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標題:《帝國》:享譽過高的"當代共產黨宣言"

作者:陳志剛 


    內容摘要:哈特和奈格裏的《帝國》一書被西方學者譽爲“我們時代的共產黨宣言”,震撼了知識界。本文首先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帝國的概念、特徵、形成及其和帝國主義的區別;闡述了哈特和奈格裏對馬克思、列寧的帝國主義批判思想的理解;最後,揭示了帝國理論的一些不足、缺陷、幻想,及其對列寧帝國主義思想的歪曲。

 關鍵字:全球化 帝國 帝國主義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三個世界 幻想

 麥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裏的著作《帝國》(中譯本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從一個十分新穎的角度對全球化進行瞭解讀,這本書被斯洛文尼亞政治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等西方左派譽爲“我們時代的共產黨宣言”。它“代表著馬克思主義力圖分析當代政治全球化形式的最持久的努力”,“以驚人的速度吸引了當代的激進思想”(赫爾德、麥克格魯編,2004:377),在中外知識份子當中造成了巨大的震動。

 在《帝國》一書中,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雖然民族—國家主權依然有效,但卻已日漸走向衰落。“生産和交換的主要因素——金錢、技術、人力、商品——越來越容易越過國界,因此,民族國家越來越少有力量去制約以上因素的流動,向經濟施加它的權力。甚至最占主導地位的民族國家在自身疆界的內外,也不再被認爲是至高無上的權威。”(xi.)因此,主權獲得了一種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國家的和超國家的機體構成”,“這種新的全球主權形式就是我們所說的帝國。”(xii)帝國的主權形式並不以領土爲界,而是“在各種邊際地帶得到實現”,“具有非連續的形式”,“是虛而非實的”,“非實態的”(39)。帝國的這個特點令帝國具備了一種超國家的權力,這爲它對民族國家的干預提供了某種合法性。“帝國的概念的基本特徵是沒有邊境,帝國的統治沒有限制。”(xiv)帝國沒有國界,它包容了文明世界的每一寸土地,真正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是一個無邊無際、四海如一的不受空間限制的、非場所性存在(non-place)。“帝國的規則操縱著所有延伸到群體世界每個層面的社會秩序的登記註冊。”(xiv-xv)帝國不僅管理著疆域和人口,也創造著安置其自身的世界;不僅統治著人類的相互交往,並直接尋求統治人性。帝國“試圖把所有權力關係都籠罩在它的世界秩序之下”,“又運用強有力的警察功能,打擊威脅其秩序的新野蠻人和具有反抗意識的奴隸。”(20)簡言之,在作者看來,帝國是一種覆蓋全球的政治秩序,是歷史的終結,是世界的大同;帝國的秩序是“永久的、恒定的、必須的”。

 在《帝國》一書中,作者嚴格區分了帝國和帝國主義這兩個概念。帝國主義是歐洲民族國家的主權超出其自身疆域的擴張,“民族國家的主權是帝國主義的基石,”(xii),國家的邊界確定了權力的中心。而“帝國不建立權力的中心,不依賴固定的疆界和界限。”(xii)帝國似乎是一個“普遍的共和國”(166)。雖然,“帝國的擴張運動中也浸透著鮮血和眼淚”,但“帝國的擴張同帝國主義擴張毫無關係,同爲了征服、掠奪、種族屠殺、殖民和奴役而設計出來的國家機構也毫無關係”(166-167)。帝國主義的擴張是一種征服、掠奪,它製造出他者,製造出對立,製造出戰爭,是排斥性的。帝國的擴張則是“包容性的”、開放性的,它把擴展過程中遇到的其他力量納入到其權力網路之中,鞏固著權力的網路模式。“在帝國的發展和擴張的根基之中有著一種和平的思想”,在帝國那裏,“和平才是社會的本質”(167)。“儘管帝國的實踐不斷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國的概念一直是用於和平的——一種在歷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xv)

