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經與日本的著名中國專家﹑政治學者進行過交談。他給我講述了一個中國學生對他說的話﹐他為此感到困惑。中國學生對他說﹕“我學習日本﹐是為了針對未來可能爆發的中日戰爭﹐更好地了解日本……”教授說﹕“從該學生的談話中可以感覺到﹐日本人感受到的中國的威脅並不只是理論﹐而是現實。”

從這位教授的言論看﹐日本人認為“中國威脅論”是頗具份量的主張。當然﹐中國威脅論並不是近兩天才出現的新聞。中國威脅論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是展望冷戰結束期國際關係的各種腳本之一。隨着蘇聯的解體﹐中國在牽制蘇聯方面的戰略價值也大幅下降。中國的迅猛發展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日益不安。有預測說﹐到202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這無疑使中國威脅論進一步升級。而且逐漸加快的中國軍事現代化步伐也使中國威脅論進一步擴大。

隨後﹐中國威脅論在國際政治學理論領域被提出。當然﹐現實和理論之間總是會有一定的距離﹐但理論起到令人正視現象的嚮導作用。如果理論支配人們的意識﹐並廣為人知﹐就會成為一個論點。屆時﹐理論就不再是理論﹐而成為支配現實的力量。一旦多數國家共享特定國家威脅地區秩序的認識﹐就會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形成政策聯合。

100多年前﹐在東亞國際政治中也曾有過類似的論點﹐那就是害怕俄羅斯的恐俄意識。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俄羅斯威脅論”。恐俄意識實際上就是害怕俄羅斯南下的英國國際政治觀﹐當時大多數東亞國家共享了該政治觀。當時在東亞形成的國際矛盾結構也是恐俄意識造成的結果。20世紀初期的英日同盟和俄日戰爭也是恐俄意識的產物。

特定國家威脅地區秩序的認識自然而然地成為形成對立格局的認識基礎。一旦中國構成威脅的認識被作為一個論點支配政策決策者的大腦﹐在東亞地區秩序中勢必會出現牽制和孤立中國的政策。最近﹐美國和日本加強同盟的舉動也與中國威脅論有關。而韓國感受到的中國威脅論與日本有所不同。如果韓國也在外交政策中反映中國威脅論認識﹐那麼在東亞以對立為中心的秩序形成將大幅提速。一旦東亞確立對立秩序﹐韓國外交將面臨相當大的困難。這是因為﹐如果在韓半島上將出現對立局面﹐韓國外交的活動空間將變得很窄。

在東亞﹐難道就不能通過國家間的合作與和平轉換認識框架嗎﹖認識的轉換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現實問題。今時今日﹐東亞理應擺脫矛盾和對立﹐積極進行和平討論﹐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只有積極進行和平討論﹐才能實現未來的和平。但近來東亞卻醞釀着“又一場清日戰爭”。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應選擇何種路線﹖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兩全其美的妙招。

文=延世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 金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