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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靠教育，这是近20年中国社会值得自豪的全民共识。这一共识使得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取向的中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教育改革，一直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背景，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成为近2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教育所承担的使命随之发生改变。
中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仅为8年左右，相当于最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使既定的教育目标都如愿实现，也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全球化要求中国重新设计教育改革、重新考虑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教育发展。
教育
经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在系统地对照检查自己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功，并对已取得的成绩进行校准。不但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而且还对比分析各种医疗卫生制度、税收制度、支持环保的法律条款等等。现在，又在对比分析各种教育制度。即使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在重新认识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是社会自己在竞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把教育视为一种投资。教育可望使人一生的收入大大提高，相比之下，受教育所花费的成本微不足道。鉴于教育的这一特点，经济学家发明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素质逐渐被看作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条件，并且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拉开差距的重要因素，人们因此作出许多安排，以在国际上“测量”构成“人力资本”的因素。
教育成效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呢？一个典型的答案是，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马尔萨斯时代”以来，全世界的经济进步基本上都受到科学技术的推动。铁路缩短了世界各地间的距离，机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电力照亮了世界，生物技术给世界带来生机……直至今日，信息技术正在创造更加伟大的奇迹。这些事件都需要基本的科学知识，然后进行技术和商业革新，也就是需要受过教育的人来发明创新。
人力资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明比比皆是。对一大批国家几十年间的大量抽样调查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不仅人均收入较高，而且经济增长较快。虽然外国直接投资、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和有利的贸易体制等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认为是不受其它因素影响的，但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雄厚的国家，上述这些方面带来的经济效能要大得多。事实表明，最近数十年国际经济的巨大飞跃，都是利用先进技术取得的；而大多数科学突破和技术进步都以浩大的声势发生在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虽然亚洲国家的人力资本在“模仿”西方国家的产品和工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通过仿造并由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保持新兴工业具有商业活力，从而使一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率，成为当代世界发展史的一个经济传奇。成功秘诀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入学率远远高于其它国家。
进入知识和信息经济时代，教育更是发展科技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条件，受教育的程度已成为实现创新活动的直接文化前提，不仅科技领域的创新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服务、管理、社会科学等其它领域或行业的各种创新，同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全完整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群体对于充分实现经济高速运行至关重要。教育的落后必然造成劳动力素质差、在国际技术竞争中落后，从而导致技术产品出口量低、出口产品中技术含量低。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素质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拉开差距的决定性因素。
教育扩大了富国与穷国差距
教育被列为仅次于医疗卫生业的全球第二大行业。现在，人们已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学校不仅是经济的主要基地之一，而且是一种基本的竞争力标准。换一个角度说，人均受教育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教育正在成为世界性的经济砝码，教育落后必然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速度与经济质量。发达国家在大力开发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跟不上。据有关国际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资本对生产率的贡献为18%——20%，劳动力对生产率的贡献为10%——18%，技术对生产率的贡献最低值为44%，最高值为72%。显而易见，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技术进步的关键是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大面积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要依靠教育。世界银行估计，大量使用技术能使成本降低30%，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经济学家说：过去最贵的宝藏在深山，现在最贵的宝藏在人的大脑里。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途径，对教育的每一元投入将带来比任何投入更高的回报。知识经济的效益与教育投资成正比，从而扩大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当前者已经走向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的时候，后者尚在艰难地提高读写能力，根本无力投资于以掌握技术为目的的较高等教育。
