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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學術】 歷史的終結與新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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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一文引起了廣泛爭議。在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雖然蘇聯解體和共産主義運動受嚴重受挫，但共産主義世界必將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腳踵而到來。在中左翼知識份子看來，東方陣營雖然消失了，但西方陣營內部及南北方之間的矛盾反而加大了，貧富鴻溝加深，資源和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重大矛盾衝突正在進一步發展，歷史遠未終結。在右翼知識份子看來，福山此說頗爲美妙，給洋洋得意的西方統治精英吃了一顆定心丸，但是卻過於樂觀。不管如何，福山借此文舉世聞名，給冷戰結束後的西方輿論定了基調。 然而，福山的本意很耐人尋味。他認爲，雖然世界還會繼續存在重大的矛盾衝突，雖然底層階層的命運在未來也有可能更加悲慘，但作爲解決矛盾的基本原則卻只能是自由民主。共産主義或者任何作爲"唯一的、一貫的演進過程"的歷史觀已宣告失敗。 公正地說，福山的觀點的確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即使在左翼思想界內部也存在著廣泛的回響。簡單地批判福山、重申自己的正確性，這是容易的，卻是不夠的。以此爲鑒，反思一個多世紀乃至數千年來社會革命和改良的實踐，才是人類的出路。一、馬克思主義有待理論突破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雖然已經淡出政治和學術舞臺，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堅信馬克思主義，並以此觀察著中國社會的變化。世界上也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馬克思主義者，有自己的刊物、運動甚至組織和群衆。社會主義運動的重挫並沒有使他們失去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其中一部分人認爲，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還沒有機會實踐。殖民地國家産生的社會主義是早産兒，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有發展潛力時靠主觀力量催生出來的早産兒，因此蘇東解體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情理之中。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全球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正在成熟。另一部分人持背叛說，認爲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戈是領導人執行了錯誤路線，背叛了革命理想，背叛了無產階級事業。面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仍然需要組織起來進行武裝革命，再走一遍列寧主義的道路。 這兩者可能各有偏頗。前者過分迷信馬克思總結的"客觀規律"，過分強調生産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相應地便是對現實生活中人對人壓迫和剝削熟視無睹，從而社會缺乏中下層階級的支援。後者則把一個宏大的歷史過程歸結爲某些個人的主觀意志活動，對産生"背叛"的社會土壤缺乏深刻的認識，從而可能導致急躁冒進，脫離實際地搬用過去成功的經驗。這兩種偏頗其實都根植於馬克思主義自身，既是其優點又是其缺點。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是一個歷史必然性學說，強調革命成功的"客觀必然性"，革命者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和歷史感，犧牲和挫折的承受力便增強了，歷史使命感得以每一件小事上閃現，枯燥和危險的日常革命生活便充滿了宏大的意義。但同時則可能是無所作爲的托辭：既然共産主義必然到來，既然目前階段革命時機尚不成熟，那就隨便做點什麽，或不做點什麽。