 帝國作爲一種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它呈現出金字塔型的統治結構,全球權力分佈在一個包含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聯合體和各種國際組織在內的廣泛實體範圍之中,由“三個不斷演進的更加廣泛的層次構成,其中每一個又包含幾個等級。”(309)處於金字塔頂端的是“超強權的美國,它擁有在全球使用武力的霸權——一個可以獨自行動,但傾向於在聯合國保護傘之下與其他國家聯合行動的超霸。”(309)位於第一層次第二等級的則是控制著全球主要的貨幣工具的“一群民族國家”。這些國家通過一系列機構,諸如七國集團、巴黎和倫敦俱樂部等而捆綁在一起。而位於第一層次第三等級上的則是一批“在全球水平上運用文化權力和生態政治權力的參差不齊的聯合體”(310)。

 金字塔的第二個層次“基本上是由跨國的資本主義公司在世界市場上擴張的資本流通網路、技術流通網路和人口流動的網路等所建構的”,以及經常附屬于跨國公司權力水平的“自主的民族國家”。(310)這些民族國家是全球流通的篩檢程式和體現全球控制的規範者,它們掌握並推廣趨向來自於全球權力的財富流通,並盡可能地控制自己的人口。

 處於金字塔最底層的也是最廣泛的第三個層次則“由在全球權力安排中代表大衆利益的團體構成。”(311)至於普通的民衆則不能直接融入到全球權力結構之中,而必須通過代表機制被過濾出來。當然,在許多情況下,民族國家被認爲是“人民”或“民衆”的代表。然而,在新的全球框架中,民族國家並不是建構和代表“人民”的惟一組織,傳統的市民社會力量也是“人民”的代表。這裏,市民社會包括媒體與宗教機構,但“全球市民社會中最新、也許最重要的力量來自於非政府組織的名下”(312)。這些非政府組織不僅“代表那些不能代表他們自己的人們(戰爭人口,饑餓群體等等),或者甚至說它們代表全體世界人民”,而且“真正代表的是構成‘民衆’基礎的生命力”,“所有普遍性的生命”(313)。

 帝國這三層政治結構,似乎沿襲了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奧斯(Polybius)所分析的古羅馬帝國的政治體制,雖然“沒有真正回歸到古老的波利比奧斯式的模式”(316),卻也把古羅馬帝國的君主政體(monarchy)、貴族政治(aristocracy)和民主政治(democracy)整合在一起,並且能夠隨著不同的社會變動進行即時的調整和安排。與此同時,普遍性與個體之間,權力的自明性和個體的自我判斷之間,以及權力支配下的主體生産與個體自我的反抗之間,亦形成了對這個混合政體(hybrid constitution)的反抗。

 作爲一種全球政治秩序,帝國的控制、統治與現代國家有非常大的差異。哈特和奈格裏認爲,“帝國的控制不再通過現代國家的規訓模式得以實施,而是通過生態政治的控制模式進行的。”(344)福柯的規訓社會是利用一套規訓制度,比如監獄、工廠等等來進行規訓的外部治理,但全球各種鬥爭的融合已經埋葬了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規訓能力。而控制社會則是依靠命令機制從內部來管理社會生活,向內在化層面邁出了一步,“民衆只能按生産、交換、文化的內在路線來接受統治,換言之,在其存在的生態政治情境下接受統治”(344)。“帝國的控制通過三種全球的專制手段來實行:炸彈、金錢和無線電。”(345)這三種手段對應著帝國權力金字塔的三個層次。炸彈是一種君主權,具有毀滅生命的絕對能力,核威懾把每場戰爭降爲有限的衝突、內戰。金錢是貴族權,主宰著經濟和世界市場。資本通過跨國公司不斷擴張,進而控制了生産、流通以及消費領域,社會無一不在政治權力的控制之中,並且直接抵達人的主體性,使得人也成爲資本世界的一個産品,權力潛入到個體的意識和身體之中,“全球化也就成了一個無主體的進程”。而無線電則是民主權,控制著社會交往和通訊媒介。