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资料，到上个世纪末，欧洲联盟国家一名学生的平均在校学习时间是16年，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不足十年。1990年联合国教育论坛会议曾许下诺言：2000年前实现根治文盲的目标。诺言并未兑现，到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世界上尚有一亿多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初等教育，还有8亿多成年人是文盲。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就等于获得了通向贫困、失业和低收入的通行证。鉴于实现目标的路途如此艰难，2000年４月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全球教育问题论坛上，新的目标是在2015年以前将文盲减少一半。此次会议闭幕时，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的1500位与会者发表声明，再次保证要“改天换地”。声明不仅要求将文盲的比率减少一半，而且呼吁向所有的人提供免费的初级教育，保护儿童受教育权利，消除男女之间在教育方面的差距，以及提高教育质量。
21世纪的进步将涉及诸如信息技术这样的非物质因素，人们担心，如果教育和知识经济之间失去了联系，就有可能在穷国与富国之间撕开一道裂痕。
不幸的是这一道裂痕正在出现。据有关国际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早在90年代中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开办的4000多家企业，共有员工110万人，年销售额达2320多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经济实力居第24、25位的国家的国民总产值。
在越来越依赖知识的全球经济中，今天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等于明天收入的不平等，从而使富国和穷国间业已很大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在文化和社会的前景中，21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使所有人都接受教育，消除贫困首先必须致力于解决教育问题。
重要的是，要避免知识经济把世界分割成一个个置身于贫困海洋之中的小岛、改变知识和财富日益集中到某些人手里的趋势，就必须重新认识基础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发展中国家既得到基础教育也在知识经济中拥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还必须把基础教育摆上一个全新的高度———列入国家和国际政策之中，并迈出重大步伐，确保基础教育的内容高质高量，适应当今世界经济潮流。#
中国教育改革之路仍长
中国的“偏差”有多大？
国外通常用“偏差制”来衡量国家潜在竞争力，其内容主要包括：一，中等教育就学率（初中和高中）；二，高等教育就学率（短期大学、大学、大学研究院和专业学校）；三，政府教育支出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均经常项目支出额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偏差值越高的国家，潜在竞争力越强。
依据“偏差制”排出的发达国家和亚洲主要国家地区潜在竞争力的最新排行顺序，排在第一、第二的分别是美国、新加坡，偏差值为65.2和61.8。中国排在第二十七，偏差值为35.7，低于香港（59.5）、日本（54.1）、台湾(49.1)、韩国(45.6)、马来西亚(40.8)。
人口众多，人力资源素质相对低下，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尽管“九五”期间，高等教育招生数增长一倍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7.2%上升到11%左右，但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人均受教育水平仅为8年左右，相当于最低收入国家的水平。据教育部门、劳动部门预测，“十五”期间我国每年还将新增劳动人口1100万人，每年还有几百万人需要接受再就业培训。随着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加入WTO，人口素质的提高对中国参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日趋重要。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同4%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教育经费不足仍是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于中国来说，教育已成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为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变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十五计划”明确提出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适度超前”，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教育发展战略，也是中国教育面向新世纪的唯一选择。但是，如何使这一令人振奋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目前尚看不到同样“振奋”人心的具体措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除中央政府保证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法定目标的落实外，使教育经费有一个较快增长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真正树立教育超前发展的意识，完全按财政预算来划拨教育经费，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使教育经费不断增长。此外，如果按教育是一个产业来发展，教育自身应创造收入，民办教育应得到大力发展，包括民办高等教育，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机制。
如何填补巨大的人才缺口
教育“适度超前”发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而且还必须优化教育结构，包括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地区结构。人才培养必须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主要目标，尤其要与国际接轨。
目前的人才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终端之间存在错位，教育部门并不很清楚社会经济领域所需人才，用人单位往往要负担额外的职业教育成本。专家预测，未来10年里，简单劳动的比例将大大减少，要求较高的职业的比例将大幅度提高。同时，人才市场的灵敏度将进一步提高，市场对人才资源的调节作用将不断强化。实际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空前地严峻起来。从较近的形势看，中国正受厄于WTO人才的匮乏。证据有三：其一，为适应世贸规则而进行的法律修订，目的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来认识与WTO的关系、WTO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国内法与世贸规则的衔接，目前进展缓慢，尚处初始阶段；其二，各省市为入世所作的经济调整，仅有上海、广州两地成效明显；其三，不久前举行的“经济全球化与企业对策论坛”透露，全国只有5％的企业对WTO规则全面了解，另95％的企业对此知之甚少。