而且既然革命解決的是生産力和生產關係矛盾以及相關的階級矛盾，與日常生活細節關聯不大，就不存在對個人的嚴格要求，就可以一邊欣賞芭蕾舞，一邊號召鬧革命。 但是，馬克思也同時也具備參與階級鬥爭的主觀能動性。在強調"主觀能動性"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前述馬克思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十分相近。例如，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時機不成熟，就被指責爲機會主義者。"主觀能動性"派可以隨時可以吸引和組織起社會中受壓迫最深的群體的支援，並將其組織成一支強大的力量。爲此，則需要約束個人行爲，強調集體主義。然而受壓迫最深的群體不見得是理想主義群體，隨著革命的成功，危險的消失，壓迫的解除，他們自身可能反過來成爲壓迫者。這恐怕是産生"背叛"的社會土壤。毛澤東曾經將"客觀必然性"所賦予的樂觀主義和歷史感，與"主動能動性"的鬥爭精神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但革命勝利後，被壓迫者成爲壓迫者的問題卻沒有解決。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次比一次更強烈的社會運動希望解決這個問題，但終於宣告失敗。如果說，"客觀必然性"派的馬克思主義只能在書齋裏旁觀歷史，"主觀能動性"派的馬克思主義又遭遇歷史迴圈，那麽福山的判斷就有了基礎。能不能將兩者結合起來呢？事實上很困難。在國際共運史上，"客觀必然性"派和"主觀能動性"派在各國共產黨或社會民主黨內都形成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歷史的各個關鍵時候都造成了組織的分裂。伯恩斯坦與列寧，普列漢諾夫與列寧，布哈林與史達林，陳獨秀與毛澤東，赫魯雪夫與毛澤東，都是典型的分歧案例。 恐怕需要承認，這種難以彌合的分歧正是馬克思主義內在矛盾的體現。在馬克思那裏，生産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歷史前進的主導動力，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是輔助動力。階級鬥爭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只有在生産力受到生產關係的束縛前提下才能得到證明。換言之，是"客觀必然性"主導"主觀能動性"。然而在實際生産和生活中，是人與人的關係決定著物與物的關係。人們並不是爲了解放生産力而起來鬥爭的，而是爲反抗壓迫與剝削而起來鬥爭的。生産力既可以被解放和發展，也可以受束縛或破壞，正如機器可以被發明、製造，也可以被拆毀、轟炸一樣，這全然取決於人與人的關係。應該承認，馬克思對革命勝利後人的思想的變化寄予了想當然的希望，對被壓迫者轉換成壓迫者的可能性未予足夠重視，一般而言，對人的複雜性不夠重視，因此，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的可能性缺乏足夠預見。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則可以預見，如無重大突破，馬克思主義將很難繼續擔當起批判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重任。 二、自由民主政治且戰且退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解體後，自由民主政治未因此伸展到全世界，反而迅速地衰退了。 衰落的首要原因恰恰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社會主義給世界各國人民提供了一種另類選擇，迫使西方大國放棄對第三世界各國進行赤裸裸的殖民統治，允許各國政治獨立，允許各國自行選擇發展道路；與此同時，西方統治精英還不得不允許本國人民有罷工權、受教育權、享受基本福利權，改善本國民衆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免國內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工人有了更多的民主權，也就有了更多的選擇工作和談判工資的自由，全社會的自由民主程度因此得到相應的提高。在西方大國關係上，美國必須注意傾聽歐洲和日本的意見，照顧它們的利益，奉行多邊主義。 隨著冷戰的結束，這一切似乎都成了多餘。美國借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向各國全力推銷新自由主義，要求各國優先償還外債，實行結構調整，削減福利支出，撤銷貿易壁壘，實行出口導向政策，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拍賣本國的礦產資源，聽任跨國公司控制各國經濟命脈。