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標題:反經濟全球化思辯 作者：韓德強 ========================================== 近年來，全球化一詞頗爲流行。論者認爲，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雖然全球化對中國來說是雙刃劍，但是中國只能加入全球經濟分工，成爲其中的一個生産環節，再也不可能甚至也不應該謀求自成生産體系了。 不同層次及可逆性
從哲學層次上說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人類從非洲的東非大裂谷出發，散佈到全球各地，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從各地的原始部落的交往和衝突中産生出部落聯盟，這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從部落聯盟到大大小小國家的形成，這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歡迎光臨思想格式化從許多小國家中産生出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等覆蓋廣大地域的政權，這是第四次全球化浪潮；從哥倫布登上新大陸到波瀾起伏的20世紀，這是第五次全球化浪潮。從最寬廣的歷史尺度來說：具體到每一次浪潮，中間更有無數階段和曲折且動人的故事，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從總趨勢上說，人類的互動程度越來越高，聯繫越來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導全球的力量。
但是，問題不僅在於是否從局部到全局的主導力量形成，更在於誰來主導，以及什麽力量來主導。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全球化進程也是一個充滿血腥暴力的進程，而且越是全球化進展迅速的時候，也就越是衝突激烈、生靈塗炭的時候。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全球化急速推進的時期，在這個短短二、三百年的時期結束後，即形成一個統一的秦帝國，按當時的地理概念，即完成了全球化。但是，圍繞著是由秦國還是由燕國、齊國、楚國或是六國合縱完成全球化，卻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戰爭，無數各國百姓戰死疆場，成爲全球化的犧牲品。思考全球化的主導力量和方向有兩層含義，一是由多數人主導的全球化，還是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二是如果是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又是哪些人主導的全球化？一直到20世紀以前，除少數知識份子對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提出過異議外，更多的知識份子則爲各國爭奪主權而獻計獻策。而事實上，歷史也基本上是“少數人的全球化”的歷史。但是自從馬克思主義産生以後，情況就有了不同。因爲馬克思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和歷史感的“多數人的全球化”的理論，在這一理論指導下，20世紀成爲“多數人的全球化”運動的試驗場。正是有了兩種全球化方向的較量，以及不同方向下不同模式和利益集團的較量，這一世紀的內涵才變得格外豐富。當然，在這場世紀較量中，由於多數人並沒有找到自由聯合的適當方式，“多數人的全球化”失敗了。在弗朗西斯·福山們看來，這意味著全球化只有一種可能的方向，即“少數人的全球化”。於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就竊取了全球化的雙重可能性，把全球化的必然性化作少數人全球化的必然性，並以必然性之名對多數人進行思想和利益上的強暴。但是，兩者的較量並沒有結束，兩個重大因素特別值得考慮。一是“多數人的全球化”運動的自我反思，二是“少數人的全球化”進程由於失去多數人的制約而走向反面。最近這場北約侵南戰爭就是這樣一場以全球化名義進行的戰爭，由此人們既可以觀察到“少數人的全球化”的猙獰面目，也可以看到失去制約後的霸權方式。
這是要澄清的第一個問題，即目前所謂的全球化準確地說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類的福音，也不具備必然性。認爲這種全球化進程不可逆轉，並且值得全人類的熱烈歡迎，這只是少數人挾持多數人的意識形態而已。事實上，隨著這一全球化進程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被推進失業和貧困的深淵，並不排除物極必反，轉向另一方向的全球化的可能性。當然，目前的所謂全球化不僅是“少數人的全球化”，更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雖然從哲學層次上講全球化可以作爲統領歷史進程的大概念，但是全球化畢竟還是最近才進入日常語境的。
