我在從事歷史方面的研究的同時﹐也很想再寫一點有關當代問題的文字﹐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文章就是我對相關問題的再思考。無論與我本人的觀點是否相同﹐我對各種不同觀點均抱有對話和討論的意願。我會在稍後的時期陸續修改本文﹐對所論及的問題､論點和資料﹐加以增補修訂。尤其需要說明的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經濟改革是一個范圍廣氾的變革過程﹐用“革命”一詞來描述這場變動的深度並不為過。這篇短文無力全面概括中國改革的成就和內在危機﹐也無力全面敘述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詳細過程﹐這裏涉及的每一個細節均需要專家的論證和詳細的調查。我在這裏所做的﹐僅僅是通過對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動因的初步考察﹐重構理解當代中國問題的歷史視野。這一點必須聲明在先。 1﹐一九八九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與“新自由主義”的反歷史解釋 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均影響深遠。一九九O年代﹐大陸知識界發生了尖銳的思想分歧﹐在我看來﹐部分的根源﹐就產生於對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不同理解。這是一個未能充分展開卻又揮之不去的主題。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是官方媒體的宣傳﹐還是到處流傳的回憶和分析﹐絕大部分的討論集中在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的思想運動﹐即使有關所謂公民社會的分析﹐也集中在四通公司這樣的經濟集團在運動過程中的作用。然而﹐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是一場廣氾的社會動員﹐它的自發性和廣氾性表明這個運動有著較之直接的組織力量強大得多的社會動因。一九八O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啟蒙思潮在瓦解舊的意識形態､提供反叛性的思想資源方面的確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既沒有能力提供切實可行的社會目標﹐也沒有理解這場動員的真正深度。這部分地是因為﹕作為一個針對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批判思潮﹐一九八O年代的社會思想沒有能力察覺和理解新的社會矛盾的特點﹐無法了解源自基層的社會動員所具有的社會主義傾向﹐無法超越冷戰的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在這裏﹐有必要區分兩種社會主義概念﹕一種是作為舊的國家意識形態和以國家壟斷為特徵的制度安排的“社會主義”﹐而另一種則是在國家壟斷和市場擴張中發展起來的社會保護運動﹐它以反對壟斷和要求社會民主為特徵。(4)在冷戰結束的國際環境和反思“社會主義”實踐的氛圍中﹐這一深藏在社會矛盾內部的､以反對壟斷､特權和爭取民主為取向的社會保護運動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我在這裏願意簡略地說明一點我對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看法。這場運動在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中的意義﹐以及在世界范圍內的象徵性﹐已經有許多人作了探討﹐這裏暫時從略。我對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理解是從這樣幾個問題出發的﹕ 第一﹐一九八O年代中期至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曾經發生過多次學生運動﹙包括一九八六年年底導致胡耀邦下台的學生運動﹚﹐但規模不大﹐也沒有引起廣氾的社會動員﹔那麼﹐為什麼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去世而觸發的學生運動卻在全國范圍內､社會的各階層引起了如此廣氾的動員和參與﹖為什麼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初開始﹐國家的新聞機構如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等開始對運動進行大規模報道﹐以至出現中國現代史上罕見的在國家宣傳機器中的“新聞自由時期”﹐從而為全國和全社會的動員提供了動力和條件﹖ 第二﹐學生運動的訴求與其他各社會階層的訴求的關繫是什麼﹖提出這一問題的原因是﹕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而且也是一場范圍廣氾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包括工人､個體工商業者､國家幹部､教師和其他社會群體﹐甚至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機構﹙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等“喉舌”﹚均有官員參與。我們大致可以說﹐除了農民階級沒有直接參與這場運動之外﹐其他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大中城市居民﹣﹣均捲入了這場運動。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其它社會階層參與這場運動不難理解﹐但為什麼同時也出現了國家反對國家的情況﹐或者更準確地說﹐國家行為的內在矛盾﹙即由於權力關繫､利益衝突和價值取向的差異而發生的國家機器整體與局部的矛盾﹐國家機器局部與局部的矛盾﹚﹖ 第三﹐為什麼在社會各階層普遍支持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對改革過程本身的批判﹖運動的批判對象是誰或怎樣的社會條件﹖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 要清楚地回答上述問題﹐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進程。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社會改革可以區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即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的農村改革階段和一九八四至今的城市改革階段。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或一九八五年的改革成就集中在農村問題上﹐它的核心在於局部地改變城鎮居民的社會地位普遍高於農村居民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體制。(5)這一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解散人民公社﹐國家在農村重新均分土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二﹐通過國家的政策調整﹐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鼓勵農民多種經營﹐發展鄉鎮企業﹐緩解毛澤東時代為了城市工業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鄉差別。因此﹐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城鄉收入的差距逐漸縮小。上述兩項改革的成就伴隨著逐漸放鬆的小市場關繫﹐但從基本的方面看﹐它是建立在傳統中國分配土地的經驗和平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可以把它概括為以“小農社會主義”的形式對以公社制為內含的國家壟斷的否定。農民積極性的提高主要來自生產的靈活性和城鄉差別的縮小﹐而不是單純地由於開放了市場。恰恰相反﹐農村改革政策為社區性的農貿小市場的保護﹐它暫時沒有被組織到以城市為中心的市場關繫之中﹐農產品價格調整即是重要的調節手段。在生產力低下､剩餘產品有限和城市商品經濟尚不發達的環境中﹐農村社會的貧富分化並沒有發展到極為嚴重的程度﹐同時價格調整及其對小市場的保護促成了城鄉二元關繫的緩解﹐從而鄉村社會的分化趨勢建立在城鄉社會關繫趨於平等的前提之上。上述因素構成了農村社會的初步分化沒有產生急劇的社會動蕩的前提。(6)市場僅僅是一九八O年代農村改革的一個要素﹐當時有一位經濟學家用“發展農業主要靠政策”來概括農業改革的狀況﹐是大致符合情況的。 農村改革的上述過程為我們理解一九八四年啟動的城市改革階段提供了一個基本背景﹐也構成了城市經濟發展和困境的歷史條件。城市改革包羅萬象﹐人們通常將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為引入市場機制﹐但從實際的社會內容來看則是“放權讓利”﹐即通過分散和轉移原先由國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會資源﹐重組社會的利益關繫。(7)據研究﹐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間﹐中國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平均為34.2%﹙其中一九七八年為37.2%﹚﹐從一九七九年起逐年下降﹐到一九八八年僅佔19.3%。在中央財政縮減的情況下﹐預算外資金大幅度擴張﹐地方政府獲得了更為獨立的利益和支配權。(8)偷稅漏稅､攤派成風､地方政府控制銀行貸款﹐以至大規模走私的發展﹐是上述過程的副產品。(9)城市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即從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即國家將一部分權利下放給企業﹚到對有些企業進行關､停､並､轉或重新分配﹐最終從改變經營權轉向改變產權關繫。在失業和下崗壓力之下﹐國家不得不在一段時期裏採取多並､轉﹐少關､停的策略﹐但基本的方向並沒有改變。城市改革顯然比農村改革複雜﹐這是因為﹕第一﹐工業資產的估算要比農村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估算困難得多﹐如何對工業資產進行重新分配涉及極為複雜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也涉及行業､分工､地區的種種差異﹙以及由這些差異而產生的不平等﹚﹔第二﹐農村改革和城市工業改革的所有制前提完全不同。在原有的工業體制內﹐國家根據計劃分配資源﹐但資源的佔有與經濟效益及集體和個人的實際收益完全脫節﹙如大型國營工廠在資源佔有上具有壟斷性的優勢﹐但其員工的實際收益與其它集體小廠的員工收益差別不大﹚﹐但是﹐當國家開始放棄在工業和商業領域的絕對支配權力﹐從計劃制定者和執行者向調節者的角色轉化時﹐原有資源佔有上的不平等就立刻轉化為收益上的不平等。因此﹐城市工業改革涉及的不僅是企業的所有制問題﹐而且是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問題。在如此複雜的條件下﹐如果沒有相應的民主監督過程､沒有培育出相應的經濟體制﹐那麼﹐重新分配資源和資產的過程就勢必引起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上述多重因素解釋了為什麼城市改革沒有如同初期農村改革那樣落實平等的原則。在這一過程中﹐工人群體､甚至國家公務員階層的地位和利益產生了多重的危機﹐按照社會學家們的研究﹐這主要表現在經濟地位下降､內部層次分化､僱工利益的被動狀態和老､弱､病､殘､孕等職工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等各個方面。(10)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國經濟學界一直在進行所謂改革﹙較為激進的產權改革﹚與調整﹙在國家干預之下調整經濟結構﹚的爭論﹐也一直在進行中國改革究竟是以價格改革為先導﹙即改革原先的計劃價格體制以營造市場關繫﹚還是以企業所有制改革為先導﹙即將國有企業大規模地私有化﹚的爭論﹐(11)原因是從一九八五年開始﹐中國經濟就不斷出現通貨膨脹和經濟混亂。結果是通過價格改革營造市場環境､同時推進企業改革﹙主要是承包制﹚的意見佔據了上風。這一改革路線大體上獲得了成功﹐這是因為價格調整的作用抑制了傳統體制的壟斷性﹐激活了市場機制。如果與俄羅斯的“自發私有化”方案作對比﹐這一成功的意義就應該得到充分的估計。 但這一過程同時潛伏著內在的危機﹐並隨即引發了持續的社會問題。從市場環境方面看﹐這一改革是從形成所謂“雙軌制”﹙即國家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的並存狀態﹐前者主要集中在生產資料和生產原材料﹣﹣包括完成計劃生產指標後剩餘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原材料﹣﹣的價格﹐後者主要集中在消費品的價格﹚開始﹐而這兩種價格的同時運作恰好為腐敗和官倒﹙即官員或官方機構利用價格體制進行的投機倒把活動﹚提供了契機﹔從企業改革方面看﹐承包制與政企分離相並而行﹐但後一方面在政治體制未動之前很難真正實施。實際的情況是﹕政企分離成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實際分離﹐在這一含混的權力過渡中﹐大量國家資產“合法地”和非法地轉化為少數人的經濟利益。許多經濟學家將一九八八年稱之為“承包年”﹐因為承包制從企業承包擴展到外貿承包､部門承包､財政承包等等﹐這一“承包”過程使得企業､地方和部門獲得了更為獨立的利益﹐但也激化了由價格“雙軌制”產生的矛盾﹕地方和利益群體通過權力的運作和各種其他途徑將計劃內的產品推向計劃外﹙即市場﹚﹐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社會分配方面的嚴重不均衡。(12)在承包過程中﹐常見的腐敗形式是偷稅漏稅､收受回扣､濫用公款､以權換錢﹙如利用發包權收取賄賂﹚等。改革以來﹐集團購買力持續上升﹐獎金的增長數額不斷擴大﹐造成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而中央政府缺乏足夠的用以調控的財政資源。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間﹐政府大張旗鼓地宣佈要價格闖關﹐即逐漸取消計劃價格﹐轉向市場價格﹐但隨即引起搶購風潮和社會不穩定。在隨後的一段時期裏﹐政府不得不轉向此前已經開始的加強國家調控的政策﹐從而反過來引起了國家與它自己的創造物﹣﹣地方和部門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13) 這一階段的改革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時﹐產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它們從不同方面反映了新的不平等的社會條件。這些因素是一九八九年社會動員得以實現的基本動因﹕第一﹐“雙軌制”和權力的市場化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謀取雙重差價而暴富的“尋租”行為﹐據學者的研究﹐在一九八八年﹐這種雙重體制下的雙重價格差額﹙即“租金”﹚高達3569億元﹐約佔當年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14)實質上是通過權錢交易將國民所有的資產轉入“尋租者”的腰包。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的形成﹙這是一九九O年代制度性的腐敗的主要根源﹚與這一過程密切相關﹐地方國家與中央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也因此尖銳化了。第二﹐城市各階層的收入開始嚴重分化﹐工人階級的“鐵飯碗”面臨危機﹐收入下降﹐下崗和失業雖未成為像今天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作為一種跡象已經為國有企業的工人所感知﹔第三﹐由於調整稅收結構和權力市場化等因素的出現﹐經商階層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原有的城市個體工商業者的利益有所縮減﹔第四﹐住房､醫療､工資和其他社會福利改革沒有大幅度的推進﹐通貨膨脹危及社會安全感﹐這些因素不僅造成了工薪階層的不滿﹐而且也對許多國家公務員﹙官員﹚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影響﹙尤其是普通國家公務員與其它階層的收入差距､介入市場活動的國家公務員與其它國家公務員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15)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基本上是一個以城市為基地的社會運動﹐它與一九八四年開始的被稱之為“城市改革”階段的市場擴張的歷史有著內在的聯繫。但我們不應遺忘這一運動的另一背景條件﹕城市改革的推進與農村改革的裹足不前﹙集中表現在價格體制､戶口體制､勞保體制､生態問題﹐以及基層社會組織問題等方面﹚導致了城鄉差別的再度擴大。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間﹐農民階層收入已經開始下降﹐但農村社會尚未如九十年代那樣捲入市場過程及其危機﹐城市社會中的流動人口也沒有達到今天的規模。這一階層沒有直接捲入當時的社會運動。 一九八O年代的政治穩定建立在國家對於社會的強大的控制能力之上﹐但這種控制能力不能簡化為單純由國家實施的強力控制。在這個時期﹐國家推動經濟改革､知識分子階層直接參與改革並提供改革的意識形態､社會基層﹙尤其是農民階層﹚直接感受到了改革的好處﹐這三個方面的互動為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但是﹐一九八九年前後出現了新情況﹕國家內部出現了利益對抗﹐如不同部門､不同階層､不同權力中心､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矛盾﹔國家的內部分化引發了知識分子的內部分化﹕一方面﹐直接參與改革政策制定過程和意識形態宣傳的知識分子事實上一直是內在於國家體制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國家內部的分化有著高度的敏感﹐(16)另一方面﹐國家內部的分化也包含著國家職能的轉變和社會分工體系的改變﹐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的就業取向和社會態度發生了重要改變﹔城市社會階層直接感受到了他們在改革過程中可能失去的利益﹐從而不再簡單相信改革的神話﹙雖然對於改革仍持基本肯定的態度﹚﹔由於城市改革的展開和城鄉關繫的再度改變﹐農村社會正在開始出現新的危機。上述這些方面構成了一種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不僅是保留著計劃經濟的若干因素的國家的合法性危機﹐而且是正在向市場社會過渡的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人們質疑的不僅是計劃經濟的後果﹐而且是在改革的名義下進行的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國家代表誰的利益進行再分配﹖﹚和分配過程的程序合法性﹙根據什麼﹐以何種程序實施行政管理和監督﹐是否合法﹐等等﹚。 上述情況是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和社會動員的基本社會條件。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的基本訴求是落實政治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社自由和實行法制﹙相對於所謂“人治”﹚等憲法權利﹐以及要求國家承認運動的合法性﹙作為愛國學生運動﹚﹔而社會各階層支持這些訴求﹐但賦予這些訴求以更為具體的社會內含﹐即反對腐敗､反對官倒､反對太子黨﹙特權階級﹚､穩定物價､還我洋浦﹙海南島﹚､要求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需要正視的問題是﹕一九八九年的社會動員批判了傳統體制﹐但它面對的已經不是過去的國家﹐而是推動改革的國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場社會轉變中的國家及其政策後果。我在這裏作出這一區分﹙即過去的國家和推動改革的國家﹚並不是否定推動改革的國家與過去的國家之間的連續性﹐而是指出國家職能及其社會條件的轉變。實際的情況是﹕推動市場改革和社會轉變的國家依賴著過去的國家的政治遺產和意識形態的統治方式。過去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和收益分配方面重視平等﹐但它以強制的和計劃的方式保護了制度性的不平等﹐在改革條件下﹐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轉化為階級和階層的收入差別﹐從而促成了社會分化。因此﹐兩個國家的區分僅僅是暫時的。作為一種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它包含了對於不平等的市場擴張的自發的反抗﹐包含了對於推動改革過程的國家的批判﹐而作為一種社會抗議運動﹐它又是對於過去的國家及其統治模式的反抗。(17)然而﹐正如上述關於國家的區分並不意味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國家一樣﹐社會抗議運動也是一個包含著複雜成份的社會運動。 在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複雜情況是﹕參與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階層也包括了一些利益群體﹐它們在一九八O年代以放權讓利為特徵的改革過程中獲得了廣氾的好處﹐出於對正在到來的調整政策的不滿﹐這些利益群體試圖通過將自己的訴求注入社會運動﹐推動國家進行更為激進的私有化改革。這一群體不僅是改革時代的產物﹐而且也是改革時代權力與市場的交換關繫的直接表達﹐從而它們的訴求是在上層國家與社會運動之間展開的﹕它們利用注入資金､遊說上層､在國家與運動之間遞送消息﹐從而達到利用社會運動迫使國家內部的權力架構按照有利於自身階層或自身集團利益的方向轉變。這一現象同樣發生在與國家權力存在密切關繫的某些知識分子方面。一九八九年國家的內部分化與國家本身的利益集團化存在著密切的關繫。