一個接一個發展中國家落入金融危機，並在金融危機中接受美國的經濟專制。美國甚至都不放過日本。美國迫使日元升值，日本經濟泡沫化，然後在泡沫破裂的年代中，吸引廉價日本資金流入美國，使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並乘機廉價購買日本的銀行、企業。在國際事務上，奉行單邊主義，不但撇開聯合國，而且撇開歐洲、日本。在美國及歐洲、日本各國國內，則是借第三世界各國工人來擊退工人力量，削減本國工人的工資，重建資本家的權威。可以說，在二十世紀末真正流行的竟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對各國人民的全面獨裁。 福山先生可能會說，即使獨裁，那也是在自由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實現的。 我看不見得。至少在重大國際事務中，從來就是實力政治、大國政治，聯合國只起到一個講壇的作用。由於聯合國講壇並非總是支援美國的單邊行動，美國就拒交聯合國會費，甚至威脅退出聯合國。在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中，美國更是乾脆撇開聯合國，以北約或臨時糾集的所謂反恐怖主義國家聯盟爲旗幟，爲實施美國的全球戰略進行軍事打擊。特別是對阿富汗的打擊，更暴露出赤裸裸的國際專制主義面目：不需直接證據即認定本·拉登是9·11謀主；庇護恐怖分子的國家即視同恐怖分子；不是站在恐怖分子一邊，就是站在美國一邊，沒有中間地帶。這邏輯竟然與"誅連九族"、"保甲制"等封建專制統治相同，而與"無罪推定"的現代自由民主憲政毫不相干。 在美國國內，雖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專制措施還是在自由民主政治的框架內推行的，但是卻已經沒有多少自由民主可言。之所以民主之形式能與專制之本質相統一，要害在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被視作平等與自由的所在，而實際上卻是不平等與專制的所在。市場倡導公平與自由的競爭，然而競爭是力量與資訊不對稱的雙方的較量。強勢方可以合乎規則地、平等地獲取弱勢方的利益。因此，無數次貌似平等的不平等交換的結果是，一部分人富甲天下，一部分人赤貧如洗。在生存壓力下，貧窮者就可能出賣人身和言論自由，出賣民主權利，換取一時的肚飽身暖。出賣的方式有很多，媒體靠廣告生存，而廣告則需要吸引有購買力的讀者的眼球，因此輿論口味就被導向這群富人所塑造；學者靠研究與講學生存，研究經費來是富人，能提供高講課費的聽衆是富人，因此研究的題目及結果也被富人所主導；這些研究成果又常常公諸於大衆媒體，形成媒體與學術圈的合謀。一方面是出賣，另一方面就是收購。最具有深遠意義的間接收購發生在體育和影視娛樂業，大衆媒體製造出大量明星，吸引了大多數人的絕大部分業餘注意力，使自由民主社會的在多數人對於影響著他們根本利益的事件毫無知覺，舒舒服服地讓出了民主權利。直接的收購則發生政治圈，大企業提供選舉經費，操縱議員和總統選舉，影響提案及表決。就這樣，由於一錢一票的經濟力量極不對稱，導致一人一票所許諾的民主政治轉變成一小撮經濟、政治、學術寡頭的專制政治。這種情形不獨美國如此，歐洲各國和日本皆然。由於自由和權利已經被出賣，廣大中下階層更無法捍衛自身利益。這是一個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惡性循環。 第三世界各國成功的"民主自由"專制的特點也一樣。但第三世界各國的"民主自由"專制經常被軍事專制所取代，形成"民主自由"與"軍事獨裁"交替的歷史景觀。理由很簡單，第三世界各國是發達國家的資源和初級産品加工地，是發達國家吸取財富的物件，可供本國使用的財富總量有限，絕對貧困人口大量存在，因此社會矛盾衝突格外尖銳，難以調和。民主自由政治的外殼調和不了這種尖銳的矛盾，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於是被能解決問題的軍事獨裁所取代。而軍事獨裁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又常常加劇社會矛盾，加以內部分贓不均，於是軍事獨裁又被推翻，民主自由政治再度粉墨登場。這種交替的前景常常不是光明的，最終既喪失了對民主自由政治的希望，又毀滅了任何其他建設性的政治解決方案的吸引力，造成全社會的自暴自棄。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拉美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國，亞洲印尼、菲律賓、巴基斯坦、印度等國，以及歐洲俄羅斯、匈牙利、土耳其等國，均處於這一自暴自棄導向的迴圈中。