为“入世”储备人才的工作早几年就开始，并在一些方面取得成效。国家人事部实施的“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对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实行滚动式培养，目标是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培养数百名赶上世界高新科技前沿水平的、一流的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理论家，数千名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学术带头人，数万名在科学领域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中青年专家。尽管如此，许多理论界人士对入世后的人才形势仍不敢乐观。中国最缺乏的是人力资本，首先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创新人员。而入世后的市场开放，将导致中国并不可观的人力资本流向国内与国外的强势公司。在未来的五年保护期里，“人才入世”将是中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加大教育体制的改革步伐的同时，还要创造体制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强化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发人的创造性，以开发、造就出适应全球化的WTO人才群体。
从较长远的形势看：软件人才的严重短缺，将限制中国信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有关国际机构评估，中国对IT工业及开发利用IT资源的扶持相对薄弱，IT专业人员的能力也处于亚洲较低水平。国家教育部负责人也承认，信息技术人才的短缺和国民信息技术素质低下是制约国家信息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若拿印度作比较，印度约有软件企业1000家，中国软件企业数量达5000多家，是印度的5倍以上，其中大多数是50个员工以下的小作坊式企业。从国内销售额看，中国和印度数字接近；但在出口额上，中国软件业出口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印度软件出口额等于中国软件国内销售额的两倍以上。目前印度有软件工程师至少在25万人以上，平均每个企业250人；中国现有软件人员大约15万人，分布在5000多个企业里。业内专家称，目前中国至少缺20万软件人才。至2001年初，中国培养的软件专业博士生不过200多人，硕士生数量也大不到哪里去。以上海为例，截至2001年3月，全市软件从业人员不过2.2万余人，其中博士生200，硕士生2000多人，本科及大专毕业生2万余人。以现有教育规模，上海IT行业专业毕业生每年也就5000左右，即使这些人全部进入信息行业，也难以满足需求。
中国进入电子联网时代虽然比较晚，但最近两三年来中国因特网发展迅猛：保守估计，因特网使用者的数量1998年为100多万，1999年为450多万，截至2001年上半年，中国的因特网用户大约2300万户。国外预计2003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可能达到3300—5000万。但这个积极的总结不能掩盖中国在因特网方面也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因特网使用者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且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以及少数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中国的因特网普及率还远远落后于韩国（21%）、日本（15.5%）等亚洲国家，更落后于美国（45%）、芬兰（38%）和德国（18%）等西方工业国家。
信息技术现在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尤其作为其核心的软件业，是优化产业结构、加速传统产业发行的基础产业，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日本经济学家大阪大学教授池本清不久前发表的研究报告，在2010年左右，作为基础设施的信息技术和作为手段的因特网将获得相当程度的普及。在发展迟缓的中等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中，数字鸿沟导致的贫富差距有可能扩大。假如信息经济是决定国家未来是否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那么，能否跨越数字鸿沟，将影响中国能否成为经济强国的进程及结果。
人才培养新途径：教育与产业联手
实际上，人才短缺是多数国家全球化和信息产业发展进程的共同难题。美国信息技术协会的一次调查显示，到2001年初，美国需要填补的信息技术岗位达85万个。西欧大约缺60万人。而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信息技术人才短缺的危机。据有关国际机构专家对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估计，新加坡每年约有一万个信息技术新职位，而信息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只有2500名左右；韩国每年需要10万名新的知识工人，但国内的大学毕业生只有4.8万名；香港每年空缺的信息技术岗位一直保持在4000个左右。亚洲富国日本目前需要约20万名信息技术工人，但非官方的统计表明这一数字高达50万人，而且这还只是大公司的需求。日本经济产业省负责信息技术促进工作的官员称：假如各行各业的公司都理所当然地提高档次，日本将缺少100万、甚至200万名信息技术专家。而且，亚洲的信息技术市场正以每年30%的增长率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信息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不太可能消失。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经贸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促使教育模式发生相应变化。近年来兴起的工业产业与教育合作培养新经济人才，就是一种新探索。在美国，一批大技术公司正尝试通过与商学院合作，培养新一代经理人才和技术开发人才。这一尝试被认为是培养能够解决商界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的商界领导人的新途径。成功的案例，如微软投资麻省理工学院并结盟，以研究和开发新技术。这项名为“信息校园”的合作项目，旨在通过合作使技术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使高等教育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再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５所学院组成教育联盟，探索解决美国信息技术高级人才不足的新途径。电话电报公司认为，通过与大学的合作，可以加快课程的编制和共享，有助于培养美国工业迫切需要的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这种合作对教育显然有促进作用。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通常走在大学前面，同企业结盟将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进入高校的科研和教学中，对教师和学生了解当前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大有裨益。
获益的并非只是大学。在这些结盟关系中，大学成为开发新的企业管理模式的活的试验室，这使得进行合作的企业能够集中研究最热门的课题，如哪种战略领导模式最适合新的电子商务环境？公司如何在虚拟社区推销？如何得到知识经济的管理人才？如何奖励他们并留住他们？由于经理人员所需要的技能在迅速转变，公司和学院结盟的速度正在加快，企业界预料将有更多公司同高校牵手。
中国1993年出台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大纲就提出“推动政府、大学和企业联合办学”，但长期以来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主要出发点是，解决教育投资不足问题和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尚未进入产业与教育联手培育社会人才的境界。同时，中国的高校一直沉湎于走自己创办高科技企业之路，以使最先进的研究很快进入实用化。由于大批成果转化后所获利润部分返还母体，使得高校科研开发经受住了市场经济浪潮最初的考验；但就改善教育环境、缓解人才短缺矛盾方面，高校企业并没有太多值得炫耀的贡献。