在中國的語境中﹐今天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開始萌發﹐它的核心內容是將放權讓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進化﹐在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進自發私有化進程﹐並通過立法程序將這一人為製造的階級和利益分化過程合法化。 因此﹐“新自由主義”﹙亦即“新保守主義”﹚體現的主要是在國家的利益集團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集團的利益關繫﹐它的若干原則已經經由行政權力的和經濟權力的網絡內化為國家的改革政策。這一市場激進主義在國家合法性出現危機的時刻表現為“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即利用國家權威和精英推動激進的市場擴張﹚﹐在另一些人那裏則又以“新自由主義”的方式出現。這裏的確存在著某種轉變或者說權力或權威的轉移﹕在全球化浪潮中﹐“新自由主義”認為可以利用跨國資本和國內資本的力量重構中國的社會和市場﹐他們意識到了國家在全球化浪潮和國內市場擴張中扮演的某種保護､遏制和調節的角色﹐從而不再單純地將市場擴張的動力寄託在國家身上﹐這就是“新權威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相互糾纏的歷史秘密。在這個意義上﹐“新自由主義”與國家的某些矛盾完全不同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前期的自由主義與國家的關繫﹐它是新的利益關繫的產物。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中央國家與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之間在有關改革道路問題上和利益關繫上時有衝突﹙它也反映在有關改革與調整的從未停止的政策性辯論之中﹚﹐加之全球化條件下中央國家､地方國家､利益集團與跨國資本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關繫﹐“新自由主義”得以經常假借“民間”､“社會”和“市場”的名義﹐一方面能夠影響國家的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卻又在海外媒體﹙尤其是港台和美國媒體﹚中扮演反對“計劃經濟”､“共產主義”或“專制主義”國家的角色。“新自由主義”的中國版本與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矛盾至多反映了國家實踐的內在矛盾﹐它在各種場合把自己塑造成為“對抗者”的形象﹐但這並不證明這一市場意識形態與國家實踐之間的關繫是對立的關繫﹐恰恰相反﹐它們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相互依存關繫。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全球性的統治意識形態在中國語境中的曖昧性和雙重性。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新自由主義”假借的名目的否定不應被理解為對於“民間”､“社會”和“市場”的否定﹐恰恰相反﹐毋寧是對反市場､反社會和反民間的壟斷關繫的否定。18 在上述意義上﹐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危機正在轉化為新的壟斷性的市場關繫的危機。一九八九年的社會矛盾不應被歸結為國家推動改革而社會各階層反對改革的情形﹐恰恰相反﹐在舊體制衰落的條件下﹐人們要求的是深化改革。問題的癥結在於要什麼樣的改革。無論是學生､知識分子還是其他參與社會運動的各階層均支持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和民主的訴求﹐但他們對於改革的期待和理解､他們在改革過程中的利益關繫千差萬別。從一個更為廣氾的或綜合的視野來觀察﹐廣大民眾所期待的改革､所理想的民主和法制不僅是一套程序性的政治構架和法律條文﹐而且也是通過重構政治和法律構架保障社會公正和經濟生活的民主化。人們要求的是在民主的和公正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改革﹐而不是所謂絕對的平等訴求或道德理想主義。這一訴求與正在形成和擴大之中的利益集團的激進私有化改革訴求存在著根本性的衝突﹐雖然這一衝突在當時並沒有充分地被理解。上述複雜的條件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改革過程中的有些受益階層也參與了社會運動﹐為什麼甚至連許多國家機構和國家官員也走上了長安街﹐參與了社會各階層的示威和抗議。在這個意義上﹐用改革與反改革是難以說明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特點的。 從上述分析﹐我們大致可以說﹐形成一九八九年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因素包括了民主和自由的價值﹐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平等觀念﹐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這一特定時刻轉化為一種批判性的動員力量。就社會各階層廣氾參與而言﹐後一方面構成了一個極易於忘卻又極為重要的方面﹐它深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我看來﹐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意義是多重的﹐它是對舊時代的告別﹐也是對新時代的內在的社會矛盾的抗議﹔它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對民主與自由的呼籲﹐也是﹙工人和其他市民階層﹚對社會平等和公正的一種訴求。這一多重的姿態為運動的民主訴求作出了意義廣氾的詮釋。然而﹐由於冷戰的意識形態﹐由於國家暴力及其引發的合法性危機﹐由於學生和知識分子運動對於上述歷史過程缺乏深刻的理解﹐由於這一運動的最為保守的方面﹙即在私有化過程中憑借權力轉移而產生的利益群體﹚與“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之間的共謀關繫﹐在世界范圍內﹐對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作出的解釋﹐恰恰朝著有利於那些主張激進私有化的利益群體的方向發展﹐這個群體以真正的“激進改革者”的身份掩蓋了它與國家權力和某些利益集團的錯綜複雜的關繫﹐掩蓋了在這一過程中的真實的利益關繫﹐在全世界面前將自己展現為通向世界市場和民主的進步力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了震動世界的天安門事件﹐並隨之引發了東歐和蘇聯的瓦解。冷戰結束﹐“歷史終結”。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動蕩暴露了社會解體的徵兆﹐而國家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將穩定作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為國家暴力機器被理解為維持穩定的唯一力量﹐最終掩蓋了改革以來逐漸形成的實質性的國家合法性危機。在這一環境中﹐人們對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關注集中在“六˙四”事件､蘇東解體､冷戰結束之上﹐這一社會運動得以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基本訴求反而被放到了一邊﹐從而這一運動內含的歷史可能性也隨著運動的失敗而消失了。如前所述﹐一九八九年社會動員起源於社會各階層對於放權讓利的不平等過程的抗議﹐起源於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對於中央政府的調整政策的不滿﹐起源於國家內部的分化﹐還起源於社會各階層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互動關繫。以一九八九年的媒體為例﹐我們不妨追問﹕為什麼各階層的社會動員和民主訴求能夠滲入國家控制的媒體﹖我認為下述三個條件構成了關鍵性的因素﹕首先﹐政治集團之間的分歧､中央國家與地方國家的分化﹐使得媒體無法以單一的取向報導運動過程﹔﹙這同時說明﹕對於放權讓利過程的批評不是全盤性的批評﹐在傳統計劃體制失敗的背景之下﹐放權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問題是如何通過政策安排保障社會財產再分配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如何在社會民主的原則之下確保分權過程不致導向在另一層次發生的利益的重新集中﹚其次﹐社會動員的廣度使得國家無法以傳統方式對新聞進行控制﹔第三﹐運動的民主和平等訴求與國家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重疊關繫﹙否則我們很難解釋學生運動竟然以要求國家承認其為“愛國運動”為條件﹚﹐從而具有某種合法性。上述三個方面在社會運動與國家之間形成了某種不穩定的互動關繫。換言之﹐一九八九年五月間出現的短暫的新聞自由和公開討論是以國家､利益群體和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互動為基本條件的﹐它的瓦解也以上述社會力量的平衡的瓦解為前提。運動失敗的直接原因產生於國家對於運動的暴力鎮壓﹐而間接的原因則在於社會運動本身沒有能力建立民主的政治訴求與社會動員的平等訴求之間的橋樑﹐無法形成穩定的社會力量﹐從而無法將運動的直接目標與它的物質條件聯繫起來。在這一背景下﹐上述三個方面的互動條件過於脆弱﹐無法形成起碼的制度保障。但那一短暫過程同時提醒我們﹕民主進程恰恰存在於上述條件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如何以及通過何種力量將上述脆弱的互動關繫制度化。 如果把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置於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擴張的條件下進行觀察﹐這一運動的許多訴求與一九九九年十一﹣十二月間在西雅圖和二OOO年四﹣五月間在華盛頓發生的對於WTO和IMF的抗議具有內在的聯繫﹐因為它們針對的都是一整套關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安排﹙儘管以自由市場為名﹚。這類抗議運動的內容是紛雜的﹐包含各不相同的取向﹐但如果僅僅根據其中的個別因素而把這樣的抗議視為對於改革或自由交往的否定就錯了﹐因為它們的保護要求中內含著對於平等的､民主的改革和自由交往的渴望。這些運動是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與社會保護運動密切聯繫起來的歷史例證。沒有這種社會壓力就不存在重建社會保障制度的動力﹐也就不存在創造有關市場的民主制度的構想。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盛行一時的“歷史終結論”為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提供了一個最為明確的解釋﹐即西方社會體制的最終勝利﹐中國僅僅是一個尚未終結的歷史的孤零零的例證。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雙重意義被作了單向的理解﹐而在我看來﹐一旦這一單向的理解成為世界范圍內流傳的故事﹐一旦這一單向的理解變成了對於現成制度的優越性的確證﹐一旦抗議變成了頌歌﹐它的真正意義､它的批判潛力､它的歷史意味也就隨之消失了。有人說這是過渡時代的必然﹐但這一必然性解釋不但沒有觸及深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而且也賦予了一個悲劇性的進程以道德的合理性。伴隨著六月的槍聲﹐社會抗議和社會運動轉向了新的方向﹐人們也更願意按照這一新的事態觀察和理解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從無數的媒體有關運動的解釋到這一運動在海外的新的發展方式﹐都表達了這一強大的趨向﹕它們把一九八九年在中國發生的社會運動理解為“歷史的終結”過程中的一個例外﹐而從未意識到一九八九年在全球范圍內發生的巨大轉變同時意味著對於新的歷史關繫､新的壟斷和強制的批判和抗議。 對於那些“新自由主義”的反歷史詮釋﹐我在這裏不能不提及幾個嚴酷的､有時也是頗有諷刺意味的事實﹕ 第一﹐現代市場社會的形成不是自生自發的秩序﹐而是國家干預和暴力的結果。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國家繼續進行經濟調整和改革﹐由於暴力的威脅﹐社會對於上述危機的不滿被壓縮在極小的范圍內﹐一九八O年代後期兩次闖關不成的價格改革﹐恰恰在後一九八九的情境中完成了。我們可以將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的三年治理整頓時期﹐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經濟變化﹐概括為如下一些方面﹕貨幣政策成為主要的調控手段﹔大幅度調整外匯牌價﹐匯率接近統一﹐從而促進了出口﹐對外貿易形成了競爭和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雙軌制”的差價縮小﹔上海浦東地區全面開放﹐各地開發區紛紛上馬﹐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市場價格體系的形成和市場制度的完善化一方面是此前實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是國家調控和暴力的結果。一九八九年的暴力遏止了這一過程引起的社會動蕩﹐價格體制基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八年下半年被迫中止的價格改革恰恰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即“六˙四”過後的三個月開始全面實施﹐當時的調整主要集中於價格､匯率和利率。換言之﹐新的市場制度及其關鍵性的價格機制絕非所謂“自生自發的秩序”﹐而是政治干預或政治安排的結果﹐從而政治權力結構與市場關繫的互換關繫不能不轉化到新的經濟體制內部。例如﹐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各階層､群體和區域的收入差距全面擴大﹐新的貧困人口迅速增加。(19)這一歷史轉變使得國家的舊有意識形態﹙以平等為取向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它的實踐處於自相矛盾的境地﹐從而無法行使其意識形態的職能。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失敗同時伴隨著國家意識形態的失敗﹐這是理解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狀況的關鍵環節。一九八九年以後國家實行的所謂“兩手硬”策略實際上變成了專政手段﹙相對於以前的意識形態手段﹚與經濟改革的結合﹐正是在舊的國家意識形態喪失基本效能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才能取而代之成為一種新的統治意識形態﹐並為國家政策､國際關繫和媒體的價值取向提供基本的方向和合理性。 第二﹐作為一套政治安排﹐市場社會的形成不但沒有消解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所針對的那些歷史條件﹐反而將這些條件合法化了。由於一九八九年之後知識界對於這場運動的反思已經匯入了上述“歷史終結論”的大潮﹙當然不幸的是“歷史”在大陸尚未終結﹚﹐從而很少有人仔細地分析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和基本訴求。當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並重新推進市場改革的時候﹐得到地方利益群體､知識分子和海外輿論的普遍歡迎。在三年的經濟疲軟和政治壓抑之後﹐這一反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構成一九八九年社會動員的那些基本因素並沒有得到任何真正的解決。因此﹐一九九O年代發生的主要社會危機是與一九八九年以前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的﹐我們只要觀察一下腐敗､走私､分配不公､利益集團在公共決策中的影響､過度開發﹙如上海､海南等地的房地產﹚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社會福利體制的困境和環境危機等等社會問題﹐立刻可以看到這之間的內在聯繫﹐只不過規模更大､又由於“全球化”的影響而波及更為廣闊的范圍。如制度性腐敗與“雙軌制”沒有徹底消除密切相關﹐逃匯､集團性走私與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外貿系統的承包制有關﹐金融系統危機與房地產市場的投機及其它過度開發有關﹐國有企業狀況的惡化與上述各種市場環境的惡化﹙而不是完善化﹚有關。新一輪的金融改革和其他配套措施所引發的問題﹐也和當年“雙軌制”的問題極為相近﹐當然具體的內容和涉及的范圍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了。換言之﹐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針對的那些基本社會條件並沒有得到真正的緩解﹐相反﹐在許多方面﹐恰恰是深化了。有關失業､貧困､社會不公､通貨緊縮､下崗､農民工和農村資源等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作了探討﹐我沒有能力一一複述。我在這裏提及這些問題﹐是為了說明一九九O年代中國大陸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其與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政策的歷史聯繫﹐也是為了說明不平等的市場擴張如何促成了社會的分化､破壞了社會穩定的基礎﹐從而為集權和壟斷提供了理由和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一私有化過程與國家的某些矛盾從未掩蓋它與集權政治的共謀關繫﹐也從未掩蓋它與民主化的深刻矛盾。 第三﹐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是一個城市社會運動﹐它暴露了城市經濟改革的內在的矛盾和城市市場擴張過程造成的新的社會矛盾。人們通常將農村改革與城市改革作為兩個相互獨立的改革階段加以探討﹐卻很少關注這兩者之間的關繫。在一九八九年﹐運動的參與者沒有考慮過佔據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處境問題。但是﹐無論在一九八九年﹐還是在今天﹐這都是理解當代中國不平等的市場擴張的先決條件。城市改革於一九八四年啟動﹐而城鄉差別則從一九八五年起開始擴大﹐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農民收入基本停滯﹐城鄉收入差距恢復到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情況。(20)一九八O年代後期﹐農村人口外流的速度上升﹐人們通常將這一現象歸咎於中國人口與土地的嚴重矛盾﹐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我在此簡要地說明構成這一現象的幾個制度性原因﹕第一﹐城市改革的發展促進了基礎建設規模的擴大﹐開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這兩個方面產生了對於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其次﹐在城市改革的過程中﹐鄉村改革並未隨之深化﹐相反﹐城鄉兩種體制的基本結構沒有改變﹐從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加快了將農業人口拋入遷徙過程的速度和規模﹔第三﹐戶口制度的放鬆促進了遷徙的相對自由﹙農村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但並沒有在變動的歷史條件下形成新的制度和相應的勞動保護措施﹐因此﹐在通貨緊縮､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城市地區的地方政府大規模限制外來人口﹐再次形成身份性的歧視政策。農村勞動力的這種自由/不自由的曖昧狀況保障了勞動力的供應﹐同時又限制了人口遷徙對城市社會的壓力﹐這是當代中國“不平等的發展”的基本前提。下面這個例子典型地說明瞭塑造城鄉關繫的制度性條件﹕一九九三年﹐由於國家再度提高糧價﹐以及鄉鎮企業和外出務工人口增長等因素﹐農業收入有所增長﹐但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間﹙尤其是金融風暴之後﹚﹐鄉鎮企業效益遞減﹐城市勞動力出現了大量剩餘﹐外出務工人口和一些鄉鎮企業的工人出現回流現象。在許多地區﹐由於遷徙和過度開發﹐農村的原有結構已經難以恢復。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悖論和困境﹕一方面﹐在耕地面積縮減的情境中﹐農業人口較之一九七八年反而高出了七千八百餘萬人﹐另一方面﹐由於缺乏勞動保護及戶口制度的限制﹐農民工不得不隨城市經濟的起落而制度性地來回遷徙。中國大陸目前有十分之一的龐大人口處於跨省流動之中﹐如果加上省內流動人口﹐這個數字還要更大。(21)我們需要在上述背景下理解一九九O年代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和新的貧困問題的動因。城市改革與農村改革的不同取向集中表現在平等問題上﹐用農村問題專家的話說﹐今日中國農村危機的主要癥結就在“城鄉分治﹐一國兩策”。(22)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市場擴張和經濟發展的前提﹐它對城鄉社會結構的變化已經產生了並且還將繼續產生極為重要的､難以預計的影響。 農村問題並不是一九八九年社會危機的直接動因。但是﹐當代農村危機是在“後一九八九”的條件下﹣﹣即城市市場擴張的條件下﹣﹣深化的。中國農村危機不僅說明瞭勞動自由契約與社會平等之間的內在的､相互依存的聯繫﹙而不是對立﹚﹐而且也解釋了許多農村地區面臨的深刻危機﹕不平等的市場擴張通過將農民和土地轉化為半自由的商品﹐從而瓦解了鄉村社會的社會組織和自我修複能力。中國的鄉村危機是不平等的發展的典型例證。(23)因此﹐有必要提出下述問題﹕第一﹐農村勞動力及其保障機制是理解市場制度與勞動契約自由之間關繫的一個關鍵問題﹔第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種廣氾的制度安排﹐它必須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結構﹙而不單是戶口制度﹚為前提。