全民族自暴自棄意味著統治精英將國內財富掠奪一空、遠走高飛，並與發達國家勾結，在若干資源或加工集中地帶加強軍事控制，繼續吸取剩餘資源。多數民衆缺乏新的思想和組織，苟且偷生。 綜上所述，在越來越尖銳的國際、國內的矛盾衝突面前，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專制面前，自由民主政治正在且戰且退，世界各國人民所擁有的自由和民主都在急劇減少。 三、革命文化先行 馬克思主義和自由民主框架下的社會運動是一個多世紀來人類反抗資本主義統治秩序、追求社會進步的兩種主要途徑。然而，這兩種反抗方式最終被資本主義統治體系所間離、瓦解、吸納、利用甚至戲弄。二十世紀末，在東方國家，馬克思主義居然成了資本主義化的辯護士，在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也成爲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急先鋒。布萊爾、施羅德（以及一定程度上克林頓）打著第三條道路的旗幟繼續削減社會福利、推行有利於壟斷資本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政策，對外則頻頻發動侵略戰略以維護本國利益。反抗現體制的社會運動被分裂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中，依靠統治精英控制的媒體來傳播遊行、示威和扔蛋糕的鏡頭，形不成可以制約進而威脅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力量。 這大概才是福山講的"歷史的終結"的真正含義。西方統治精英登高望遠，找不到對他們構成實質性威脅的社會思潮和力量，而且客觀上二十世紀社會進步的成果（如八小時工作制，最低生活保障線等）還未被徹底破壞消耗，民衆反抗的機會成本還未降低到零，因此他們自我感覺極爲良好。與此相對應，世界各地的左翼思想者則普遍感到迷茫、困惑，他們繼續批判現體制，揭露現體制下廣大民衆正如何被一步步推向貧困的深淵，但一談到出路卻常常陷入無休止的爭論。 怎樣擺脫這種爭論呢？我認爲，撇開各種思潮的自身理論體系的是是非非，總結各種左翼思潮和運動的成功經驗，吸取現實失敗的教訓，是新的左翼思潮和運動形成的出發點。武裝革命使得共產黨在俄國、中國等一大批國家掌握了政權，這是成功之處；工會運動迫使資產階級做出讓步，這是成功之處；社會民主黨在多個發達國家通過議會選舉掌握了政權，並向富人徵收了最高達90%上的累進所得稅，這是成功之處。失敗之處在于，勝利後的共產黨組織常常蛻變爲新的官僚階級，成功後的工會領導及工會工人都會貴族化，而社會民主黨也逐漸成爲新的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組成部分。這三類運動之間雖然相互批判，但在客觀上卻構成相互支撐，因而其興起與衰落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同步性。這三類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與資產階級共用物質極大豐富之夢，共用黑格爾、達爾文開創的歷史進步觀，共用物質利益爲人之第一屬性的價值觀。因此，這三類運動的實質都是爭取財富公平合理的分配，並由此創造出更多的可供分配的財富。毫無疑問，在壓迫深重的社會裏，爭取公平分配財富的運動將具有極大的號召力，並能取得轟轟烈烈的成功。而一旦初步目的達到，這些運動都會失去繼續前進的動力，其領導核心會貴族化，其基本群衆也會失去積極性，從而成爲資本主義等級統治秩序的組成部分。 資本主義等級統治秩序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調整能力，可以吸納反抗而更加鞏固？我認爲，其奧秘有二，表層是現代技術使資本主義擁有驚人的財富生産能力，可以滿足更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深層是根深蒂固的利己主義價值觀，使社會形成一個弱肉強食的食物鏈。食物鏈的具體形式可以不同，食物鏈每一個環節的生物量可以有大小，食物鏈上某一種類的生物可以消失，也可以過度繁殖，但食物鏈的等級特徵不變。上述三類運動並沒有擺脫弱肉強食邏輯，無非是弱者團結起來成爲群體強者，消滅或控制單個的強者。一旦強者群體失去威脅，又會分化出強者與弱者，形成新的弱肉強食的食物鏈。 當然，每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都有道義和理想作旗幟，都産生出一些富有獻身精神的、超越了弱肉強食邏輯的真正的人。這樣的人越多，運動越持久，對社會的改變越深刻。反之，如果運動只是起源於深重的壓迫，像陳勝、吳廣的起義那樣，則雖然有可能轟轟烈烈于一時，卻只能改朝換代，而不能改變社會結構。