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與婦女】

計劃生育的另類思考
世紀中國／吳洪森

　中國從1971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截止2000年，婦女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44下降到1.8，30年間少生了3億人口，平均每年爲國家減少了100億因人口增長的開支。這一成效不可謂不巨大。

　中國推行計劃生育，主要是依靠行政強制手段。考慮到人口基數龐大，群衆節育意願普遍較低，似乎除了強制，沒有別的辦法。但是比照其他國家，我們將發現，他們沒有採取強制手段，照樣做到了新生人口大幅下降。前蘇聯，在1981年生育率就降到了2.0，到2001年，俄羅斯和烏克蘭更是下降到1.2，其他東歐國家也是如此。不但東歐，亞洲國家象泰國、斯里蘭卡等生育率都降到了2.0的水平。

　其他國家是依靠什麽使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呢？聯合國統計資料顯示，教育普及、尤其是婦女掃盲和受教育程度提高，會直接導致生育率迅速下降。

　知道了這個資訊，我不免設想：假如我們將平均每年上百億的計劃生育經費，用在普及提高農村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上，中國人口出生率照樣會迅速下降，並且社會綜合效果要比行政強制好得多。

　行政強制，使得從中央到鄉鎮的計劃生育經費年年增加，可是對婦女卻毫無幫助。在重男輕女、養兒防老傳統觀念控制下，那些生了女兒的農村婦女，如果回應國家號召，不再生第二胎，她的社會地位更爲低下，永遠沒有受人尊重的希望。她想生第二胎，又面臨行政強制。行政強制，使得農村的弱勢者更加弱勢。冒險生二胎三胎，生出個男孩來，還有出頭的希望，回應政府號召只生一胎，什麽好處也沒有。於是中國大地就出現超生遊擊隊，和政府力量展開長達幾十年的拉鋸戰。

　中國統計資料顯示，推行計劃生育最有效的是頭十年。到1980年，生育率已經從1970年的5.44下降到2.24。後面二十年，社會動員程度更廣，行政強制力量更大，計劃生育經費更多，生育率只取得下降0.44的成效。

　前十年之所以迅速見效，主要是城鎮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加上行政力量能對拿工資人員有效控制。第二個十年，基本上出於拉鋸戰狀態，90年統計資料顯示生育率在2.3，反而比80年上升了0.06。這十年中的計劃生育經費都白扔了，行政強制力量也白費了，得罪老百姓也白得罪了。到第3個十年，生育率才又開始明顯下降。這第三個十年生育率明顯下降，也很難說是行政強制的功勞，更可能是經濟發展，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的結果。

　中國統計資料還顯示，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達到高中的，生育率就和大城市女性一樣，只有1.2的水平。

　30年的計劃生育經費總值估計在3000億，假如將這3000億用來普及教育，就有3億人可以讀完初中。中國目前文盲和半文盲總人口只有1.8億，還可以多出一大筆錢來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故意傾向女性，中國大地不但全面掃盲，而且還多出一億多有高中畢業程度的女性。她們做媽媽，對社會對未來的利益，當然遠遠好于超生的文盲母親。

　可是，我們偏偏卻採取了成本高、效果低、後遺症嚴重的行政強制手段。這手段對高素質人口有用，因爲他們不用強制也有節育的願望，對低素質人口效用很低，結果造成高素質人口生育率急劇下降，低素質人口繼續膨脹的局面。

　推廣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爲什麽我們採取了行政強制手段，而沒有想到更高明的招數？

　根據“路徑依賴”理論，政府制定政策，採取措施，總是按照它認爲方便的切實可行的方法去做。建國以來，中國政府施政的慣用方法是借助行政命令的層層動員模式。這模式是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在資源匱乏情況下，這種模式是對付戰爭的有效手段，這種模式也便於實行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但是，借助行政命令的層層動員模式，不適合和平建設時期。因爲和平建設時期社會分工更細緻、社會發展更複雜，需要按照市場經濟來合理配置社會資源，需要及時發現錯誤，迅速糾正錯誤的功能。顯然，層層動員的模式無法應對和平建設的環境，但是行政手段有它的慣性力量，不會因爲社會環境改變而自動變化。所謂方便和切實可行的手段，實際上是行政的慣性力量在起作用。政府長期依賴這慣性力量，久而久之就只有硬手段，沒有軟手段了。因此，必須自覺變革才能改善政府的施政能力，必須警惕行政手段的慣性力量，才會將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考慮得周全一些。

　2003-11-9於香港