勞動契約自由問題﹙我們可以移民自由為例﹚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它也被視為衡量當代世界的市場安排是否是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安排的主要標準之一。阿瑪蒂亞˙森曾經在“作為自由的發展”的理論框架中指出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即一方面要將勞動從各種形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其進入開放的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這一過程並不排斥對社會支持､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預政策的利用。在生產和消費跨國化的時代﹐這一表述不僅可以擴展和發揮﹐而且也需要加以反思﹕首先﹐勞動契約自由不僅需要在民族國家內部實現﹐而且需要在全球經濟關繫中實施﹔其次﹐資本主義市場擴張的關鍵動力之一是勞動力的自由與不自由的並存﹐從而需要研究的是這一自由/不自由的狀況與社會發展的關繫﹔再次﹐市場制度的擴張意味著交易活動及其價值滲入一切生活領域﹐它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如社區及其價值﹚﹐將其它社群﹙如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貶低為低級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僅僅在勞動契約自由的意義上談論發展而不是考慮發展與各社會條件的關繫﹐就有可能導致社會解體。因此﹐必須在捍衛勞動契約自由與制度性的社會平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發展問題之間建立牢固的聯繫﹐也必須將農村問題的探討與城市問題的探討聯繫起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預涉及了市場制度的必要條件﹐而如何限制這一制度擴展所導致的對於自然､傳統､風俗､禮儀和其它生活方式和價值的破壞﹐則是今天研究發展問題的重大課題﹐也是將“自由”的價值從種種強制的關繫中､尤其是從單一的經濟關繫中解放出來並置於更為廣氾的視野內的必要步驟。從更為激進的視野來看﹐勞動契約自由﹙即以私人勞動合同形式出現的交換關繫﹚以榨取私人創造的有效剩餘價值來替代政治性依附或強制性的身份制度﹐這一歷史進步本身並不能取代對於市場契約關繫的再思考﹙試想在中國沿海出現的以契約形式出現的奴隸勞工的狀況﹚。換言之﹐勞動自由契約是當代社會的眾多課題之一﹐但不應被設定為社會的最終目標。生命與自由的權利應該比財產權和契約關繫具有更高的憲法地位。 第四﹐中國當代改革不僅呼應了國際社會的歷史形勢的變遷﹐而且也是國家積極調整對外政策的結果。改革與開放是一個銅幣的兩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開放概念可能導致一個重要誤解﹐以為此前的中國大陸是一個完全閉關自守的社會﹐在這裏有必要對冷戰的格局及其動因與清代曾經奉行的閉關政策作出基本的區分。首先﹐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關繫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有著密切的關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的冷戰局面和熱戰局面為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提供了特別重要的背景﹕一九五O年代發生的朝鮮戰爭､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一九六O年代美國支持的印尼軍事政變及隨後出現的排華浪潮､越南和印度支那戰爭﹐等等﹣﹣所有這一切將亞洲地區分割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和地緣政治的考慮﹐中國轉向了蘇聯､東歐和其它亞洲國家尋求盟友。其次﹐直至一九五O年代末期中蘇關繫出現危機﹐中國與蘇聯､東歐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同盟關繫﹔在中蘇分裂之後﹐中國繼續奉行它在萬隆會議之後形成的對外政策﹐著力發展它與第三世界國家及不結盟運動的廣氾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繫。在一九七二年﹐中國大陸政府代表中國重返聯合國﹐這一結果是在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小國的推動下完成的﹐從而表明萬隆會議以後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在國際上獲得了重大的成功﹐也在國內贏得了民眾的廣氾的歡迎。開放政策開始於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陸與絕大多數國家建交也是在這一時期。面向西方的開放政策的主要動力是調整中國在東西方關繫中的戰略地位﹐以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侵略威脅。 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政府逐步放棄了聯合第三世界和不結盟運動的外交路線。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有了長足的發展﹐尤其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日益深入的貿易交往關繫。但是﹐這一關繫的形成不是沒有條件的。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間發生了對越南的戰爭。這是一場與一九四九年以來發生的所有戰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戰爭及中蘇戰爭﹣﹣截然不同的戰爭。戰爭的直接動因較為複雜﹐如越南在一九七五年統一後軍事力量大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越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簽訂､蘇聯與越南從南北兩面對中國形成了戰略威脅､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軍發動“閃電戰”侵佔柬埔寨﹐等等。但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這就是以此為契機﹐中美關繫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兩國在對抗蘇聯及其盟友方面的同盟性質開始出現。在中國政府宣佈對越戰爭的同時﹐中美兩國公佈了即將建交的公報。從這一時刻開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奉行的國際路線逐漸地淡出歷史舞台﹐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從一種單向的開放轉向了另一種單向的開放﹐即朝向西方﹙也包括日本和其它發達地區﹚的開放。沒有什麼比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約﹙美國﹚飛機對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後的國際反應更能說明問題的了﹕在聯合國討論轟炸問題的緊急會議中﹐不僅西方聯盟站在一邊﹐而且第三世界和中國的傳統盟友也不願意作出基本的聲援。 一九八O年代的開放政策具有從過去的束縛和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中擺脫出來的解放作用﹐因而得到了全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廣氾歡迎。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及其成就﹐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持有積極的評價和歡迎態度。但是﹐作為一種歷史分析﹐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一過程留下的極為深刻和複雜的歷史印記和後果﹐因為它暴露了國家意識形態創造的世界圖景的片面性。對於文化大革命之後成長的一代人﹐主導的知識就是關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知識﹙而且正如過去一樣﹐是另一種片面的知識﹚。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南歐﹐這些曾經為我們所熟知的社會及其文化現在幾乎完全在流行知識的視野之外。在一九八O年代有關越南戰爭的思想反思和文學創作中﹐佔據絕對支配地位的不是對於戰爭和新的國際關繫的思考﹐而是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至譴責“文革”成為這一反思的道德合理性的全部支柱。這是以否定“文革”為由捍衛支配性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政策的一個明顯例證﹐這一方式從此盛行不衰﹕一切針對當代的批評均可視為對“文革”的回歸﹐因此不具有任何合理性。從一九八O年代至一九九O年代的前期﹐儘管已經經歷了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空間仍然束縛在民族國家現代化的框架之中﹐缺乏起碼的國際性視野﹐從而民族主義､民族問題､全球化等問題均無法置於民主問題的範疇中進行思考。這一思想狀況清楚地說明瞭為什麼一九八九年運動失敗後人們找不到任何批判性的資源來思考這一運動的動力和失敗的原因﹐為什麼人們只是從美國､西歐､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即發達資本主義地區﹚的歷史經驗出發來理解全球化和市場經驗﹐而從未觸及這一經驗的另一面﹣﹣印度､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的困境﹐為什麼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在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菲律賓的民主運動和韓國的學生運動而歡呼的時候卻沒有能力理解這些運動發生的各自不同的社會條件和具體目標。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一九九O年代以反思現代性為契機的研究和討論展開了新的歷史視野﹐從而具有極為廣氾的影響和解放作用。 2﹐一九九O年代的三個思想階段及其主要問題 a. 1989-1993﹕關於“激進主義”的反思 如果將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與它得以發生的歷史條件聯繫起來﹐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一運動的民主自由的訴求為什麼與社會平等訴求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也可以清晰地觀察到這一社會運動本身提出的廣氾的民主理解對於當代生活的尖銳的批判性。從這樣的視野回過頭來觀察一九九O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多次討論﹐尤其是對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理解﹐我不能不感到有關運動的詮釋遠沒有運動本身提供的內容豐富和深刻。為了分析的方便﹐我把一九八九年至今的討論區分為三個相互聯繫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這一階段主要是從各個不同方面總結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形成的共識是對激進主義的批評。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失敗引起了中國社會巨大的心理震動﹐知識界不得不面對嚴峻的歷史局面﹐反思社會運動失敗的原因。在這個反思過程中﹐知識分子與學生運動之間的分歧逐漸地呈現出來﹕許多知識分子認為運動的失敗起源於學生運動的激進性質及其對於民主的膚淺理解。這一對“激進主義”的思考與一九八O年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及其思想運動存在密切的關繫。從前一方面看﹐一九八O年代的知識分子包含了許多階層﹐其中的上層人物在改革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不但直接參與了改革的意識形態的塑造﹐而且也直接參與了各個層次的國家改革計劃的制定﹐進而與國家內部的各種政治和利益集團具有密切的關繫。在長期的共同工作中﹐這些知識分子認為只要國家內部的改革派獲得了權力﹐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因此﹐他們一方面將賭注押在國家內部矛盾向著有利於“改革”的方面發展﹐另一方面擔心學生運動的激進化打破國家改革的漸進結構﹐從而導致保守力量的重登舞台。從後一方面看﹐許多知識分子把一九八O年代新啟蒙思潮已經開始的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反思帶入了對於一九八九年的思考﹐從而在近代革命運動與他們在道義上支持的新社會運動之間建立了聯繫。因此﹐這一對於激進主義的批評迅速發展成為對於整個現代中國歷史中的革命和改革運動的思考﹕激進主義被視為近代社會主義運動､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特徵。有位著名的學者論證說﹐中國從辛亥革命起即走上了激進主義的道路﹐值得肯定的是戊戌變法和新政改革﹔另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批評“五四”以降重視科學､民主﹐而忘卻了根本的問題是自由和秩序。(24)如果將上述理論和歷史思考視為對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政治策略的反思﹐視為對於民主理論本身的探討﹐即使在今天﹐我也並不認為是完全無據的論斷。然而﹐這類分析建立在一種反歷史的視野之中﹐它們沒有觸及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及其激進化的動因﹐甚至將對運動的策略性分析混同於歷史思考﹐從而為新保守主義﹙亦即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敘述奠定了前提。在社會嚴重分化的情境中﹐“反思激進主義”成為一九九O年代前期部分知識分子的最為重要的､決定性的論題。到一九九八年﹐這一思想在一些人那裏已經轉化為對於戊戌以降的中國歷史的更為系統的論證和當代民主的理論設計﹐其核心觀點是﹕從戊戌時代的變法改革開始﹐康有為､梁啟超就錯誤地選擇了激進主義﹐只有那些地方大員推動的改革才是漸進的､卓有成效的改革﹔(25)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義下﹐反對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試圖通過間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26)意味深長的是﹐最近幾年來﹐“新自由主義者”將一九八O年代政治改革的激進方案修改為以確立私有產權為中心的“修憲運動”﹐它的實質是通過立法過程將不合理的分配關繫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將對公共資產的非法剝奪合法化。從這樣的歷史觀點出發﹐對於社會平等與民主的關繫的否定已經是必然的了。 “反思激進主義”並不是統一的潮流﹐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關學術史的討論主要針對的是一九八O年代的學術風氣﹐並不具有一套完整的保守主義理論作為背景。因此﹐對於這一學術傾向的批評並不妨礙批評者轉向政治哲學上的保守主義。(27)所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本上是由激進市場主義､新保守主義以及新權威主義等各個方面共同構成的﹕在穩定條件下要求將放權讓利的過程激進化､在動蕩的條件下以權威保護市場過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國家全面退出﹐這就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點。一九八九年﹐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譯為中文﹐保守主義的政治理論與知識界對於激進主義的反思相互激蕩﹐新權威主義也乘勢而起﹐在這一背景下﹐儘管在心理上和意識形態上接受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但由於在歷史敘述上將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基本問題歸因於近代革命和改革的激進主義﹐從而實際上構成了對於一九八O年代思想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較為激進的和西方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的批判。以自由主義為名義﹐以保守主義﹙在有些人那裏則直接體現為新權威主義﹚為內核﹐成為這一時期“自由主義”討論的核心。一九八九年之後﹐蘇格蘭自由主義的中國版本實際上不過是新保守主義的中國版本而已﹐它熱衷於解構激進主義的中國革命﹐批判社會運動的激進性質﹐卻沒有對構成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根本動因進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從而不可能對中國的民主以至世界范圍內的民主作出貢獻。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集中於學生運動的策略､時機和道德水平﹐沒有真正深入地思考一九八九年如此廣氾的社會運動得以發生的社會條件﹐卻在反思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下﹐寬宥了腐敗等制度性的現象﹐放棄了通過社會運動､民主建設與制度改革的互動推進民主進程的機會。 正由於此﹐在經過三年的經濟調整時期之後﹐一九九二年﹐當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改革之時﹐知識界除了歡迎這一新的動向之外沒有作出任何新的建設性的分析。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歡迎這一動向﹐因為新的改革意味著放權讓利﹐調整時期出現的中央調控與地方利益關繫的矛盾可以得以緩解﹔知識分子歡迎這一動向﹐因為他們相信只要進行改革﹐形成市場經濟﹐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就會逐漸到來﹔海外輿論歡迎這一動向﹐因為中國重新走向“歷史終結”這一既定目標。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提出的基本問題被擱置到了一邊。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由於價格問題隨著三年調整時期和暴力過程而解決﹐也由於東南地區鄉鎮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市場條件相對完善﹐經濟增長迅速﹐但許多結構性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國有企業負擔過重及其改革問題﹐農業發展問題﹐以及隨之到來的失業和新的消費主義問題﹐等等。相反﹐一九九二年之後﹐價格機制的形成､地方自主性的增強等某些積極因素並沒有伴隨相應的民主監督機制的建立﹐也沒有在國家企業的改造中引入真正的創新機制﹐因而這一過程成為制度性的腐敗､大規模走私､金融環境惡化和製造貧困人口的溫床。“南巡”的直接成果是大量開發區的出現和期貨市場､證券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開放﹐這些因素構成了當代中國新富人階級出現和制度性腐敗的政策前提和市場條件﹐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國內的和國際的﹚合二而一的歷史條件。這是一個在不平等條件下重新製造社會分化和階級分化的過程﹐並孕育著長遠的社會危機。(28)然而﹐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國知識界的相關討論無法觸及這類問題﹐在壓抑的三年過後﹐人們終於從市場化過程中看到了一點希望。這一希望是太難得了﹐以至進行了三年的有關激進主義的討論並沒有考慮這一過程是否也包含了激進的問題﹐沒有考慮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得以發生的那些社會條件是否在這一過程中深化和發展了。我想指出的是﹕正是這一類的討論為一九九O年代後期的“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敘述的前提和歷史的合理性。 我對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並不持全面否定的態度。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群體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也沒有能夠針對上述複雜的歷史過程進行自覺的理論批判和政治實踐。這一文化狀況解釋了為什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內含的平等訴求與民主訴求的內在聯繫始終束縛在自發的範疇內﹐也解釋了為什麼無論在當時還是其後知識界的討論從未將學生的政治訴求與廣氾的社會動員在理論上關聯起來。這裏隱含的最大問題在於﹕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概念均掩蓋了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真正性質和社會條件。在上述背景下﹐一九八九年運動失敗之後的歷史情境之中﹐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展開了有關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思考﹐他們對於中國學術傳統和思想傳統的整理和研究﹐為稍後展開的反思現代性的思想實踐提供了一定的資源。