最理想的情況也許是，一群理想主義者與一個面臨深重壓迫的社會底層相結合，則既能轟轟烈烈于一時，又能改變社會結構，甚至影響人們的價值觀，使弱肉強食邏輯永遠消失，使人類社會徹底擺脫動物狀態。然而，以往的各種運動看來還達不到這種境界。運動的領導核心雖然有一定的獻身精神，能聚集中下層社會反抗壓迫和剝削的力量，能對普通群衆産生強大的吸引力，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普通群衆的價值觀；更進一步，這些人的獻身精神是否持久、是否徹底也可以打一個問號。在中囯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中，大概只有毛澤東的獻身精神是經得起歷史的嚴格審查的。他希望"六億神州盡舜堯"，從而徹底擺脫形成新食物鏈的威脅，使中國社會結構發生過根本變化。由於強大的感召力，毛澤東甚至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普通人的價值觀，社會上出現了像雷鋒這樣的一大批新人。但是新人的內涵和力量還是太單薄，難以阻擋新的官僚階級的形成。 在歷史上，在世界上，無數人都認識到這個等級剝削社會的醜惡，産生革命的土壤也廣泛地存在，但絕大多數並沒有引發真正的社會革命。在統治階級眼中，則常常只是騷亂、動亂、暴亂，就像人得了感冒、發燒一樣，吃點藥，動個手術就解決問題了。甚至是改朝換代的大變化，也無非是換了天子、換了臣，新天子向被統治者作一點讓步，社會就又歸於太平盛世了。美國的新政就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改朝換代和讓步政策：羅斯福取代胡佛，國家干預取代放任自由市場經濟。由於有四年一次的體制性改朝換代可能，局部的騷亂、動亂不至於演變成全局的動蕩，因而資本主義似乎就能萬世長存了。 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只要有革命的形勢就會有革命的運動，甚至可以預期革命的成功。站到世界歷史的高度來看，卻是有革命的理想才有革命的運動，才有運動的成功和持久。革命的理想哪里來？可以與革命者受壓迫剝削的切身經歷相關，也可以相對無關。馬克思的革命理想就不是來自切身經歷，而是來自對這個舊世界的整體否定。當然馬克思的否定方式是黑格爾式的。他預設了一個世界歷史的演進軌迹，無產階級只是作爲推進世界歷史演進的先鋒隊。毛澤東的革命理想也很難說是來自切身經歷。因爲切身經歷既可以導向反抗，又可以導向順從。他的理想恐怕有多重源頭，既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又有孔夫子教導的大同理想，更有對同胞苦難和國家命運的深切關心，也有對共産主義世界的憧憬。遍覽革命者的成長經歷，理想的形成來源於革命文化遠甚於切身經歷。法國大革命來源於啓蒙主義，十月革命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革命來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革命文化的影響力和深刻程度決定著革命的廣泛性與持久性，而革命客觀形勢則決定著革命爆發的時機和方式。 一句話，革命文化必須先行。 四、新文化革命 然而，在新世紀之初，我們所感受到的卻是世界性的反革命文化的盛行，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危害極大，並非僅僅在於經濟政策的毀滅性，還在於其文化上的毀滅性。所謂新自由主義，在我看來，其實無非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現代修訂版，主張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使國家干預減少到最低限度。其核心邏輯是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則社會利益自動會最大化。也就是說，亞當·斯密開創的西方經濟學爲利己主義作了最徹底的辯護，將惡當成善，將利己論證成利他，將動物邏輯徹底貫徹到人類社會，從而從根本上顛倒了是非黑白，對人類千百年來積累起來的並不豐厚的文化資源進行了最沈重的打擊。當然，一個學說本身並沒有這麽大的力量，但這個學說符合那些攫取了大部分財富的統治精英的利益，賦予這些精英以統治的合理性，成爲制定經濟政策和控制輿論的依據，其力量就被千百倍地放大了。在這一邏輯影響所及之處，家庭解體，宗教式微，社區離散，忠誠消失，友誼死亡，信任絕迹，羞恥感和榮譽感成爲標價出售的商品，人類社會被打散成無數孤立個人的堅硬碎末，甚至局部的團結都困難重重，就更難談得上"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 但是，物極必反。斯密邏輯橫行之時，也是其內在的荒謬性暴露無遺之日。經濟上，全球化帶來世界經濟大蕭條；政治上，各國統治集團的社會基礎日益縮小；文化上，物欲橫流，道德淪喪，主流宗教成爲金錢上帝的奴僕，主流社會思想日益萎縮於故紙堆和學術圈，失去社會生命力。