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越过重商主义阶段而使市场经济直接建立在现代高新技术的基础之上。显然，现有教育体系已难以满足需求。借鉴与学习国外以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实现以国民素质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明目标，不仅是教育的责任，中国产业部门也义不容辞。经济学界、教育界专家认为，中央及地方政府除考虑多建立一些理工院校及专业以扩大教育容量外，应通过政策及其它措施鼓励产业部门与教育的合作，大面积培养重点产业的实用技术人才，以解产业人才严重短缺之急。
同时，高等院校通过研究与人力训练为新世纪建立一个更有知识社会的潜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开始联手在国家层面上推进大学科技园，并将其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和教育发展计划，逐步确立了使最新的研究成果进入实用化的机制。根据已制定的计划，“十五”期间，将分期分批建设100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应该说大学科技园在发展高校科技产业的同时，在培养高级人才方面是有独特优势的。产业界正翘首以待：大学科技园能否在“孵化”实用成果和产品的同时，为产业部门“孵化”出一批高级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尚待开发的领地
从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角度看，中国可能在两个领域出现长足的进步，即远程教育和社区教育。实际上，社区大学和远程教育，已成为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两种重要形态。
近20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所以能从30%迅速提高到65%左右，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社区大学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规模的争剧扩大。发达国家的社区大都具有如下特点：一，面向全社会具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公民，而且不经考试，实行开放式招生；二，由于社区大学为地方政府（州、省）举办，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一些州、省的税收大部分被用于教育事业，其中社区大学办学占去相当大比例；三，面向社会、面向企业开设应用性技能性课程，满足社会就业需求。几乎所有的城镇、郊区都根据不同生活、工作区域设立了社区大学。密度高的地区，每三、四十英里的范围内就有一所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给许多国家的教育注入了一股新的生机活力，不仅使不同爱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就有读大学的兴趣和需求，而且吸引了许多想改换职业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到社区大学学习新的技能。社区大学还为不能在学校接受教育的16岁以上的成年人、未获高中毕业文凭的人、没有受到足够的基本教育的人提供各种基本技能培训，培训的所有开支完全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社会的捐助。这种培训不仅使受训者能够在区域社会内正常地生活下去，而且大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劳动力结构。区域社会需要什么，学校就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培训项目，这是许多国家社区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基本办学宗旨。正因如此，社区大学开设专业广泛，没有成人与普通之分。如教育产业发达的澳大利亚，部分大学的发展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为社区提供广泛的教学服务，包括教师培训、商务学习、实用科学、计算机、医疗卫生等等，学生成为社区依存和依赖的宝贵资源；二是社区学院的教学很大部分是通过远程教育来实现。对于地方大学，联邦政府给的经费很少，地方政府和机构按照合同的方式给大学提供资金，使大学有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同时，政府和机构及其它社会组织人员可根据所签订协议到大学学习。
中国的高校特别是成人高校，绝大多数是专业性学院，专业设置面较狭窄。长期以来这些学校着眼于行业需求，提供教育、培训项目及专业设置不是面向社会的需要，而是以满足行业的要求为标准。此外，成人高校与普通高校有严格的界限，不可互相沟通。许多成人高校虽然经营多年，始终在为生存苦苦挣扎，未能走出具有特色的办学路子，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区大学既是高等教育的一种补充，也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织部分。中国高等教育要在21世纪前十实现15%的毛入学率，要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发展社区大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远程教育：能否更快更远
现代化教育是开放式教育，教育手段现代化是现代化教育的重要条件。发达国家近十几年高等教育之所以突飞猛进，与积极发展远程教育有直接关系。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美国1/10，却分布在比美国还要大的国土上，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65%以上。如此分散的人群，如此普及的高等教育，靠的就是远程教育手段。英国在1997年就提出了“全国学习网”计划，目标是2002年前将英国3.2万所中小学全部联上因特网，使45万名中小学教师和900多万名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和利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同时，要求全国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机构都要和“全国学习网”联通，使该网成为继续教育、职业培训的渠道，达到创建网络化“知识社会”的目的。据估计，美国有一半左右的高校提供某种类型的因特网教育，此类课程招收的本科生多达数百万之多，仅研究生就有二三十万人。
中国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才开始兴建专门的网上教育基础设施。教育主管部门挑选十所高校进行协作，共同开发中国教育研究网。目前，教育科研网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络之一，连接140多个城市和700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用户数量达400多万，成为推动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基础平台。正在实施中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是由国家教育部组织规划，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湖南大学作为首批确定的试点已开展工作。此外，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也取得较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中小学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学校已达6万多所，建立校园网三四千个，每年有数千万学生接受信息技术教育。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十分迅速，部分学校正由单机向网络化、多媒体化推进。从2001年开始，全国中小学逐步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