(29)這一反思過程包含了對於現代歷史的嚴肅思考､對於試圖照搬西方模式進行激進改革的認真反思､對於中國的歷史遺產及其當代意義的仔細探索､對於政治行動中的激進主義的某些後果的必要批評。一九九O年代關於改革道路的思考､對於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均與這一思考過程存在著密切的關繫。但是﹐由於受到前述思想邏輯的極大影響﹐這一探索未能對於現代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給出全面廣氾的分析。在我看來﹐一九九四年以降逐漸展開的知識界的分化正是直接參與了這一過程的知識分子進行自我反思的結果。(30) b. 1993-1997﹕市場主義､私有化方案及其批判 第二階段主要是從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它的起點是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而終點則是一九九七年發生的､被稱為亞洲金融風暴的經濟危機﹐這一階段出現了多種知識界的討論﹐很難說達成了明確的共識。知識界的分歧尖銳化。為了理解這一時期的思想狀況﹐我在此扼要地說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及其相關爭論。第一﹐鄧小平南巡之後﹐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城市商業文化﹙特別是消費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以北京電視台和中央電視台及一些地方檯為主﹐先後推出了許多消費性的電視連續劇﹐出名的“王朔現象”和其它知識和藝術生產推動了所謂大眾文化的發展﹔第二﹐隨著經商大潮的湧起﹐部分知識分子､學者也轉入市場﹙稱之為“下海”﹚﹐制度內收入與制度外收入的差額急劇膨脹﹐從而導致了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危機﹔第三﹐鄉鎮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的危機和國家稅收的困難並存﹐以及東亞經濟模式的廣受重視﹐激發起了人們從不同方面探討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道路的可能性的興趣﹔第四﹐一九九三年在國際范圍內還有一些重要事件對於中國社會的心理､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理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就在這一年﹐中國政府為了擺脫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國際困境﹐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申辦二OOO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於此前的亞運會引起過嚴重的腐敗﹐知識分子大多對此持批評態度。但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於申請過程的政治干預﹐導致中國失去承辦奧運的機會﹐這一事件表現出的西方中心主義對於中國社會心理產生了刺激作用﹔也在這一年十月﹐俄國總統葉利欽命令武裝部隊轟擊和鎮壓選舉產生的合法的國會﹐這一在反對前共產主義分子的名義下的暴力和違憲行為不但暴露了俄羅斯改革､特別是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支持下進行的所謂“自發私有化過程”的極大危機﹐而且也反映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國家政策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的前後矛盾､極端自私和反民主的實質。美國對於這一暴力的支持與一九八九年對於中國的暴力的譴責形成了對比﹐對於那些以理想主義的目光看待西方社會的人､對於那些相信歷史已經終結､冷戰已成過去的人而言﹐俄羅斯十月事件的後果是意味深長的。幾乎與此同時﹐一九八九年之後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的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的長文﹐迅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和北京的《參考消息》翻譯轉載﹐引發社會的廣氾關注和思想界的討論。(31)上述幾項國際事件對於正在用儒家理想的大同觀念､啟蒙主義的“永久和平”或所謂“三百年來的共同道路”來解釋全球化的中國學者而言﹐不啻是一連串深沉的思想震蕩。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國知識界先後和並行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其中最為重要的討論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市場與市民社會的討論。(32)這一討論明顯地承續了前一時期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它包含兩個意義﹕在政治改革明顯受挫的情況下﹐只要市場改革能夠順利發展﹐國家機制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從而自發地導致民主﹔民主的真正基礎在於市民社會的形成﹐一旦市民社會形成﹐社會的分權形式也就產生了。我在這裏不能仔細地分析這一討論的理論背景﹐但值得指出的是﹕這一討論是一九八O年代有關政治變革討論的轉向﹐即從通過激進地改變政治架構來建立民主﹐到依賴市場過程､地方及部門利益集團的形成﹐以及宗族等傳統資源的開掘﹐最終獲得政治民主。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在發掘民間資源方面的工作並非一無足取﹐但作為對於激進主義反思的延伸﹐這一討論沒有仔細分析中國的市場與市民社會以及他們所期待的中產階級的形成機制﹐沒有分析新的利益群體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沒有分析這一經濟力量與國家的極為複雜的關繫﹐也沒有分析國家的內在的分化﹙中央與地方､國家的利益集團化､社會對於國家的滲透等等﹚﹐從而無從預見這一過程內含的嚴重危機﹐也無從分析一九八O年代逐漸累積的社會矛盾。 這裏的真正問題在於﹕在反思激進主義的前提下﹐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恰恰放過了國家與利益群體之間為對付社會運動而達成的新的聯盟。通過將“社會”置於國家範疇之外﹐這一概念及其想像將市場的自我運動看作是通向民主的自然過程﹐從而阻止了有關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從激進主義的反思﹐到市民社會的討論﹐知識界未能對運動過程及其民主因素進行總結。市民社會概念最初是以探討民主的可能性及其條件為目的的﹐但由於沒有清楚地區分規範式敘述與歷史進程之間的關繫﹐這一討論極易滑入一個理論的陷井﹐即將理論的訴求與實際的歷史進程等同起來﹐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場過程視為通達民主的自然進程。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緩解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經濟調整時期中央與地方﹙及部門利益集團﹚的緊張關繫﹐並通過利益的分化瓦解了普遍社會動員的可能性。因此﹐我將一九九O年代民主進程的頓足不前歸因於下述幾個方面﹕一﹐一九八九年剛剛出現的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之間的互動條件徹底瓦解了﹐社會各階層無法形成政治力量迫使國家調整利益關繫﹔二﹐國家以暴力形式解除了社會動員的壓力﹐但也無法以此為動力推動民主改革﹐形成對於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的民主監督機制﹔三﹐地方國家與中央國家通過市場過程達成了更為廣氾的聯盟﹐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不再需要社會壓力迫使中央國家進一步放權讓利﹐相反﹐它能夠以利益關繫為紐帶影響國家的公共決策。(33)在壟斷性的市場關繫中﹐普通勞動者反抗壟斷的價格和利益關繫﹐他們要求國家對於價格進行調節並對市場競爭給予保護﹐但國家卻再一次地成為壟斷的保護者。在這個意義上﹐一種有關政治民主的理論必須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前提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止國家與利益集團的二元聯盟﹐這是形成公平的市場的基本前提。因此﹐以普通公民的參與為核心的混合制度﹙即國家､精英與大眾的三層結構﹚的構想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34)“三層結構”的構想強調的是如何通過將民眾的訴求轉化為國家的意志﹐從而抑制新的貴族制度。這一政治構想與市民社會理論恰好形成了對照。我認為這一探討值得我們注意並進一步討論。在這裏﹐特別需要探討的是如何通過社會運動和制度創新之間的互動關繫形成民主的監督機制﹐從而不是一般地依賴國家監督新貴階層﹐而是通過各個不同層次的民主機制阻止國家擅權和地方集團的腐敗。在這個意義上﹐通過何種力量和何種方式在各個不同層次形成公共空間是極為重要的。在我看來﹐這一混合制度必須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之上﹐即普通公民通過社會運動､公共討論等形式在不同層次推進關於公共決策的公開討論。在這裏﹐社會運動與不同層次的公共空間的形成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中間環節﹐即公共討論和社會運動不僅發生在全國性的公共空間之中﹐而且也發生在各種地方性的公共空間之中﹐從而使得普通公民能夠在公共範疇中發現與他們日常生活安排密切相關的社會議題。(35)這是民主和自由的訴求獲得其具體內容的途徑﹐也是避免將民主和自由轉變為激進卻沒有實在內容的口號的重要方式。這一針對中國具體情境產生的構想與以擴大國家與市民之間的距離為預設的市民社會概念恰好相反﹐後者將社會民主理解為一個非政治化的自發過程﹐從而瓦解了社會動員與制度創新之間的積極的互動關繫。 第二﹐人文精神與後現代的討論。一九九四年﹐上海的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在《讀書》雜志發表系列對話﹐討論“人文精神”的失落問題。這是對於新的商業文化和市場過程的一個直覺的反應﹐它試圖在肯定這一過程的前提下探討現代化過程的道德和精神面向﹐捍衛知識分子的人文自覺。人文精神討論的參與者取向各不相同﹐從這一討論的主要發起者﹙如王曉明､張汝倫等人﹚的表述來看﹐我認為﹐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間的“人文精神”討論的部分內容是對市場擴張運動的一次本能的反抗﹐它重新提醒知識界在市場條件下不應放棄自己的批判使命。(36)但與有關市民社會和激進主義的討論一樣﹐人文精神的討論沒有深入分析一九八O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基本承續了一九八O年代新啟蒙思想的那些基本預設。與這一討論相互呼應的﹐是作家韓少功､張承志等人對於市場意識形態的批判和反抗﹐他們的若干洞見為人文精神的討論深入到大眾文化層面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橋樑。這一討論受到了幾乎在同一時期﹙或稍早一點﹚崛起的後現代批評的抨擊。(37)後現代批評同樣不是一個統一的理論群體﹐其中一些人通過解構現代性敘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當代社會進程自身﹐(38)但在一九九三﹣一九九五年間﹐後現代思潮的主流是把人文精神的討論視為精英主義的敘事﹐他們用解構的策略為商業和消費主義文化提供論證﹐顯示出全面擁抱市場的取向。在這個意義上﹐後現代的這一方面與一九八O年代新啟蒙運動的目標並無二致﹐即產生於革命與動蕩之中的國家。後現代批評與人文精神討論中都有部分知識分子觸及了中國改革過程的深刻危機﹐但這兩種不同的討論中也都包含了與市場主義者相似的樂觀主義。(39)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後現代批評家以及年歲稍長一些的論者對張承志作品《心靈史》的抨擊﹕沒有人關注這一著作涉及的內部民族關繫的歷史﹐卻將這一著作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遺產､特別是紅衛兵精神的象徵加以討伐。(40)這一例子深刻地暴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最為嚴重的思想危機﹕在如此關繫重大的問題上﹐批評者不僅沒有展開起碼的討論﹐甚至連問題究竟是什麼都完全忘卻了﹣﹣一切一切均存在於他們所理解的“文革”與“反文革”､“精英”與“反精英”､“世俗”與“反世俗”的關繫之中。“人文精神”的討論最終轉變為有關理想主義的辯論﹐從而放棄了對當代社會轉變及其內在矛盾的分析﹐這一點不能不說是論辯雙方共享的方式。 第三﹐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的討論。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間﹐《讀書》雜志及《天涯》雜志先後發表了數篇文章介紹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及美國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對於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新殖民的現實性和可能性給予尖銳的批評。(41)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從依附理論､全球體系理論出發來解釋全球關繫和文化理論的文章﹐為後一階段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檢討提供了線索。(42)這一人文思潮恰恰發生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文激發的有關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的討論之時﹐勢必攪合在一道形成激烈的辯論。對於那些堅信全球化和市場主義的人們而言﹐任何對於西方中心論的批評都是民族主義的﹐而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批評也的確在現實中呼應了由於上述各種事件激發起的各不相同的民族主義視野和大眾文化層面的民族主義﹙《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書的出版﹚。(43)這些討論與重新考慮傳統､本土資源和對現代性問題的理論反思相互激蕩﹐構成了對於一九八O年代以降主導性的啟蒙主義知識構架的系統質疑。(44)大多數有關後殖民主義的討論限於西方學術著作的介紹和發揮﹐討論本身沒有深入探討中國在殖民主義歷史中的位置､中國現代化過程與全球化之間的複雜的歷史關繫。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後殖民主義對於民族主義的解構﹐還是文明衝突論及其它歷史事件激發起的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研究﹐均未能對“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多樣的歷史現象﹙如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文化的民族主義和軍事的民族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和大眾的民族主義﹐等等﹚及其各不相同的歷史動力作出分析﹐沒有對全球化過程與民族主義的關繫給出清晰的解釋。討論在不同類型的“政治正確”之下宣告中止。但這一時期的相關討論對於中國知識界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和批判地理解民族主義問題有著積極的意義。 第四﹐關於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討論。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間﹐中國知識界的一些具有批判傾向的知識分子開始考慮社會公正問題﹐他們在俄國､東歐改革以及東南亞和中國鄉鎮企業的經驗背景下﹐從不同的方向展開問題。(45)這一討論與稍早﹙一九九二年﹚開始的有關國家能力的研究存在著某種呼應的關繫﹙我不是說取向一致﹚﹐但在理論框架上有著重要的區別。國家能力問題涉及了一九九O年代社會不平等的一個結構性動因﹐即中央國家與地方及部門利益集團的關繫問題。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間的討論中﹐“國家能力”問題的討論普遍地被視為帶有國家主義傾向的政策研究﹐從而大部分知識分子對於這一影響廣氾､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沒有作出正面的回應。(46)直到一九九七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出現之後﹐才有人在跨國主義的破壞性與內部社會保障機制的必要性的角度﹐重新討論“國家”的含義､思考民主與國家之間的關繫､討論國家的多重性､資本與國家的二元論的內在矛盾﹐等等。(47)國家問題的提出具有雙重背景﹕在一九九一年﹐國家或國家能力問題的提出主要指中央國家的能力﹐它針對的是以“放權讓利”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後果﹐而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國家問題的核心轉向了全球化過程中國家的作用和地位問題。但這兩者顯然具有內在的連續性。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的國家問題是一個最為敏感和複雜的理論問題﹕國家的必要性與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並存﹐國家能力的衰落與國家對基層社會和市場活動的過度干預﹙包括對於市場的行政分割﹚並存。在這一悖論式的歷史條件下探討國家問題﹐首先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民主問題。我認為在一九九三﹣一九九六年間發生的各項討論中﹐有關制度創新､理論創新的討論是較為深入的部分﹐因為它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觸及了一九八O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進程的真正危機﹐並積極地提出更為民主的改革方案。(48)這場討論的實質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拜物教﹐反對將權威主義的或外來強加的制度視為一個民族不可避免的命運﹐探討民主化的市場經濟方式。在這一討論中﹐現代社會的經濟和民主經驗被理解成是多元的﹐從而為按照特定的歷史需要進行選擇和創新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最為重要的是﹐它明確地批判了俄羅斯已經實行､中國正在推進的在權力控制下的自發私有化進程﹐揭露了這一市場經濟模式的反民主特徵﹐證明瞭目前實行的各種私有化方案與民主制之間的內在的矛盾﹐進而為普通民眾的直接參與､技術先進與技術後進者的聯盟﹐以及企業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這一理論思考把政治民主與經濟進程的民主化聯繫起來﹐不僅是對一九八O年代､甚至更早時期中國的歷史經驗的總結﹐而且也在理論的層面為民主改革找到了現實的動力﹐為深化而不是神話民主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然而﹐這些重要的洞見沒有引起真正的討論﹐幾乎剛剛開頭就被知識界自身給壓抑了﹐它的意義要到稍後的階段才能被逐漸理解。 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的討論開始把論述的重心從傳統的宏偉敘事轉移到當代中國和世界正在發生的轉變本身﹐為後一階段對於新自由主義更為系統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視野和現實資源。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是一九九O年代的重要思想解放力量﹐它把人們從歷史目的論和有關西方的幻覺中解放出來。一九九七年﹐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危機席捲亞洲地區﹐它被奇怪地命名為亞洲金融危機。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經濟學家和有些文化論者陶醉於儒教資本主義和東亞模式﹐對於這一危機的到來及其嚴重性完全缺乏反應的能力。全球性的危機本身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構成了尖銳的挑戰。如果說“人文精神”的討論是對這一進程的本能反抗﹐從而沒有真正解釋市場主義時代的內在矛盾﹐那麼﹐中國後現代主義思潮同樣在這一短暫的時期興起﹐又在這一短暫的時期喪失活力﹐它們沒有能夠提供人們認識和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的基本視野﹐卻與那些倡導激進私有化方案的人們一樣﹐將市場主義看作是解構舊時代的最佳良方﹐而從未意識到這一市場主義是一個更為巨大的宏偉敘事。後現代思潮分享了新自由主義的若干預設﹐它的解構主義姿態和某些解放作用與它所內含的保守性相互並存。我認為這一時期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發展是在批評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潮中產生的有關現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考﹐以及對於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思想探索。 