就這樣，受主流經濟圈排斥的失業、半失業群體中重新滋生出相濡以沫的需要；受主流文化圈排斥的群體則成爲各種各樣所謂邪教、原教旨主義的信徒；而受主流政治圈所排斥的地方精英們則訴諸於強烈的民族、地方和國家意識。因此，發動一場使人類擺脫動物狀態的文化革命，從而形成新的革命文化，正逢其時。 實際上，在二十世紀洶湧激蕩的社會變化中，新文化革命的思想資源已經在不斷積累。這其中既有蘇聯、中國、古巴等國的革命文化，又有福利社會下産生的致力於社會改革的像斯蒂格利茨這樣的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還有法蘭克福學派對消費社會日常生活的批判，無論是思想還是人物都稱得上是群星璀璨。問題在於如何使這些思想大衆化，成爲人們思考和處理日常生活和社會問題的指南，進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如果這一步能做到，則從中必將湧現出一批優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能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的各領域改造舊世界，其中一些人則能成爲新型社會運動的領導者，最後瓦解等級剝削秩序，進入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內心和諧的理想社會。 當然，新文化革命的最直接、最豐富的源泉還是現實。我們並不是吃飽了撐的，異想天開地呼喚新文化革命。現實迫使我們尋找新的出路，不僅是爲中國，也是爲全人類。二百多年工業經濟競爭的結果是，即使社會的中上層也落入了囚徒困境。新文化革命則將是使全人類走出囚徒困境的唯一希望。 在當下中國，文化革命幾乎是一個禁忌詞。人們會責問，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噩夢如昨，你又提什麽新文化革命，又想給我們念緊箍咒，是何居心？ 在我看來，文化大革命雖然是從文化領域發動的，但首先是一場政治革命。它聲稱要觸及人們的靈魂，實際上卻只觸及了人們的皮肉。當皮肉受苦時，靈魂會僞裝、變形、躲藏，以至無法觸及。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的春風敞開了人們的靈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從此開始了一個靈魂爭相墮落的時代。越墮落，越解放，越時尚，越英雄。直至"我是流氓我怕誰"，"身體寫作成明星"。這也是一種文化革命，只不過是舊文化革命，或反文化革命。 事實上，從原始社會至今，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不斷在發生變化。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文化革命，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也是文化革命；蘇格拉底爲堅持真理飲鴆自盡是文化革命，基督教君臨歐洲也是文化革命；文藝復興是文化革命，五四運動也是文化革命。問題在於什麽樣的文化革命，是從什麽文化變化到什麽文化--革命無非言其變化之迅速而已。 這裏指的新文化革命，其內核是從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轉變到理想主義、創造主義、利他主義，從由感性支配的動物狀態轉變到理性支配的人的狀態，從工具理性轉變到價值理性。新文化革命不但要瓦解社會等級壓迫，而且消除追名逐利來自的內心矛盾、緊張和焦慮，解除"人對人是狼"的戰爭狀態，其中包括解除兩性關係中的戰爭狀態。人們的工作動機將不再是胡蘿蔔和大棒，而是創造性的、生産性的、利他性的動機。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而不是利潤將成爲企業的經營目的，不可再生資源將不再遭到掠奪性開發。 新文化革命的核心力量將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將以自身嶄新的思想、生活方式和積極的社會生活吸引公衆，他們將向世人展示創造、激情、理智和分寸。儉樸的生活與火一樣的工作，對弱者的關切與對強者的蔑視，對真理的執著追求與對具體事務的機智，對生命的熱愛與對死亡的坦然，都將融於一身。對於這一群體來說，工作即娛樂，他人即自己，在人世即如在天堂。他們之間的交往即構成一個真善美的和諧社會。隨著這一群體的擴大，和諧社會就將成爲全社會的現實。 我想，這才是真正的歷史的終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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