远程教育迈出了向网络化发展的新步伐。已开通的中国教育电视台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平台已具备播出8套电视、8套语音、20套以上IP数据广播的能力。实现了卫星网与CERNET的高速连接，初步形成了天地合一、具有交互功能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
然而，即使既定的教育目标都如愿实现，也难以满足经济现实的需求。而远程教育回避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最大化地优化了教育资源，为适应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开辟了更加宽阔的途径。在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学习的过程中，远程教育的威力目前也许还不能够完全预见，但对于交通不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尚存近亿文盲和科盲的中国而言，以零空间和零时间为特征的远程教育，应该被视为提高教育程度、增进文明传播极为得力的工具。那么，远程教育发展能否更快、更远？
由于网上教育较适合中国国情，商业潜力巨大，中国高校起步虽晚，但有足够的动力在这一领域争相发展。已有一批高校争先恐后地在迅速发展、潜在利润十分可观的网上教育市场划圈占地。1997年，湖南大学率先与当地电信公司合作开设网上课程，迄今为止已录取了数千名学生，并实现了收支平衡。2000年３月，湖南大学投资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30%的股份，以开设网上及其它远程教育课程，开创了从股票市场为高校网络工程筹集资金的先例。紧随其后，北京大学宣布与另一家上市公司进行合作，开办了合资企业性质的网站。北京大学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外国风险资本）筹集的资金已达五六亿元。上海复旦大学也与一家上市公司联手合作，着手组建合资企业、投资建立专门的教育电信网。此外，还有一批高校与国外一些公司签订合同，向国外提供在线课程。
据国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999年起中央政府已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建设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未来几年里国家还将集中投入资金，加大信息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发挥信息技术在未来教育中的作用。根据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推进教育信息化将分三个层次：一是以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教育技术在学校的普及和应用，二是网络的普及和应用，利用网上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三是开办现代远程教育体系，建设并提供大量的网络资源，不断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终身教育需求。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教育模式，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成为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教育信息化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事关教育和经济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据披露，“十五”期间，国家将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重点支持并加快以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建设，启动校校通工程，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网络教育，使之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应有的雄心
——比较美国的国家教育标准
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是为使美国的基础教育担负起使一国国民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使命而制定的。这一使命在中国有一个对应表述，即“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但美国的“标准”内涵之丰富，目标之有远见而又务实，措施之具体而又完整、连贯，对教育目标设定兼具的科学精神、务实精神和对孩子的尊重，是值得中国借鉴、学习的。
“标准”的引人注目之处，除了循序渐进的目标设定及其科学的实施手段和检验方法等带技术性的内容外，更在于其所表达的信念和价值追求。这个信念是：“所有学生都应该有而且也必须有机会使自己成为有良好科学素养的人”。标准认为，科学以实证为判别尺度，以逻辑为论辩武器，以怀疑为审视的出发点。标准指出，科学素养意味着对各种事物提出、发现并回答问题的能力，理智地参与公众对话和辩论的能力，倾听和尊重不同见解的能力，对国家决策所赖以为基础的科学问题进行识别并提出有科学依据的见解的能力，根据信息源和产生信息的方法对信息可靠程度进行评估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的形成均有赖于对怀疑、批判和探求真实的理性精神的培养。
标准正是把让每个人都具有与理性精神相关的素养作为奋斗目标，指出了这些素养的双重意义：一是能使人在领略自然界的事理时得以有充实感和兴奋感油然而生的高峰体验；二是这些素养既有助于每个人运用科学思维方式对生活中的大量问题作出明智抉择，又有助于个人作为公民去参与事关共同命运的集体判断，或者说有助于提高集体决策的理性水平。这里，标准同时关注着每个人的生命体验、生活质量和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能力。
培养这种旨在使学生提高自己生命质量并为日后的公民生活作准备的素养，需要的是面向每个学生的高质量教育。“高质量”和“面向每个学生”表明了一个雄心：把优异超群和公正平等这两个在实践中通常有冲突的目标结合起来。“优异超群”的目标可以从标准提出的科学素养内涵得到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让所有人学习科学”的庄严承诺则最为鲜明的表达了对教育公正的追求。在这个承诺中，公正意味着不抛弃任何人，不论背景、智力、兴趣差异，使全体学生都有达标的公平机会，意味着公正分配教育资源。但公正不仅体现在机会平等上，还渗透在教育活动的一切环节中。如评估学生成绩这一技术性环节，标准反复强调评估成绩时不可采用特定群体的观点和经验，尤其反复强调不可忽视那些在学科学上有障碍的学生的观点和经验。由于标准的全部内容展开了一个对所有人极具亲和力前景，因而被称为“是把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完美结合起来的典范”。
双重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发现自己在世界科技的领先地位有所动摇，在强烈的危机感中人们首先对教育进行全面反省，提出一个《国家处在危机之中》的报告，将教育问题提高到国家命运的高度，警告说：“学校质量下降会削弱国家的竞争力。”随后，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科学技术教育的国家计划被提上日程，其主导思想对现行教育理念和体制构成根本性的挑战。从1985年开始调查和研究，到1995年指导教育改革的《国家教育标准》正式出台，历时整整十年。而实施标准，完成改革计划的时间则定为1/4世纪。至于看到这番改革全部成果的时间，标准作了更长久的打算。
美国的《国家教育标准》对于中国教育深化改革，具有方法论和教育理念的双重借鉴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绝对统一的教育质量标准不可能也没必要，但对不同教育体制中的成功之处进行比较，以找到经济增长与教育制度之间的联系，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虽然要进行的比较即使十分审慎，所呈现的反差也肯定不会令人感到振奋，然而，唯其正视反差巨大的真实，才有可能产生深刻的刺激，从而使中国教育获得实质性改革并进步的契机。