c. 1997至今﹕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辯論 第三階段是一九九七年至今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爭論被有些人不恰當地稱之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從上述分析來看﹐我以為這場論爭的核心是有關“新自由主義”的論戰。“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名對社會進行有計劃的分割﹐從而也激發了一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理念揭示這一進程的強制性和虛偽性的努力。(49)有人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在《天涯》雜志的發表作為這一論爭的觸發點﹐但在我看來﹐它不過是以明確的和系統的方式將先前的討論擴展為對於現代中國歷史的重新理解﹐從而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歷史觀上的震動。一九八九年以來﹐“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權威主義﹙這幾者之間雖有矛盾﹐但在理論上卻分享了若干共同的前提﹐以至它們以批判“激進主義”和他們指控的“新左派”為前提達成聯盟﹚共同扭曲了一九八O年代的新啟蒙思潮的豐富而複雜的思想遺產﹐並聲稱“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才是一九八O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合法繼承者。在這一情境中﹐那些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評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首先對一九八O年代的思想遺產進行批判性的總結。(50)今天被“新自由主義者”視為敵人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其實正是一九八O年代思想遺產的批判的繼承者或繼承的批判者﹐他們力圖將一九八O年代的解放力量和另類思想從“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重新解放出來。通過對於各種各樣的社會和歷史問題的探討﹐批判的知識分子群體極大地拓展了思想和言論的空間﹐他們深信﹕沒有憲法保障的公共空間﹐沒有對於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的追求和奮鬥﹐也就沒有批判思想的生存空間和民主的可能性。在我看來﹐無論從哪種理論出發﹐任何將政治自由貶低為次要的或者虛假的論題的方式﹐都必須加以拒絕﹔與此同時﹐社會專制本身並不僅僅來源於國家權力﹐而且也來源於某些社會群體和知識群體及其運作機制。在這樣的複雜的歷史條件下﹐批判的知識分子需要在更為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對於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的專制主義和文化恐怖主義的持久鬥爭。(51)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討論還有一個值得提出的特點﹐這就是一種新的批評空間的出現﹕來自韓國､日本､美國､歐洲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以及台灣､香港的學者都在中國大陸的刊物上直接發表文章﹐參與了討論﹐而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參加了其它地區的討論。在這一空間中﹐有關中國問題的國際性的視野逐漸展現出來。 一九九七年以來進行的思想論戰事實上是由當代社會矛盾的尖銳化觸發的﹐以“亞洲”命名的金融風暴為此提供了一個廣闊的世界性的背景。在風暴過程中﹐韓國､香港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遭到嚴重挫傷﹐也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鄉鎮企業明顯衰退﹐中國經濟﹣﹣尤其是它的金融系統﹣﹣的內在矛盾也暴露無遺﹐但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中國沒有立刻遭到重創﹖在這一背景下﹐人們不得不嚴肅地面對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不得不認真地思考長期被奉為楷模的市場模式在中國當代進程中的意義﹐不得不冷靜地觀察在立法改革的民主化要求的表象下隱藏的將既定利益關繫合法化的嘗試﹣﹣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對於一九八O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那些思想前提的必要反思。正是在這一歷史視野中﹐“歷史終結論”的實際含義得到了徹底的揭露﹐民主命題的當代意義得到了理論的擴展。(52)一九九八年發生的科索沃戰爭､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WTO問題的爭執﹐以及在改革過程中進一步深化的失業､下崗､制度性的和日益國際化的腐敗﹙從走私到洗錢﹐從個別人的見利忘義到集團性的行為﹚､貧富分化､環境危機和其它社會矛盾﹐擊破了任何關於現代社會的天真幻想和理論幻覺。這一進程本身充分證明﹕全球化不再是一個外在於中國社會的問題﹐不再是我們要不要加入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內在的問題。政治權力與市場安排的關繫﹐新的社會貧困和不公的製造﹐舊的權力網絡與新的市場擴張的內在聯繫﹐在這裏觸發了重新思考近代和現代歷史的機會﹐觸發了重新創造性地理解社會主義遺產的討論。一九八九年深藏在社會運動內部的那些潛在的､不自覺的要素﹐現在逐漸地明朗化了。因此﹐一方面﹐以《讀書》雜志和《天涯》雜志為中心﹐出現了大量的有關經濟危機､發展主義､政治民主､全球化､社會平等､婦女問題､教育問題､戰爭與革命､“新自由主義”､殖民主義等觀點各異的公共討論和論辯﹔另一方面﹐隨著某些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有時也被直接表述為古典自由主義﹚經典的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以及一些自由主義者的著作和文章在朝向保守主義方向上的激進化﹐“新自由主義”顯然進入了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進行系統闡釋和宣傳的時期。 “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有關經濟的理論﹐也不僅是一種范圍廣氾的意識形態﹐而且是滲透到當代社會各個方面的支配力量。因此﹐對於“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批評展現為各個相互區別的方面。在過去二十年的歷史中﹐中國大陸的社會思想從未出現過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在我看來﹐這一現象表明瞭當代世界的那些支配關繫本身的裂痕和危機。也因為如此﹐在介紹這些批評之前﹐有必要作出幾點說明﹕首先﹐這些批評針對的論題極為廣氾﹐並不都直接針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批判﹐但它們涉及的社會關繫本身卻與“新自由主義”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繫。其次﹐這些批評並沒有統一的､一貫的邏輯﹐它們相互之間經常存在著重要歧異和矛盾﹐其中既有批判的自由主義的因素﹐也有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因素﹐既有國際主義的因素﹐也有民族主義的因素﹐既有傳統學術和文化的因素﹐也有後現代的因素﹐等等。因此﹐我們不能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視為統一的思想運動。第三﹐我的概述不可避免地集中於一些明確的討論和交鋒﹐無法深入說明在許多學科領域正在展開的學術研究﹐但這絕不意味著這類研究與此無關。最後﹐我在此扼要地分析這類討論與“新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的關繫方面﹐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本人認同所有這些討論以及所有作者提出的論點。我提供的是一個歷史分析。 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討論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自由主義傳統及其當代問題的討論。“新自由主義”以自由主義為名﹐但其核心是保守主義的政治理論和市場激進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新自由主義”不僅以專斷的方式排斥各種批判理論﹐而且對於自由主義內部的其它傳統如羅爾斯､德沃金等人的平等主義取向､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的有關討論也毫不寬容。在權力市場化的時代､在以私有化的名義瓜分公共資產的過程中﹐那種明確地將自由與平等､自由與民主､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反對“民主妨礙自由”的理論方式和論調是意味深長的。(53)即使對於哈耶克的理論﹐“新自由主義”也只是用之於“自由市場”的合法性論證﹐他們將解構一切社會傳統的激進的市場計劃等同於“自由”的觀念﹐從而絕不關心哈耶克理論內部有關歷史性的討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特點之一是否定市場過程與政治過程之間的密切關繫﹐以解構國家為名放棄對於市場化條件下民主問題的探索。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一九九七年起﹐一些學者對自由主義傳統進行重新疏理﹐從自由主義內部揭示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的實質。這類討論遍及托克維爾､柏林､阿倫特､哈耶克､哈貝馬斯､羅爾斯､泰勒等思想家﹐對於近代歐洲自由主義政治傳統及當代自由主義理論進行再詮釋﹐在分析其內在的困境的同時﹐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恢復和發展了自由主義內含的平等主義取向。是貴族的自由主義﹐還是平民的自由主義﹖是政治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的現代化理論﹖是真的尊重傳統﹐還是破壞一切社會關繫的市場激進主義﹖是自生自發的秩序﹐還是將社會人為地､有計劃地､強制性地分化為階級﹖對這類問題的追問將批判性的自由主義從“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喧囂中解放出來。這一方式從自由主義傳統內部顛覆了“新自由主義”的合理性﹐並在自由主義討論中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54)中國的自由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某些自由主義者通過揭露和分析現實的市場化過程與腐敗､壟斷的內在關繫﹐籲求社會公正﹐逐漸地將他們與“新自由主義”區別開來﹐以至在不同的情境中﹐這些學者偶爾也被命名為“新左派”或“民粹主義”。(55)這一語境推動了有關自由主義的理論思考和反思﹐某些較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立場﹐試圖在自由主義理論與其它理論之間進行積極的對話。(56)我認為“新自由主義”創造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二元論必須被打破﹐因為“新自由主義”無非是一種右翼思潮﹐它不僅與各種批判理論相對立﹐而且也與自由主義自身的許多訴求相對立。在這一情境中﹐從批判性的視野重新闡發､探討和反省自由主義不僅具有特殊的解構作用﹐而且也為批判的知識分子構思中國的民主方案提供了某些理論資源。 第二﹐對於歷史資本主義的理論探討和歷史分析。新自由主義把市場制度視為“自生自發秩序”､將自由貿易看成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法則､把利益最大化看作是市場時代唯一的倫理準則﹐這一理論的視野與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不斷深化的經濟危機､從未中止的腐敗和權力市場化過程構成了尖銳的對比。新自由主義用抽象的“市場”概念掩蓋了中國社會和當代世界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掩蓋了改革過程中的急劇的社會分化﹐掩蓋了這一社會經濟過程與政治的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場主義拜物教閹割平等的價值﹐在抽象的競爭和效率為幌子下﹐放棄對一個社會內部和全球范圍內形成的巨大的貧富差別､在自由貿易的名號下實行的對落後地區的掠奪性開發和貿易等現實進行批判性分析﹐從而掩蓋了這種不平等的結構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這一主義拒絕考慮市場規則的形成與普遍的民主參與和起碼的平等訴求之間的關繫﹐從而與通過權力瓜分國有資產､通過壟斷獲取超額利潤､通過權力與跨國資本或國內資本聯手霸佔市場資源的利益群體形成了一種共謀關繫。“新自由主義”自覺和不自覺地加強了壟斷和反市場的趨向。然而﹐僅僅在道德的層面譴責“新自由主義”是無力的﹐這也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科學的名義拒絕這類道德批評的主要理由。(57)在這一情境中﹐超越道德批評﹐從理論､歷史和現實層面回答“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預設成為迫切的要求。延續著前一時期關於全球關繫和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從一九九八年起﹐《讀書》雜志､《天涯》雜志和其它一些刊物陸續發表了若干有關歷史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探討﹐從理論､歷史和現實﹙尤其是金融危機﹚等方面極為有力地回擊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神話。在這一討論中﹐卡爾˙波拉尼､布羅代爾的理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在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或經濟史的批判視野中﹐批判的知識分子試圖重新檢討歷史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及其與當代經濟危機的聯繫﹐分析新自由主義有關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自然與社會､國家與社會的二元論﹐這些理論預設被展示為一種歷史的虛構和意識形態。這類研究為更為現實､也更為直接的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鋪平了道路。(58)上述討論突出了資本主義市場與權力､暴力､干預､壟斷之間的內在的聯繫﹐揭示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從未中止的連帶關繫﹐並對市場與資本主義在理論上作了必要的區分﹐不僅為設想一種平等的､共同參與的市場關繫和民主的政治架構提供了歷史的視野﹐而且也為反思傳統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與對歷史資本主義的分析直接相關的是有關WTO和發展主義的討論。這一討論最為集中地暴露了“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利益集團和跨國資本之間的內在聯繫。國家及其指導下的媒體對WTO談判進行了長時期的､一邊倒的宣傳﹐恰好與美國媒體的有關報道相互呼應。一些知識分子利用網絡和學術刊物對WTO問題進行了認真地研究﹐但幾乎所有對於WTO的批評意見均無法在公開的媒體出現﹐也從未有過真正的有關WTO的公開論辯。“新自由主義”把WTO視為“自由市場”計劃的偉大發展﹐認為這一計劃為中國鋪平了通向民主的道路。然而﹐這是涉及到上億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卻沒有任何公共討論的政治安排﹐甚至在中美談判之後﹐有關的信息也沒有公開。(59)為什麼這些人從未將這一問題與言論自由和公開討論問題聯繫起來﹖據我的閱讀﹐大多數批評WTO協議的學者都沒有在原則上反對中國加入WTO﹐也不是無條件地､抽象地反對全球化﹐他們的諸多具體分析提出的是兩個主要問題﹕第一﹐中國應該在何種條件下加入WTO﹔第二﹐是否存在公開的討論､具體的分析以及對於WTO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的批評。在這裏﹐真正的問題在於民主問題﹕是否存在公開的､民主的討論﹐是否存在制定國際規則的民主程序。我們要問﹕WTO規則的制定是否公開和民主﹐我們還要問﹕中國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問題是否遵循了民主的和共同參與的原則。沒有這樣的公開的､民主的參與﹐大談全球化與民主的關繫無非是用民主的外衣將一套專制的規則合法化而已。從一些影響不大的專門刊物﹙如《國際經濟評論》﹚､Internet及有些海外報刊的討論來看﹐對於WTO的理論批評和具體探討﹐連同其它少數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對於相關問題的尖銳分析﹐構成了對“新自由主義”及其國內和國際秩序的尖銳挑戰﹐揭示了激進市場主義與民主之間的對立關繫。 上述討論與人文學者和社會學家關於發展主義的討論相互呼應﹐它們共同揭示出發展問題同時是政治自由和社會民主問題。(60)對於發展主義的批評不是對於發展的批評﹐而是要重建發展與自由之間的內在的聯繫﹐重申民主和多元性在這一過程之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將發展理解為狹隘的經濟增長﹐而不關心這一增長與政治自由､社會福利之間的關繫﹐從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經濟增長的政治前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關發展主義的討論涉及的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及其模式問題﹐而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繫問題。發展主義不僅是國家政策的核心﹐而且也是WTO､IMF等國際組織對當代世界進行規劃的依據﹐它的理論支柱就是“新自由主義”或市場激進主義。發展主義通過將成功的發展模式當作普遍的發展模式﹐掩蓋了這些發展模式本身產生於不平等的中心/邊緣的依附關繫之中﹐從而切斷了自由選擇與發展的內在聯繫。這一“自由市場”計劃在創造生態危機､貧富分化的同時﹐還在民族國家內部和世界范圍內構築各式各樣的殖民關繫﹐拒絕民主地控制社會。(61)有關WTO的論辯深刻地反映了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的必要性。WTO以及其它重大社會問題的出現同時對知識分子爭取言論權利的鬥爭提出新的要求﹕在當代社會的極為複雜的情境中﹐爭取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鬥爭必須置於更為廣氾的民主視野內﹐從而將上述憲法權利與社會各階層的權利訴求和社會運動密切地聯繫起來。這裏的關鍵問題是﹕防止利益集團對於這類權利的壟斷﹐防止公共領域的重新封建化﹐實質性地擴展我們的社會空間。(62) 第四﹐關於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這是一九九三年關於民族主義和全球化問題的討論的繼續﹐但在科索沃戰爭和中國使館被炸事件中重新激化了。一九九九年是一個戲劇性的年頭﹐遠在中歐的南斯拉夫在發生了一系列分裂之後﹐科索沃危機再次爆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繞過聯合國､以人道主義為名進行武力干預。五月八日中國使館慘案發生﹐引發北京和其它城市的大學生和市民階層抗議遊行﹐並向美國等北約國家使館投擲石塊。從一九八O年代以降有關“五四”啟蒙傳統的討論就曾經引發“救亡壓倒啟蒙”的感嘆﹐幾乎與此完全一致﹐一九九九年開始有人將近代中國歷史的兩大病灶歸結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但同樣對社會運動的複雜成分和歷史成因未作任何歷史分析。針對新的事態﹐也針對海內外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批評和鼓動﹐若干知識分子發表了他們的看法。首先是北約干預的性質﹕是人道主義干預﹐還是地緣政治利益關繫的體現､超帝國主義的聖戰﹖北約在戰爭中動用的高科技武器､媒體動員及不同以往的戰爭目標似乎與常規帝國主義有所不同﹐但所有這一切都無法掩蓋其超帝國主義的實質﹐無法遮蔽這一軍事行動與傳統帝國主義之間的理論的和歷史的聯繫。(63)第二是民族自決權與人權問題。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六O年代﹐西方國家對於聯合國憲章中的民族自決權條款一向反應冷淡﹐但當民族獨立和解放成為世界潮流之時﹐西方國家轉而賦予“自決權”理論以“對內自決權”的新意義﹐從而將民族自決權理論與人權和民主選舉權聯繫起來。一九九O年代初期﹐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通過投票公決等方式宣佈獨立。克羅地亞獨立後﹐造成了事實上的種族清洗﹙強迫人口轉移﹚﹐但在德國承認公決結果的影響下﹐西方國家先後承認了他們的獨立。因此﹐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區以公決形式實行“對內自決”﹐必然邏輯上導致種族清洗﹐在這個意義上﹐民主選舉只能決定既定政治體內部的事務﹐而不能用於決定政治體的邊界。南斯拉夫解體除了與內部政治架構和關繫的變化之外﹙一九七四年憲法賦予各共和國對聯邦政策的否決權﹚﹐還與該國接受“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緊縮經濟的“休克療法”有關﹐該政策造成大量失業和經濟衰退﹐從而激化了分離主義傾向。