“全球化”、“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這是三個外延逐漸縮小、內涵逐漸豐富的遞進概念。如果說把不加限定詞的“全球化”稱爲廣義全球化，則“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可稱爲廣義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還只能稱作中義全球化，因爲還有一個最狹義的全球歡迎光臨思想格式化化，即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事實上，“全球化”一詞所以出現在80年代初期，而不是更早，就是因爲其所指是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新特點。這是人們談論“全球化”時所指的真正物件。如果要給這一階段的全球化起一個稱號的話，叫“資本流動全球化”可能更準確。因此，不加限定詞的“全球化”才可以享有必然性，加限定詞的“全球化”並不具有必然性，而且限定詞越多，必然性越弱。“資本流動全球化”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也就是說，“資本流動全球化”被逆轉的可能性最大。
“全球化”，“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是三個外延逐漸縮小、內涵逐漸豐富的遞進概念。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是最狹義的全球化，可更準確稱爲“資本流動全球化”。
全球化動力
70年代初期，由於日本和歐洲競爭力強勁，大量美元流向歐洲美元市場，迫使美元與黃金脫鈎，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匯率改由市場調節，這爲資本自由流動提供了土壤。此後，美元對日元和歐元大幅貶值，迫使日本和歐洲的跨國公司紛紛將生産基地轉移到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國家，以降低生産成本。對此，美國一方面也大量地將産業轉移到不發達國家，另一方面則掀起私有化浪潮，以便大規模裁員和提高生産效率，同時還削減社會保障資金，以便減少稅收，增加本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這一系列措施在經濟學上的概括便是“新自由主義”，主張一切讓市場發揮作用，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實現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而這些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則是跨國公司，有了資本自由流動的權利，跨國公司可以在全球配置資源，尋找最低生産成本和最低稅收線路，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公司不是被動地在各國的法律範圍運作，而是設法鑽各國法律的空子，甚至以撤走投資相威脅要求各國改變對外資不利的法律，降低稅收，並把利潤集中到那些海外金融飛地。隨著跨國公司在全球尋求最高利潤線路而來的是，週邊國家的低工資和高失業率向中心國家蔓延，而週邊國家本身卻並未因此降低失業率，因爲跨國公司在週邊國家每創造一個就業機會，就會擠掉當地工業3－5個就業機會。因此，整個世界的需求進一步萎縮，各國政府調節經濟的能力削弱，稅收減少，債臺高築，私人信貸消費額也數量猛增，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同步性和連鎖性加強。在生産基地和産品全球化的同時，污染、犯罪、毒品業、色情業也都迅速地全球化。這些都是“資本流動全球化”帶來的直接後果，也是爲人們切身感受到的“全球化”。
從分析可以得出第一層結論是，“全球化”的動力是跨國公司。最近有一個生動例子可以說明跨國公司是怎樣推進全球化的，那就是今年3月中旬德國財政部長奧斯卡·拉方丹的辭職。拉方丹的經濟思想實際是凱因斯主義，在德國經濟面臨衰退的情況下，他主張擴大內需，提高社會保障標準，歡迎光臨思想格式化降低失業率，減輕低收入者的賦稅負擔，增加他們的實際收入，以刺激消費。同時，爲彌補稅收減少的損失，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稅負等。但是，這一系列主張卻遭到德經濟界的強烈反對。20家跨國公司的老闆聯合警告施羅德政府，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拉方丹的經濟政策意味著增加勞動力成本，減少利潤，從而削弱他們的競爭力。如果繼續執行這種政策，他們將考慮把總部和工人遷出德國，這樣現政府降低失業率的目標不但不能實現，反而還會上升。這20家公司中包括西門子、漢莎航空公司等著名的跨國公司，出面說話的是德國安聯保險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舒爾特·瑞利。就這樣拉方丹成了跨國公司爲推動全球化的又一個犧牲品。