 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相類似,在《帝國》一書中,哈特和奈格裏也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帝國主義進行了批判,從資本的邏輯揭示了帝國主義必然崩潰。他們認爲,在馬克思、盧森堡、列寧等人的思考傳統中,“中心論點之一就是資本主義和擴張之間有一種內在聯繫,而資本主義擴張不可避免地採取了帝國主義的政治形式。”(221)雖然“馬克思本人很少論及帝國主義,但他對資本主義擴張的分析則是整個批判傳統的中心。”(221)

 馬克思曾明確指出,資本內在地具有擴張性,它必須不斷地控制更多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才能攫取更多的剩餘價值,才能實現生産過程中産生的剩餘價值的轉化,並避免過度生産導致的貶值。以資本爲根據的生産必須以生産一個連續擴大的流通圈爲條件,而正是資本不斷的擴張導致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導致帝國主義的擴張。馬克思指出,資本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産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按照自己的面貌爲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盧森堡則指出,資本主義是第一種不能靠自身生存的經濟模式,它需要其他的非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作爲一種仲介和土壤,並依賴於後者。沒有外界的滋養,資本便不能生存。

 據此,哈特和奈格裏深刻地揭示了一個矛盾,一方面,資本需要外在環境,需要有一個界限,沒有外在環境的存在,消費資料的擴大再生産、供應更多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無法實現;另一方面,資本從非資本主義環境中掠奪更多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又加劇了當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形成和分化,從而使非資本主義環境資本化。“在資本化的過程中,外界就被內在化了。”(226)但是,這兩個方面卻是互相衝突的,它們構成了資本主義擴張的基本矛盾:“資本爲了滿足實現剩餘價值對其外界、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的依賴與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的內化相衝突,後者滿足了使實現了的剩餘價值資本化的需要。”更明確地說,“資本化構成資本實現的一個限制”,而“內在化同對外界的依賴相抵觸。”(227)

 資本設立外界和資本不斷地打破外界的矛盾、衝突,積累到一定時候,資本的帝國主義擴展就面臨著極限,面臨著終結。正如哈特和奈格裏所引證的盧森堡的斷言,“帝國主義越是兇猛、無情和徹底地導致非資本主義文明的衰落,它就從資本主義積累的腳下更快地分割地皮。儘管帝國主義是延長資本主義生涯的歷史方法,但也是將它帶向快速終結的手段。”(228)

 簡單地說,在哈特和奈格裏看來,一方面,“資本主義再生産與積累的核心必然包含著帝國主義的擴張。資本別無他路——這就是它的本性。除非摧毀資本主義本身,否則不可能對抗帝國主義的邪惡。”(228-229)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因爲其矛盾的發展勢必導致帝國主義的終結。“帝國主義其實爲資本創造了一個束縛——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一定程度上,帝國主義實踐所造成的疆界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完全實現。資本必須最終克服帝國主義,摧毀內、外部之間的界線。”(234)而“世界市場的充分實現必然是帝國主義的終結。”(333)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全球化就其本身是資本主義資本擴張的結果,是20世紀80年代初雷根和柴契爾夫人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它推動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而蘇東演變本身也標誌著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世界真正全球化了。但這種全球化卻注定要埋葬資本主義。