為了保障南斯拉夫的還債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結構改革方案”期間要求經濟權力高度集中﹐這是南斯拉夫取消科索沃自治省地位的直接原因之一。南斯拉夫危機不能僅僅在民族主義的範疇中進行分析﹐而必須置於該國和國際的政治經濟關繫中考察。以狂轟濫炸為形式的“人道主義援助”與人權訴求之間的脆弱聯繫在這一分析中完全解體。(64)我們不能不問﹕為什麼在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國家開始轉變其反對民族自決的長期政策﹐轉而鼓勵許多國家內部的民族自決﹖西方國家在殖民擴展時代反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自決﹙他們要求的是開放市場﹚﹐而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則鼓勵､甚至策動這些國家內部的民族自決﹐前者是資源､市場和勞動力的直接佔有﹐而後者則利用區域自治或民族自決解構這些民族國家﹐從而使得這些地區和國家在更大程度上依附於以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秩序。在對內自決過程中產生的民族衝突和種族清洗為西方國家的全面干預提供了﹙人權和人道主義﹚借口。 科索沃戰爭激發起的抗議運動與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糾纏在一起﹐為了避免這一抗議運動落入支配性的政治力量預定的軌道﹐有必要對社會抗議運動與國族中心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加以區別。因此﹐必須追問﹕在國家媒體和西方媒體片面報道之下﹐是否存在著將對霸權的抗議與對國家的民族主義動員區分開來的理論必要性﹖國家動用媒體對轟炸事件進行了廣氾的報道﹐但對於自發的抗議運動卻採取了組織､限制和勸導的方法﹔與此同時﹐西方媒體掩蓋轟炸的真相和戰爭造成的更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但卻同時將普通民眾對於暴力抗議勾畫成為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狂熱。因此﹐就抗議運動而言﹐必須在理論上說明對霸權和暴力的抗議與排外主義的區別﹐必須說明民眾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意義。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將社會運動理想化或浪漫化﹐而應該對各種社會思想或社會運動得以發生的條件進行分析﹐進而對社會運動的各種可能取向進行有效的批評和支持。在這個意義上﹐把民眾對於社會進程的參與和要求､把對於霸權的抗議統統作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或者“激進主義”而排除在制度改革之外﹐這一觀點看似與國家的民族主義宣傳相互對立﹐但基本邏輯卻是一致的。這兩種不同的政治取向從不同的方向上瓦解了社會運動內部孕育著的民主潛能和平等訴求。如果要談論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民族主義﹐就不能僅僅將之作為一種思潮﹐而應作為居於支配地位的世界關繫進行分析。那些假借全球主義的名目席捲全球的力量正是最大的民族主義。因此﹐如何區別各種不同的民族主義､如何分析民族主義的歷史條件､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批判並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如何在全球化條件下重構國際主義的歷史傳統﹐成為迫切的理論課題。(65) 在有關民族主義的討論中﹐性別問題與女性主義的討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它們在當代理論的視野內揭示了市場社會規劃的強制和潛在的暴力。“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不僅創造了貧富的巨大分化﹐而且也重新擴展了性別之間的鴻溝﹐並在各種宏大敘事中將這種關繫合法化。(66)正是在這一背景條件下﹐一九九九年﹐《讀書》雜志發表了若干有關女性主義的討論﹐它們以印度､巴基斯坦､南斯拉夫以及晚清時代有關性別與民族主義的關繫為題﹐對於那種將當代問題置於激進民族主義框架中的理論努力和社會反應給予尖銳批判。上述討論沒有直接分析當代中國的性別問題﹐也沒有來得及分析“民族主義”的多樣的歷史條件和各不相同的內含。但是﹐性別視野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反思視角﹐促使人們在當代中國的動蕩和激越的情緒中重新思考自己是否已經陷入了新的支配和暴力。在我看來﹐中國知識界有關民族主義的討論在總體上構成了一種積極的對話關繫﹐它將超帝國主義與全球化的論題､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論題､民族自決權與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規劃問題､性別與女性主義問題綜合在一起﹐形成了理解民族主義問題的多重視野﹐為擺脫承認霸權與極端民族主義的二元論提供了思想的資源。(67) 第五﹐關於亞洲問題與中國革命的討論。這一問題不僅為理解近代和現代中國的歷史提供了視角﹐也明顯地突破了一九八O年代創造的現代化歷史觀和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圖景。在一九九六﹣二OOO年間﹐《讀書》雜志發表了來自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多位學者和知識分子有關亞洲問題的討論﹐並與台灣､香港的一些相關討論相互對話。這一有關亞洲問題的討論在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之後獲得了新的含義﹐即有關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壓力而形成更為密切的區域關繫的思考。在全球化和中國朝向西方的開放過程中﹐亞洲問題的提出儘管含混﹐但卻包含了一種知識和興趣上的變化和調整。(68)我認為在亞洲問題的討論中﹐最值得注意的不僅是有關“亞洲”文化的討論﹐而且是關於戰爭､殖民､革命以及民族主義等問題的辯論。作為一種知識的對象､作為一個具有內在聯繫的整體的觀念﹐“亞洲”是殖民､戰爭､侵略､革命和交往的產物﹐任何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都無法離開上述具體的歷史關繫﹐從而也無法離開觀察這一歷史關繫的不同視角及其相互對話。這一討論為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種歷史的視野。日本學者對於戰爭責任的反省從另一個方向上提出了在現代化理論之外重新理解中國現代歷史和現代革命的必要性﹐他們力圖將這一過程放置在亞洲和世界的具體歷史關繫之中﹐追問這一過程的發生條件和歷史含義。 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亞洲､全球化和中國革命問題的提出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循環﹐但它已經是一種批判的發展﹐而絕不是革命世界觀的翻版。如何重新理解中國革命﹐重新理解社會主義遺產﹐重新理解這一遺產中的成就和悲劇﹐是當代中國知識界迫切需要回答卻未能回答的重大課題﹐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對於這一遺產的徹底否定和道德譴責之上的。從一九七O年代末期到一九九O年代﹐中國知識界對於社會主義歷史進行了長時期的反思和總結﹐對於這一進程中的各種悲劇作出了檢討。在當代中國關於革命的反思中﹐一個基本的趨勢是以對革命的後果﹙即新的不不平等和社會專制﹚的批判替代對於革命的歷史條件的分析。在這裏﹐根本的問題﹐絕不是如何為這一革命歷史中的悲劇辯護﹐而是如何理解這一悲劇﹐如何理解這一悲劇與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市場擴張和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的聯繫。無論是社會革命﹐還是民族革命﹐它們在實現自己的平等訴求的過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將不平等關繫帶入到新的制度之中。因此有人把過去半個世紀中的歷史教訓歸結為平等問題﹐從而為當代現實中的不平等條件提供合法性。然而﹐他們怎樣面對即使是毛澤東本人也承認的三大差別﹖為了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的國家目標﹐城鄉差別被制度化了﹐這是平等麼﹖“文革”開始前後﹐人們關心官僚制和新的社會等級制問題﹐社會動員的部分動力也來自於此﹐那樣的社會現實是社會平等麼﹖遇羅克批判的血統論是“文革”的遺產之一﹐它所造成的悲劇有目共睹﹐那麼﹐血統論是社會平等的訴求還是等級制的意識形態﹖中國社會主義存在深刻的教訓﹐但這種教訓不是因為它實現了平等﹐而是因為它的平等目標沒有能夠真正實現。換言之﹐應該批評的不是社會主義運動在平等方面獲得的成就﹐而是它在這一過程中造成的新的等級制和身份論﹐並探討平等訴求與其他訴求之間的複雜關繫。分析革命的產生條件並不等同於呼喚革命﹐對於社會平等的訴求並不等同於革命的訴求。在這個意義上﹐核心的問題是﹕通過對於革命得以產生的具體條件的探討﹐思考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社會的可能性及其歷史條件。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簡單地否定平等的價值和社會實踐﹐而是﹕為什麼一個以平等為目標的社會運動自身也產生出新的等級制﹖它的歷史的機制是什麼﹖只要對於殖民主義時代以來中國和世界所經歷的殘酷歷史經驗有所了解﹐只要對於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曾經具有的那種解放作用有所了解﹐只要不是以冷戰的意識形態看待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就不會對於這一運動的失敗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也不會一邊譴責社會主義的歷史﹐另一邊卻對殖民主義時代的戰爭､屠殺､種族清洗和各種暴行輕易地忘卻﹐更不會放棄對於中國社會主義歷史與這一過程之間的關繫進行認真的觀察。 在給文集《死火重溫》所寫的序言中﹐我曾經將有關“新自由主義”論戰的焦點歸結為社會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它既包括國內的平等﹐也包括國際的平等﹐既包括經濟關繫的平等﹐也包括其它社會關繫﹙如性別關繫﹐民族關繫﹐政治關繫﹐城鄉關繫､自然與人的關繫等等﹚的平等。這就是為什麼有關女性主義､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亞洲問題､生態問題､發展問題的各種討論都可以視為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廣氾批評。正是基於這一觀察﹐我把批判的知識群體視為一個范圍廣氾､內部差異極大､討論范圍也不盡一致的批判性的思想運動﹐而不僅僅是經濟學或政治學的討論。批判的思想群體的共同特點是致力於揭示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繫﹐揭示知識分子群體所習慣的思想方式和觀念與這個不平等的發展進程的內在的關繫﹐把民主的政治訴求擴展到經濟和其它社會領域﹐尋找更為公平的､民主的和人道的變革道路。我在這裏所指的平等不是理論上的先驗設定﹐而是針對一種歷史關繫和權力關繫所產生的等級結構的批評﹐也是對於國家和某些利益群體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批評。如果說對平等的訴求包含著極為複雜的社會因素﹐那麼﹐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來看﹐當今中國的左與右的根本分歧還是在於民主問題。批判的知識分子強調市場和市民社會的運動從來沒有也不可能離開特定的政治結構﹐從而社會變革的任務是創造一種民主參與的機制﹐而新右翼則在理論上強調市場和市民社會的自我運動﹐強調這兩個領域的非政治性﹐從而將自由訴求放置在民主訴求之上。在我看來﹐問題的核心在於必須賦予政治自由以實質性的內容﹐而不是拋棄政治自由的基本訴求。在當代語境中﹐以自由反對民主､以個人權利批判平等不能簡單地視為對於自由主義理論問題的探討﹐它與正在進行的不平等的市場擴張過程﹙少數人自由地和合法地剝奪社會財產的過程﹚密切相關﹕這一過程是政治的﹐還是非政治的﹖如果把政治自由僅僅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過程﹐或者﹐認為政治改革僅僅是為了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不去關注政治與經濟的關繫﹐不去考慮政治､經濟領域的新的發展與其它各種社會領域的關繫﹐那麼﹐這實際上是說經濟和其它社會方面的安排是一個超越於政治的領域﹐它只能交給“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來自我調節。在這樣的視野中﹐一九八0年代以降的眾多理論和實踐問題也就無從著手討論了。 從一九八九年之後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到一九九七年之後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辯論﹐中國大陸知識界對於當代現實的理解明顯地深化了。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知識分子的思考是從對於激進的社會運動的反思開始的﹐又由於這一反思在若干情況下分享了保守主義的和“新自由主義”的一些前提﹐從而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的互動關繫在理論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工人､農民､婦女和其它社會群體的利益問題在各種知識討論中逐漸浮現﹐但這些社會群體的自我保護運動及其與制度改革的關繫並沒有在理論上得到說明。一九七八年以來的改革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分工的專門化過程﹐也是社會階層的重新分化過程。作為一個改革時代的獲利階層﹐知識分子逐漸被完整地組織在與國家､教育機構､科研機構､商業活動､高技術領域､媒體等行業的內在關聯之中﹐這一階層與工人和農民階級的歷史聯繫似乎已經完全斷絕。它關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的落實﹐但沒有能夠將這一訴求與其它社會階層爭取生存和發展權利的訴求密切地關聯起來。即使是那些關心社會保護運動的批判的知識分子也沒有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建立理論實踐､制度創新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關繫。我認為﹐正是由於這一點﹐有關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有關建立普遍參與的經濟和政治架構的思考﹐就仍然停留在較為抽象的階段﹐而當代的社會矛盾已經達到了相當尖銳化的程度。我在這裏提及這一點﹐絕不是否定理論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是無條件地支持社會運動﹙如同一九八九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的﹐運動本身包含了及其複雜的成份和取向﹚﹐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由於沒有能夠將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的關繫理論化﹐從而也就使得我們看不到銜接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繫的真正契機﹐建立不了對於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的歷史理解﹐找不到通過民主進程避免社會分化和解體的真正道路。(69) 3. 為什麼從現代性問題出發 在一九九O年代中國大陸的語境中﹐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與對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密切地聯繫在一起。正如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是一種思潮而不是完整的理論一樣﹐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也不是一種系統的理論批評﹐而是通過重新思考現代性問題而逐漸展開的。現代性是一個廣氾､複雜和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那麼﹐為什麼反思會從這一抽象的理論概念出發呢﹖在理解這一問題時﹐我以為需要考慮如下幾點﹕ 第一﹐一九八O年代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反思是在傳統/現代的二元論中展開的﹐從而它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批判無法延伸到對於改革過程及其奉為楷模的西方現代性模式的反思﹐相反﹐對於社會主義的批判變成了對於後冷戰時代的自我確證。在反思現代性的視野內﹐社會主義及其危機被理解為現代性危機的一個部分﹐當代進程並不能自外於我們的反思和批評。因此﹐恰好是在現代性問題的視野中﹐社會主義與當代危機之間的密切聯繫才得以呈現出來。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反抗運動﹐也是一種通過建國運動和工業化過程而展開的現代化運動﹐它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都密切地聯繫著現代化過程本身。對於這一運動的平等和自由的訴求如何落入制度性的不平等和等級制的過程的探討﹐離不開對於現代化過程﹙建國運動與工業化﹚的再思考。儘管我們以否定這一運動作為當代現代化歷史﹙“新時期”﹚的開端﹐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仍然置身於同一歷史進程之中。因此﹐我們無法一邊批判和拒絕社會主義歷史﹐另一邊卻將這一批判和拒絕當作對於當代現代化進程的自我確證。 第二﹐一九八O年代以至“五˙四”以降﹐中國知識界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思考是在中國/西方的二元論中展開的﹐從而它對中國問題的批判無法延伸到對於殖民主義歷史和啟蒙運動所提供的那些知識和真理的反思之中﹐相反﹐對於中國傳統的批判變成了對於西方現代性模式和現代歷史的自我確證。在反思現代性的視野內﹐中國現代問題被理解為現代性危機的一個部分﹐歐洲資本主義及其在全球擴展的歷史不但不能自明地成為衡量中國的準則﹐而且也必須成為反思和批評的對象。因此﹐恰好是在現代性問題的視野中﹐中國問題與歷史資本主義之間的密切聯繫才得以呈現出來﹐中國的歷史遺產和現代經驗及其當代意義也才能獲得尊重和理解。因此﹐現代性的反思不僅是一個批判性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重新發掘歷史的意義和新的可能性的過程。 第三﹐在上述意義上﹐對現代性的反思不是對於現代經驗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種解放運動﹐一種從歷史目的論和歷史決定論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來的運動﹐一種從各種各樣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來的運動﹐一種把中國和其它社會的歷史經驗作為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源泉的努力。從知識的角度看﹐對現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對各種各樣的理論模式的反思﹐並要求將實質性的歷史過程作為歷史理解的對象。例如﹐十九世紀以來﹐古典經濟學家為了研究資本和市場的運動而建構了許多理論的概念和模式﹐用以論證價格體系､自由貿易和利益最大化等原則。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這些理論不僅為殖民主義提供了理論的根據﹐而且也為其它地區的現代化運動提供了範本。但是﹐這些概念提供的完全是一套理論的和目的論的敘述﹐而不是真實的歷史關繫﹐所謂市場主義的論述掩蓋的恰恰是反市場的歷史關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首先是一種歷史批評﹐一種從實質性的歷史過程出發批判現代化敘事的過程。 第四﹐現代性問題的提出意味著對於現代化理論的一種批判﹐對於現代化模式的一種較為複雜的思考﹐對於晚清以降中國社會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努力的一種反思態度﹙絕不是簡單的否定態度﹚。如果沒有這一理論的視野﹐當代中國知識界就無法在理論上對於發展主義､民族主義等問題作出更為深入的分析。以批判的知識分子對於發展主義的尖銳批評為例﹐他們在中國和全球范圍內展示出這一發展主義邏輯內含的強權､暴力和反民主的實質﹐並把對生態､環境､發展和人的自由的思考與在當代條件下探討更為廣氾的民主聯繫起來。發展問題不是孤立的經濟問題﹐也不是孤立的社會問題﹐而是必須在具體社會和全球范圍內同時展開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於現代性的反思非常自然地與一種全球主義的視野存在內在的關繫﹐而絕不會囿限在民族國家的總體論框架之中。在這一廣氾的視野內﹐對民族主義及民族自決權､民主化､市場關繫､發展､個人權利﹐以及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須被置於一種廣氾的關繫網絡和歷史脈絡中才能充分地呈現出來﹐對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將連帶著對於另一方面的思考。我認為﹐在當代條件下﹐沒有這樣一種廣氾的視野﹐就無法呈現問題的複雜性和相關性﹐就可能落入另一種中心主義而毫無自知。 現代性問題在這裏構成了討論的出發點﹐它必將展開為各種各樣的更為具體的討論﹐而這些討論本身同時成為對於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問題的具體性和歷史性本身對這一概念的含混性產生質疑﹐並將之作為反思的對象之一。一旦問題在一個更為具體也更為廣闊的范圍內展開﹐這一視野本身的解放作用也就終結了﹐我們將面對更為廣闊的歷史本身。