然而，跨國公司爲什麽又要推動資本流動全球化呢？難道它們不知道由此將會提高失業率，激化社會矛盾，從而威脅跨國公司本部和上流社會的安全嗎？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爲，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所産生的“插上翅膀的資本主義”純系一場“令人不快的惡作劇：馬克思主義者在100年前所斷言的並且當時絕對錯誤的東西，今天竟成爲現實。資本家越來越富，工人階級卻越來越窮”。全球化的競爭“把人們投入絞肉機”，並破壞著社會的內聚力。又如，摩根·斯坦利基金會和美國居第四位的紐約投資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曾一貫主張把生産移往國外，大力精減企業機構。但是，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是無法止息的。這倒不是說跨國公司不可以聯合起來，制定壟斷價格，減緩競爭烈度，而是說，“資本流動全球化”本來就起源於70年代的3大經濟區域間的競爭激化，實質上也是這3大區域間的跨國公司的競爭激化。
反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
反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有著天然的聯繫。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核心邏輯，因此徹底的反全球化意味著反對資本主義自身。這在今天資本主義獨領風騷的時代，不說是不可想像的，至少也是暫時不現實的。
西雅圖會議上第三世界各國的貿易代表絕不是反對資本主義，相反他們還常常是本國資本的代言人。但是，在反對美國以世貿組織壓迫本國完全開放貿易和資本市場這一點上，他們卻可以和會議大廳外的反全球化者結成同盟。其實，不僅第三世界各國如此，連歐洲、日本等都找到了與歡迎光臨思想格式化歡迎光臨思想格式化反全球化者的共同點，那就是反對美國以全球化之名行經濟霸權之實。
全球化的核心邏輯是新自由主義，即放棄國家干預，聽任市場力量自發作用。這一邏輯不但要求資本流動自由化，更要求貿易自由化。有意思的是，就在全球化聲浪日漲之時，貿易保護主義也日益嚴重。1999年底，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的西雅圖會議在場外公衆的示威下流産。但是，導致西雅圖會議失敗的直接原因卻是克林頓的貿易保護主義指示：他要求巴爾舍夫斯基堅持把勞工標準與貿易制裁挂鈎，以限制第三世界的廉價産品衝擊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這是作爲WTO盟主的美國公然推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的又一個明證。
事實上，美國經濟競爭力最強盛的時候並不是在今天，而是在二戰結束以後的大約10年時間裏。60年代末，日本和歐洲已經在從汽車、家電到半導體的廣泛領域內奪取了競爭優勢，美元頻頻發生危機，最終導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從那時起，美國就不再是身體力行自由貿易了，它一方面用GATT／WTO談判打開別國市場的大門，另一方面卻用各種非關稅壁壘築起貿易保護的高牆，實行起超級貿易保護主義。1974年美國通過《貿易法》是美國貿易政策的轉捩點，其中就包括所謂“301條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常常看到GATT／WTO一輪輪削減著關稅，卻沒有想到貿易保護主義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因爲新的貿易保護不靠或主要不靠關稅，而是靠非關稅壁壘、匯率戰和組建區域性經濟集團。仍以美國爲例，其非關稅措施種類繁多，設置精巧，大體上可以劃分爲兩類，一類是屬於直接扭曲貿易流量的措施，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等；另一類是屬於間接影響貿易流量的措施，包括廣告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等級、衛生標準等。西雅圖會議大體上有三大焦點，一是美國要求歐洲和日本開放農產品市場，二是歐洲和日本要求審查美國的反傾銷法，三是發達國家試圖用勞工和環境標準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産品的輸出。
可見美國多年來以反傾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的嚴重性。至於匯率戰則更是美國的拿手好戲，從70年代初至今，美元兌日元的比價從1：360直落至1：120左右，嚴重地削弱日本經濟的競爭力，使日本在整個90年代一直深深地陷入蕭條之中，至今無力自拔。爲降低成本，進一步提高競爭力，美國還和墨西哥、加拿大組成北美自由貿易區，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和加拿大豐富的自然資源。