 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從帝國主義中發展出一個新的制度來,或者說,如何超越帝國主義。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哈特和奈格裏對列寧的分析既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他們指出,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是通過挑戰、批判魯道夫•希爾佛丁和卡爾•考茨基而提出的,但是列寧爲了發展其批評,有時則把兩位被批判者的理論推測假定爲他自己的觀點。(229)在考茨基看來,資本主義能夠取得世界市場的真正的政治與經濟的統一,在帝國主義的劇烈衝突後能産生一個新的和平的資本主義階段——“超帝國主義”的階段,用一個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來代替以各國爲基礎的金融資本的競爭與爭鬥,資本取得了和平的吸納和革命。哈特和奈格裏認爲,列寧對於考茨基的觀點既有贊成的地方,也有反對的地方。“列寧贊同考茨基的基本論點,即資本主義發展中存在著不同國家的金融資本走向國際合作,並可能建立一個單獨的世界托拉斯的趨勢。”(230)列寧反對的是考茨基用和平前景來否定對帝國主義採取革命、暴力行爲,緩和現實的各種矛盾。進一步說,哈特和奈格裏認爲,列寧對考茨基的批判其“否定政治成分多於理論成分”。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列寧在理論上是承認考茨基“超帝國主義”的可能性的,但在實踐上、政治上,列寧反對坐等和平,希望以共産主義革命來克服帝國主義的矛盾,“最需要避免的是實現走向‘超帝國主義’的趨勢”(231);列寧希望、預測,在世界性的托拉斯形成以前,在超帝國主義的世界範圍內的各國金融資本的合併發生之前,帝國主義將不可避免地崩潰,走向它的發麵。據此,哈特和奈格裏認爲,“在這些推理的基礎上可以誇張地說,列寧對帝國主義及其危機的分析直接導引出了帝國的理論。……這就是暗含在他的作品中的選擇:要麽是世界共産主義的革命,要麽就是帝國。”(234)

 那麽,推動帝國主義向帝國發展的動力是什麽呢?在哈特和奈格裏看來,這種動力有幾個方面。首先是無產階級的運動和“民衆向往解放的欲望所推動的階級鬥爭”,“喚出帝國的正是民衆”(43)。1917年的蘇維埃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發展了,否則,要麽被共産主義革命推翻,要麽是資本主義彼此碰撞以至毀滅;資本主義要想繼續維持下去,就必須改變政策,實現從帝國主義向帝國的轉變。其次是資本和全球化的進程,打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使國家主權形式發生變化。最後是美國羅斯福“新政”的施行及其二戰後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推廣,使“超越帝國主義的真正過程開始生根”(241)。“新政”所推行的反殖民化、生産的反中心化和控制政策超越了帝國主義,顯示了帝國權力的新特徵。

 然而,帝國主義從何時開始轉向帝國的呢?哈特和奈格裏認爲,真正轉捩點是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可被視爲美國帝國主義趨向的最後時刻”(178),因爲通過這場戰爭使美國認識到,老式的歐洲帝國主義道路是一條不歸之路,在當今這個時代是難以爲繼的,必須退回到它原先的“新政”道路,採取帝國式的統治。而且從越南戰爭後,不同國家之間的鬥爭開始匯合並反對共同的敵人——國際規訓秩序,“業已統治了全球近三十年,即美國霸權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的經濟秩序開始解體”(264),佈雷頓森林體系被廢除。繼而,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市場得以真正統一,全球政治秩序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美國被要求擔負起確保和加強新的超國家權利形成過程的法律效力的作用,以世界和平的名義對所有地區的衝突進行軍事干涉。在哈特和奈格裏看來,海灣戰爭確如美國總統喬治•布希所宣稱的那樣宣告了帝國這一新世界秩序的誕生。因爲在這場戰爭中,美國被展示爲惟一可以行使國際正義的力量,第一次承擔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其行動不是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動機,服務於帝國主義利益,而是以維護全球正義之名進行的,服務於帝國的利益。所以,“正是在美國憲法的全球擴展中,當代的帝國觀念才得以誕生。”(182)

 然而,哈特和奈格裏對列寧帝國理論的分析卻曲解了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中,列寧就旗幟鮮明、一針見血、決不妥協地指出,“考茨基胡謅出來的那個臭名昭著的‘超帝國主義論’”,“就是拿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對群衆進行最反動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們不去注意現代的尖銳矛盾和尖銳問題,而去注意某種所謂新的將來的‘超帝國主義’的虛假前途。”(列寧,第三卷,1995:678-679)帝國主義國家的不平衡發展決定了帝國主義國家不可能和平共處,它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重新瓜分世界,沒有別的辦法。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是可以設想的,但這只是一種抽象的可能性,在實踐上是極端反動的,它掩蓋了帝國主義的最深刻的矛盾,美化了帝國主義。“它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這個理論是“荒唐的”,背棄馬克思主義到了“徹底而無可挽回的地步。”(列寧,第三卷,1995:655-656)實際上,列寧惟一期望的東西是革命;帝國(或超帝國主義)甚至從來就不是一種可能性。列寧極力反對的正是那種在革命高漲的時刻不積極承擔歷史賦予的艱巨任務,而試圖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的機會主義觀點。所以,從列寧對帝國主義及其危機的分析中直接導引出帝國的理論,在推理上實在是有點“誇張”,是對列寧的歪曲,把《帝國》贊之爲“當代的共產黨宣言”顯然享譽過高。