中国提出素质教育问题并不比美国晚多少。1997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在中小学积极开展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将“素质教育”的特点归纳为：面向所有孩子，旨在全面培养其基本素质，重点培养态度和能力，使他们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发展并茁壮成长。目标尽管明确，但由于“素质教育”概念抽象，缺乏一个适应于广泛范围内的科学的衡量标准和评估系统，加上传统教育思想的阻力，实际操作上成效甚微。
“基础”的科学内涵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对“智”的培养，认识迥异。中国的教育传统一向重书本知识，且将灌输书本知识及其被掌握程度视为“基础扎实”的中心内容。通常的看法是，通过考试是一个人的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能否通过考试一直被认为是否学有所成的检验标准。由此形成对学生成长过程产生不良影响的教育教育等级制，且长期盛行。最大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已成为旧体制的牺牲品，模糊了教育的真正目的，而固执地把学生当作“考试机器”来操练，还以为这是在国际舞台上致胜的“法宝”。实际上，多数考试强调的只是复制知识内容的准确性———一种低级的认知活动。教师只教，学生只学，或者主要是教学大纲规定的材料；学生必须学会如何玩考试游戏，不会应付考试就意味着被教育制度淘汰，意味着个人的失败、家庭的耻辱，导致社会普遍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将教育看作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为了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准确地复制知识内容上，学生们靠的是记忆和反复练习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勤奋”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很受重视，对“勤奋”过于迷信式的认识构成了教与学的基础。但是“勤奋”常常与单调、反复练习划等号，不考虑到学习时间内的效率，更不用说创造性了。据说，中国学生在家庭作业上花的时间要比美国学生多得多，很少有为兴趣读书或者参加其它教育活动的时间。可研究结果表明，在作业上花的时间与学术成就或其它方面的成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学生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集中体现在严重缺乏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
随意从因特网上下载知识成为可能，个人运用知识的能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那些不是知识浅薄的人才能确定方向。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学校应该比过去更加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实际上，国外早在80年代末就已强调能力训练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提倡培养“生活能力”、强调“个性”、注重“自学和思维能力”。此外，团队精神、交际能力、灵活性等等，也成为基本能力的组成部分。按照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归纳，21世纪的现代教育四大支柱是：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培养富有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的人才，提高普遍的科学素养棗这确实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中心问题。但来自文化因素和习惯势力的阻力根深蒂固，并且在权威价值观下得到加强。为顺应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趋势，为使中国教育在21世纪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教育界尤其是教育改革家，应具有一种教育的雄心，克服阻力加速改革，尽快建立起新的教育风气。同时，还应负起另一种责任：改造中国社会的传统教育观念。
经济和教育双管齐下的革命
——印度软件业称雄世界的启示
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利器
尚未建设起高速公路的印度，近几年以其发达的“信息高速公路”令世界瞩目。据印度软件服务协会统计，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值目前大约每18个月就翻一番，软件开发和用户软件在全球市场占到了近20%的份额，仅次于美国。2000年印度软件业总产值达83亿美元，出口额为40多亿美元，占其出口总值在10%以上。在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印度占据其软件销售市场份额高达60%以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仅在解决千年虫问题上，印度的软件公司通过为其它国家提供服务，就挣到了30多亿美元。目前，印度约有软件企业1000家，软件工程师约28万人。在世界银行对各国软件出口能力的调查中，印度软件的出口规模、质量和成本三项综合指数位居世界首位。全球500强中，有160多家企业由印度供应其全球营运点所使用的软件。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认为，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印度。
虽然印度软件产业的历史，最早可以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外商如IBM与英国国际电脑公司主导整个印度信息产业；但是，根本的转变始于8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发生了全面深入的经济改革棗扩大对外开放，振兴股票市场，尤其是印度政府以政策为引擎，计划性踏上IT产业之路，由上到下倾国家之力扶植软件产业。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软件产业以年均55%以上的高速度增长，进入“大飞跃”时代。
信息技术产业形成的一股强壮的新生势力，把印度推上国际经济舞台。与以往不同的是，信息技术产业可以在道路、机场和集装箱码头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软件业将成为印度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利器，印度将因之而在全球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目前，印度的信息产业规模在4600多亿美元的全球市场上所占份额虽然还不算大，但印度政府的“国家临时特别工作组”非常自信地预测，到2008年，印度的信息产业规模在全球达万亿美元的市场上将达到870亿美元。另据麦肯锡公司和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联合会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2008年后，印度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年出口总额可以达到500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33%，将可以创造220万个就业机会，并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两位数。
果真如此，印度就可以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推动亚洲主要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几乎都来自制造业的出口，现在，印度可能成为第一个依赖信息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什么样的教育在撑印度的未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从中央到各邦都重视教育。印度软件业的崛起及其不可预测的经济潜力，源于其90年代以来的教育成就，源于其能够慎重抉择，把有限的经费分别拨给各个教育领域、设法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在知识经济中取得一席之地。近5年来，印度用于教育的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4%，明显高于中国等经济高增长国家。在教育预算中，用于高等教育的开支占2/3。