主張全球化者認爲，民族國家已經過時了，國家不再應該，也不再有能力承擔經濟生活調節者的角色，各國調節經濟的主權應該移交給國際經濟組織如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他們聲稱，這是不可避免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然而，與其說這是一種必然趨勢，還不如說這是跨國公司的希望、恫嚇和蠱惑。誠然，跨國公司經常以轉移定價等方式來逃避所在國的稅收和監管，也常常直截了當地以撤資相威脅，從而迫使政府降低稅率，提供優惠條件，屈服於跨國公司的壓力。但是，這裏有一個基本前提值得討論，即跨國公司的投資對所在國有益，比如能增加所在國就業，提高所在國的技術水平等，這樣政府才有理由屈服於跨國公司。然而事實上，跨國公司帶來的就業量遠遠小於被它擠垮的本國公司的失業量，而且，如果沒有國家經濟政策干預，或者該國加入了世貿組織，遵守其“貿易投資相關準則”（TRIMs），則跨國公司不會同意向該國轉讓技術，甚至連所在國提出這個要求都是非法的。特別是對於經濟技術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跨國公司的無障礙進入意味著自主民族工業的破産，意味著該國産業結構的全面降級，意味著大多數人的失業和半失業。因此，事實恰恰與全球化輿論倡導的相反。在美國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於美國的壓力，開放了金融市場，被迫同意匯率大幅度升值，結果淪入長期蕭條，至今不見盡頭；東南亞回應美國的號召，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結果一場金融風暴驟然降臨，銀行、大企業紛紛倒閉，美歐財團乘勢收購，國家經濟主權喪失貽盡，幾十年奮鬥成果付之東流。俄羅斯實施了美國設計的休克療法，想和全球化接軌親吻，結果陷入了長達10年的經濟和政治動蕩，其經濟結構從技術型轉爲資源型，六大財團巧取豪奪，俄羅斯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向西方。由此可見，國家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趨勢面前並不是被動的、無所作爲的。相反，正是在跨國公司以咄咄逼人的態勢對各弱勢民族的生存構成重大威脅之際，國家才更有必要肩負起國民的重托，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從法理上說，國家並沒有權力將經濟主權轉移給國際組織。經濟是一切的基礎，經濟主權是至關重要的主權，是全體人民賦予政府的神聖權力，是用來造福於全體人民的。如果人們對國際經濟組織沒有發言權，如果國際經濟組織的産生不符合民主選舉原則，人們怎能保障它爲廣大人民利益服務呢？人們又怎能放心向它移交經濟主權呢？
反全球化與反邊緣化
西雅圖會議大部分示威遊行者的動機恰恰是反對世貿組織及其倡導的全球化。至於其某些主張被克林頓政府利用來搞超級貿易保護，甚至個別示威者組織者本身得到政府的授意，那是無法避免的。早在1999年6月18日七國首腦會議期間，反全球化的抗議浪潮就席捲了發達國家的中心都會，倫敦、舊金山、馬尼拉、東京、利馬、香港都爆發了大示威。倫敦市中心金融區萬多人集會，打出的標語是：“我要全球生態保護，不要全球自由經濟！”“全球化，當心點！人民不會放過你！”示威者抗議認爲，七大國推動的全球化政策造成大量失業、貧富懸殊和生態破壞，摧毀了大多數人的生活、幸福和希望。在西雅圖會議前三天，巴黎、里昂、馬賽及斯特拉斯堡等10多個法國重要城市出現上萬群衆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世界商品化”，諷刺“經濟世界化，利潤私人化”。而西雅圖的示威者打出的標語則針對性更強：“不要新談判，掉頭回去！”示威者並不是單純主張貿易保護的特殊利益集團，而是代表著被全球化排斥到經濟生活邊緣的全球多數人的利益。
但是，全球化和世貿組織走得實在太遠了。如果聽任其新自由主義的核心邏輯發展，則最終結局就是全球數百家跨國公司統治世界各國經濟，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聽任跨國公司擺佈，爭相爲跨國公司提供最優質、最廉價的勞動力，提供最完善的基礎設施，制定跨國公司滿意的投資政策，成爲跨國公司的分包商服務中心，卻徵收最少的稅收，最大幅度地削減社會福利。否則，跨國公司就會威脅該國政府要撤走投資，遷移工廠，連受剝削的機會都不給你。但是，這必然意味著一個大多數人經常性失業的世界，一個20：80的世界，一個生活水平螺旋式下降的世界。這絕非僅僅是下論推斷，而是正在發展中的事實。 資料來源：http://www.pen123.net/readxrcon.asp?WDLSH=385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