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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下）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0期
牛晉芳
編譯
一種新的積累制度
在阿根廷，兩個關鍵性因素爲新的積累制度的建立鋪平了道路：一個是1976年的軍事政變，另一個是所謂的1989年的“經濟政變”。
軍事政變初期實際工資大幅下降，這種局面貫穿於80、90年代。爲什麽實際工資會下降？首要的原因在於針對勞動力市場的調整政策和措施導致名義工資下降，失業增加，工作不穩定。在軍政府統治之下，工會活動被禁止，勞工領袖被迫害或“失蹤”。儘管恢復民主制度後，工會活動有所恢復，但沒能阻止政府採取使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化”和“不穩定化”的措施。這些措施導致失業不斷增加，尤其是在梅內姆執政時期。它們與非工業化和極端私有化方案一起造成實際工資下降。
可能是爲了提高經濟的“效率”，軍政府也取消了一系列的經濟調控措施和政府補貼。關稅下調，同時放開利率。新的匯率管理體制———事先宣佈匯率或者說實行有限浮動匯率致使國內通貨膨脹率與外匯匯率密切相關。這種體制也使外國投資者確認當地的實際利率高於國際水平，從而確保外匯市場交易的獲利。這些措施導致非工業化和産業畸形，因爲它們傾向於壓制中小企業。非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爲的。就是在這一階段外債從1976年的70億美元增加到1983年的430億美元，大企業集團是主要的受益者。
1989年初的選舉活動在經濟形勢的持續不穩定中進行。當時經濟形勢的特點是由通貨膨脹快速走向極度通貨膨脹。這是由既存經濟制度導致的大規模資本外流造成的。資本流向美元區使匯率提高，加劇了貨幣貶值。
梅內姆在競選時提出了一項典型的庇隆主義(即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綱領：他承諾將實現工資大幅增長和發起“生産革命”。然而一旦上臺，他把自己的“民粹主義”信仰抛在一邊，實行了一項廣泛的結構調整方案，作爲“休克療法”戰略的一部分。他的政府無法控制1989—1991年持續爆發的通貨膨脹。只有在多明戈·卡瓦洛就任新的經濟部長，于1991年3月推行可兌換計劃後，才使梅內姆政府成功地抑制了通貨膨脹。
一種新的完全可兌換的比索對美元的匯率制度建立起來。同時一切貨幣發行必須有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或從國外流入的資本支援，否則也將被法律禁止。新的兌換制度的目的顯然是爲了消除政府在貨幣和外匯政策方面的決定權。它的效果等同於將阿根廷置於金本位或美元本位體制之下，中央銀行的作用僅僅是充當一名兌換經紀人。
這一苛刻的結構調整方案是“休克療法”戰略的一部分，它的實行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梅內姆希望別人瞭解，他並不打算實施典型的庇隆主義經濟戰略，儘管這是他的選舉承諾。
梅內姆上臺後，實行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方案，一切優惠政策都被停止。政府財政得到控制，消費間接稅增加，由此最受影響的是中間階層和工人階級。公共財政的剩餘必須用於爲涉外領域提供費用，包括償還外債。國際金融界的上層人物對阿根廷定期償還外債感到很滿意。通過私有化而獲得的大量財力使外債償還成爲可能。
對公共部門的私有化既迅速又徹底：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多數國有企業被賣掉。私有化領域涉及電信、民航、石油、化工、鐵路、公路、天然氣、電力、供水、鋼鐵、煤炭、軍工以至電視、旅館、港口、倉庫、賽馬場等等。到1993年末私有化爲阿根廷政府贏得150億美元，儘管由此轉手的淨價值要高得多。到1990年末進口方面一切數量限制都被取消。關稅方面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1991年3月一種新的關稅結構形成：原材料的關稅率爲0%，最終産品的關稅率爲22%。平均關稅率降低了10%。除對外貿易外，金融體制和外國投資體制也被自由化。其他領域也繼續解除管制：除賣掉公共服務部門和國有企業外，社會保障體系也部分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農業不再受官方控制，撤銷30年代成立的農業委員會。與其他撤銷管制措施相比，更爲嚴重的是使勞動法規全面靈活化，使勞動力市場變得“不穩定”，這是剛剛出現的積累制度的明顯特徵。它的重要性與對大部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相當。
受過哈佛訓練的前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洛受到國際經濟界的廣泛好評。阿根廷通貨膨脹被有效抑制，消費價格的上漲從1989年的5000%降到1994年不到6%。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復活，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率在1992—1994年這一階段的數位是6.0%—8.9%之間。1995年國內生産總值一度下降至4.6%。由於巴西危機的影響，1999年國內生産總值再次下滑。
“外資的投資環境”曾得到相當的改善，這主要歸功於梅內姆統治時期執行的大規模的私有化方案。然而，“墨西哥危機的影響”和在亞洲、俄羅斯和巴西接連爆發的危機又使“投資環境”惡化。
除上述提到的指標外，稅收和外國資本的流入也曾大量增加。這些資本的流入有助於抵消貿易赤字，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投機資本爲基礎的，它們隨時準備溜走。
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方案也付出了嚴重的“社會代價”。
1.
