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標題:全球化、哈貝馬斯、世界新思維
作者：馬漢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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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六月哈貝馬斯在"布蘭特之家"論壇發表了一個報告，題目是《後民族格局與民主的未來》。在這篇文章中，哈貝馬斯認爲，全球化對民族國家提出了挑戰，他指出："民族國家的基本原則就是'領土主權原則'。國家觀念和國際觀念在民族國家中是分得一清二楚的"……。"隨著全球化的來臨，隨著現代性批判的逐步深入，民族國家無論是作爲一種政治制度，或是作爲一種政治理論範疇，都已經充分暴露出了其弱點和弊端。"他認爲民族國家的一些基本觀念將在全球化的進程之中受到衝擊並發生動搖，因而要對其進行調整，甚至是徹底轉型。（參見曹衛東《在權力與話語之間》載《讀書》2000年第1期）這篇報告雖然是針對德國的政策以及歐盟的前景所講，但它表達了一種觀念，而這不僅是哈貝馬斯一個人的思想觀念，是整個西方世界的一種思想觀念，那就是不惜一切地推行其"人權高於主權"的全球戰略。
1999年科索沃戰爭爆發，世界輿論譁然。此時哈貝馬斯先生又在《時代》周報發表文章《獸性與人性－一場法律與道德邊界上的戰爭》，公開爲北約武裝干涉南聯盟辯護。他在此文中指出："在古典國際法框架下，這意味著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即違反了不干預禁令。但在人權政治的前提下，這一國際社會許可的（雖無聯合國授權卻也是默認的）干預應該理解爲用武力實現和平的使命。按照這一西方的闡釋，科索沃戰爭將意味著從國家間的古典國際法向世界公民社會的世界公民法演變過程的一個飛躍。"他還說："這次干預乃是對受迫害的少數民族（與宗教）族群採取的緊急救援措施"，這"是武力逼迫他們接受一個保證所有公民具有同等權利的政治制度。"（《讀書》1999年第9期）在這裏哈貝馬斯把西方的人權政治理想闡述得淋漓盡致。即他們希望將人權不僅局限在道德的範疇之內，而是要把它法律化，成爲一種淩駕於各國主權之上的世界法律。
這些都已經成爲過去，我們且不去論它的是非曲直。我們要討論的是把哈貝馬斯的這些言論和20世紀90年代西方推行的全球化戰略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信心和出發點。蘇東解體使西方世界産生了從未有過的快意和信心，30多年的冷戰結束以後，突然一夜之間仿佛西方獨步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似乎取得了全球性的勝利，所以一些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維護者們忙不叠地打出了歷史終結的旗號。他們要把整個世界都納入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當下歷史之中，不遺餘力地推行其全球化的戰略，甚至不惜以經濟制裁和武力去實現他們這種推行下去的決心。
但時間進入了21世紀，我們姑且不論他們推行全球化戰略的具體進程如何，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思想觀念的改變。哈貝馬斯今年4月份到中國來訪問，與中國學者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溝通，並在中國做了數場學術講演。在這些講演之中哈貝馬斯的態度變得比較謹慎，他很少提人權對主權的挑戰，而更多是談到人權問題受到主權立法者的制約；談到人權問題的文化間性，強調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之間人權問題所受到的影響和制約；談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溝通的重要性。
而更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哈貝馬斯在今年10月14日接受德國書業和平獎時做的答謝講演《信仰與知識》，在這裏哈貝馬斯又重新闡述了他的行爲交往理性的思想，提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的重要性。就連對待9.11美國遭到恐怖主義襲擊，和美國採取一系列的反恐怖主義行動這樣的事情，哈貝馬斯都變得極爲謹慎。他不再倡導用武力來實現某種使命了，而是指出"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不是一個（軍事）戰爭。在恐怖主義之中，也同樣體現出不同的世界之間災難性的沈默和碰撞。這些不同的世界必須超越恐怖主義者和導彈無言的暴力，而發展出一種共同的語言。面對著衝破一切國境的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全球化，很多人期待著另一個政治的回歸：不是霍普斯最初設想的那種全球化的治安國家－即在警察、情報機關和軍隊的層面上，而是一個全世界的、推動著文明化進程的建設性政治。此時此刻，我們除去對理性和一點點自我覺悟蒼白無力的期望，別無選擇……。"（士柏諮詢網）
哈貝馬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西方世界的晴雨錶，他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西方世界，或者說他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西方世界的政治決策的。哈貝馬斯的觀點的轉變說明了西方世界在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許多新問題的出現，改變了自己的思想模式和思維定勢，開始變得比較現實地考慮問題和處理問題了：那就是他們不再把資本主義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強加到其他民族身上，不再急於把整個世界納入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當下歷史之中，而是更加關注不同民族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繫、交流、合作，關注多邊主義的合作，謀求共同發展。美國這次建立廣泛的國際反恐怖主義聯盟就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說全球化作爲一種國際間的經濟技術的密切合作，這是一個現實的趨勢，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根本用不著誰去推動，更不需要用什麽強制的手段，經濟制裁以及武力來進行。在當今世界格局中，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想求得自己的處身位置，求得自己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有一席之地，都不會甘心置身其外，都會主動尋求機會加入這一世界大合唱之中。中國過去的入關談判，現在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對這一現實大趨勢的一種主動適應。
然而當這一自然的進程遭到破壞，當西方世界以一種急功近利的思維定勢來主動推行這一進程時，這種"全球化"就帶有了一種濃厚的霸權主義色彩，變得難以讓人接受了。因爲他們推行的全球化策略不僅是經濟、技術的合作，而是從經濟，到政治，到文化的全面的一體化的策略，也就是要把整個世界完全都納入到一個統一的世界模式之中。這不能不讓那些非西方國家和民族産生疑問，這種統一的模式，統一的規範是由誰來決定的，這種模式和規範是否公平、公正，它是否適合我們這些非西方國家，是否適合那些發展中國家的現狀？關於這一點過去一段時間裏已經有過很多的人都在探討，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在探討，連西方世界的一些學者也提出了這樣的擔心。
今天看來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從理論上講，這種統一模式與規範的設想是根本行不通的，因爲誰有資格來定這樣的規範呢？當然不可能是由發展中國家來決定，只能由發達國家來定。而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不同，所處的位置不同，發達國家要求我們完全開放市場，允許他們自由投資和自由銷售商品。這樣就必然要擠垮我們的民族工業，使我們這裏完全變成他們的産品加工地和廉價勞動力市場；在現實中這種設想也是不成功的，因爲各個民族、國家各自有著自己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有著多種信仰形式和信念，還遠沒有形成一種世界文化的大融合，以後是否能夠出現這樣的統一的世界文化也是一個未知數。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就匆匆忙忙地抛出所謂"一體化"的策略，很顯然會遭到衆多的民族的反對，甚至會釀成不同民族之間、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以至於暴力和戰爭。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亨廷頓就提出21世紀可能是一個文化衝突的時代，主要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演化成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幸的是真的被亨廷頓言中了。但我們平心靜氣地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說，這一切的發生和西方世界在20世紀末期急於推行他們的所謂的"全球一體化"的進程是有關係的，即他們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戰爭的邊緣。他們要以武力來實現和平的使命，結果是引發了更大的戰爭和災難。
所以我更喜歡今天西方世界的這種務實的態度，更喜歡今天的哈貝馬斯。
上網日期
2001年12月26日
資料來源：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pingtai/011226300/0112263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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