當歷史的具體性和複雜性終於從目的論的､決定論的和冷戰時代的歷史偏見中解放出來的時刻﹐這一概念的意義也就消失了。這是我的期待﹕一種超越形式主義的理論而展開實質的歷史關繫的期待﹐一種超越理論與實踐的鴻溝的期待﹐一種跨越各種各樣的偏見的期待。但正如我對歷史的態度一樣﹐我對理論､反思､甚至交流本身也從來沒有懷舊的和浪漫化的態度。歷史､經驗和知識是我們不斷超越自己的源泉﹐但也是我們難以逾越的限度。 這就是我們的自由和自由的限度。 2000年5月初稿於西雅圖 2000年8月改定於北京 註釋﹕ 1皮埃爾˙布迪厄﹕《無止境剝削的烏托邦﹣﹣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引自何增科編寫《法國學者布迪厄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4期。 2關於這一形式主義經濟學的分析﹐請參見汪暉﹕《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導論》﹐《天涯》2000年5期。該書將由編譯出版社初版。 3這篇文章的初稿發表於韓國的《創作與批評》﹙總86期﹐1994﹚﹐後經修改﹐於一九九七年分別發表於《天涯》﹙1997年5期﹚和《香港社會科學學報》。一九九八年﹐美國的Social Text(55)､日本的《世界》雜志﹙10､11､12﹚和東北的《文藝爭鳴》﹙6﹚分別刊出了該文的英文本､日文本和更為完整的中文本。今年﹐韓國的《當代批評》﹙2000年10﹣11期﹚又重新翻譯發表了這個完整的文本。台灣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0年夏季號﹚在重刊這篇文章時一並刊登了錢永祥､瞿宛文和趙剛的批評和回應﹐對此我表示感謝﹐也將尋找其它的機會對他們的回應文章作出回應。 4我在這裏所指的社會主義傾向不是指以計劃經濟為特點的國家經濟模式﹐而是指在新的市場擴張過程中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它很自然地傾向於社會平等和公正的的訴求﹐並從這一角度對社會民主提出要求。在後社會主義的情境中﹐這一運動的動員也受到了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影響。 5按照社會學者的研究﹐這一“城鄉分割”體制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第一﹐政治權力的差異﹐即農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接受政府的全面領導﹐而代表政府的各級官員以及辦事人員全部屬於非農業人口。第二﹐經濟地位的差異﹐即對工農業產品實行“剪刀差”價格制度﹐為發展城市工業積累資金﹐同時壟斷經濟資源和發展機會﹐限制農村興辦工業。第三﹐經濟收入的差異﹐即城鄉收入比例高達三比一到六比一。第四﹐福利待遇的差異﹐即城鎮居民的主體﹙全民或集體所有制職工或國家幹部﹚享受終生免費醫療和領取退休養老金待遇﹐以及糧､油､肉類的穩定供應﹐而農民則不享受這類福利待遇。第五﹐社會地位的差異﹐即城市居民的社會地位遠高於農民。參見王漢生､張新祥﹕《解放以來中國的社會層次分化》﹐《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6期﹔李強﹕《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結構變遷報告》﹐見李培林主編《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頁65﹣67﹔張宛麗的綜述和評論《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二十年》﹐《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1期﹐頁26。 6陸學藝將農民群體劃分為八個階層﹐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人階層､僱傭工人階層､智力型職業者階層､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勞動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集體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社會管理者階層等。陸學藝﹕《重新認識農民問題》﹐《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6期。 7張宛麗將之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在原有制度結構之外新生出新的地位群體﹐且他們佔有的資源大幅度上升﹐如個體經營者､自由職業者､私營企業主､合資､外資或私營企業中的高級僱員､非公有制的企業家等﹔二是原有制度結構中的地位群體的地位狀況開始變化﹐如農民､幹部､專業人員和工人等群體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和分化。張宛麗﹕《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二十年》﹐《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1期﹐頁28﹣29。 8王紹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兼論“政權形式”與“國家能力”的區別》﹐《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頁15﹣17。 9王紹光得出的結論是﹕“‘放權讓利’的改革方針並沒有縮小公共權力機構﹙各級政府及其分支﹚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只是縮小了中央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隨著地方政府財權的擴大﹐他們以行政手段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的能力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而且這種干預比以往中央政府的干預更為直接。‘放權讓利’的改革方針並沒有導致傳統命令經濟體制的消亡﹐而是造成了傳統體制小型化。”同上﹐頁20。 10經濟收入的差距首先表現在個體經營者的收入與國營企業職工收入的比例失調﹙趙人偉﹕《中國轉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現象》﹐見作者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內部分化則表現在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之間的差距擴大﹙馮同慶等﹕《中國職工狀況､內部結構及相互關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僱工階層的地位利益包括勞動時間､勞動保護和勞動契約無法得到保障﹔勞動能力弱化階層的初期勞動價值無法得到正當的補償。均參見張宛麗﹕《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二十年》﹐《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1期﹐頁29﹣30。 11人們通常將吳敬璉視為主張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協調進行的代表﹐而厲以寧在1980年代則以主張股份化的主張為人所知。1988年﹐吳敬璉曾主持中期改革規劃總報告﹙《中國改革大思路》﹐瀋陽出版社﹐1988﹚﹐其它相關的資料見《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規劃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中國展望出版社﹐1990﹚､《價格改革和體制轉軌的成功保證》﹙《改革》雜志﹐1988年6期﹚。 12郭樹清﹕《經濟體制轉軌與宏觀調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頁181。 13關於“治理整頓”政策的主要目標﹐請參見1989年11月9日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中國金融年鑑﹙1990﹚》﹚﹐《十年計劃體制改革概覽》﹙中國計劃出版社﹐1989﹚。 14胡和元﹕《1988年中國租金價值的估算》﹐《經濟體制比較》﹐1989年第7期。 15關於幹部階層在改革前後的變化﹐參見李強﹕《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 16在人們通常稱之為“新時期”﹙1978﹣1988﹚的歷史時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包括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大多是大學和研究體制中的領導者。如經濟學界的一些爭議﹐起源於有關國家政策的內部爭論。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思想領域的“左”與“右”實質上起源於國家體制內部的爭論和派別。由於這些人位尊權重﹐他們之間的分歧經常被理解為整個知識界的“左”與“右”的分野。時至今日﹐有些人也是以黨內鬥爭的模式來理解中國社會分化過程中的“左”與“右”的。 17中國政府和執政黨始終以1949年確立的政治制度作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此﹐人們習慣於從連續性的角度觀察毛時代與鄧時代的關繫。這也是人們把對現實的不滿歸結於毛時代及其計劃體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改革時代的國家及其主導政策與毛時代的國家及其主導政策存在著重要的差異。正由於此﹐當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堅持意識形態的連續性時﹐它與國家改革政策和實踐的內在矛盾也就暴露無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以及執政黨的雙重合法性﹙馬克思主義政黨與推動市場經濟改革的政黨﹚使得針對國家的批判運動也具有含混的特點﹐即它經常在反對舊制度的名義下批判現實的國家政策及其實踐。就1989年而言﹐在反對“官倒”､反對“腐敗”和反對“太子黨”等口號下動員起來的批判運動不能簡單歸結為對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批判﹐而是對改革中的國家的批判﹐或者說是一種雙重批判。 18在這裏﹐我需要特別聲明﹕我所謂“新自由主義”是指一種意識形態。即使本文涉及的個別學者的觀點與這一意識形態存在許多重疊﹐我在這裏的分析也不是著眼於個別人的觀點。此外﹐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指稱一種支配性的統治思想﹐它能夠轉化為人們判斷問題的方式。例如﹐中美WTO協議簽訂以後﹐幾乎所有媒體均作了一邊倒的報道﹐同時也贏得了廣大社會的反響。然而﹐普通民眾､甚至知識分子對於這一協議的內容一無所知﹐為什麼他們為此興高採烈﹖如果沒有市場主義和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我們很難理解這一現象。1989年以後﹐中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繼續運作﹐但如果與毛澤東時代相比﹐這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已經不能有效地行使其意識形態的職能﹐毋寧是通過行政手段和強制手段對“違規”現象進行處理。至少我們可以說﹐國家的意識形態包含了雙重的面向﹐即市場主義和發展主義的面向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面向。後一方面已經蛻變為沒有任何說服力的､極端僵硬的宣傳。 19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趙人偉等﹚將從事種植業的農民收入與其它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作了如下概述﹕從事種植業的農民與鄉鎮企業職工的收入差距為1﹣2倍﹐與商業､服務業人員的收入差距為2﹣5倍﹐與個體運輸和建築業農工的收入差距為5﹣8倍。1980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為191.33元﹐東､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之比﹙以西部為1﹚為1.39﹕1.11﹕1﹐ 而到1993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上升至921元﹐但同時東､中､西部收入的比例擴大到2.25: 1.75: 1﹐分別是1380元､786元和604元。僱工與僱主收入差距則按照僱工人數的多少而情況不同﹐但差距急劇擴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全面擴大﹐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1﹐區域間的差距擴大﹐如1983年西部和中部城鎮居民的生活費收入與東部差距分別為80和50元﹙分別為458元､493元和543元﹚﹐而到1994年﹐這三個地區的人均生活費收入分別擴大到2402元､2805元和4018元﹐收入差額上升到1616元和1213元﹐差額比原來分別擴大了14.2倍和32.3倍。2﹐不同行業的職工收入差距擴大﹐如金融､保險等行業的收入超出了原來居於高收入地位的電力､煤氣和水的生產等行業﹐高出農､林､牧､漁業約2.4倍﹐二者收入的絕對值差額更大。第三﹐不同所有制職工收入差距擴大﹐如1986年三資企業的人均工資為1527元﹐是該年全國職工人均工資的1.14倍﹐兩者的絕對值相差200元。到1994年1月至2月﹐三資企業等經濟類型職工的人均收入繼續上升﹐當時中國職工工資增長的平均速度是26.3%﹐而三資企業的增長速度竟高達92.2%﹐比其上年同期增幅高出41.7個百分點。到2000年﹐三資企業､鄉鎮企業等職工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黨政機關､科研單位等職工平均收入的2到3倍乃至更多。第四﹐企業內部不同群體間收入差距擴大。這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中的僱主與僱工的收入差距﹐另一種是公有制企業中的廠長､經理和職工的收入差距。中國的外資企業的中方管理人員的年平均收入已達6600美元﹐是普通職工的10倍左右﹐而公有制企業中的經營管理者與職工的收入差距已相當大﹐企業經營管理者從工資外獲得多種利益已經是普遍現象。第五﹐新貧困階層的出現﹐這主要指企業改革中的下崗人員､隱性失業人員､停產半停產企業的人員､退休人員､部分吃財政飯的工薪人員及在城鎮中流動的非城鎮貧困人口等。截至1994年﹐全國職工中生活困難者的比例已由5%上升到8%﹐1億居民處於貧困狀態﹐佔中國大陸人口的8%。以上研究成果源自趙人偉等《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張宛麗《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二十年》對此作了綜述﹐均見《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1期﹐頁36。 20盧邁﹕《始終不能忘記農村的發展》﹐見羅峪平的訪問報道﹐見《三聯生活周刊》﹐1998年14期﹙1998年7月31日﹐總68期﹚﹐頁26。 21最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關心“城市化”和“非農化”等課題﹐原因之一是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使得農村勞動力剩餘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在這一背景之下﹐1980年代以“小城鎮大問題”﹙費孝通﹚為取向的討論逐漸為城市化討論所取代。參見王穎﹕《城市發展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社會學研究》﹐2000年1期﹐頁65﹣75。 22陸學藝﹕《走出“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困境》﹐《讀書》﹐2000年5期﹐頁3﹣9。 23中國農村改革和農村危機始終是為數不多的經濟學家和改革試驗者關注的問題﹐但直到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通貨緊縮現象持續出現﹐農民問題才得到廣氾關注。然而﹐相當一部分關注農民問題的學者是從刺激經濟發展､緩解城市壓力等視野出發觸及這一問題的﹐他們既不是從農民的自由權利的角度､也不是從社會關繫的平等的角度﹐而是從經濟增長､特別是城市經濟增長的角度提出農村和農民問題。換言之﹐農民的勞動契約自由和社會平等僅僅是在經濟增長受阻的情況下才得到重視。 241988年9月餘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作《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的演講﹐為1989年後有關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論戰提供了論題。甘陽﹕《揚棄“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二十一世紀》﹐總3期﹐頁7﹣10。1990年代初期有關激進主義的討論主要見於《二十一世紀》﹐請參見林崗《激進主義在中國》﹙3期﹐頁17﹣27﹚﹐餘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6期﹐頁15﹣25﹚﹐姜義華﹕《激進與保守﹕與餘英時先生商榷》﹙10期﹐頁134﹣142﹚﹐餘英時﹕《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答姜義華先生》﹙10期﹐頁143﹣149﹚﹐汪榮祖﹕《激進與保守贅言》﹙11期﹐頁133﹣136﹚﹐許紀霖﹕《激進與保守的迷惑》﹙11期﹐頁137﹣140﹚﹐李良玉《激進､保守與知識分子的責任》﹙12期﹐頁132﹣134﹚﹐王紹光《“保守”與“保守主義”》﹙12期﹐頁135﹣138﹚﹐胡成﹕《激進主義抑或是暴力主義》﹙13期﹐頁139﹣145﹚﹐劉述先《對於激進主義的反思》﹙31期﹐頁40﹣42﹚等等。 25引自一位作者1998年在《讀書》雜志與天則經濟研究所聯合召開的紀念戊戌變法100週年討論會上的發言。關於戊戌變法的歷史研究歷來重視以康､梁為中心的改革派的研究﹐較少關注地方性的變化或中央與地方的關繫的變化。因此﹐就歷史研究而言﹐注重地方層面的變化對於清代社會改革的意義是必要的。但是﹐1990年代的類似研究和取向並不局限於對戊戌改革的看法﹐而是以更為廣氾的政治觀為前提的。 26見一位作者1998年發表於中國國務院體制改革委員會編輯出版的《中國改革報》上的系列文章。 27例如﹐朱學勤在1995年出版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一書中批判了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民主﹐但在一九九六年他轉而批評餘英時教授有關中國近代史中激進與保守的討論和一九九O年代少數學者從事的學術史研究。他說﹐餘英時教授有關中國近代史中激進與保守的討論進入大陸的情形有點象“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一樣﹐而在歷史事實和治史方法上均有問題。﹙《五四思潮､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現代與傳統》1995年1期﹔《問答錄﹕對一種反省的反省》﹐日本《中國研究》月刊1996年9期﹚但這一批評並不意味著他從保守主義的政治理論立場的後退﹐相反﹐在稍後的時期他重申政治哲學上的保守主義﹐因為“激進主義不是不可以批判﹐不過﹐與之相對的保守主義﹐理論形態上有其嚴格的學理要求﹐”他所批評的主要是“保守主義尚未獲得其嚴格的學理形態﹐即已流變為競相追逐的時髦標簽……” 28在開放上述三大市場的同時﹐金融系統沒有完全開放､農村社會沒有發生結構性的變動﹐因此﹐這類社會分化暫時沒有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和衝突。這也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一九九七年中國能夠安然渡過金融風暴﹙但同時暴露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嚴重危機﹚。這裏的問題仍然不是反對開放市場或主張國家保護的問題﹐而是如何開放市場､在何種條件下開放市場的問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國家對市場的調節的問題﹐即如何形成一種市場條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問題。放權讓利的激進化有可能導致國家調節能力全面喪失﹐從而也導致社會福利體制的基礎條件的喪失。如果沒有足夠的稅收﹐國家不僅無法有效地對市場進行調節﹐而且也不可能在原有的社會保障體制瓦解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會保障體制﹙如住房､醫療和養老金體系﹚﹐不可能通過重建社會保障體制為國營企業改革提供制度的基礎﹙國營企業改革的困境之一是這些企業承擔了過多的社會負擔﹚。 291991年《學人》創刊標誌著這一進程的反思和研究過程的開始。《學人》並沒有統一的學術取向﹐它的出現代表了一批從事學術工作的年輕學者的意願﹐即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堅持嚴肅認真的學術探討都是必要的。伴隨各種社會危機的出現﹐1990年代的後期知識界的論戰重新開始﹐但仍然有相當一批學者在關心社會問題的同時﹐拒絕將個人的學術研究化約成為有關實際問題的直接回答。我認為﹐這一數量極為有限的群體的存在的意義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被理解。我並不贊成將這一類研究統統歸入所謂“保守主義”範疇。 30然而﹐問題不應到此為止。我們需要追問如下幾個問題﹕第一﹐如果學生運動和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沒有能力提出明確的改革目標﹐無法觸及這場自發的､廣氾的社會運動得以發生的基本動因﹐那麼﹐究竟是怎樣的思想力量和意識形態限制了他們﹖第二﹐如果學生運動及其民主訴求沒有能夠回應1980年代由於改革過程的內在矛盾﹐沒有在廣氾的社會動員及其訴求與運動的直接目標之間建立起內在的聯繫﹐那麼﹐學生運動自身的動員力量究竟是什麼﹖我在1993年至1997年間寫作､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就是對這兩個問題的分析。