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1995年達到歷史最高記錄，勞動力中登記在案的“公開失業”率達18.6%。已往城市失業率相對較低，但是近幾年來也大幅增長。不充分就業率也很高。
2.
低收入階層的實際工資和收入下降。當通貨膨脹受到抑制時，工資最初曾出現上升。其後，名義工資被固定住，而價格仍持續上漲。因此在“兌換計劃”起作用的整個時期，儘管價格上漲的幅度相對較小，實際工資仍在不斷下降。
3.
儘管經濟增長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1974年人口中最富的10%得到國民收入的28.2%，最窮的10%只得到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數位已變成37.1%和1.6%。
4.
饑餓和貧窮成爲普遍現象，退休者和領取養老金者的糟糕狀況最爲明顯。
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於“貧困”之列，1996年這一數位已變爲20%。“調整公共開支”把調整過程的重負轉嫁給工薪階層、非正式部門和大部分中產階級，包括中小企業。醫療、教育和其他服務被大量削減。
受高利率的誘惑。將資源投資于投機和金融活動：對世界經濟不加選擇地開放、比索對美元的過高估價，所有這些因素都使投資於“生産”活動和出口導向産業化戰略受阻。這也是工資下降的原因。
商品和服務價格的長期上漲也導致了實際工資的下降。這並非一個不重要的因素。在梅內姆的“兌換計劃”施行期間，食品、教育、醫療服務的價格和一些公共服務的價格都比“其他商品”和總體消費價格指數的價格高出許多。
實際工資的下降，無法享受醫療、教育和其他基本設施的服務，資源轉向國內外的投機和金融活動，———這些因素都造成非工業化，造成農業、工業和商業領域中中小企業的困境。與實際工資下降相對應的是資本在工業、服務業甚至農業中的集中和集權化。阿根廷的農業被認爲是擁有毋庸置疑的相對優勢的領域，但是在梅內姆的方案之中，農業同樣遭遇了嚴重的危機，使大多數中小農戶受到影響。
結論
40年代和50年代，實行進口替代工業戰略時，勞工在阿根廷社會中的權利不斷提高。阿根廷的勞工運動在拉美最爲激烈。勞工的戰鬥性和他們與某些資產階級派別，主要是新工業資產階級建立起來的聯盟，使他們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然而，這種“民族歡迎”的聯盟要面對強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外國資本利益結成的聯盟，後者是60年代的政局不穩的原因之一。潘帕斯草原的農業出口利益支援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原則，強烈反對這種“民族歡迎”的模式。
1976年的政變可以被看做是限制這種“民族歡迎”的聯盟方式的開始，對勞工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不斷發展的恐慌，促使金融利益集團和代表外國資本利益的經濟集團全心全意地支援1976年的軍事政變。從那以後，支援政變的利益集團的政策得到發展，而以前的更加整合的經濟和相應的聯盟都被抛在一邊。
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在第三世界的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盛行一時，類似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黃金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講，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之於第三世界就像福特主義、凱因斯主義之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這種積累制度之下，工業化成爲政策的重要目標。如果能夠維持利潤率，新的投資將通過生産活動而實現。在此情況下，工資也能獲得增長，工資上漲同樣顯示出國內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
闡明70年代後期的進口替代工業戰略向結構調整戰略的過渡，也需要考察戰後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帕特奈克曾指出，資本主義的戰後繁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力量同資本家相比，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在資本家階級裏，金融資產階級的力量已有所減弱。
在進入全球化的新世紀的今天，跨國公司和金融投機活動獲得了迄今爲止前所未有的顯著地位。與這個過程相應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從70年代開始，全球化的金融資本日益重要。在第三世界，特別是在阿根廷，正是金融資本的利益驅動了非工業化的進程，並用結構調整方案取代過去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國際環境的支援是梅內姆的苛刻的結構調整方案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實質上這一方案是阿根廷能夠繼續償還外債的有力保障，對此國內外金融資本家給予了大量的支援。
在探討該問題時，應當考慮到一些地緣政治因素。爲什麽這一方案在阿根廷得以實施，這是值得思考的。阿根廷表現出了一個中等國家的力量，使阿根廷非工業化和使其科學、教育、技術等重要部門之間缺乏連結性，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阿根廷提出行動建議的目的所在。第一世界的強國就這樣將中等國家壓制下去，以使這些國家在未來的國際舞臺上，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沒有力量同它們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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