 應該說,全球化確實給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帶來了無數的變化,民族國家的主權被削弱,全球聯繫日益緊密,加強全球組織、國際機構的作用已經成爲十分必要,也勢必對全球經濟、政治、社會秩序産生巨大的影響。哈特和奈格裏以敏銳的洞察力捕捉到了這種變化,並對由此提出的新問題進行嘗試性地探索和回答是難能可貴的,而且其中不乏一些洞見。但他們的分析也有些偏頗之處。

 首先,從總體上說,他們對民族國家主權的衰落有些誇大,現在說統一的帝國或全球政府已經出現卻仍爲時尚早。如詹姆遜所說,“今天,民族—國家仍然是政治鬥爭惟一的具體領域和框架”(詹姆遜,2004:381)。其次,他們的理論把美國打扮爲維護帝國、全球利益的保護神,實在有美化美國的嫌疑。實際上,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干涉行爲無不以其國家利益爲最高準則。美國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冷戰後仍然積極推行東擴戰略;9.11以後,國外交奉行的單邊主義、先發制人戰略;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根據錯誤的情報資訊,不顧國際社會及其北約盟國的譴責和抗議、以莫須有的罪名攻打伊拉克,種種行爲似乎驗了詹姆遜的話:“現在也許出現了第三種帝國主義”(詹姆遜,2004:365-366)。實際上,哈特自己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正是美國自己在伊拉克戰爭中貫徹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使帝國重新由現實性變爲一種可能性。再次,哈特和奈格裏對三個世界理論過時的分析確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第三世界、第一世界內部都存在貧富的兩極分化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根源、解決手段都有很大的不同,二者不能混爲一談。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層面上,三個世界理論仍不失爲分析問題的很好視角。最後,哈特和奈格裏給予“移民”過高地政治期望,但對於流動的民衆如何被組織起來,重新確定爲積極的政治力量,卻語焉不詳,只是簡單地說了一些枝節問題,回避要害。連把《帝國》一書稱之爲“完全是我們時代的共產黨宣言”的斯洛文尼亞政治著名哲學家齊澤克在信中對他們抱怨,“這本宣講革命的書有一個不能原諒的忽略:沒有提出行動的指南。”哈特自己在回信中也明確表示“我們確實不知道應該如何革命。”(參見Emily Eakin,2001)

 必須指出的另一點是,中譯本《帝國》從總體上說,翻譯的還是比較準確的,但一些關鍵的地方也出現了不應該犯的錯誤。如,“imperial”應譯爲“帝國的”,而不是“帝國主義的”,所以《序》2頁4行和正文179頁8行的“帝國主義”應爲“帝國”,這從上下文就可以看出;英文原著232頁的“non-place”在中譯本216頁譯爲“不存在”,把帝國主權當作“事實上的不存在”,這很顯然違背了作者的意思,因爲開篇作者就指出“帝國正在我們眼前出現”。

 參考文獻

 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上文括弧內直接標出頁碼的都引自該書。

 2. 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編《治理全球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3. 戴維•赫爾德 安東尼•麥克格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陳志剛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4. 詹姆遜文集,第4卷,《現代性、後現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5. 《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6. [英]約翰•格雷:《僞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想》,張敦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7. Michael Hardt, “Folly of Our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Guardian, December 18, 2002.

 8. Bashir Abu-Manneh, “The illusion of Empire”, in Monthly Review, June 2004.

 9. Emily Eakin, “What Is The Next Big Idea? Buzz Is Growing for 'Empire'”,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01.

  資料來源: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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