在寫作和思考的過程中﹐我開始發現﹕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內在限制不僅與運動的失敗具有直接的關繫﹐而且也解釋了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於市場擴張､制度性壟斷和全球化過程缺乏批判性的和創造性的回應能力的思想原因。 31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二十一世紀》總19期﹐頁5﹣21。同期刊有金觀濤《西方中心論的破滅﹣﹣評全球文化衝突論》﹙頁22﹣25﹚﹐劉小楓《利益重於文化》﹙頁26﹣27﹚﹐陳方正《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頁28﹣35﹚。 32主要見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其它刊物的相關討論。參見拙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的有關討論及註釋。 33我們很難設想沒有中央國家的某種默許和姑息﹐地方國家和利益群體的走私活動會達到如此猖獗的程度﹐這一制度性的走私活動嚴重地惡化了國內市場､尤其是國有企業的運轉﹐從而間接地損害了廣大工人階級的利益。 34在這個意義上﹐以中央政府､地方精英與普通百姓三者關繫為中心﹐重新構思在上述三者之間形成有機互動的“混合憲法”和“混合制度”的可能性﹐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崔之元在《讀書》1996年9期發表《“二元聯邦主義”的消亡》﹐又在《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3期發表《“混合憲法”與對中國政治的三層分析》﹐試圖從政治理論上構想一種混合性的憲法和制度﹐建立“上”﹙中央國家﹚､“中”﹙地方政府及資本大戶﹚､“下”﹙普通民眾﹚三層互動的良性循環。他強調的是如何通過將民眾的訴求轉化為國家的意志﹐從而抑制新的貴族制度。這一政治構想與市民社會理論恰好形成了對照。我認為他的這一探討值得我們注意並進一步討論。這一構想自然不是一種激進的構想﹐但是﹐若將這一問題的提出放置在1989年以降中國大陸社會的社會分層的角度看﹐我認為具有積極的批判意義。 35參見查爾斯˙泰勒《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一文及汪暉《「文化與公共性」導論》的相關論述﹐見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99﹣220﹐38﹣47。 36參看張汝倫､王曉明､朱學勤､陳思和﹕《人文精神尋思錄之一 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讀書》雜志1994年3期﹐以及4﹣7期上的其它後續討論。與當代中國的其它討論一樣﹐這一討論的參與者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思想群體﹐他們之間甚至存在著理論立場的基本差別。 37張頤武､陳曉明從後現代的角度對人文精神進行了批評﹐而王蒙則從世俗與精英或世俗與理想等角度對之給予批評。王蒙首先在《東方》雜志發表文章批評人文精神的討論﹐此後也在《讀書》發表了他與陳建功等人的對話。對於他的觀點的較為系統的闡述見《絕對的價值與殘酷》﹙《讀書》1999年1期﹚､《革命､世俗與精英訴求》﹙《讀書》1999年4期﹚。 38戴錦華､張旭東均可以被看作後現代批評的重要代表﹐但他們的取向與張頤武､陳曉明有著重要區別。他們對全球化和市場過程本身持有程度不同的批評態度。 39對這一市場主義､尤其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進行了有力批評的﹐是一些社會學者和新的文化研究的實踐者。李陀﹕《“開心果女郎”》﹙《讀書》1995年2期﹚､戴錦華的《鏡城突圍》等作品﹐以及黃平有關消費主義的研究﹐從不同層面對市場意識形態進行了批評。 40觸及這一類問題的文章還有張承志﹕《劉介廉的五更月》﹐《讀書》1999年4期﹔伍貽業﹕《世界不會大“同”》﹐《讀書》1999年6期。 41劉禾發表於《讀書》雜志1992年10期的文章《黑色的雅典》是最早涉及後殖民主義批評的文字﹐但當時並未引起重視﹔盛洪發表於《讀書》1992年12期的文字《東方世界的興起》則是從經濟史角度重新審視西方中心主義的文章。這類文字表明在1993年有關薩伊德東方主義的介紹開始之前﹐中國知識界已經開始探討西方中心主義問題。《讀書》1993年9月號同時刊出張寬《歐美人眼中的非我族類》及錢俊《談薩伊德談文化》､潘少梅《一種新的批評傾向》等文章﹐雜志執行主編還以《他們文明嗎﹖》為題發表了一篇後記。此後﹐張寬在《讀書》1994年10月號發表《再談薩伊德》､《天涯》1996年2期發表《文化新殖民的可能》等文﹐對此前的觀點加以補充論證。稍後一點﹐李陀在《天涯》雜志1996年4期發表了《差異性問題筆記》﹐劉禾在《讀書》1996年8月號發表了《理論與歷史､東方與西方》。 42汪暉﹕《秩序還是失序﹖﹣﹣阿明與他對全球化的看法》﹐《讀書》﹐1995年7期﹔陳燕谷﹕《文化多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原道》第3期。 43相關討論參見李慎之《數量優勢下的恐懼》､張旭東《民族主義與當代中國》﹐均見《讀書》﹐1997年6期﹔盛洪則在《北京青年報》等報刊發表了批評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文章。在這一時期發生的有關民族主義的討論中﹐我沒有發現閉關鎖國的論調﹐沒有發現回到“文革”時代的言論﹐也沒有發現所謂義和團式的排外主義。 44參見汪暉《汪暉自選集》､朱蘇力《法律的本土資源》和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等著作。這類研究關注中國自身的歷史資源及其現代意義﹐從而力圖從內部的和外部的視野的互動關繫出發解釋近代中國歷史的轉變﹐要求在現代變革過程中考慮和尊重歷史的和民間的資源。這類研究本身並不都以當代問題作為對象﹐但在市場擴張的語境中﹐這類研究關注內在的歷史資源和民間傳統﹐顯然與主流的研究有所區別。 45甘陽﹕《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二十一世紀》﹐總16﹐頁4﹔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二十一世紀》﹐總39﹐頁4﹣17﹔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紀》﹐總24﹐頁5﹣16﹔王紹光﹕《效率˙公平˙民主》﹐《二十一世紀》﹐總26﹐頁21﹣33﹔秦暉﹕《離土不離鄉﹖﹣﹣也談鄉土中國重建問題》﹐《東方》﹐1994年1期﹔蘇文﹕《山重水複應有路》﹐《東方》﹐1996年第1期﹐等等。秦暉與崔之元的理論觀點存在很大差別﹐但他們同樣注意到在當代中國社會生活或經濟生活中重申公正平等的重要性。 46“國家能力”問題的最初提出是在1991年﹐見王紹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兼論“政權形式”與“國家能力”的區別》﹐《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第4期﹐1991年2月("Building a Strong Democractic State: On Regime Type and State Capacity", Papers of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No.4 , Feb., 1991)。另見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後果》﹐《二十一世紀》﹐總21﹐頁5﹣14﹔崔之元﹕《“國家能力”辯證觀》﹐《二十一世紀》﹐總21﹐頁19﹣21。1990年代有關中國經濟和東亞發展的討論也涉及了相關的問題﹐如張曙光《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讀書》1996年9期﹚評述林毅夫及國外經濟理論時﹐即涉及了國家與利益集團的關繫問題。 47王瑾﹕《“國家”三議》﹐《讀書》﹐2000年4期。﹙該文發表時作了刪節﹐我本人閱讀的是完整的文本。﹚對於這一問題的更為有力的闡釋﹐是瞿宛文的《全球化與後進國之經濟發展》一文﹐她明確指出﹕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後進國要追趕先進國﹐必須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用產業政策等工具﹐來策劃產業發展策略﹐以補貼與獎懲並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業﹐扶植本地企業､盡快學習先進技術﹐如此才有可能在競爭日益激烈､先進後進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不單在國際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並且在國際分工的階梯上逐步晉級﹐轉換並提升本國的比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經濟持續發展､生產力得以進步。” 48昂格､崔之元﹕《以俄為鑑看中國》﹐《二十一世紀》﹐總24﹐頁17﹣25。關於中國社會的改革道路的探討﹐還可參見後來發表的若干文章如林春的《社會主義與消滅貧窮》﹙《讀書》1999年9期﹚和《教條突破與制度創新》﹙《讀書》1999年11期﹚。 49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及秦暉的系列文章就在此例。另參見何清漣﹕《經濟學理論和“屠龍術”》﹙《讀書》1997年3期﹚､《金融危機挑戰經濟奇跡》﹙《讀書》1997年12期﹚､《“適者生存”與“有閒階級”》﹙《讀書》1998年10期﹚﹐卞悟﹙秦暉﹚《拒絕原始積累》﹙《讀書》1998年1期﹚､《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讀書》1998年6期﹚。 50對於1980年代的思想和文化遺產的批評和反思並不是對於這一遺產的拒絕﹐因此﹐根本不存在有人指控的那樣﹐批判的知識分子正在對1980年代進行總體的否定。實際的情況是﹐有關1980年代的批評性討論大多是由當年的參與者作出的﹐他們以同情而又批評的態度﹐從不同的角度力圖對這一時代的思想遺產進行分析､研究和反思﹐例如李陀發表於《今天》雜志的《一九八五》和《一九八七》､張旭東的論文集《幻想的秩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及《重訪八十年代》﹙《讀書》1998年2期﹚等等﹐都是對1980年代文學和文化現象的重新整理。 511989年之後﹐若干知識界的論戰都伴隨著攻擊和誹謗。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經常被冠以各種頭銜。這一情況到1998年以後更為嚴重。有些人利用國內媒體､海外媒體操縱輿論﹐試圖用“新左派”或其他各種命名扼殺批判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探索。2000年6月至9月間發生的圍繞《讀書》和“長江讀書獎”發生的事件則是這類攻擊發展為中傷和誣蔑的標誌。這類事件暴露出的專制主義和文化恐怖主義與國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高壓政策貌離神合﹐對於當代中國的公共討論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52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1997年5期﹔P. 安德森﹕《文明及其內涵》﹐《讀書》﹐1997年11﹣12期﹔陳燕谷《歷史終結還是全面民主﹖》﹐《讀書》1998年12期。 53關於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討論﹐請參見劉軍寧《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1993年11期﹚､《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讀書》1995年3期﹚､《毋忘我》﹙《讀書》1995年11期﹚､《善惡﹕兩種政治觀與國家能力》﹙《讀書》1994年5期﹚等文。1990年代的後期﹐新權威主義的主要闡釋者之一蕭功勤公開表示他與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觀點接近﹐中國的最大危險是“新左派”﹐雲雲。在權力市場化的過程中﹐在中國的特定政治條件下﹐談論民主對自由的“妨礙”實在是一種重大的發現﹐作者自然不會問﹕誰的自由﹖哪裏的民主﹖ 54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二十一世紀》總39﹐頁4﹣17﹔甘陽﹕《柏林與後自由主義》﹐《讀書》1998年4期﹔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讀書》1999年1期﹔汪暉﹕《「文化與公共性」導論》﹔錢永祥﹕《“我總是活在表層上”》﹐《讀書》﹐1999年4期﹔1998年﹔趙剛﹕《杜威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重建》﹐《學術思想評論》第三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3月﹔石元康﹕《道德､法律與社群﹣﹣哈特與德弗林的論辯》﹐《學術思想評論》第4輯﹐1998年11月﹔羅永生﹕《經濟學還是自由主義﹖》﹐《讀書》﹐1998年9期﹔萬俊人﹕《全球化的另一面》﹐《讀書》﹐2000年1期﹐等等。海耶克在1990年代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新自由主義者似乎從未思考過他們的激進市場主義主張與海耶克對歷史性的態度的內在矛盾﹐也沒有思考過他們的保守主義政治態度和自由市場的激進計劃與哈耶克對“計劃”的批判的內在矛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並不意味著簡單否定對於自由主義理論的探討﹐恰恰相反﹐我認為越是對這類理論進行系統的､深入的探討﹐就越有可能揭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上的脆弱性。 55儘管何清漣明確地將自己視為自由主義者﹐但她仍不免被稱為“新左派”﹙見她於1998年在《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發表的訪談錄﹚﹔秦暉對於俄國民粹主義給予激烈批判﹐但他也時常被冠以“民粹主義”的名目。 56參與討論的某些作者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試圖在幾者之間建立平衡而作出的努力。這種調整､平衡和擺動還將持續下去。參見許紀霖﹕《上半個世紀的自由主義》﹐《讀書》﹐2000年1期﹔汪丁丁﹕《中國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我看到的版本是發表在Intenet上的文本﹚﹔汪丁丁﹕《社會選擇﹐市場經濟與自由》﹐《讀書》1999年1期。 57樊綱﹕《“不道德”的經濟學》﹐《讀書》1998年6期﹔張曙光﹕《批評規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之二﹐《讀書》1999年10期､2000年3期。 58沃勒斯坦﹕《進退兩難的社會科學》﹐《讀書》1998年2﹣3期﹔許寶強﹕《危中之機》﹐《讀書》1998年4期﹔B. 安德生﹕《“奇跡”背後的幽靈》﹐《讀書》1998年8﹣9期﹔汪暉﹕《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天涯》1998年6期﹔盧荻﹕《東亞經驗與歷史資本主義》﹐《讀書》﹐1998年9期﹔韓毓海﹕《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後》﹐《天涯》1998年5期﹔盧荻﹕《重讀孫冶方的帝國主義論》﹐《讀書》1999年6期。 591999年11月16日中美達成關於中國加入WTO的協議﹐同日﹐《多維新聞》刊出劉軍寧的專稿《中國加入WTO的政治意義》對中美協議表示支持﹔《金融時報》(Finanial Times)發表了James Kynge and Mark Suzman的題為"Chian to Enter WTO after Signing US Deal"的報道﹐稱引中國學者話說﹐這是1978年以來開放政策的第二階段﹔次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刊登了John Pomfret and Michael Laris的報道﹐題為《中國改革者歡迎WTO協議》("WTO Deal Welcomed by China's Reformers")﹐內中引用了王山､李克､茅於軾､徐友漁等人歡迎WTO的談話﹐主要內容為WTO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和法制。這類意見與國家及其媒體的聲音並無差別﹐也得到了美國媒體的歡迎。在這類問題上﹐也無法區分出所謂“經濟自由主義”與“人文自由主義”。 60崔之元﹕《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我見》﹐《聯合早報》﹐1999年7月4日﹔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讀書》﹐1999年12期﹔《國際經濟評論》1999年7﹣8月號﹙該年度第4期﹚發表專題“WTO與中國”﹐對中國加入WTO的具體條件進行了討論﹐文章分別為宋泓《工業優勢､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收益與代價》､孫振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國農業及對策思考》､王鬆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會影響中國的金融安全嗎﹖》､賀力平《銀行業的競爭主要是非價格競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完善中國銀行機構的支付服務體系》､張燕生《中國應如何走進世界貿易組織》､汪曉亞､許國平《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61汪暉﹕《現代性問題答問》﹐《天涯》﹐1999年1期﹔許寶強﹕《知識､權力與“現代化”發展論述》﹐《讀書》1999年2期﹔許寶強﹕《發展主義的迷思》﹐《讀書》1999年7期﹔黃平﹕《關於“發展主義”的筆記》﹐《天涯》2000年1期。1999年10月下旬﹐由海南省作家協會､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協辦的“生態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海南省召開﹐會議期間﹐部分與會者就環境､生態和發展等問題進行座談。《天涯》2000年1期發表了根據這次座談記錄整理的紀要《南山紀要》﹐從生態問題出發﹐對發展主義給予系統的批評。參與者包括黃平､李陀､陳燕谷､戴錦華､王曉明､陳思和､南帆､王鴻生､耿佔春和韓少功等。 62公共空間的拓展不一定直接表現為對言論自由的呼籲﹐而經常表現為在各個重要領域開展積極的討論﹐觸及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儘管存在多重限制﹐但經過多年的努力﹐知識界的討論已經觸及了社會問題的各個方面﹐在複雜的條件下爭得了一定的討論空間。在知識界討論中有一種傾向﹐即將思想能力的匱乏歸咎於外在的條件﹙我絕非說外在條件不重要﹚。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推卸責任的方式。關於言論自由和新聞問題的直接討論﹐請參見呂新雨﹕《當代中國的電視紀錄片運動》﹐《讀書》1999年5期﹔林旭東､陳虻﹕《「生活空間」﹕一種記錄/媒體實踐》﹐《讀書》1999年5期﹔卜衛《V-chip與美國的言論自由》﹐《讀書》1999年5期﹔王華之《媒體與今日之現實》﹐《讀書》1999年8期﹐等等。 63陳燕谷﹕《超帝國主義時代的聖戰》﹐《天涯》1999年4期﹔樂鋼﹕《解構科索沃》﹐《讀書》﹐1999年11期﹔張汝倫﹕《哈貝馬斯和帝國主義》﹐《讀書》﹐1999年9期﹔王希﹕《民主的非民主化》﹐《讀書》﹐1999年10期﹐等等。 64崔之元﹕《民族自決權﹐人權與主權》﹐《讀書》﹐1999年8期。 65汪暉﹕《死火重溫˙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韓少功﹕《國境的這邊和那邊》﹐《天涯》1999年6期。 66有人將對女性的評論與對革命的激進主義的批判聯繫起來﹐認為“女性往往伴隨著……病態的狂熱”﹐又將這一時代視為“阿諛女人的時代﹐是按照女性口味設計的時代﹐從男人的髮型到汽車的造型﹐連革命史都有陰火虛熱的諛辭。”這類修辭本身暴露出對於革命的批判在日常生活層面正在落入怎樣的泥沼。朱學勤﹕《平靜的壞心情》﹐《天涯》﹐1996年3期。 67夏曉虹﹕《從父母專婚到父母主婚》﹐《讀書》1999年1期﹔《讀書》1999年3期刊出“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專題討論﹐分別為劉健芝的《恐懼､暴力､ 國家､女人》､戴錦華的《見證與見證人》､陳順馨的《強暴､戰爭與民族主義》､孫歌的《理想家的黃昏》。 68有關亞洲問題的討論開始於1996年孫歌為《讀書》撰寫的幾篇關於日本學者的系列學術文集《在亞洲思考》的述評。更為系統深入的討論見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學術思想評論》﹐第5輯﹐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白永瑞﹙韓﹚﹕《世紀之交再思東亞》﹐《讀書》﹐1999年8期﹔小島潔﹙日﹚﹕《思考的前提》﹐《讀書》﹐2000年3期﹔溝口雄三﹙日﹚﹕《“戰爭與革命”之於日本人》﹐《讀書》﹐2000年3期﹐崔元植﹙韓﹚﹕《第三種答案》﹐《天涯》1999年3期﹔曠新年﹕《在亞洲的天空下思考》﹐《天涯》1999年3期。 69社會矛盾和危機迫使人們關注實際的社會問題﹐並促使理論工作者更為直接地參與社會的和思想的論戰。這一過程與媒體時代的商業化取向相互配合﹐最容易導致對於理論工作本身的排斥。然而﹐社會問題越是迫切﹐越是需要在廣闊的視野和范圍內進行理論的探討﹐重新建立我們看待歷史與現實的視野。沒有理論層面的認真對話和研究﹐也就不可能對現實進行深刻的把握。對於學者而言﹐思想自由的命題必須落實在這種理論工作自身的嚴謹性上。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拒絕那些對於理論工作的似是而非的責難﹐拒絕那些假借問題的現實性來否定理論創新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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