印度的软件业从业者都是受过高等培训的计算机专业人才，到2001年初，十亿人口的印度至少已有40万人投身信息产业，其中合格的软件工程师达25万以上。丰厚的人力资源，使政策奖励点燃的火花足以燎原，软件业已成为年轻人的第一工作志愿。以现有的教育能力，未来几年里印度的软件高级人才还将以每年6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
印度最大的私人电脑教育机构APTECH，已经拥有超过千家据点，近几年其营业额都超过50%，反映出印度社会的“电脑热”。在许多城市的街头，“网吧”、“网络咖啡厅”随处可见，估计在一万家以上，且收费极其低廉，成为年轻人接触信息的管道。戈德曼—萨克斯公司预测，再过３年，印度的因特网用户将从目前的1000万左右猛增到7000万。
撑印度信息产业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
印度软件业的崛起与教育改革有直接的关系。被视为印度“科学皇冠上的瑰宝”的6所理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调整，使之成为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最早的发动机。除对原来的理工学院系统进行改革、调整，印度政府特别设立5所信息科技学院，加快人才培育。这些学院强调企业家讲学、学生到业界实习，以便更贴近产业技术脉动。
印度各所大学每年培养出12万工科毕业生，如果把理工专科学校和遍布全国的3000所计算机培训学校都算在内，印度每年接受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劳动力以百万计。在印度，几乎每个月都有近百所计算机学校开学。
印度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知识优势，而不是国土面积上的优势。在《亚洲周刊》2000年的排行榜中，10所最好的科技大学中就有5所在印度；位列前十名的亚洲工商管理学院中，有两所是印度的。
东京理科大学教授芳泽光雄指出，重视数学教育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印度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认识到了数学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政策手段让年轻人接受足够的数学教育。从基础教育看，小学阶段开始，印度就十分重视学生打好数学基础。在课时安排方面，印度的数学教育课时很多。中学用于数学教育的课时每年约达到200小时。在中学毕业以及大学和专业学校入学时，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要进行严格的数学能力考试。与印度不同，日本在结束了以制造业为主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全部依靠计算机来计算，而且轻视数学教育，因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随着全球IP产业的发展，今后与金融派生商品、软件开发、IC卡、计算机、电子商务密切相关的密码技术方面，印度数学教育的优势将逐渐发挥重要的作用。
享受当代历史中最好的经济成果
信息技术及革命的进展如此迅速，以至于西方的教育制度都跟不上，而印度则在全世界赢得了培养高水平信息技术人才尤其是软件专家的声誉。十多年来，这个地域辽阔、贫穷而内向的国度，在全球经济的阴影下培养出了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大军。他们大多数人长期一直被外国大公司用作廉价的合同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到国外，在异国他乡的试验室里为别人生产最尖端的产品。尽管印度本国在信息产业方面发生的变革并不像印度的信息技术人员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的成就那样大，然而，正是这些技术人员及其所掌握的技术把印度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他们辛苦地劳作着，从帮助外国公司及时地解决电脑网络中的千年虫问题，到空中客车工业集团的飞行模拟器所使用的三维图像，印度的设计和工程公司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印度在计算机芯片、电脑设备和无线电话方面的成功范例比比皆是。迅速发展的信息产业正在填补横在印度人与西方之间的鸿沟，印度正享受着当代历史中最好的经济发展成果。
对于21世纪的印度而言，软件产业是这个文明古国走出幽暗的最重要的选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印度的信息产业一直集中在南部的班加罗尔地区，现在已开始呈现覆盖全国之势，开发信息技术的高科技园区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全印度已有18个软件科学园区，区内企业超过5500家，2000年出口值增长68%。被称为“印度硅谷”的南方大城市班加罗尔与新兴都市海德拉巴，已成为吸引全球资金争夺软件人才的焦点地区，在其周围聚集着10所综合大学、70家技术学院，每年产出1.8万名电脑工程师，成为印度最珍贵的资产。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大公司正在涌入这个国家，建立它们自己的软件开发公司，微软、思科、IBM等领先企业相继在那儿设立研发基地。
有成功经验在前，未来两年印度计划继续兴建28个软件科学园区。由政府部门支持的技术园区正在加强硬件设施，努力吸引投资者。印度过去是“西方的信息产品加工商”，现在已开始改变发展方向。经济比较发达的邦开始建立远程教育网络，还梦想让村村寨寨都连上因特网。印度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主席梅切尔卡直言不讳：“我们想成为世界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在全球分工体系里，印度的角色也逐步确立。《财富》杂志全球1000家大企业中，有266家外包软件到印度去。印度商业部计划在两年后，将这个数字提高到400家。世界银行估计，过去三年，进入印度的资金估计超过10亿美元；未来三年，预估将有100亿美元涌入印度。
印度似乎到达又一个重要的时刻。1947年摆脱英国的统治实现独立时，印度曾有过这样一次重塑自己的机遇。虽然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穷国来说，现在宣布成功还为时过早，但随着加入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提供的契机，印度在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日子确实为时不远了。印度经济学家Ｓ·巴拉说：“80年代是亚洲‘虎国’的时代，90年代是中国的时代，而信息技术革命将使这个十年期成为印度的时代。”
教育改革大潮席卷世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发展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教育系统视作关键环节之一。许多国家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教育思想到教育方式，都迈开了较大的改革步伐，以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和提高人才质量，巩固或提升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
美国：利用市场机制搞活公立学校
特许学校是美国近十年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到2001年，美国全国有2000所特许学校。据说9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州的高中生毕业考试合格率仅为一半，而近年的合格率已经达到了近80%。
自1983年里根政权耸人听闻地宣布“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后，美国历届政权都不断进行教育改革。一些州通过法规形式，制定了旨在使数学和理科的教育实力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学校教育目标。1994年得克萨斯州通过一项教育特许法，该法案规定，如果出现学校失去了魅力，学生们向教学质量好的学校转学的情况，即便是公立学校，也要对此引入市场机制。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得到州或学区的认可都能办学。不过，在使用政府拨款办学时，要做出一些承诺，如果学校不能兑现承诺就会被关闭。因此，为了生存，特许学校在对授课内容和时间安排上下功夫。特许法实行的是，原则上每五年进行一次审查。学区和学校将根据英语和数学测试结果被分成四个等级。这一结果将被输入到因特网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阅览。如果两年连续被评定为最低的等级，那么这个学校就将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制裁”。如果专家到校指导也没有得到改善的话，该校的校长就将被罢免，学生们就可以转到得到较高评定等级的公立学校。此外，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对学校的预算分配也是由学生的成绩来决定。目前，得克萨斯州共有约160所特许学校。
特许学校这种不得不进行竞争的做法使学校发生了变化，而且有望使学校恢复实力，公立学校也开始修改教学内容和校规。由于竞争对手增加，不断刺激公立学校，美国特许学校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除特许学校外，有人认为，美国教育实力的源泉在于寄宿学校。寄宿学校就是指中等教育中的私立寄宿学校(几乎没有公立寄宿学校)。这种寄宿学校不受特定宗教的束缚，也没有任何官方补贴，是“民办民助”的学校。其授课费依靠毕业生和学生家长等的捐款，以及以往存款的投资收益等来筹措。到2001年上半年，美国全国共有11万多所中等学校，在册学生约2000万名；其中寄宿学校350所，大约9万名学生。
所有寄宿学校的共同之处是，由于孩子们离开父母过住宿生活，断绝了父母的娇生惯养，使孩子们远离城市与大人们的“不良习惯”。孩子们在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教职员工的指导下接受人品教育。因此，寄宿学校都设在远离城市的农村。
寄宿学校的教师都经过精心挑选，几乎都有硕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占20%至30%。他们的工资也优于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虽然寄宿学校在授课方面采用讨论的方式，也学习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但课程的设置因校而异，而且课目要求具有思考深度和独创性。由于寄宿学校人才辈出，而且涉及各个领域，因而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人才成长的摇篮”。
新西兰：根据地区需求建立学校
2001年３月，新西兰全国约2700所中小学校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学校理事会”选举。这一选举被认为是仅次于“国政和地方选举，位居第三”的选举。新西兰总理强调说，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与学校和地区密切相关的学校理事会。
新西兰于80年代后半期着手进行教育改革，废除了各地区的教育委员会，把预算分配权和教员的聘用权交给学校，根据地区需要建立学校成为可能。应学生家长和地区的要求，1989年开始新西兰各学校普遍成立理事会，对学校运营进行监督。学校理事会由学生家长、校长和教职员组成，理事会成了雇主并负责招聘教职员，改革前由教育委员会派遣的校长也要通过学生家长们的面试进行选举。由于自由度的增加，近十年来这种教育方式受到了好评。
新西兰教育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由第三者机构对学校进行评价。教育机构评价局每三年对学校进行一次访问，并对学校的教育活动和理事会的运营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在因特网上发表，作为学生家长选择学校的参考。如果在发现了有家长与校长对立的情况，而且其对立关系得不到改善的话，理事会将会被解散。
学校自主权的扩大也导致学校之间的差距扩大，国家虽然负责制定全国统一课程，其教育内容却由学校酌情处理。由于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只能使用各自的教材或英语地区其他国家的教科书。计划2002年开始，新西兰将引入大学入学新资格考试。
新加坡:选拔人才从小学抓起
新加坡是亚洲国家中“精英教育”方面走在最前列的国家。新加坡推行的是通过早期筛选和集中投资来培养少数人才的战略，从中学阶段开始，每学年学习成绩排在前面的百分之几的学生，被作为将来优秀人才人选的依据；并通过高中和大学进一步筛选，最后留下的最优秀的人才，由国家预算资助出国留学。这些优秀人才如果在30岁前回国，将被起用为政府的局长级干部，在35岁前被委派做国家建设等重要的工作。
即便用“亚洲优等生”来形容新加坡也不过分。虽然新加坡的国土不大，但据国际经营开发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生产水平则处于领先地位。值得关注的就是，新加坡于8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教育改革——旨在以英语教育为中心培养精英。
新加坡是一个超学历社会，推行极为重视实力的政策。改革使得新加坡的学校教育竞争异常激烈。孩子们最初面临的“筛选”就是英语能力和学习实力的考试，通过多次的考试之后，只有那些优秀人才才能进入大学学习。由于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之间的工资差距很大，因而校内竞争也很激烈。如果能够到海外一流大学留学，或是进入大学研究院，就能享受到破格的待遇。因此，考试战的残酷性可想而知。考试战中落选的学生，无论其父母多么伟大，也难以找到好职业。虽然新加坡培养精英的教育并非完美无缺，但新加坡作为富有竞争力的国家，与其教育成效不无关系。
日本：不断变化中的教育体系
日本拥有超过１２００所大学和初级学院，注册学生达３００万，除美国之外，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庞大。尽管大学生人数众多，但是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数却相对较少。文部省一项调查发现，日本大学生中攻读研究生者仅有７％，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为１３％，法国为１８％。日本每１０００人中研究生的数量比上述国家少一半。尽管高等教育中入学人数众多，但日本知识领袖层人数却很少，这个猜不透的难题已经越来越引起教育界人士，包括政府有关部门人士的关注。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老龄化社会的出现，日本高等教育大力建立新的学术和科学行政框架，资金分配重新优先向研究领域倾斜。扩大研究生计划成为日本教育系统的一个主要政策重点。过去，研究生计划的功能通常一直只局限于训练研究者。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必须随着体系本身一同改进，以更好地支持专业训练。一些学校开设晚间班，为那些寻求职业专门知识的在职成年人提供方便。文部省在90年代末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生系统。某些研究生院的课程大纲转向特别专业领域，如金融、法律实践和公共健康护理，并训练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就像美国法学和商学院一样，日本这些学院的发展大有可为。
2001年文部省与科学与技术厅合并以及综合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开始运作，不久就将建成一种新的学术和科学行政框架。日本的大学预期可以在这一学术研究和技术开发新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在日本所有研究开支中，大学的研究开支约占２０％，这与美国和欧洲的水平相同。随着研究院的扩大和改善，为了更好地训练研究者，政府正努力推行研究员基金计划，如“万名博士后计划”。
来源：《瞭望》总第914期
2001年8月1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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